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书评

徐童：珍宝岛上无珍宝

2013-06-03 09:15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杨梅菊徐童，纪录片导演，1965年生于北京。1983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纪录片作品《麦收》《算命》《老唐头》，合称“游民三部曲”。2007年写成小说《珍宝岛》，导演蒋雯丽看完后将这本小说推荐出版，并表示自己愿意出演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先驱语录★就像“每一个人走来的远方都有一个珍宝岛”的比喻，但那只不过是每个人幻想中的理想国。★政治永远不能让人满意，政治又永远如影随形。★一个在理想主义年代经历过青春的人走向社会，肯定会被社会打得粉碎。《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在拍了多年的纪录片之后，徐童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珍宝岛》一书看上去颇为轻巧，但它的内里却是厚重而灰暗的“惨烈的理想主义”。小说以珍宝岛命名，却并不负责讲述那场战争，一开篇就是1993年北京东郊高碑店某处小发廊前——一辆摩托车从发廊的玻璃门直撞进去，车上坐着两具无头尸体……发廊里奔出衣不蔽体的王金枝，慌乱地向高碑店片警贾国志求助……“珍宝岛上没有珍宝”，徐童意在揭示一个虚假理想主义的幻灭，但最终这些所谓的理想都是以黑暗和死亡收场——父亲贾敬仁半生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在解脱的前夜高兴地喝了点酒，不幸意外身亡；闫永刚，贾国志的对手，一路呼风唤雨，到达人生巅峰时却暴毙美国；翟晓枫，贾国志的狱友，大学老师，被理想逼到精神失常，不想再回监狱里，从飞驰的火车上跳落江中；还有王金枝，决定结束自暴自弃返回家乡时，却再次被命运粗暴地玩弄了……徐童没有珍惜任何一个他笔下的角色，在这本根本没有写到战争的小说里，他几乎统统安排他们死去。小人物的虚幻信念如果不是因为44年前那场中苏军队的边境冲突，珍宝岛——这块中国领土上仅0.6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几乎不会为人所知。而小说《珍宝岛》与那场战争的关联，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珍宝岛冲突前一年，年仅16岁的贾国志正在内蒙古当炮兵，他猜到中苏在珍宝岛会有行动，却没料到自己因和卫生员小刘谈恋爱被提前复员，没能奔赴边境。从此，珍宝岛就成了他一生的念想。《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看待贾国志？徐童：可悲可怜的悲剧性人物。因为他对珍宝岛一生的执着其实是个幻觉，实际上是挺荒诞的。珍宝岛冲突是在那么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和他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呀，但就偏偏被他当成了一生的信念，并且为了这个信念执着了一辈子，但是一辈子也不幸福，结果还是想去珍宝岛，最后冻死在那儿，再也没有回来。Q：在小说中，贾国志随身带着一把马卡洛夫式手枪，这把手枪暗喻着什么？A：应该说它是一个符号，这是枪啊，男人的阳具。贾国志被人打了两枪，没打死，后来这把报废的枪就被领导奖励给他了，贾国志作为片警带了一辈子。而它的主人、黑道起家的闫永刚，也惦记了一辈子，一心想要找回这把枪。一个废物，成了奖赏，还是幻象。它一直陪伴着贾国志，这个象征物让他有种荒诞的归属感，觉得自己归属于那个年代，归属于那个脉络里的光荣。觉得自己归属于珍宝岛，他固执地认为自己跟那个大事件，跟那把有纯正血统的苏制的马卡洛夫手枪有关系，保存到他死。Q：我特想问问：他们就非得去死吗？A：如果说虚构地去写，也不一定。但一旦写起来，还是有些迷信的，是笔带着你走的，不知不觉就奔那个地方去了，就跟鬼沾手似的，那就是宿命，我设想不出他们以别的方式结束会更好。而写完了，我跳出来看的时候，却从这些必死无疑的人身上看到了四个字，那叫“以死延生”。Q：最后只有贾冬梅一个人活了下来，去美国，有了一大笔钱，可今天的年轻人最大的压力恰来自物质。A：就是像你说的，我的生活我不能做主，物质上的东西变成重压。美国也是啊，美国梦的宣扬，其实都是国家话语对个体的规训和限制。政治永远不能让人满意，政治又永远如影随形。所以贾冬梅到了美国，那也不是理想国，就像“每一个人走来的远方都有一个珍宝岛”的比喻，但那只不过是每个人幻想中的理想国，珍宝岛上没有珍宝，一切都如梦幻。高碑店的岁月就像有些作家一生都在描摹一个主题，徐童所有的创作似乎都离不开游民，离不开高碑店一带。那也曾是他青春留驻的地方。1983年，徐童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毕业随即失业，他又在那一带租房子混日子，也是在那里，他下海经商、提笔作画、混天了日，一直在寻找，却又好像不知找什么。