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书评

共产主义与自由知识分子

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结果便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的自由知识分子与中共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控制展开了长期艰难的斗争。这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折射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其所遭受的无妄之灾也直接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的坎坷历程曲折。纵然儒家文化极力提倡“忠恕之道”“和睦友善”，但整个国家在列强环伺下摇摇欲坠、独木难支，农民被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紧迫的社会现实给知识分子们以很大刺激，他们将鲁索、孟德斯鸠、达尔文等英美法思想家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主张，但最终却不得不在儒家文化、西方启蒙思想与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一、 自由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是指五四运动后，以胡适为第一代代表人物的、追求“自由、理性、公平”等基本价值的知识分子的统称。这个基本概念取自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首先，这代知识分子很多接受过传统式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儒家经典，无论是“打倒孔家店”，还是“中体西用”，传统文化都对其一生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这批知识分子大多出过国，或在国内受过前辈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熏陶。这使得他们思想相对开明。最后，这批知识分子小部份飘落海外，大多数留在国内的，也分别在1957和1966年遭受思想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其历程构成了整个民族悲剧的一大章节。劳思光认为，“仁”“义”“礼”这三个观念，形成孔子儒学之核心。 简单地说，“礼”便是“序”，长幼、尊卑均有序，所以要“正名”，即名义相符；“义”是“礼”的本质和正当性所在，约等同于今天的“道德”；而“仁”则是了解和实现“义”的方法，包括忠（私念之消除）和恕（意志之纯化）。同时，孔子反对暴力，强调文德。至阳明，儒学逐步走向德性之肯定，“内归于一心，外达于万物”，所谓“内圣外王”可说是其终极目标。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学强调的价值观是：解决问题时要和平而非斗争，接人待物要忠善而非敌意，人际关系要和睦而非尖锐，修养来自内在思考胜于外在驯化。那共产主义宣扬的是什么呢？很巧，共产主义的主张恰恰是儒学所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相信能够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达到完美的乌托邦理想。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理想和主张并不是自欺欺人的口号或虚言，因为“斗”这一核心观念，也是与毛泽东及中共的主导思想合拍的 。此外，计划经济、思想管制 等具体措施又与刚从封建负轭下解脱出来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大相径庭。这样，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具体行动上，共产主义都与中国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中国近代共产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一股对儒家文化的逆流，这也就注定了后来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被改造、异化和消灭的悲剧。所谓旁观者清，当时塔斯社驻延安翻译阿里夫的说法更印证了这一点：“（大学生）一到了特区，才发现要就此与所有家人及社会完全断绝关系……男人只敢跟‘党指定的女孩子’结婚。婚后夫妻不得同居，因为双方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地点“设籍”。他们只准在星期六会面，而且通常须经组织核准。”“谦恭有礼的中国传统美德在此已荡然无存，他们的谈话都是很乏味、做作而粗鲁。” 怎么能相信这样专制严密的统治会给自由知识分子一条出路！后来相与印证的史实俯拾皆是：1951年5月，中共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11月，发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10月，批判俞平伯、梁思成；12月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2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下半年，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此自由知识分子陷入长达三十年的灭顶之灾。二、 内外交困以及自由知识分子的抉择似乎完全没有理由担心这些知识分子会投向共产主义怀抱，遑论最终被推倒在红色中国的车辙底下，“零落成泥碾作尘”。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最尖锐的矛盾，并不是国内走哪条道路，而是在帝国主义鲸吞蚕食下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完全迎合了各个阶层拯救民族危亡的共同愿望。和很多人所想象的不一样，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的影响并不微弱。就我看来，这种误解一方面是大陆学生长期受“势单力薄的正义必然战胜人多势众的邪恶”这样简单历史观影响，以及中共为渲染艰苦奋斗史而不惜歪曲史书的恶果；另一面是由于港台及海外华人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恐惧和厌恶，不能充分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以为共产主义就只是中共愚民的宣传把戏。谁能想到，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反共理论权威戴季陶，年轻时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并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还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呢？戴老这样的国民党元老服膺共产主义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共产主义“火”虽“星星”，却借五四运动前后的政治形势而四散蔓延，早已呈“燎原之势”。它并不是平地一声惊雷，也不只是中共的巧妙宣传，而是有其深刻背景和生根发芽的土壤。所以，如果要了解当时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共产主义时的犹豫心态，就必须先阐明当时的形势。早期叛逃国民党的中共将军龚楚回忆说：中国农民大多是乐天知命、敬业乐群的，最支持暴动的就是农村中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所以所谓打土豪就是刁民的强抢。 后来见到的一些史料也印证了这类型的事实。如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决非善良之辈。” 这些史料并没有错，但它们共同忽略的一点是，为什么如此老实的农民会那么容易被挑动起来？这些所谓的“乐天知命”的美誉，并不是农民与生俱来或者受教育得来的，而是在数千年里地主、官员镇压后的“习得性无助”。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是如此有煽动性，要知道，煽动性不仅体现于修辞，更体现于内容。“敦厚亲爱”、“亲爱精诚”怎么比得上“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的实在？东北战场反败为胜的历史很能说明这点：“一仗接一仗，伤亡大，俘虏没法送，就随抓随补，听口音是老乡，就说你到我们班吧。老乡见老乡，首先唠家乡。你家几口人呀？村里有没有土地呀？地主干活吗？地主吃什么？你家吃的什么？一天行军没到头，一个人差不多就赤化了。”