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
出版日期:2015-7
ISBN:9787301259794
作者:[美] 包筠雅 (Cynthia Joanne Brokaw)
页数:526页
内容概要
包筠雅，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
书籍目录
图表目录
凡例
第一章 导论:四堡书籍贸易与清代社会
上部 四堡的图书出版业和销售业
第二章 背景
第三章 四堡出版业的起源和书籍的生产
第四章 四堡出版业的结构
第五章 “我们都是兄弟”——分家、书坊的增加与竞争的控制
第六章 四堡书籍的销售路线
第七章 流动贩书与分店的经营
第八章 闽西社会和帝国晚期经济中的四堡“儒商”
下部 四堡刻本
第九章 四堡刻本的特征和来源
第十章 教育类书籍
第十一章 礼仪指南、医药指南和占卜指南
第十二章 小说和纯文学
第十三章 四堡的客户和清代的大众文本文化
第十四章 清代中国印刷文化的扩散
附录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福建四堡是闽西群山中一处偏僻的村落，但在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叶，它却是繁华的雕版印刷业之乡，通过流动书贩和四堡人经营的大小书店，为中国南方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教科书、家用指南、医疗手册及传统名著。《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的作者通过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长期实地考察、文献分析，穷十五年之功完成本书，对于晚清民国四堡的出版-销售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进而使读者得以窥见南方基层社会的社会风俗、文化兴趣与精神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社会史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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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帝制晚期的旧中国可能的确“贫穷落后”，但未必“愚昧”——如果“愚昧”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很低的话。根据美国学者罗友枝的研究，在19世纪的中国，35-45%的成年男子和约2-10%的女子都具备基本识字（两千个汉字）能力，这个水平在全世界而言都是不低的。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不仅普及了文化，还足以使普通民众处理基本的账务、合同、契约等事务，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华人在这些方面的所长，使得他们在移民到南洋时超越当地人而占据了商业网络的顶端。借用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的话说，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历来是一种“书本的文化”（a culture of the book），与欧洲天主教传统中的那种“形象的文化”（a culture of the image）大为不同。中国的口语文化传统不发达，民众历来以识字为荣，文盲即便在乡村里也被讥为“睁眼瞎”，加之科举制度下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遂使中国传统社会几乎不存在什么怀疑读书识字的价值观。最后，中国又是发明了纸和印刷术的国度，这就更使得人们接触到书本成为可能。不过，以往对于传统印刷文化的讨论，通常都集中在那些印制精美、保存完好、几乎已堪称“珍贵文物”的典籍和善本上，它们自然是当时文化的精华部分，但理所当然地也是精英文化的体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阅读生活及所受的文化熏陶而言，却不见得有多大帮助。学者们通常多只是笼统地认为，“在过去千百年中，戏曲和宗教是形塑中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的两种最重要的工具”（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但美国学者包筠雅在考察了闽西一个书籍印刷中心之后得出的结论则是：至少是在清代的东南地区，书籍已经相当深入地渗透到了基层社会的民众之中，它们尽管印刷粗糙，但价格低廉、无孔不入，比清末之前任何一个精英阶层更有效地推动了下层社会的启蒙。用她的话说，“四堡的出版业揭示了清代印刷文化的两个重要趋势：坊刻出版在地理上延伸至书籍文化迄今基本未曾触及的乡村内地和边疆地区；与此相应，文本在社会层面渗透进这些区域的下层百姓。”现在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重要而兴盛两百多年的出版业基地，居然是在闽西群山之中的一些小村庄。不过考虑到直至近代，中国的学术、教育、出版中心才完全转移到大城市，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可能也正是四堡所处的乡村环境，使得他们的出版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乡村社会的文化需求，采取某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策略，避开在发达城市和苏州、汉口等地印制的精美书籍竞争，而在村镇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和西欧近代的出版家一样，他们秉持着“对于一个书商来说最好的书是卖出去的书”这一明智的原则，主要选刊绝对普及的“畅销”书，例如四书五经、家常日用类书，而这又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普通中国社会精神需求的侧面。无论如何，他们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在远离都市文化、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乡村腹地，也存在很大的对书本的需求，且书籍文本已广泛流传，而他们又进一步推动和促成了书籍传播和识字能力的扩散。值得补充的是，清代出版业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深刻变化，是奠基于明代以来文化知识普遍“向下渗透”的趋势之上的。虽然明清时进士主要出在发达地区城市及其附郭县，但在地方政府的极力推动下，清代较远州县的科举人才也出现了进展。据洪璞研究，江苏吴江县的进士，在宋代仅局限于县内极个别城镇，县域内大部分乡镇在宋代无一人中进士，但到明代则境内各地都涌现出了中进士的人才。这并非个别现象。此外，清代人口是明代的三四倍，而进士数量并无增长，这就使得清代的人才竞争更趋激烈，且各地有更多受教育后未能跻身全国性精英的读书人，这都为书籍的广泛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毫无疑问，和任何商品一样，书籍能广泛流通，取决于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力，后者有时甚至更重要。即便我们假定清代中国人普遍想要买些书来读，但不必讳言，它毕竟是在满足衣食等更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的“非必需品”——毕竟不吃饭活不了，但不读书还可以活（也许极少数读书人除外）。