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水位》书评

读后感十二

刘瑜是年轻一代政治学者中，名望较大而文笔犀利的一个，因此每每带着才女的光环，属于那种观念新颖却游离在体制之外的声音，虽然通读下来鲜有对当下中国的针砭时弊，可无处不体现出了“用理性讲真话”的精髓。但也正如季羡林老先生所指出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想必刘瑜老师也是心有所戚，而不能肆意发挥的吧，这种属于“中国式文人”的悲哀，让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背负着某种“污名”，于是知识界、思想界不能充分为社会提供营养和助力，甚至不能成为一个良好的民意与政策的沟通管道，不能形成一个国家制衡与先进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写不写这篇读后感，我是很犹豫的，谈论政治要面对的一个是“说不好”，另一个是“不好说”，这两扇紧闭的大门。幸运的是，我还有些常识能够形成独立的观念和思想，于是读到开篇的自序中就谈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我就按捺不住表达的渴望，想去陈述自己的观念和感受。现阶段中国无疑是存在着阶级的，但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在中国还没有一定的结论，如果按可支配收入来看，似乎是有着这么一批人，达到了西方“中产阶级”的标准，但我们不能忘记，“阶级”二字是有着某种政治地位和政治诉求的，而中国目前只能说有 “中产收入”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又有什么影响和力量，能对得起“阶级”二字呢？这些人要么善于利用规则投机，要么就是靠自身的勤奋、智慧，而成为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若谈到政治和阶级，恐怕大部分人甚至连自己的利益都是无法明确的。一位公司的前辈曾经对我说，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是好的，如果想法都一样就糟了，这个观念我认为是正确的，举凡是国家、社会，甚至是企业、社群，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必然会有观念的差异，于是美国就有了“驴”和“象”，英国也有保守党和工党，我们不是也有左派、右派、带路、五毛吗？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国家或者社群的良性发展，决定性的力量恰恰不是这两种人，而应该是更为坚定的中间群体，在西方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吗？如果按收入或者说社会地位进行的划分，我觉得可能过于片面了，当然也不应该是按人数的多寡来划分，在我的观念里，中间群体应该是这样的一群人，或者有着这样的属性：1、中立、客观、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2、有足够的良知与智识，能用理性讲真话；3、能明确和履行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与义务；4、能够公平的理解和善待一个社会中，其他族群或阶级的利益和差异。而当下中国却充斥着太多要么明哲保身，要么只认权力不认道理的人，以至于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屈服或盲从，而在该妥协、博弈的时候又剑拔弩张，最后往往一拍两散。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说是社会地位成了话语权的背书，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胆量和决心，去揭露事实真相维护公平理性，而有胆量、有决心的人又不一定有文化和知识，去认清现实、理性诉求。也许我的标准过高或者过于理想化了，但如果这样的人所发出的声音，在社会中能够占主流并能充分影响社会和政治，那么我们就不会面对无穷无尽的党争，在政治和经济上我们也许会少走一些歧路，也可以为下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更多的可能性。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体制型”为主导力量的社会里，而不是以“机制型”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于是，思想成了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难免会割伤自己。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光明也总在黑暗之后，没有黑暗又哪里会有光明，现代文明与社会，民主和人权，不正是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中诞生的吗？但是，如果人们不肯拿掉那双遮蔽眼睛，而属于自己的手，那么黑暗就是永恒的。偶尔翻阅历史，常常为历史中的偶然和必然所感叹，西方历史中因为有着古希腊优良的文化与哲学，才有了文艺复兴；因为有过极端的宗教迫害与黑暗的中世纪，才有了启蒙运动；也是因为有着重商主义和契约精神的文化传统，才有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人们为坚持信仰和思想所流的血、发起的战争历历在目，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能带来一定的进步，于是西方人才会格外珍惜信仰与思想的独立，才能尊崇民主政治和公平自由。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又有着多少为思想和信仰所发起的战争呢？在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主要有以下三种起因：1、人口过多，而生产力低下，土地兼并严重所导致的流民起义；2、豪强和门阀的崛起，中央政权虚弱，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内部战争；3、外族入侵，所造成的民族战争。可这些没有一个和信仰和思想有关联，而同权力和财富有关，绝大多数战争的结果，只是政权的更新和替代，而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或国家组织形式的突破。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造反者，思想和信仰都只是工具，可以拿来蛊惑民心或加以利用，但不值得也没有人为此发动过战争。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以宗教信仰为立国的根本，但偏安一隅很快就腐化堕落了；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也不敌军阀们枪炮。只有共产主义所领导的革命，是中国第一个基于思想和信仰，进而取得了胜利和政权的革命，但我们的国民，背负着二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历史基因，是缺乏民主和自由传统的国家，也是疏于自觉与自省的民族，而民主和自由这两个词，前者意味着秩序，后者意味着要有所约束。对于政治而言，没有一种思想或是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首先是一个思想和过程，而很难说是一种现成的方法或经验，代议制政府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法，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方法。每个国家的情况各有不同，这点本书中也有印证和表述，对于有些国家而言，混乱的民主还不如专政，秩序是自由的前提，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是通往自由和民主的先决条件。问题或悖论往往是：达成秩序的方法和准则是否公平有效？是否具有可行性与普世性？又由谁来监督和捍卫秩序？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中间群体”来实现，而不是越来越多的“五毛”和“带路党”。

有些人书评写的真好

有一位读者的书评写的真好:《是什么遮蔽了启蒙》对刘瑜的文字，批评与赞美都有。前者认为她写得太浅，情绪多于理性；而后者认为她坦白而诚实，在启蒙理想日渐凋零的当下，她承担起了读书人的责任。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种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我妈这辈子都在感谢政府。我也感谢政府感谢了几十年了。当然灵魂丰盈的人几乎是不幸的。灵魂里那么多瓶瓶罐罐，背在肩上，栓在脚上，挂在脖子上，造成身心严重超载，如何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讽刺的相当到位。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这样的口气写灵魂，像是信手拈来。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的时光。一个太平洋鼓捣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我们都还在找地上的便士。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都一样没有味道--被打败了。如果牛顿出生在中国，20岁的他，冥思苦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飞并把这个困惑告诉他人时，他爸爸会不会一巴掌扇过去，说：你吃饱了撑的是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不赶紧讨个老婆去！--说不定还真有人这么想过，然后被扇了巴掌。哈哈。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的国子监成立时间大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滔滔不绝的发泄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到底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埃菲尔铁塔卢浮宫还是香榭丽大街。--这个只言片语太唯心了。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她的读后感。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将你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他的玷污。所以我的读书里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餐桌上的虚荣心。形象。我也虚荣过。尽量以后不虚荣。不浪费生命。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家大机器应对社会毛细血管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做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好像好有道理，我只能点头。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这里是论证在资本主义国家高喊社会主义好的人却留在资本主义社会享资本家的福。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的还挺快。--什么什么中游泳，而且还。。。挺有意思。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允许亏损甚至破产，是失败的可能性创造了成功的机会“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想起两千年前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日本的政治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翘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垫底改良及至水滴石穿。也许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值得推荐。就像开头的书评人说的那样。她承担了读书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