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娜拉》章节试读

《彷徨的娜拉》的笔记-美国小镇文化的幽灵正在复活 - 美国小镇文化的幽灵正在复活

二十年前刚来到美国时，看到电视广告中处处是性感迷人的壮男美女的身体，以为美国文化大概就是充满享乐主义的“肉人”文化。父亲大概也有同感，在他的著作《人论二十五种》中还专门写了一篇《肉人论》，嘲讽美国的“肉人化”。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感到危险，所以近三四十年，就开始缅怀古老的小镇，重新提倡小镇文化。
其实，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基本社会组成特征是小镇和它的宗教，也就是新教伦理精神，不追求物质享乐，而是追求精神上的完美。就像富兰克林说的，世上有十三种有用的美德：不喝酒、沉默、有条理、果断、俭省、勤奋、真诚、公正、温和、清洁、安宁、贞节和谦逊，而他所提倡的这些美德的载体就是美国小镇文化。丹尼·贝尔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论述道，在新工业和消费社会以及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小镇的新教传统已经不再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那种强调节俭自律的传统价值体系逐渐被开放式的享乐式的代表城市生活的美国文化所取代。然而，即使已经不再是主流文化，即使已经被瓦解得支离破碎，小镇文化还是作为一种传统坐标，还是和美国大都市的商业文化对峙着，无论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一些好莱坞的电影中，我们都还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
在美国的电影和小说中，大都市文化与小镇文化的二元对立是常常出现的主题。认同现代性开放文化的一派，就会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讽刺小镇文化中乏味、单调与古板的日常生活，讽刺小镇人们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坚守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抨击这种文化令人感到窒息的一面，比如《革命之路》、《谁害怕维吉尼亚·伍尔夫？》、《冰风暴》、《美国丽人》、《兔子，快跑》等作品；相反的，怀念小镇文化的一派，则会充分表现其“乌托邦”的美好的一面，每个回到小镇的人，似乎都经历了一场精神洗礼，把物质文化中肤浅的糟粕全都洗涤掉，重新找到了“精神家园”。
我很喜欢的喜剧演员金凯瑞Jim Carrey 演过一个电影叫《majestic》，就属于非常典型的对小镇文化精神怀旧的电影。他演一位给好莱坞电影公司写剧本的作家，名叫Peter，由于大学时代曾经加入过左翼团体，在麦卡锡时代被定论为“共产党”，需要接受隔离审查，于是他的生活一下子跌入到了谷底。一个暴风雨晚上，他酒后开车，不幸出了车祸，车与人都被卷入狂涛之中，他被海浪冲到了一个小镇，并失去了记忆。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小镇，因为小镇中的许多年青人都在二战中牺牲了。Peter被小镇上的人误认为是二战中失踪的英雄Luke，于是整个小镇的人们都热烈欢迎英雄的回归，而他似乎给小镇带来了久违的快乐和笑声，并从此开始了一段体验小镇文化的生活。逐渐的，他被小镇中朴实正直的人们所感染，被最朴素的亲情爱情友情所滋润，开始明白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所捍卫的恰恰是这种诚实、高贵、自尊、自律、勤俭、友善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才真正属于美国精神，才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恢复记忆后，明白自己并不是Luke,在官方的追查下，不得不作为Peter重新接受审查，这时，好莱坞公司与官方私底下做了一个交易，只要Peter随便供出一个共产党的黑名单，他就可以得到自由。由于受到了小镇文化精神的洗礼，Peter在法庭上鼓起了勇气，面对事实说话，呼吁美国人要重新找回诚实，重新找回最根本的美国精神。最后，他获得了自由，但是无法再过好莱坞那种表面华丽实际上空虚的生活，最终选择回到小镇，而小镇的人们又像拥抱英雄一样地拥抱他，因为他捍卫了小镇文化，捍卫了做人的最基本原则。这部电影表现的是一个现代人被传统的小镇文化精神重新“启蒙”的过程，他的心灵被小镇文化“洗涤”之后，不再迷失，不再是现代荒原中的空心人，而是找到了永恒的故乡。
最近的一部好莱坞电影《小镇上的新人》（New in Town），也是对小镇文化的怀旧。主人公是一位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企业女高管，非常喜欢大都市的文化。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公司派到一个冰雪覆盖的明尼苏达州的小镇去监管公司所属的濒临破产的工厂。在这个小镇中，她的身心也被“改造”了一番。原本心灵冷漠的她，逐渐被小镇人们的温情和善良所打动，并找到了爱情，找到了人生中的幸福和快乐，最后她用自己的高管知识帮助小镇的工厂成功，并选择永远回归小镇。