遗憾的是，包筠雅并未估算当时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不过可想在食品、衣服的开支之外，一般人家只能有极少部分用于文教。四堡的书商坚定贯彻“薄利多销”原则无疑是对这一市场现实的适应，它最贵的几种出版物批发价是：《聊斋志异》1.1两银、《本草纲目》和《康熙字典》则大致均为8钱银。按张仲礼的估算，当时一个劳工年收入仅5-10两银（但雇主提供伙食），中等收入水平的私塾教师则年薪约40两银。晚清时明恩溥曾说，在山东乡村，一部刊印精良的新《康熙字典》，足以花掉一位乡村教师一年的薪水。因此，“在方圆八个或十个村子里，可能只能找到一部《康熙字典》”，他认为“普通”中国士人没有几本书，“因为在这个发明印刷术的国度，书籍不过是富人的奢侈品。”明恩溥所说的那种《康熙字典》版本无疑非常之贵，但四堡书籍的定价却至少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承受的——如果参照18世纪中后期法国《百科全书》的价格就更是了，当时法国平民很难买得起，因为“一部‘便宜’的八开本的价格就几乎相当于一年的食品预算，一部四开本相当于一年半的，一部对开本则相当于四年的。”（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正是由于四堡书商契合下层社会需求的销售策略，使得阅读活动和经典文化从某种特权变成普遍权利，从奢侈品变为人人可获得的事物。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相比起20世纪初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这些商人们可算是“走向民众”的先驱。那不免让我想到所谓“启蒙运动的生意”，达恩顿对那些法国书商的评语完全可以借用在这些四堡的客家出版商身上：“他们知道自己是启蒙运动的媒介，不过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启蒙运动的义务，而是因为他们做启蒙运动的生意。”四堡的书商所从事的也可说是“儒家启蒙的生意”，虽然他们以“儒商/士商”作为自我认识，在族谱中也认为自己印书、卖书正体现了其儒家本质，但也会“相当坦率地承认出版售书的逐利性质”，虽然所有地方志中都“没有一位四堡商人因出版商或售书商的身份而得到尊崇”。与国内对印刷术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本身的倾向不同，包筠雅可说代表着一种西方学者的路径：借由印刷术来讨论一种“印刷文化”，并进而借此理解那个社会。因此，她的兴趣不在于“技术史”，倒不如说充满了历史社会学的旨趣。她也无意过分抬高四堡马氏、邹氏两大出版家族的成就，她一方面深入详尽地分析了他们的出版书目、销售网络，为我们揭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清代南方书籍销售、文化普及如此广泛深入的画面；另一方面也客观指出，四堡的诸多书坊长期“只能采用粗简的方法来经营图书出版、销售业”，刻字、印刷的大部分工序其实也未必需要很复杂的文化技能，因为在细分的流程中，那往往是机械性的工作，可以由家族劳动力相当灵活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堡出版商最终的衰落之所以不可避免，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当初促使他们成功的那些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他们极好地适应了一个静态、保守的社会，致力于传播一种稳定而保守的文化，如包筠雅所言，“是在思想保守、读书只为科考的学风下从事出版业的”，以至于当1905年科举废止给了他们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他们原先畅销的出版物突然之间就过时了，或被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他们无法适应这一剧变，还在于长期以来他们是依靠雇佣家庭成员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作坊式的运作、在乡村腹地没有竞争者这些层面，却从未在获利之后设法改进书籍、技术升级或深入到江浙等更有利可图的市场，这正是因为他们原先的运作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组织和做法，以至于难以自行作出结构性调整来应对新的挑战。就此而言，四堡出版业的兴衰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缩影。已刊2015-11-30《经济观察报》----------------------------------------------------------------------------------------------------------------勘误：p.12：在对日本出版业的研究中，Peter Kornicki建议，8000次是个合理的数据：按，这里suggest应是“暗示”、“表明”的意思p.137：在浙江瓯江流域、江苏和两广（瓯吴粤岭）售书。后来他在闽南港口漳州（闽漳）贩书：“瓯吴”与“粤岭”、“闽漳”并举，恐应是单独指瓯江一带p.138：白沙（在江西、湖南或广西）……族谱没有确指此地在何处：按此处更可能就在闽西，即p.404第二段所提到的“白砂”，即今龙岩市新罗区白沙镇p.144：地图上江西“武昌镇”：应是“吴城镇”p.146：陆路和水陆把闽西、赣西和粤北联结在一起，这一地区在地理、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似应是“赣东”p.188：梧州、腾县、贵县、南宁、百色（广西）：藤县
精彩短评 (总计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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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导论~ -
够厚够失望，作者试图通过闽西地区的私人印刷作坊的生意网勾勒出清末民初时期客家文化的文化向度传播贸易路线及其影响，但是作者太过追求客观叙述，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来拓展结论加以应用。 -
写的真好，结尾《识字能力、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那章看的很感动。这个问题困扰很久，没想到在卖书人的专著里找到一个期待很久的答案。 -
這是好多人翻譯的啊… -
用这么多琐碎的材料拼出一本书，实属不易。文章通过对四堡书籍的刊刻来讨论帝国范围内书籍的传播的影响，比较有趣。一方面，科举等教科书的贩卖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同质化，另一方面，精品书和地方文化的书也分别巩固了精英和其他族群的认同。 -
没有陷入单题的陷阱，很厉害。 -
作者写的真是用心。 -
详尽的出版史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行程、发展、及其衰落的过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中对极容易被忽视的女性刻工群体，或女性在家庭出版中的地位给予了关注和强调，这一点对于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
毛泽东喜欢看邹氏和马氏刊印的小说。 -
主要看的是下篇。 -
一半佩服一半失望。作者更倾向历史社会学思路，从各种巨细靡遗的史料到不辞辛苦的口述采访，用心良苦，终于把一个乡镇的书籍文化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但此书很明显就是为达恩顿、周绍明等人的学术话语做的注脚，让人一看到开头就猜到了结论，所以中间尤其是对各种书籍类型的分析变成了琐碎的夹生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