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书评

浪漫主义不死

也许十九世纪显得太过绚烂，甚至有些招摇，以致使人感到尤为的特立独行于其他世纪，故而，随着这个世纪的凋零，与之相关许多特性也被认为随之飘散。这关乎到一些审美观念，一些哲学思想，一些政治理念，或者同时身兼此中数职，比如，浪漫主义。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的《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一书，作为为浪漫主义正本清源，澄清事实的作品，首先就要抵御那些类似“将浪漫主义的死亡精确到1843年维克多•雨果最后一部戏剧问世”的观点。浪漫主义，在学术界的相当多数认为已然寿终正寝的一百年间，仍然以不同波长不同声调，作为一种美学，一种哲学，一种政治学存活于世。然而在二十世纪西方语境下这种存活未必不是一种凄离的状态。因为言语间，媒体和学术评论的言辞中，它还不时被看作一种活着的威胁，被视为阻碍理性、科学和民主的洪水猛兽。对于这些观点，巴尊使用了“似是而非”这样一个词做了恰到好处的评价。在东方的读者群中，浪漫主义更像一个单纯的审美意境，或者狭隘到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然而，浪漫主义对于政治的理想追求，在作者成书的二十世纪中叶，当时西方世界正值二战结束不久，考虑到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卢梭的政府论的关系，卢梭便成了引领德国人民走上军国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并且从拜伦、卡莱尔、歌德到他们的信徒，尼采和威廉•詹姆斯，都被指摘成了二十世纪各种极权主义的帮凶乃至煽动者。然而巴尊就是在这种浪漫主义临难不断的关头，以一个文化历史学家的身份，写出本书，并在其中自始至终贯穿一种强劲的勇气和自信，力排众议，传达他的关于学术判断必须“通向真理”的精神。因为他清晰地看到，在当时史学和艺术界的这种攻击和反对下，其实充满了一叶障目式的误读，脱离史实的曲解，以及别有用心的诋毁。浪漫主义，如何可以抽象为由几个人，或者一些抽样词汇代表的物什？人们抓住那些抽离出来人物的某些特点穷追不舍，然而作者不禁要发问“如果我们承认这种观点……我们就必须证明歌德、拜伦、康德、卡莱尔、贝多芬、叔本华、普希金、司各特、大小仲马、肖邦、梭罗还有约一百个十九世纪早期代表人物，都是极权主义的先锋或者受益者或其他什么不受欢迎的身份”又或者，面对人们指出浪漫主义拥有或此或彼的缺点时，他们是否考虑过自己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力？作者饶有兴味的在书的末尾加上一个附录，让我们看一下各个时代各种人发挥拿来主义精神而给浪漫主义冠上的各种头衔，“有魅力的、无私的、华而不实、不真实地、现实主义的、反理性的和唯物主义的、徒劳的、应用的、保守的、革命性的、日耳曼德、无定式的、形式主义的……”芜杂且自相矛盾，由此可见，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一些特定词语时，是多么的会断章取义以及随心所欲。而从中，我们获得的对自身的反思是，我们自己也多少次的在自己的观点中，如此这般想当然的将一个词搬来遣去，任意曲解？一些在浪漫主义的自由及理想色彩间找不到毛病的学者，就坚持说，军国主义的根基并不是植根于浪漫主义的观点和外在形式中，而是一条深藏不露的灵魂，贯穿于其整个事业之中。作者用简单的归谬法就指出了这种观点在事实面前是多么的站不住脚，因为这种观点帮助我们推断出，雪莱对夜莺的歌颂和德拉克罗瓦对分割色块的热爱都是有害于民主的，至于政治上开放的拜伦和保守的司各特在私底下则完全该是同党。扔向浪漫主义的石头，“多的足以建立起一座纪念碑”，只是细究其间，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报以管中窥豹的姿态，是多么的荒谬和可笑。第二章，卢梭与专制主义成了辩论的核心，让—雅克•卢梭，这个启蒙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浪漫主义哲学家，成了学术界反对浪漫主义的核心，但是，这种夸夸其谈，正是在这个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的时代里展开的。作者指出，一个人的判断当取决于当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后人认为他是怎样一个人。