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书评

校对不精，错字无法容忍。

中华书局出的这版李贺诗集，其作者曾编撰过李贺资料，也一直在致力于李贺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校对不精，错字让人无法容忍。例：汪元量，错成“汪无量”P334；鲍焦错成“鲍鱼”P630。由于没做笔记，只找了印象深的这两处。希望再版时能修订。

论李贺兼及顾随

近现代以来于古诗词评析真能别具只眼者，先有王静安，后有顾随。两位均是创作评论同时擅场，并且融汇东西方的美学及哲学观点，即便品评诗词，往往境界有出于文学之外。而此后叶嘉莹及周汝昌承接顾随衣钵，则不过是把顾随的思想加以体系化，或在顾随开启的观点上再加延伸而已，并未真正能别开生面。前几年叶嘉莹整理出版的《顾随诗词讲记》至今在案头不时翻检，而叶嘉莹本人的著作虽也曾买了一本《唐宋词十七家》，但是读过两遍之后便搁在书架上。其原因，盖在于顾随是以哲人之眼看诗，又以诗人之口解诗，往往言有尽而意无穷；而叶嘉莹则是纯以评论家的眼光来评诗，所以意止于言。正是因此，当我购得李贺的诗集，浏览一过，便忍不住打开顾随的诗词讲记翻到李贺一章，看顾随是如何评论李贺的。其中主要评论文字见诸于专题论文《说长吉诗之怪》以及《驼庵诗话》中“分论之部”。大略概括而言，顾随评论李贺时提出了以下的观点：其一，幻想与人生：“吾国人没幻想又找不到实际人生。老杜抓住人生而无空际幻想，长吉有幻想而无实际人生。”其二，诗情与诗才：“诗人固须有大的天才，同时亦须有大的同情。吾人固不敢轻视长吉之诗才（诗确有才），然绝不敢首肯其诗情。”其三，理与文字：“‘理’总合内容、感情、思想、智慧…贺之理不及《骚》，而幻想怪奇方面表现于文字者过之。“其四，美与怪：“《九歌》能给人美的印象，而李贺给人印象只是怪。字法、句法、章法皆怪，连音都怪。“其五，病态与健全：“人若老想疯狂，乃病态心理，则其精神不健全。”以上五个方面并非分隔截然，而是错综交汇。其实如果检阅前人诗评，则顾随之言其实多有所本，例如张戒《岁寒堂诗话》：“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这一段话颇可以当以上所提及“诗情与诗才”、“理与文字”的注脚。又如谢榛《四溟诗话》：“白乐天正而不奇，李长吉奇而不正，奇正参伍，李、杜是也。”此外，类似评论所在多有。就此而言，顾随的议论虽非刻意蹈袭前人，却也与历代论者一鼻孔出气：推举李贺的才华，却惜其内容之不足；欣赏长吉之奇，却更称许老杜之正。总之，虽非全然抹杀，但已颇见抑扬。当然，也有不同的评论观点。如刘辰翁《评李长吉诗》：“旧看长吉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落笔细读，方知作者用心。他人观不到此，是千年长吉犹无知己也。…谓其理不及《骚》，未也，亦未必知《骚》也。…千年长吉，余甫知之耳。诗之难读如此，而作者尝呕心，何也？”刘辰翁为李贺辩难的用意昭然。又如无名氏在《李长吉诗集》嘉刻本上的批语：“凡学此公，须知意意、句句、字字、篇篇，不欲染着一点旧尘、纤毫庸气。”也大有为李贺之“奇”张目的意味。张佩纶《涧于日记》：“董伯音亦云：‘长吉诗深在情，不在辞；奇在空，不在色。’至谓其理不及，则又非矣。诗者缘情之所，非谈理之书。”则为长吉“理不及”一辩。凡此，可见固然历代诗评的主流与顾随所言同一论调，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所谓“诗无达诂”，亦可见论诗之难。不过，大凡前者我以为都是先高悬了一个理想的诗歌创作范式，再把李贺的作品与范式进行比较，言下总有“应然”之意。而创作一途只有“当然”，何来“应然”。所谓“当行即行，当止即止。”然而行止之间并无规则可循，纯是作者的意兴生发。这是创作的秘密，无可说也不能说。失败的创作固然可能有失败的原因，但成功的作品却没有成功的配方。李贺的诗便是如此，我们不须去考量他若是如何，可以更好等等，要之，关键是他的诗歌能否成立，能成立，便是好诗；不能成立，便是坏诗。譬如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引用纳博科夫的一段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认为陀氏之失在于作品中无自然之描写。纳博科夫的原话出处我不知道，但是文章作者仿佛奉此言为圭阜，并据此评论陀氏，却殊是可笑。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中往往空山杳无人迹，仿佛纯粹刻画自然，但人物的趣味。境界自在其中。而陀氏的作品虽然甚少自然景物的刻画，但人性的幽深岂非自然的奇观？记得小学时作文，堪为模范的便是作文中有景物描写、人物外形描写、人物心理描写等等。有时老师还会在心理描写下划上红线，以示赞许。此种观点，也不过是以小学作文之法则去评论大师之创造。不知作品本无应然，而全是当然。艺术家不是凭借自己遵循的某条金科玉律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反之，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无不是凭借自己的作品而颠覆规则、创造例外。就此而言，李贺是真用心于诗歌的创作，对语言的自觉性、对意象的敏感性都达到了古典诗歌中的一个无可企及的高度。通过对词汇的超常的使用与调度，李贺创造了一个有别于日常言说的诗歌的世界。从现象界而言，李贺的作品真是无理，但作为一个自足的文本世界，李贺的作品又真是有理。而李贺的诗歌对汉语的挪用至今尚未开掘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度中断而至今难以接续的另一种传统。此外，李贺的诗歌固然常常刻意出奇，如《李凭箜篌引》几乎是通篇皆奇，几不可解，意象纷繁，眩人眼目。但也有恍如平淡却真不淡之处，如 “心事如波涛，中坐时时惊”、“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野色浩无主，秋明空旷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等，皆是极平淡又极险之句。又哪里是“怪”之一字可以褒贬？2012/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