这些歌颂和怀念小镇文化精神的电影，很像中国现当代的小说和电影中常常出现的城乡对立的题材，比如在苏童的小说《米》里，城市代表着欲望的深渊和人性的堕落，而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乡村小镇处处弥漫着田园的诗意和邻里的温情。最近看到一个电影《江城夏日》也延续了这一题材，让在城市中堕落成妓女的女孩最后回到了童年记忆中的家乡。然而在很多当代中国的小说家的笔下，这个被美化的乡村的“精神家园”已经回不去了，比如阎连科的《风雅颂》中的主人公杨科在逃离了充满欲望和荒诞的城市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发现还是一样的荒诞，原本美好的记忆中的家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同样的，贾平凹的《秦腔》也为乡村文化唱了一首挽歌。相对而言，美国人大概更浪漫些，还是努力地维系着已经面目全非的小镇精神，让在现代大都市生活中迷失自我的人们最后还能找到一个精神的栖息之所，让在现代生活中被异化的人们重新找到人间中的温情和正直。
虽然美国的大都市文化富有包容性，能够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和文化，比较宽容、自由和开放，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还是更加欣赏代表原始的纯正的美国精神的小镇文化，因为在小镇的文化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再是一个孤岛，都不会迷失在现代化快速的节奏里。走在小镇干净而安宁的街上，到处有人向你微笑示意；在缓慢而简单的小镇日常生活中，你随时能感受到人性的芬芳。
二0一0年写于马里兰

《彷徨的娜拉》的笔记-辑一与辑二 - 辑一与辑二

I.
我的一位在馬里蘭大學婦女研究系的博士生，剛剛寫完關於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職業女性的困境的博士論文，她經過採訪和文學文本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女權主義實際上是一個大倒退。錶面上看，這些職業女性好像是全球商業化的受益者，實際上她們受著中國男權社會和商品社會的雙重壓迫，不僅在職場上，而且在家庭中，她們所受到的壓力比以前更大了。她們不僅要面對既工作、又做家務的“雙肩挑”，還要面對商品社會中把女性商品化的困境。
II.
中国现在富裕起来了，海归（海龟）也变得愈来愈多。大部分海归都有一定程度的「中国情结」，不乏爱国的赤子之心。有的人留恋的是乡土，有的人留恋的是亲情，有的人留恋的是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但是更多的人是为了在事业上求得更大的发展，毕竟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就业机会和赚钱机会比遭受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彷佛还要多得多。所以，比起晚清和民国时那些心怀远大的报国理想的「海归们」，现在的海归们的捞钱意识似乎远远胜过其爱国意识。
[...]
当今的海归也许赶上了所谓的「中国盛世」，如鱼得水，绝不会像方鸿渐那样成了社会的「多余人」，而是活跃在各个行业里，成了社会主流，成了不同层次的领军人物。但是，由于失去了晚清和民国早期海归们的那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情结，当今的海归们更加务实，更加讲究要适应中国社会，而不是去改变这个社会，也很少人会为这个社会的畸形而感到灵魂的扭曲。在物质主义极大发达的社会里，他们的捞钱意识成了主导力量，于是不自觉地选择随波逐流，该赚钱的赚钱，该包二奶的包二奶，在道德伦理沦丧的社会里享受着灯红酒绿，享受着海归身分带来的特殊待遇，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漂浮沉迷，一点都没有「多余人」方鸿渐所感受的灵魂的挣扎与心灵的孤独。
比较起这几代海归，我还是最怀念早期的英姿风发的梁思成们和林徽因们，即使他们最后还是逃脱不了悲情的命运，他们的心灵却是最为强大的，也是最为美丽的。当今的海归们虽然赶上了吃香的喝辣的中国盛世，可是他们的心灵却最为孱弱，灵魂也最为迷失。即使腰缠万贯，心灵已经变得荒芜一片。
III.
我也不由得想起庄子的丈人圃畦的故事，庄子质疑机械，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庄子认为机械会迷乱人的本性，让人脱离天道自然的运作，他之所以反对机械，是希望人能够保持纯朴的天性，过着顺应天道自然的生活。现代科学技术和文明发展虽然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让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安逸，可是事实上却离天道自然越来越有距离，让人越来越依赖机器，人不是变得越来越自然化，而是变得越来越机器化了。庄子的这种看法，在本雅明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他在《启迪》一书中曾用德国艺术家保罗·克利的一幅画《天使》来批判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摧残，这天使“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承前启后事件的地方，他看到一场巨大的灾难。这灾难不断堆积着残骸，把它们抛在他跟前”。本雅明对“进步”的质疑跟老庄说的返回原始自然的本真状态的思路是一样的，他们的天使都是背对着未来的：“从天堂吹来一阵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使他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可惜，老庄和本雅明的“向后看”的姿态，在后工业社会中是不被人理解的，大部分人只看到科学进步带来的方便与安逸，却很少看到进步带来的负面作用，只有当天灾人祸真正来临时，才有少数人会开始聆听这种警示的声音。
IV.
