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风诗选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5月
ISBN:9787806806142
作者:姚风
页数: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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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雅的对抗中确立自我——姚风诗歌漫谈作者：樊康琴去年夏天，初次读到姚风兄的《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很惊奇他在自嘲式的诙谐幽默中举重若轻的本领。今年九月份，收到姚风兄寄来的《姚风诗集》，对他的诗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比之当今圈子里的流行写法，姚风的诗显得清晰、明朗、自然、轻松、淡定、开阔而品味纯正。他从来不会把一首诗装得过多过满，也不会依赖意象的变形、词义的衍生或想象力的极度挥发而强加给读者更多。这种独特的自我定位和本真，优雅，得体的绅士风度使他脱离于流俗干扰而独立自在。《姚风诗集》共收入从2002到2008的119首诗歌。读着它们，我感到任何一种评说，都不过是盲人摸象。我努力要做到的就是触摸诗写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气质，而尽力避免断章取义，肢离破碎的拼凑式评说。我以为一个成熟诗人的诗写并非只有一种脉络可寻，姚风诗歌中流露出睿智的生存智慧；建立在生命关怀之上的悲悯意识；个人命运和历史的交融；以及我将谈到与诗人的文化背景、生存背景相关的优雅的对抗。这些从各个侧面抵达诗歌线索无一不告诉读者，诗人貌似随意轻松的诗写，从来没有放弃过思想的深度。而我以为离开了诗写的精神气质来谈论诗歌是无效的，这种优雅的对抗，以及在对抗中对自我的纠正和确立，可以看成是姚风诗歌的精神背景。他对已成既定语境的传统文化背景的质疑和对抗是明显的。在历代的体制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并存。几千年的奴化教育，弱化教育，重术而轻道的虚伪人格教育，使个体生命意识逐渐淡化，从三纲五常到解放后的造神运动，从古代到现代，精神独立的个体几乎不存在，《狼来了》一诗中，诗人对此做了入木三分的描摹：狼来了羊们没有跑只是停止了吃草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列像一垄垄棉花狼说，天气真他妈热所有的羊都脱下了皮大衣羊的恭顺和奴性跃然纸上，羊作为一个悲悯对像，一个弱势群体的象征物，任随意志和肉体被反复剥夺而不质疑，反而在吃人的狼面前排列成等待检阅的队伍，羊的驯服无疑加深了自身的悲剧，诗人对传统文化背景下奴性十足的变态人格揭示可谓尖锐。而诗人对整齐划一的强权语境的揭露，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福尔马林中的孩子》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连腐烂的自由也没有的孩子：“在病理室/看见你坐在福马林中/冰冷，浮肿，苍白/ 却没有腐烂的自由”。这首诗中，诗人的悲悯如同一把双刃剑，指向集权体制下整齐划一的生存境遇，也同样指向大一统语境下的伪艺术和伪诗歌，那种脱离了鲜活生命感受的作品不也是这样一个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孩子？这种体制文化在现代的高峰是语录，忠字舞。是工具化的抽空了思维和感受力的概念符号。就像多年以来，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对祖国的认识停留在美丽丰饶、地大物博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冷酷，没有人性之中，而从未清醒地正视过这种文化背景的内涵。