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农民不老实，而是这种老实不是儒家文化所希冀的“道德自觉”，而大都是高高在上的文人、地主、士绅所赋予的，文人墨客的笔法在变，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民却没怎么变，而这才是决定后来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所在。此外还有一点，儒家文化是最纯粹之“道德形上学”，对于事物规律不细究， 从而导致忽视自然科学的弊端，却遭遇西方坚船利炮、“奇技淫巧”所代表的“科学”。在科学大行其道的时代，顺之则昌，逆之者亡，儒学的式微也就成了必然。当反抗外来入侵、呼唤民族独立的渴望大于对人权的向往时，富国强兵也就必定取代民主自由，科学也就取代儒学，对物质，尤其是军事和工业产值的追求就超过对人性的尊重。正如1923年胡适撰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词不是民主，不是自由，不是平等，就是科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包括老舍在内的一大批文人、科学家在听说新中国成立后，都迫不及待地回国建设；为什么曾经笑话过德国纳粹个人崇拜的季羡林，竟然会自发地、“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 ；为什么李慎之老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中坦诚:“我曾经长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着喊了。是真心高喊‘毛主席万岁’”， 这不是一个人的特例或者“奴隶性”，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只因为近代中国遭受苦难太深，积重难返的局面太久，而当一个新中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时候，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都选择留在共产中国。只可惜“矫枉”终究“过正”，造成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劫难。当代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撰专文，认为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非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个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近代中国抛弃儒家等传统文化而选择“先进的”共产主义，谁又料想得到会是这般下场呢？三、 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但是儒家文化和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的自由知识分子，终究和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共不是同路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法接受简单粗暴、忽视人性的共产主义的，而共产主义也无法完全相信他们的诚意，接纳这些“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终留在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很少，而且大都被“赤化”、异化和改造了。这点我们既可以从前人已有的统计数据和文献数据中得到，也可以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传记为例证。从谢泳对解放前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观察》的调查统计来看，《观察》的撰稿人——大多符合自由知识分子的标准，列出的72人中未离开大陆的，除去在1957年前就逝世的外，大多不是被打成右派，就是在文革中遭到不幸。 而在其对四十名著名知识分子调查中，也是在1957与1966年达到两个高峰，“恰好揭示了这两次运动的实质”。 从所谓“教授中的教授”、近现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们能以管窥豹。吴宓1961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队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化，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对此谢泳评价道：“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文革时，陈寅恪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被洗劫，心力衰竭逝世。而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的论断今日看来仍是极具前瞻性：“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思想自由）；唯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那句他被打为五大右派后作为“罪证”之一的名言更是脍炙人口，直至今日：“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储结局更为凄惨，被列为不予平凡的五大右派之一，至今死因不明。最后，从张国焘被打倒后的一件事我们可见一斑：“（我的）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汉奸）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张国焘是在北京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从学生会中历练出来的共产党员，但到最后创立中共的北大人们，从李大钊、陈独秀到张国焘都先后凋零，共产主义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所引发的文化毁灭殆尽（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民族自相残杀、文人万劫不复、国家濒临崩溃的悲剧，就也再也不是北大这群自由知识分子所能控制得了了。【结论】1947年，杨人楩发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文章，引发对“自由主义”的讨论。他说：“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民族创造力音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 后之视今，犹叹“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愿中共能彻底实现其诺言，再也不要整知识分子，给中华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能以自由发展的空间。脚注：事实上，毛说过，如果他父亲在世，至少也要被划成富农“坐喷气式飞机”；而中国早期革命的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在湖南农民运动时直接被斗死，李立三当时写信求情都没有用。见史景迁着《天安门——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温洽溢译，时报文化出版社，2007年。思想管制并不是由马克思直接提出的，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有权发表意见的理想社会，而且身为一个深受禁令之苦的编辑、报人，至少马克思在新闻上是很开明的。喉舌论、“工具说”来自列宁，在中国首先提出“喉舌”的是康有为。见许静《大跃进中的政治传播》，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P191。原文为：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然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然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原文：我竭力想把当时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热泪盈框。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么简洁，那么有力，那么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着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

