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狐狸》书评

奔跑的蘑菇和穿马甲的小狗

在我看来，历史小说是不好写的。因为历史就摆在那里，你要拽一拽它的胳膊，拽一拽它的腿儿，写得活络一点、灵动一点，就有人指责你歪曲了历史，可你要是在历史问题上信誓旦旦，这写出来的小说也就跟教科书一样乏味了。所以我一直很羡慕像大仲马这样的作家，因为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专家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伪造历史就是为了赚钱，因为大仲马写历史小说就是为了赚钱。有大仲马这样明摆着胡编乱造的祖师爷，中国当代的小说和影视剧也就合该理直气壮地大搞穿越戏说什么的。同样没有人会指责这些东西是骗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骗人的，而且大家还被骗得挺高兴。这本来就是一个愚人自娱的时代。可是当一个作家声称自己写了一部严肃的、忠实于历史的小说，我们也就不得不收起娱乐的心情，端正视听，严肃起来。尤其这个作家写了不止一部，而是三部（历史小说似乎都挺长），那我们更要为其殚精竭虑致以应有的敬意了。这部作品就在我手中，英国作家理查德•休斯的《阁楼上的狐狸》，系其三部曲历史巨著《人性的困境》的第一部，记录从1914年到1923年慕尼黑暴动近十年的风云变幻（明年适逢一战开打百年，这个题材理当会成为热门），按计划第三部将写到二战结束，惜乎作者意外去世没能完篇。《阁楼上的狐狸》让我读得蛮尴尬。我想作者同样认识到了历史叙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问题，而且，我也看到作者力图在写作中调和这个问题的努力。但作者的努力显然没有达到他的初衷，或者说，刻意的努力反而败坏了他的用心，使得小说最终变成了一个……一个近乎夹生的怪东西。其实，早在小说开场，作者还是能把问题看清楚的。这是小说众多打酱油的人物中的一个，西尔维娅•达文南特太太，从她公寓起居室的窗户望出去，“下面街道上各式各样的雨伞看起来像极了正在奔跑的蘑菇……而那些轿车车顶就像是某种奇特而光滑的蛞蝓虫——当它们在蘑菇丛中劈开一条通道时也像是在奔跑一般。”多漂亮、生动、有趣的比喻！不幸的是，西尔维娅太太成人的理智和小资产阶级的品味马上使她认为自己在异想天开，“这个比喻很好，因为蘑菇和蛞蝓都是雨天里的生物，想到它们就让人觉得湿乎乎的——但这个比喻也很糟糕，因为蘑菇是不会动的，而蛞蝓……都是慢吞吞的。”因为“蘑菇是不会动的，而蛞蝓都是慢吞吞的”，所以对于“那些伞看起来像什么”的问题，西尔维娅太太最终转折性地“自我纠正”令她分外舒服——“像伞”。作者对小资产阶级沉湎于庸常、缺乏想象的心安理得报以怎样的讽刺啊！事实上，作为一本描摹一战和战后西欧中产阶级世俗群像的小说，《阁楼上的狐狸》充满了各种有趣的、颠覆性的话题。小说讲的是主人公奥古斯丁一战开打时只有14岁，待到满服役年龄时一战已经结束，原本期待光荣阵亡却意外赚得了“整整六十年”，他闲得无聊跑到德国远房表亲家做客，谁知表亲一家热衷政治而显得更加无聊（确实无聊），奥古斯丁一边选择闭目塞听，一边坠入对盲人表妹的爱河中。故事发展到这里，很可能会坠入如同“坠入爱河”一样的陈词滥调，但作者继续其在人情、品味方面的毒舌，而且，他还用像戏剧表演模式中层出不穷的各种“误会”，制造众多认知上的“盲点”：你会感叹有多少恋爱是阴差阳错，恋人朦胧的微笑纯系一个人失明后丰富的脸部表情；你会幻想跟一个失明的悲剧女主角厮守终身，却止不住为这“两人三脚比赛”一样的恋爱忍俊不禁；你更想不到嗜血如命的纳粹分子竟然还有甘做悲剧男主角的情怀……就如表亲家中那只跑来跑去却始终见首不见尾的狐狸，当叙述每每有滑入媚俗、庸常的危险时，作者便会以这种出人意料的转折、犀利搞笑的桥段拯救它，使之重新鲜活、跳跃起来。但遗憾的是，在叙述第二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的情节时，作者如同上文所谈到的西尔维娅太太那样，自觉地把自己给“纠正”了。他显然不再满意大历史通过虚构因而也是栩栩如生的小细节来展现的策略，在书后的创作谈中他说：“除了那条穿花格呢背心的小狗，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历史学家们或许有兴趣知道：这些叙述——包括地窖里的整个场景、击剑学校里重要的作战指示，以及游行的正确路线——都是基于一位真实的纳粹参与者在当时的生动报道”。但历史小说不等同于历史，更不是所谓新闻类的“生动报道”，恰恰是按照“没有任何虚构事实”原则指导下写成的这部分故事，如同历史教科书那样单线、平面和乏味。具体说来，第二部无论人物刻划还是视角定位，都是值得商榷的。作者在第一、三部中所采用的有限视角，让我们就像奥古斯丁那样对德国的传统习俗、政治思想、日常生活不明就里，成功折射了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德国的误解和冷漠，为日后面对德国发动二战毫无心理准备埋下了伏笔。但作者在第二部中使用了全知视角，使得叙述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去“回眸”而不是“亲历”历史本身，以至让故事带有明显的“理念先行”色彩。正邪分明、明暗豁然、好人坏人就跟脑门上贴了标签一样清清楚楚，这还有什么可看的？最要命的是对希特勒的脸谱化，这样一个穿着雨衣登场、穿着浴衣下场、说话如松鸡咯咯叫、说不了两句就把自己噎着的神经病，你会把他当领导？会跟着他闹革命？那条“穿花格呢背心的小狗”本来可以起到“狐狸”的作用，但作者轻易将它浪费掉了。想想君特•格拉斯的《狗年月》吧，人有官（富）一代、二代，狗也有一代、二代，这些前仆后继的“接班狗”，跟随着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们上窜下跳，其窥探历史的视角是多么有趣和别致啊！再想想格拉斯的《铁皮鼓》，作者没有直接写战后物资匮乏和人心麻木，而是写饭店除了洋葱无菜可上，客人们只好就着洋葱把自己催得涕泪俱下！历史小说对历史的呈现不需要面面俱到、巨细靡遗、童叟无欺，因为这不是作家的责任。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以别致角度观察别致事物，微言中见大义，足矣。