在人们所受的教育中，坏人就是“那些戴着鸭舌帽/叼着烟卷的人”，这种用符号来图解事物本质的文化贯穿于诗人的成长年代，一直到“割掉青春期的尾巴/和天真的盲肠”后，一直到“坏人”以其本质属性带给诗人诸多的伤害以后，诗人才发现其巨大的欺骗性：“但在我的周围，始终没有发现戴鸭舌帽的人”。也就是说，伤害他的人并不具备符号文化的鲜明标识。这种概念化的符号文化和真实的偏离与错位，诗人在另一首《征服者》中，有尖锐的揭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半路死了好几个幸存的，登上了峰顶他们面对镜头，挥舞着旗帜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们征服了世界第一峰只有被镜头省略的夏尔巴人默默地站在角落里他们是脚夫，算不上征服者只要付给两千美金他们可以帮助任何征服者征服珠穆朗玛峰 这就是传统重术不重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文化本质。在镜头下也好，现实中也好，早已用概念和形式掏空了内涵，征服者的名号下是夏尔巴人的汗水，是被忽略了的事实和真相。传统文化的虚伪性欺骗性在此可见一斑，彼此做戏看，只要掩过世人耳目，一切都是合理的。委琐不堪的刘备是之，掘地见母的郑庄公是之，把民生民意挂在嘴上的某些现代官员是之。古代如此，现代如此，历来如此。这种带有愚昧性的文化，让众多的人失去了独力自主的精神，《1968年的奔跑》中，诗人以近乎天真无邪的逻辑，懵懂无辜的口气书写着一代人的盲从：我跑了起来因为我看见一群人向一个方向奔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但知道，我为什么要跑因为他们在跑一个优秀的诗人总能让读者明白自己身在何处，何况有时候，这个逐渐清晰的过程竟让人如此忍俊不禁。姚风的诗写是轻松，幽默的，看不出一丝儿着力的痕迹，他漫不经心又淋漓尽致抖落着真相的包袱，让读者在会意的笑声中感慨、叹息、流泪。姚风诗中，有着所有优秀诗人通用的策略.而对他而言似乎更容易一点,他是那样式轻松地把个体经验转换成公众经验。这首诗中独立自我的缺失，是传统文化背景下缺乏内省的自我缺失，而在佛家的文化中，这种自我的缺失是生而为人无法摆脱的宿命，佛家认为自我缺失的原因，是万物皆无自性，皆要相互的关联中存在，所以除了洞悉整个宇宙的智慧，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化解。在姚风的诗中，这种人与人、人与外围相互关联的亲近和依附关系，让自我的缺失来得更温柔更彻底：为了更温柔地抚摸 我拔掉了所有的指甲 反正它们也是闲着 你说，把骨头也剔了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蛆了 ——《抚摸》当赖以支撑生命的坚硬部分消失后，人和蛆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诗人其实是在优雅温和的对抗中验明着自身，确立自身作为自然人、生物人、文化人、政治人的一种身份。而事实上生命从一出生就被蚕食和侵扰，从来没有宁静过，从来没有成为过真的自我：我的心脏健康强健寂静的时候能听见它蹦蹦直跳但总有一种力量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心脏上面像一贴狗皮膏药死死咬住不放久而久之健康强健的心脏终于成了一块心病——《心病》 这首诗中，生存背景和文化背景已成为合谋者，永无宁日地剥夺着个体生命，这种来自外部的力量诗人既无力排除也无力化解。在我的理解中，“一贴狗皮膏药”如同另外一些诗中“手上生出的手套”一样，既是和现实无法贴近的“隔”，也是永恒的生命之痛。只有抵达绝对的澄明之态，这种附加的外力才会彻底消失。而在《狗日的粮食》中，这种文化背景和土地又成了合谋者。这是诗人唯一一首稍感粗鲁的诗歌，我有理由相信，一种带有欺骗性的语境，一种只有付出而没有回报的爱，对地球上最辛劳、最底层的农民已经欺骗太久了，“岁月漫漫/他们作为种子/无数次地躺下/又作为粮食/无数次地爬起来/他们像我一样微笑着/满嘴的黄牙/没有一颗是金的（《车过中原》）”，是那金黄可见的色泽和盯在金黄上的目光愚弄着他们。姚风一句“狗日的粮食”对我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了所有浸淫于苦难本身的乡土诗。