《洪业:清朝开国史》章节试读

《洪业》的笔记-第18页 - 北部边防

<原文开始>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原文结束>本句引贺凯著《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曰：“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并引亨利-赛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曰：“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
魏氏的观点似乎是一种接近真实状况因此更加合理的解释。如果太祖、成祖二朝对与所谓“北元”势力的军事作战之直接作用并深远意义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么很难解释太祖在1369年分封亲王诸藩时在北方长城一线设立“九边”等军事重镇，并以此为基础造成一条漫长的边城堡垒防御带【完成这项工程，并维持一支庞大的边疆戍军将是一笔巨大的经济开支并社会动员工作】；况且成祖朝有计划地发动五次大规模针对蒙古人的军事打击行动，甚至终于将首都迁至极为靠近国家北部边境军事缓冲区【军事防御线】的北平【迁都完成后方可称京】，以此将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发展重心向“九边”倾斜，这本是即是对在北部边疆防御蒙古人之重要性的清醒认识的体现。赛路易斯的意思其实就是中国的古话，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洪业》的笔记-第26页 -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脚注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85页云：“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同页脚注3引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470页云：“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 所谓边地武人家族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与明初所确立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军事体制的根本性变化有关。一方面，明初在地方政制格局创制之时所强烈贯彻的“分权”原则受到了现实状况的挑战——省一级政府因“三司”的事权分割而无力对地方社会的突发状况予以及时有效的掌握和控制，中央军事指挥权与统领权及军备财权的互补统属状态使得缺乏一个具体的权力部门对地方的军事行动负其责任，全国性的卫所体系的崩溃【尤其是关系紧要的边地卫所】使得整个国家在大部分地方都呈现出一种军事真空的状态【缺乏一支足够保障地方局面稳定的常备军】，【明祖那种指望“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粒米”的天真构想已经彻底为其所造成的尴尬现实所戳穿，他本人一直最不以为然的宋室之做法（募兵制）似乎成为仓促补救的唯一办法，而无论是从财政还是政治宣传，甚至是防止地方坐大和武将专权方面来看，这种做法都将导致明初创业者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所谓督抚之创设原本就是一种为了暂时弹压地方“盗贼流寇”和边镇兵变的权宜之法，但却因其本身的灵活性和较高的行政效率而逐渐成为一种用来加强地方控制力的“常规”。【此一点由“巡抚某某地方”的职称转变为“某某地方巡抚”的方面即可窥见，并且任职督抚者之“本官”一般乃所谓都察院之右都御史或右副佥都御史，即实乃一监察官员；并常兼某部堂官之加衔；故其本身即一中央官员之向地方外放“差遣”，因而其常赖按察使司所统之“道”来“巡抚”地方府县。】另一面，所谓募兵办法的具体推行，势必有赖于各地方军事重镇【尤其是“九边”军镇】的地方本土群体之主持，一部分“军户”当然成为推行这项工作的首要人选，这一方面是出于国家对其本身一定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的依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稳定边境社会秩序的考虑。边境军事环境的恶化使得国家对募兵制下军队战斗力及戍边效率与养兵费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如此状况下的实用性做法只能是将事权进一步下放，谨慎地培植一批以武将个人家族为组织核心的军事单位，并尽可能地削弱其中时有抬头的“私人部曲化”趋势。明廷的纠结态度大约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中央集权的状态【尤其是在军事体制方面】难免会因此受到削弱，这不但会给君权本身带来无休止的狐疑倾向，同时极易在官僚系统内部，尤其是边将武人阶层【其中甚至包括了明初以来造就的勋将群体】与朝堂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交恶，这终将对军事战略甚至是国家安全本身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具体在国家财政和税收乃至稳定地方社会等方面，将会在原本就已捉襟见肘甚至自顾不暇的状况下，时时受到边境战局的拉扯“盘剥”。国家机器在官僚体系的缓和功能下似乎能够很大程度地抵御“腐败化”带来的危机，但财税制度本身是脆弱且无法迅速整肃的，校正的工作尚未上轨道，新的巨大负担就永远地压了过来。边将集团的直接军事效用有多少虽不好衡量，但其所谓“忠诚度”却是被一再证明不值得依赖的。明初立国创制者对整个国家所奠定的运转基调决定了，以上的局域性改制尝试都将对现实状况之恶化产生更加不利的作用。

《洪业》的笔记-第14页 - 前言

题外话，不知道是不是跟职业有关系，看过好几个历史学家的照片，都是长得胖胖的，萌萌的，然后看着就能脑补出人一脸慈祥面不改色地跟后代讲伟大帝国的兴盛衰亡的场景。
我才读到前言啦，太厚了，不方便每天带过来带过去的。基本上是对清朝开朝时期一个简短的叙述和评价。有一段读下来，想到个问题。记下来玩。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管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这世上为达到自己的欲望，在这里是取得功名利禄，因而做亏心事的人也不少。即便是远离朝代的开始和灭亡时候，也有太多人出卖对于其他普通人甚至是自己亲友的”应有的“良知，以登高位或是谋取厚礼。给定这样的行为，人们好像对此一系列行为乃至其人本身的评价，因为接受这样“不道义“的帮助的对象而大相径庭。说极端一点，很多情况下，”帮“外人（外族人啊，外邦人啊什么的）都要恶劣过”杀“自己人（同一个家族，同一个朝代，同一个国家什么的）。
另外就是，摘录段落的最后一句话。满族的统治者来鄙视一些北方士绅或者江南学子苟且偷生，你带着兵马刀枪来让人帮你，甚至以其同胞家人的性命来威胁，然后再耻笑和谴责愿意受你威胁的人。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异想天开的时候觉得，如果真的发现了外星人，威胁也好，竞争也好。不管是不是曾经打打杀杀互相仇恨的地球人都变成”自己人“了，那时候人们的道德评价可能又要换一个系统了吧。
瞎想归瞎想。了解多些”事实“，再尝试想深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