2007年，淡出当代艺术圈子的徐童，想写个故事的欲望格外强烈起来。后来，他形容那种感觉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没有任何迟疑，几乎是一口气完成了这个“融合中国很多荒诞现实”的黑色寓言。Q：你所有的纪录片和书似乎都围绕着高碑店一带，那个地方到底意味着什么？A：虽然现在高碑店一带已经面目全非，变成了CBD的后花园，变成贵族一条街了，但贵族的前身恰恰是底层人的一条街，有钱人的版图不断扩张，底层老百姓就不断地边缘化。Q：你在那条街住的时候是游民的状态吗？A：严格说不是，因为跟游民比我还有地方住，还可以写东西拍东西，算是低产阶级。但我心灵的状态，特别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感受到的无助和重压，那时候恰好是在写《珍宝岛》，特别有种绝望的感觉，这和他们的状态是相通的。Q：你大学毕业13年后才算走上“正道”，高碑店一带就是见证吧？A：对，在高碑店一带租房子，就是开始在社会上混了。大学毕业后出来经历的第一步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在理想主义年代经历过青春的人走向社会，肯定会被社会打得粉碎，出现各种状况，摸爬滚打，到了四十岁之后才有还手之力，把打碎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再把它和骨子里打不碎的东西重新捏合在一起，这就是我艺术表达的起点。就像我们纪录片常说的，先生活，后拍摄，也叫生活积累吧。2007年也是在高碑店写完的《珍宝岛》，写完就搁下了，根本没想着出版，就是觉得不吐不快。紧接着就拍了第一部纪录片《麦收》，然后是《算命》《老唐头》，到后来的《四哥》，现在《珍宝岛》，其实我回过头去再看，不仅还有那种冲动的感觉，包括那种现实感也没有变。Q：《珍宝岛》其实是开启了一个闸门？A：是的，所以我说《珍宝岛》是我纪录片的源头。游民的理想国直到今天，徐童仍自认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而常年的游民题材创作则是他理想主义的一部分。徐童说，不管电影还是小说，他想要追问的始终是：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生生灭灭，为什么这些人这样不幸地活着？这个追问，促使他去讲故事，促使他将镜头一次次对准游民。在高碑店闲逛时，徐童认识了他第一部纪录片《麦收》里的主角苗苗。直到今天，《麦收》作为国内第一部近距离直面性工作者的纪录片所带来的震撼依然没有消散。拍完《麦收》，徐童又遇到了第二部纪录片《算命》的主角：算命先生厉百程。他有个患痴呆症的老婆，在被花几百块钱买来前，一直被关在破房子里，常常挨饿。《算命》中多次出现的唐小雁，16岁从老家出来混社会，17岁差点被强奸，24岁时又被人用刀抵着脖子强暴了，历经坎坷的唐小雁后来开了按摩店。《算命》拍到一半时，唐小雁因为按摩店被关回了老家，徐童拿着自己的设备和摄像机跟上。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老唐头》。在《算命》里，徐童曾问厉百程：没有乐趣的生活，活着还有意义吗？厉百程回答：这话说的，没乐趣就不活了，这，这话说的，太无情了。很难说这一路，到底是徐童有意识地选择游民生活，还是游民生活在选择徐童。就是这样，他成为了一个不断出发但永远走不出游民主题的游吟诗人。Q：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A：影评人王小鲁说我是游民拍游民。写小说也应该是游民写游民吧？听上去很简单，但可能又没这么简单，我既有作为导演和作者的知识分子的那份责任，同时，在创作过程中我又必须把自己等同于他们。这些其实都是文学和艺术之外的社会角色与功能，艺术不全是这些，但又肯定不可以回避这些。Q：你的游民情结是怎么来的呢？A：我出生在60年代，成长在70年代，成人在80年代。少年的记忆里最深的就是“斗争”二字。那时候旷课出去野玩，成帮结伙的，像个小江湖。它实际上就是对成人社会的模仿。这种骨子里的东西，是60年代给我的。冷静想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四十年后它对帮助我接通游民社会的气场发挥点作用。仔细想，在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游民文化也好江湖也好，一直都在，一直都躲藏在革命的话语里。这是远了说。近了说就是跟后来我的生活，包括生活过的地方都有关系。例如在高碑店附近生活过，结识过像王金枝那样的人物，他们生活的惨烈对我是有冲击的，后来才形成了我现在的表达。再加上我个人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比较多，有所谓的知识分子情怀。其实也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前面一个推，后面一个拽，就成了今天的我。

