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章节试读

《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的笔记-第1页 - 自序

自序
这是一本有关法学的历史书。
2001年，一个秋日的下午，几缕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北大教学楼的过道。课间休息时茅海建老师问我：“你到北大后准备做什么题目？”我答道：“硕士论文写的会馆，博士论文还可以继续研究。”老师说：“除了研究会馆，你也可以进军法学界。研究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吧，这与你硕士论文为同一个时期，也都是关于基层的。”从此，面向法学界的北洋时期基层司法研究在我心中播种、破土、生长。从历史学的立场观察法学问题，可以为法学研究注入时间概念，亦可将理念、制度纳入具体历史情境予以理解。本书沿着时间坐标展开画卷，全方位呈现北洋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变迁、推行和运作。当然，法学问题引入历史学，也将拓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与问题意识。
题目，在2001年的那个秋天已经定下，但直到2009年底我才开始集中精力动手撰写本书。而今，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学楼旧址上建起了新楼，过道里，阳光下，师生课间交谈的情景已成追忆，同时，我漫长的读博生活马上也将画上句号。如果2001年开始紧锣密鼓写作，本书也许会成为现在众多近代法制史著作的参考书目，而事实是，这些书成为了本书的参考书。发生的改变不仅仅是参考与被参考者位置的颠倒，史料的电子化、网络化，学术潮流、学术风气均非数年前所能想象，当然，改变的还有我本身。彼时的我，此时的我，相似的题目下会写出怎样的同与异呢？有人说四十岁前写的书翻翻即可，也有人说下多少年功夫书就可以放多少年，我拖延了岁月，岁月会留住我的书么？
这是一个不乏结论的时代，法学界的理论更是层出不穷，各式结论令人目不暇接。风中摇曳、漂浮不定的结论固然耀眼，也往往转瞬即逝，使人眼花缭乱，甚至无所适从。厚重的史实重建可能会延长产出结论的周期，减少信手拈来的结论，从而避免浪费资源，节省读者搜寻、阅读有效信息的精力和时间。在一幅幅厚重而非频频被后来者遮盖、涂鸦的画卷前，才能留下足够的时间驻足、思考、品味。
史实重建的途径很多，量化即为其一。计量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中曾盛极一时，而今，时过境迁，其风光不再。我们可以追随史学新潮流，在新叙事史、新文化史的视角下，历数计量史学的种种不是。学问并非追潮一途，旧理论、旧方法、旧领域虽不在潮头浪尖，却往往不能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所处境遇各异，有些课不得不补，有时在研究中不得不人弃之，我取之。在中国，无论史学还是法学都比较缺乏定量研究，世界史学潮流中不再时髦的量化研究在中国史学中即属应补之课。北洋时期，设新式法院的处所有多少？县知事兼理司法占多大比例？政治分立对司法统一冲击的范围有多大？法政毕业生与司法人才的供需矛盾如何？有哪些诉讼类别，诉讼的规模有多大，其结案率、结案方式是怎样的，上诉的规模与结果又如何？言说的界限就建立在这些数量概念之上，而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忽略、模糊这些界限，在满是裂痕、松动的基座上建立起一些整齐、华美的图案。脆弱的基石到底能经得住几多风雨，图案会因其华美而不坍塌吗？
史实并非孤立独存。社会学法学、社会史都比较注意社会事实存系之网。司法源于社会，其目的在于实践。司法制度的命运常常并非由法律本身来决定，而为社会因素所左右。司法独立理念、共和观念、收回法权、政治分立、司法经费、司法人才、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形成不同的组合模式，推动或制约法制建设的进程。
不仅我的研究对象深深镶嵌于社会之网，我本身何尝不如此。我成长的经历里总离不开家人、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同事、领导、编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感恩之心难以言表。
本书与博士论文大体重合，经历了博士论文预答辩、匿名评审、正式答辩，又获得了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出版资助。茅海建、郭卫东、黄兴涛、金以林、罗志田、王奇生、徐思彦等老师参加了博士论文预答辩；茅海建、郭卫东、金以林、罗志田、汪朝光、王奇生等老师参加了答辩；还有五位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匿名评审。申请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出版资助时，王奇生、左玉河老师为本书写了推荐意见，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的王建朗等老师批准将本书列为创新工程出版资助项目。诸位先生审读本书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令我受益匪浅，正是先生们的提携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同门诸友和近代史所内外的朋友们（特别是本所青年读书会和法律史研究群）多次为本书提出修改意见。
读博士期间有数篇论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环球法律评论》等杂志和论文集中发表，其中包括本书的部分章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先生还为本书的出版加班加点地工作。诸位编辑细致入微地修改了本书，而我则在他们的修改过程中获得了严格的写作训练。
2007年至2009年因北京大学与莫斯科大学联合研究生院项目而派往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留学时，国家留学基金委、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和近代史所等机构对我提供了帮助与资助。北京和台北两家近代史所为我在2012年底访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提供了资助和热心服务。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资助了本书的出版。
在陈奎元先生身边工作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更重要的是陈先生特别支持我做学问，时常对我的生活、工作与学问予以指点和帮助。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导师Т.Е.Новицкая教授给了我无私的帮助，至今常常怀念在俄罗斯的美好时光。国内两位导师李长莉和茅海建先生十多年来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为我费尽心血。茅老师赐予了这个题目，李老师直接推动了本书的出版。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师！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
唐仕春
2013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