卢梭强调政府的重要性，因为他看到被统治者的愿望和良好的状态完全是两码事，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它在“总体意愿”（General Will）和“全体意愿”（Will of All）之间做了区分，林肯发动南北战争正是对此良好的解释。既然不存在折中的会被全体接受的观点，那么大多数人接受的“总体意愿”自然是更好的选择。这并不是在建立一种极权意向或者精神牢笼，而意欲以此来击溃卢梭背后的浪漫主义，就更显得荒诞不经了。如书所提，浪漫主义的生命中，同时受到来自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冲击和排挤。“古典的反对”和“现代的自我”，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只是，就是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点上，也蒙蔽了一层错误的观念，立足古典主义立场的人们，想当然的指出，前者于同时代的协调以及后者总是对社会背弃。作者用良好的历史修养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什么是古典的和谐？假意的安宁下却按奈了无数冲突的激情，“对艺术家来说，古典社会就像一个不团结的家庭被迫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明明有仇恨却无处容身。”什么又是现代主义？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蒙昧不清的问题，但实质不管什么现代主义，都拥有同一个形而上学，就破坏性而言，浪漫主义显然并没有选择去“裸奔”，也没有将将倒扣的坐便器拿去展览，现代主义充满了对过往观点的厌恶，充满了对科学与机械控制的社会的恐惧与愤恨，也许也有马里蒂涅这样的盲目歌颂。总之，一种盲目的破坏性贯穿其始终。“现代的自我”虽然并不拒绝对过往伟大艺术家的赞美，但显然拒绝对近一个最近世纪伟大艺术家的赞美，而更喜欢或差或遥远些的人物。举例来看，斯特拉文斯基从十九世纪挑出的人物是贝里尼、古诺、比才、德立博以及早期的威尔第。现代主义的破坏性，使其否定显得不足成事。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站在自身缺陷上，却以自视不见的态度，已与之处浪漫主义的放荡或文弱，未免显出凌空虚踏的自洽自治，就作者来看，这就是缺乏对“真理”或者说“真实”的认知。浪漫主义终于还是没有死，它化成了四个身份，以此顺利的跨过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到二十世纪的大门——“平庸的现实主义者、忠实的印象主义者和唤起的象征主义”还有就是自然主义。一曲歌，在不同的阶段唱出了不同的声调，这些人并没有忘记十九世纪欧洲的集体现实——它的城市、工厂和贫民窟，它的战争、社会问题和科学信仰。直到诸如龚古尔兄弟等人从审美情趣中分离出来，转向现代主义的那些趣味。浪漫主义是在代表哲学和艺术，而非科学。“科学的方法通过排他性得到发展并获得奇妙的结果；艺术和哲学正好相反，是包容的规律——没有比浪漫主义哲学和艺术更是如此了”整体的浪漫主义怎么可能是偏执的幻想，“总体意愿”提供的是美好而非指令的路线，二战刚过的盲目使人将浪漫主义指摘为法西斯的源头，而这就好像说，那些浪漫主义者与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之间便存在或此或彼得什么利益关系。这种想法之所以如此探手可取，作者将他们的错误概括为简化（reduce）一词。知识的准确性在这种简化中流失和变异。而学术真理便歧路亡羊般的走失在简化的迷宫中。当然也要指出，作者的愤怒中同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知识的传承往往也是要依靠不同形式的简化。认识论的巨大悖论在于，历史中不存在绝对知识——拥有知识既拥有谬误。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办，不断地去展开历史的画卷，而减缓我们汲取知识的脚步？或者，我们只要保持一份对历史的谨慎，以及对于艺术的真诚，只有正直的学术灵魂贯穿起来的知识才能构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应当感谢巴尊的地方在于，从始至终他都不让担心艺术的危机与沉落，用尼采的话说，“太阳已然沉落，但我们生命的苍穹依然因它而灿烂辉煌”，又或者，如作者所说，人们在每个时代结束时都要引用的话，“艺术已死，但艺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