《珍宝岛》

看《珍宝岛》的感觉就好像听一位中年大叔在讲自己当年亲身经历的事儿一样，听的人拿它当个故事，说的人把它当成不可抹去的宝贵记忆。我具象化出的这个讲故事的大叔得是个住大杂院的地道的北京人，生活工作都一般，没媳妇，爱喝口小酒。平时都不怎么来往，见面就是应一下。每次他搬着板凳坐在家门口喝酒的时候就是他要讲故事的时候，也是我翻开书的时候。要是有人问我，你真的能像的这么具体？那我就回他“不信，你自己翻来看看是不是那感觉。”或许是我想象力太丰富，可书中用的那词儿和章节上下的承接也不得不让我这么想。起初《珍宝岛》三个字让我联想到了战争（墨水少的我确实不知道珍宝岛战役），以为这是记录历史的书。翻开看了前几页发现这其实是讲了一个故事。于是我认为这是讲了一群我一辈子都不能触碰到的人的故事，应该是一个喜多忧少，圆满结局的故事。书看到一半，感叹人物命运的时候，我开始担忧他们的结局。等真的看完了全书，其实心里还是默默的骂了徐导，原因倒不是因为人物的结局，而是因为写人物结局的方式，抽不冷的告诉你结局，你心里不是骂“我操，怎么死了？”就是“我操，死的太冤了！”比如猴子和老油条，我一直觉得猴子死也得死在刀刃上，哪怕是打群架里冲的最猛的那个呢，老油条我一直觉得是个死不了的人物儿，可最后愣是载了阴沟。再来王金枝，本坎坎坷坷半辈子，都要回老家了，末了死还没留个全尸……诸如此类的虽让人看着不是滋味，但仔细想一想倒不觉得惋惜，也只是感叹，人，终究逃不过“命运”二字。我曾在课上听老师说，她曾经和一批志愿者去一些困难户家中走访，一进困难户家门就愣了，照片里见的人家口中描述的都不及你亲眼看到的有震撼力。巴掌大的地方，顶头放张上下铺的床，靠门这边再放个不大点的桌子，全满了！锅碗瓢盆连带着衣架子什么的全放桌子上。老师说：“身为一个北京人，每天走在大街到大马路上，住还算宽敞的房子，你较劲脑汁儿你也想不到北京城仅有这样的地方！？竟然生活着这么一批人！”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作者的态度——尊重，从这书你能看到作者对这些人不偏不倚的态度，这些人不需要怜悯不需要帮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他们应该完成的事，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不论好坏自有论道。尊重，并非是尊重他们做的某些事，而是尊重这个生命的个体，尊重从生到死的过程。“珍宝岛”不仅是贾国志心里的念想儿，宝贝疙瘩，也是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珍宝岛”，爱不释手的、难以割舍的、甚至是不愿吐露的……