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来的更本质更彻底。传统文化背景中愚昧人心和吃人的部分太多，但诗人对传统也不是一味否定，在个体命运和群体命运，个人和历史的纵横交汇处，他写到：“大海装满了无数滴水/有人告诉我/从一滴水中可以见到大海/在一滴水中/我却打捞沉船、银币和尸体”。沉船、银币和尸体这些沉重的财富和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腐朽吃人本质，是诗人对传统客观而清醒的认识。在《鱼化石》中，他让自我成为和这种本质相抗衡的力量：“向着你泪水的海/多少人去了/带一把汤匙 //我也去了/去做一条鱼 ”。可见诗人的本意是要确立一个完美自我，在传统之上构建一种更和谐和美好的文化精神。因为诗人所处一个特殊历史和社会的现实。这种优雅对抗就不仅指向纵向的文化背景，也指向了殖民文化下的生存背景。姚风生于北方，成年后做过外交官，而今身为大学教授，生活在曾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这个东西文化和中葡生活习俗相互交汇、后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特殊之地。在殖民国结束政权统治之后，以文化的形式对精神的侵蚀，或者说试图对精神的奴役是无所不在的。咖啡、奶酪、牛奶、果酱和面包和众多的外来文化符号一样，成为诗人对抗和警惕的一部分。《在罗勒大街16号吃早餐》一诗中，他写道：在咖啡、奶酪、牛奶、果酱和面包的中间我用中国式的耐心熬一锅米粥它洁白，朴实，弥漫着谈谈的香味与我在北京的木制餐桌上所吃的米粥没有不同无论在什么地方，祖国都无法避免祖国是一种习惯我又一次拒绝了安娜的咖啡和牛奶此时，我需要的是一块咸菜 像祖国在爱国的诗人心中不可避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后殖民生活习俗中，咖啡、奶酪、牛奶、果酱和面包也不可避免，这些饮食并不可怕，可怕是从饮食文化符号开始，自我文化精神的丧失。姚风在这首诗中，用中国式的耐心熬一锅代表母系文化的“米粥”，进而过渡到咸菜。从这里可以感到他对母语传统文化爱之深而恨之切，在对抗中的归依和热爱，以及诗人心中藏着一个精神强大的梦想。而这仅仅是个体的梦想。因其如此，诗人和外来文化的对抗中，也有了许多莫名的滋味。《在法国人的麦子中》，他像一个过家家的孩子，不无天真地和对方比着手中的珍藏：他以“号称世界第一的广场/这里有一群/最会晒麦子的农民”来对抗着法国式的浪漫。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有一群最会晒麦子的农民，而不是最会种麦子的农民。从浪漫的形式到浪漫的本质之间，诗人必定有着深深的失落和感叹。在《午门》中，这种对抗有了一丝明显苦涩，他直言不讳地写道“从来不喜欢星巴克咖啡/但如此年代，故宫博物院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他独自和一杯粗大的美式咖啡对抗，诗人“坐在历史的门口/坐在黄昏中/看太阳这颗巨大的头颅/如何以慢镜头的速度滚落在地/在石板地上涂抹一层血色/在午门，在无数头颅飞落的地方/”。如此血腥和体验中，一杯星巴克咖啡的苦涩可想而知了。淡淡的酸涩已不可避免，但不影响内心深沉的热爱，当我读到《柠檬》时，我相信这已不是一枚普通的柠檬，诗人在这枚果子的酸涩和金黄中完成的是对自我，或者说祖国的归依：走进院子，就像这个季节走进了柠檬树金色的果实，紧紧抓住阳光如你小小的乳房不会飞翔是的，它们很小但毕竟是你的乳房 这是一种有立场和方位感的声音，读来掷地有声。