庄子在谈到隐逸时，指出有两类隐逸：一种是“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另一种是“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也就是说，一种是非世之隐，一种是避世之隐。
[...]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写马可波罗为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描述他在路途中走访的每一座城市的故事，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每一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没有尽头，也没有出口，人们没有办法从城市逃生，而只能被城市所监禁。他说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我们天天生活的地狱城，而出路只有两种：一种是“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也就是被城市所异化；第二种是“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并“赋予他们空间”。这第二种“非地狱的人”也许就是现代隐士，反抗被商品社会异化的人。生活在全球化的“通用城市”中，我有时也渴望做一个现代隐形人，渴望有一座不同的城市会出现在城市的缝隙里，在那里，人不会再做商品社会的奴隶，不再做自己房子的奴隶，城市变得洁白透明，人也变得洁白透明。
V.
首先，林语堂提倡“悠闲的生活”，也就是慢节奏的顺其自然的快乐而享受生命的艺术生活，以此来对立于机械的讲求效率的现代文明生活。这种慢节奏的悠闲的生活，是尊重人类的“生物性”和“自然性”的，比如他说“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只有在这种悠闲的生活中，人们才能得到内心大的自由，不会变成讲求效率的机器人。相对于这种悠闲的诗意的生活，林语堂批评美国文化的三大恶习是“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这是典型的“心为行役”的境地，使人在现代工业生活的高速度下失去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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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到了美国，看到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几乎是无孔不入，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观念异化着人的自然本性，于是他采用了庄子的“返朴”的自然主义立场，呼吁人们应该停止用观念和智巧等对人的本性进行雕琢和束缚，应该返归朴素的自然。他说：“只有那个能轻快地运用他的观念的人，才是他的观念的主宰，只有那个能做他的观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观念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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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林语堂用“合理尽情”的观念来对抗西方的工具理性化。林语堂发现西方文明非常重视逻辑，而缺乏常识，也就是缺乏“合于人情”的思想。林语堂用“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来描述中国文化中的“近情合理”的思想，他还谈到：“这种近情合理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错误和谬行都是可以获得宽恕的，不论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相对而言，林语堂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非常讲究逻辑，但是缺少中国的“合理的自然主义”，或是“近情”的精神，或是生活中的“常识”。比如林语堂批判西方学院派的专门化和分割知识，认为这种逻辑思维和专门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一种扭曲的现象：“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没有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有意思的是，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也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知识的专门化，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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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林语堂的这些主张——回到慢节奏的艺术的人生，回到原始的质朴的状态，回到常识性的近情的自然主义——是针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评，可是我反倒觉得现在居住的美国郊区的小镇生活中处处皆是林语堂所说的“生活的艺术”，人们只要一下班就扑进大自然，或健身锻炼，或在自己家的前后院做园艺，平时都过着最简朴的生活，没有任何大都市的繁忙与奢华。反而每个暑假我回到北京，才觉得北京的大都市生活里缺少林语堂说的这些艺术化的人生，周围的人们忙忙碌碌，个个都忙着追求成功，追求发财。当然，即使生活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我们也一样可以寻求这种“艺术的人生”，一样可以避免成为现代工具理性的奴隶，避免成为概念和公式的奴隶，避免成为物质主义的奴隶。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努力发现自我，努力找回那个接近自然本性的自我。
VI.
当然，教学和学习手段是越来越先进了，可是我却强烈地感到，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正在悄悄地离我们远去，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灵晕”（aura）吧。本雅明说，“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晕。”而我在电子数据时代中所体验到的那种“灵晕”的消失则是诗歌的消亡，是书写文字的消亡，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感的消亡，因为这种消亡，使得我更加地怀念我在北大的青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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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面前，没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没有等级贵贱的差别，只有文学感觉、趣味和才能的差别，还有精神和思想深广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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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逐渐被疯狂消费的商业社会和全球政治所挟持的当下，在到处泛滥着“下半身写作”、美女写作的境况里，我的内心仍然能够保持着平静与纯净的状态，保持着纯文学的状态，没有被外界的喧嚣所侵扰，因为北大时期的那种文学的“灵晕”始终伴随着我、照耀着我，始终回荡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