珍宝岛

这本十万多字的小书作于2007年，却到了2013年才得以出版，毫无疑问，是无名的徐童沾了有名的徐童的光。估计读这本书的读者多半是慕着记录片名导大名而来，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会失望而归吧。毕竟，作为作家的徐童与作为记录片导演的徐童相比，不仅名气不如后者，水平也相差很多。从出版至今的销量情况看，也验证了这一点。不过，抛开那些光环，仅以小说的标准来评价本书，仍有许多闪光之处。例如本书的文笔。起初我以为是作者的文学修养欠佳，因为经常有一些不太符合语法规范的句子出现，可读到后来才发现这分明是作者有意为之。尽管不甚精炼，但作为一种风格，也很契合本书整体的调子。 再例如，情节的非线性设计。一个一个生活片段，就像一张张拼图，起初非常凌乱，随着情节的推进，整个故事的轮廓渐渐完整起来，人物也变得具体。这时，读者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他就是他，她就是她！这时候，无疑书要重读一遍了。这让我想起了《巴扎尔辞典》。尽管没有它那样精巧，但肯定也让作者费了不少心机。当然，内容更不能不提。整本书描写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一批灰暗的小人物的人生，他们大多都没有好的结局。珍宝岛这个名字更像一个代号，即真实又虚幻。作者还隐晦地涉及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四五运动、三中全会，八八运动等。其中有些笔法让人读起来不寒而栗，例如，那篇著名号外的报纸中居然有贾敬仁的血。主人公贾国志的名字很容易让我想到《我爱我家》中的贾志国，当然这二者之间可能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翟晓枫的名字很容易让我想起与他名字相近的另一个人，可能也是一种偶然。总体来说，这本书虽然不如作者的电影那样有冲击力，但是它仍有其价值。至少在精神层面，这本《珍宝岛》与《麦收》《算命》等作品是一脉相承的。

谁不曾在岛上流放过 ——重口味的《珍宝岛》

文/ 张维徐童的小说《珍宝岛》，先不说内容，装帧就很有年代感。红宝书样的封面，三个大字书名边，副题有两句话：昂扬岁月里卑微的传奇，写给重口味的年代。封底的红旗和号角就是对“昂扬岁月”的最明确注解，下面一行蝇头小字：“生存值得被记录，毁灭值得被默哀”，不禁让人对书中的“重口味”有了隐约妄测。翻开书，以为扑面会是1969年中苏边境的历史迷雾，作者却把镜头对准了1993年北京东郊高西店的一个小发廊前——一辆摩托车从发廊的玻璃门直撞进去，车上坐着两具无头尸体……发廊里奔出衣不蔽体的王金枝，慌乱地向高碑店片警贾国志求助——呷了这杯重口味烈酒，作者才不急不徐地端出下酒菜，把镜头推到珍宝岛事件的前一年。那一年，贾国志正在内蒙古当炮兵，年仅十六岁，却料出中苏在珍宝岛必有行动。然而他没料到的却是自己因和卫生员小刘谈恋爱被提前复员，没能奔赴边境。于是，“珍宝岛”在他的故事里也真就只是一道下酒菜了。从1968年到1993年，贾国志当过刑警，立过功，也坐过牢，最后成了混迹京郊游民“部落”的片警。近三十年的时间，足以把一个热血刮心的青年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的囚徒。昂扬的罡风吹过，卑微的注定卑微下去，生存像是没路狂奔，只有死亡才可能成为昙花一样的传奇。如果这就是《珍宝岛》所要表达的全部，那世上便没有“轻口味”的人了。贾国志只是这部小说的“杯具”之一。徐童是典型的“六八式”一代——60年代生人，80年代经历青春。被那血与火的青春淬砺过的“六八式”们，有永葆青春者，像老六那样高呼“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有冷硬沉思者，把青春远远地流放在一座岛上。就像《珍宝岛》中所说的那样：人会拿一件东西恍惚一辈子，要么是一瞬间。徐童便是后者。贾国志为珍宝岛恍惚了一辈子，在他的一生中，几个人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的父亲贾敬仁半生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在解脱的前夜高兴地喝了点酒，不幸意外身亡；闫志刚，贾国志的对手，一路呼风唤雨，到达人生巅峰时却暴毙美国；翟晓枫，贾国志的狱友，大学老师，被理想逼到精神失常，不想再回监狱里，从飞驰的火车上跳落江中；还有王金枝，决定结束自暴自弃返回家乡时，却还是把生命的句号画在了妓女身份上……作者用冷硬到残酷的笔调告诉我们，珍宝岛哪里有什么珍宝，那上面满满的被流放的不堪回首的青春，像海市蜃楼一样让人恍惚。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非常精辟，但抱歉的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觉到一丝傲然的姿态——那简直很容易被操作成“我写死给你看”的阴损笔风。所以，阅读这部重口味的《珍宝岛》，阅读那些“不得好死”的人生，让人痛惜，让人咋舌，却也一直警惕着那种“悲剧性骄傲”的气息。好在，合起书时的我如释重负。这也许得利于作者徐童的独特经历。小说成稿于五年前，那时的他并不是如今拍出“游民三部曲”，屡摘国际大奖的独立纪录片导演，那时的他做过“资深”待业青年、无业游民，也尝试过想做艺术家，但最终因为不想迎合他人，把最初不接地气的梦想流放掉。于是有了《珍宝岛》，于是有了《麦收》《算命》和《老唐头》。他记录下的游民，生存，就像杂草、像胡茬那样沧桑但是坚硬；毁灭，就像烟火、像叹息一样，绝不会无声地轻如鸿毛。小说的结尾是一个零下四十度的严冬，贾国志终于踏上流放了自己全部理想的珍宝岛，抚着缴来的马卡洛夫手枪，平静地躺在雪地上。每个人走来的远方，都有一座珍宝岛。有的人回得去，有的人再也回不去了，因为那上面被流放的，不知是不是珍宝。