一个时代中一个人无法逃脱的困境

编者在书的一开始就注明，本书是作者理查德•休斯《人性的困境》中的第一部，本来作者还打算写两部，但是遗憾的是，在作者离世之前，只完成了前两部。人性，历来是中外各名家作者写作的着力点之一，很大程度上，一个作者思想和文笔技艺的深度都是从这个点延伸出去的。在理查德•休斯的文中，也不例外，这本书因为他所要探索的“人性困境”，使得部分文字晦涩难懂，但是看到三分之一处，你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作者所探索的时间点里，不错，一战和二战都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很难感同身受一个一战结束后二战来临前的一个知识青年内心的风暴。这个知识青年就是奥古斯丁，本书也是用他的视角来写就的。说他是知识青年，其实是笔者给他的狭隘定义。在书里，奥古斯丁不止一次的思考战争和人类的关系，也不止一次的想要置身事外的去思索他周遭的世界。战争结束前，他离开了他出生就铸就他世界观的地方——军官训练学校。然后投身到一个貌似和平的世界，18岁的时候他就读于牛津，在这个青年的心里，一直有种模棱两可的不现实感——他诞生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了，可是为什么消失他并不知道，他不理解和平的含义就想不知道战争的真谛。他以为他会活到二十几岁像他军工卓著的哥哥一样战死沙场——从前的人不都是那么活的吗？一瞬间这个世界消失了，他似乎可以活很久，但是这个世界却又如此的不真实。我试图去理解年轻的奥古斯丁，就像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如果18岁那年突然爆发战争，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不真实感——世界一瞬间改变，而这个年轻人，还没有足够的心态和理智去接受。战争与和平，说到底，人类都是渺小的，连托尔斯泰都在自己的巨著中流露出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哲学，理查德•休斯并不比托翁伟大，他在一战未央二战硝烟前这段时间的探索人性，只能在残酷和安慰中寻找平衡点，而这个主人公，他还很年轻，他的眼睛，足以可以承担看到一切却看不明白一切的责任。初出场时，奥古斯丁就一个因为意外卷入了和死亡有关的话题。小说中并没有太多赤裸裸的死亡描写，可是却分明一直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到了第三章《阁楼上的狐狸》，作者从侧面描写了很多希特勒佚事，包括当年的啤酒馆暴动之后逃亡的希特勒和人们对渐渐崛起的他的看法。从一战到二战，希特勒完成了一个从无名小卒到主角的华丽变身。他离我们太远了，后世都说他是一个疯子，但是理查德•休斯却更认为他是一个滑头的政客。对希特勒的描写大部分都是侧面的描写，作者在这一段中将虚构人物与真实事件想糅杂，酝酿了暴风雨来临前风雨飘摇的最后宁静气氛。阁楼上的狐狸很快现身了，最终，他被吊死在那个阁楼上。狐狸是狡猾的代名词，但是对于伍尔夫这个年轻人而言，却也是一则悲剧。尽管弗朗兹一直都觉得他们的世界和父辈的世界是脱节的，但是伍尔夫却是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媒介。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的和另一场大战到来前，人们想要理解世界却分明背道而驰。奥古斯丁的爱情注定无疾而终，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里，任何人无法独善其身。也许，理查德•休斯也想在“人性的困境”中告诉人们面对这个时代尊重这个时代，最终选择和这个时代休戚与共，任何的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战争中，“人性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就像无法逃出阁楼的狐狸，一切只能如此而也只有如此。这就是奥古斯丁的困境，看见一切却看不清一切，看不清的一切即便感到不适也是无能为力的，很快，另一场大战，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