书写历史就应该把禁忌变成常识

谢泳先生一直是我敬佩的学者，虽然只有中专文凭，但是其研究出的东西，发表的文章比很多经受过专业训练的教授有价值，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几十年来掌握的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逝去的年代》里文章不长，甚至浅显，标题也短平快不太符合现今读者猎奇的趣味，然而治史要求的是严谨，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文中很多地方受删改，如一处杨振宁说“不愿让洗脑”，很明显的语法错误，然而此处少了些什么不言自明。我想此书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他表现了在一个怎样黑暗的时代（这也是很多公知所热衷控诉的），而是通过各种破碎的史料向我们勾画在那样一个时代之中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给历史涂上它本来应有的颜色，而不是流于当局规范化的空洞叙述或是某些人苍白无力的控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今天最激进的革命者也许正是日后最狂热的篡改者。当代治史者们，重要的不是编出多么高端的“史识”，钻入故纸堆，档案袋里找出些有价值的史料，这样我们才能把叙述变得鲜活，把禁忌变为常识。

《逝去的年代》1999版與2013版比對

《逝去的年代》是多年前看的書了。還記得當時看此書時，有些地方所受之震動。現在讀書多了，見識多了，對此書，不復有當年的那種震撼性了，不過看到福建教育出版社13年2月出了新版，還是買了一本。此書第一版是1999年1月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再未重印，大概是趁著98、99那兩年大陸出版監管部門打盹的時候出的，以後不許再印了。今隔了14年，始重新再版，但是與原本已有很大區別。進步的地方，是裝幀水平提高了。1999那一版的封面實在是太醜，對不起內容。這一版的裝幀，要好的多了。但是內容上卻有巨大的遺憾，是把1999版的第五輯《《觀察》研究》整體撤除了。這一部份是原書的精華，當然不是說其它4輯不好，但是，去掉了這一輯，確實使原書有所失色，雖然新增了第5、6輯，這兩輯也有價值，但去掉了《《觀察》研究》，使得本書雖然仍然不失為好書，但畢竟分量減輕了。這次比對新舊版本，發現舊版後記說：“这本集子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丁东和贺雄飞两位先生，是他们的热情，使我能有机会把这本差不多5年前写的书再拿出来。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这本集子中一部分内容是我过去出版过的书中已有的（主要是一些随感），这是我特别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因这样做有背于我过去的习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在1994年完成的《〈观察〉研究》一书仅有十几万字，这在目前条件下单独出书是有一点困难的，而我一直想让这本书能有机会与读者见面，为此我同意了贺雄飞先生的意见，收入了另外一些文章，就成了现在这样一本书。”據此可知，當初出版99版的時候，很大程度就是要推出《《觀察》研究》，《《觀察》研究》是重頭戲，其它4輯是為了拼夠數量能夠出書才加入的，現在此書重版，卻把《《觀察》研究》整體撤除，雖然決不能說買櫝還珠，總令人有傷筋動骨之感。當然，此次新版這樣做，也有合理的理由，即是如作者新版後記所說，《《觀察》研究》這部份後來已單獨出版（2005年出版，名《儲安平与《观察》》，中國社會出版社版），這樣從此書撤出，似也是合理的。不過，據知，《儲安平与《观察》》在個別文字上，進行了修改，鋒芒較《《觀察》研究》有所減弱，這當然是出版管制的壓力所致。記得幾年前在書店翻過《儲安平与《观察》》，當時看的是《張申府的《呼籲和平》一文》，即感覺與我過去在99版《逝去的年代》中看到的原文有個別文字差異，力度不如原文，原因當然是容易知道的。所以，99版《逝去的年代》的《《觀察》研究》，其實是不能由《儲安平与《观察》》一書所完全取代的。此次，新版《逝去的年代》不收《《觀察》研究》，是否也有逃避出新版這一部份有些文字不得不竄刪這一關呢？用剛拿到的13版，與99版的電子書比對，除刪去《《觀察》研究》外，原來的4輯，2013新版比之99版，有3篇的標題進行了改動。是：《冯雪峰的悲剧》，99版篇名爲《毛澤東爲什麽不喜歡馮雪峰》《胡適的學生》，99版篇名爲《毛澤東是不是胡適的學生》《北大往事》，99版篇名爲《毛澤東與北大》這三篇的篇名，2013版和1999版的，那個更貼切，是明明白白的，此次把貼切的改成不甚貼切甚至不著邊際的，原因當然也是明明白白的，都是為了在標題中避免出現毛澤東三字。不知是審查時被勒令改的，還是出版方自己先行“自律”。近年，出版界刪篡原書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為人們注意的，大致有三種情形：1、外國圖書出版大陸中文譯本時，進行刪竄。2、港台圖書出版大陸版本時，進行刪竄。3、1949以前大陸圖書出版大陸新版時，進行刪竄。現在看，還得加一點，有的大陸出版的新書，隔了數年，出新版，也要刪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