这个幻灭的岛

午夜，没有星光只有雾霾，路灯都变得晦涩和阴暗。放下这本《珍宝岛》，怎么可能睡得着觉。除了我们这群旁观者和无所谓存在与否的冬梅以外，竟然全部都挂掉了。这个冬天那个最大的国家似乎摇摇欲坠，卢布一跌千里。因为那个曾经貌似强大的国家，和我们曾经的战斗，最后让一座江中的岛屿变得如此有名。上世纪从六十年代起到九零年代，大陆发生的事情是这个星球有人类史以来最矛盾、最怪异、最神奇的时代。红二代会觉得这个时代是最幸福、最激情的时代。无产阶级会觉得这个时代还有幻想、还有阶级荣誉感、还有未来的时代。中产阶级刚刚开始出现。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么流畅的网络（那个时代如果就有微博、微信，90年后的中国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个体户已经成为初级的资本家，黑道人物开始在社会的各种角落，以各种方式存在，已经有先驱开始由经济上的开放走入性的开放，以至于政府不定时的出现各种严打，那个时代的法律因为没有网络和微博而更加微妙。中国人从文化的破灭，转入财富的冒险。这本书就在国都的某个隐晦的场所，以一场怪异的死亡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半京片子的讲诉，用各种各样的死亡去消灭掉各种各样的理想、梦想、幻想。小资产阶级、通过黑暗的方式成为富有者、系统内的公务人员、知识分子、社会底层的各类人士、性工作者，在这个地理上有，意识上无得岛屿上，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字—死，虽然原因不同，结局却都是一样。有谋杀、有自杀、有各种各样的意外、还有生命之间的替换。甚至于为了寻找自己一生的一个梦幻最终冻死在珍宝岛的主人公。作者以死亡终止着那个时代吗？冬梅是那个年代很普通、很常见的女孩的名字，如同当今的什么婷、什么蓉，她是主人公的小女儿，只有她在另外一个半球，在天朝认为最不民主、最没有人权、最虚伪的国度里轻飘飘的活着。其他的人，都死掉，这些死掉的人们之间竟然还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就如同这个社会机器上的每一颗螺丝钉一半，慢慢的掉下一个以后，在后来的震荡过程中，无一幸免，如果能够活着的话，就如同冬梅的生活轨迹一般，幸运的挪在了另外一台运行平稳，经常有人检视的机器上。是这片土地生来具有的悲伤，还是如此社会造成的悲剧？几百年后可能才会有人去研究和真正的去探寻。貌似欣欣向荣、繁华昌盛的时代，的的确确是冒险家、阴谋家的乐园，他们以死亡作为筹码，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的死亡，在如此重口味的时代里，讲述着悲欢离合的中国人。没有底层人物怎么会有高级人士，没有穷人怎么显现的出富人，没有死怎么得到生的快感。作者以拍纪录片的形式，用极短篇的章节，不停的转换着死亡的发生，让我们回忆起那些并不是不存在过的，似乎又不愿意回忆的年代。这本小说，读完后需要一个一个喘息的过程，就如同唯一一个富有的人物那样，在激烈的兴奋的夜晚，因为过于激烈而死去。这本小说，似乎也在强调，成为18岁以上的人士，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连死亡都不再有多少的意义，没有人为了诗去卧轨，没有人为了一个组织去献身。不是这样吗？看看社会新闻，连自杀都变得没有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