做为一个有着强烈的反省意识的诗人，在对精神文化的构建中，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对抗也是必然的，这一类的诗歌中他和自然互换身份，并不时代表自然而发声，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是《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在德里加海滩,大海不停地翻滚像在拒绝,像要把什么还给我们我们看见光滑的沙滩上丢弃的酒瓶子,针筒、卫生纸、避孕套我们嘿嘿一笑，我们的快乐和悲伤越来越依赖身体 越来越需要排泄光滑的沙滩上 是我们丢弃的酒瓶子,针筒、卫生纸、避孕套但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甚至不需要如此高级的人类这首诗有鲜明的时代性，丢弃的酒瓶子,针筒、卫生纸、避孕套是这个时代的印记，它们不同于天空的月亮和星星，月亮和星星可能是唐朝的，也可能是宋朝的，千百年都是一个。而“酒瓶子、针筒、卫生纸、避孕套”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只能是文明带来的垃圾，大海拒绝它们，也就是拒绝一个时代。人在自然面前其实是非常尴尬的，在自然和文明的双重夹缝中，人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面对此尴尬，诗人自嘲式的“嘿嘿一笑”，并在这种带有反讽的自我调侃中，犀利的剖析着自我 。本来，最深的快乐和最深的悲伤都是纯精神的产品，但是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加速了人的异化，“我们的快乐和悲伤/越来越依赖身体 越来越需要排泄”，这不过是人类被异化的一个侧面，精神世界不能再徜徉于山水或者自由的飞翔了，我们把它交给了感官，交给了无休止欲望和眼花缭乱的五色世界。这些物质文明的垃圾构成了“现代性”的精神残片，而恰恰是后现代支离破碎的语境，灵魂也不再是完整的了，它依赖于酒精，吸毒，依赖赤祼祼的感官麻醉、享受和排泄。另一方面，我们又把自我的生存方式强加给地球上并肩生存的伙伴，忘记了大海也有生命和表情，也会用潮张潮落甚至更大的海啸来拒绝，人却总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地将生存凌驾于一切之上。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所谓“如此高级的人类”，不过是离自然越远，拥有文化和文明程度越高的人类，而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往往是以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对自然的掠夺和损害为代价，诗人巧妙地站在大海的立场上正话反说，从人类生存的对立面发出了声音，看似调侃，实乃警示，留给读者的是具有深刻反省意识和生命关怀的内在沉思。而事实上，这种优雅的对抗是无所不在的，作为一个翻译家，诗人翻译过大量优秀诗篇，而他一直保持着天然明朗的本色，与故弄玄虚的译诗体相对抗；身为外交官，他没有将26个字母混在诗中糊弄读者；身为教授，他放弃了学院式写作的深奥莫测。用接近口语化的直截，朴素地言说。当然所有的对抗都只是一种表象，对抗的后面是深刻的内视和反省，是对新的精神体系的呼唤和构建，对自我不断的纠正和确立。 -
《他找到了一条路从生活到诗歌》——姚风诗歌作品浅读 文/安琪 1999年12月，在成都“跨世纪中国作家笔会”上，王家新在为当时颇为激烈的民间与知识分子两军对垒中用如下言辞阐释了他的知识分子写作观：没有一条直接的路从生活到文学，也没有一条直接的路从文学到生活。后来我把这两句话写到了长诗《纸空气》中。2003年在北京的某个诗歌场合，王家新向我更正了诗中的错误，他说，这两句话不是他说的，是布罗茨基说的。今天，当我细读姚风先生获第十四届柔刚诗歌奖的诗作时，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关于生活和文学的这两句话，在我看来，姚风的这组诗似乎是对布罗茨基或王家新的一种反驳，他用他的诗作告诉我们，从生活到诗歌的路是可能的。在我对姚风诗歌进行阅读的过程中，我仿佛亲身跟随他进入一个个具体的可以触摸的生活之物：马、狼、植物人、大海、指甲、阿姆斯特丹、中原、南京……哪怕黑暗这个抽象的存在在姚风笔下也以一位欧洲女诗人的口让它具象化并凸现在光明的屏风上。姚风是一个对细节有超常捕捉力和把握力的人，我甚至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观察之敏感与尖锐已经到了某种神经质的倾向，而诗歌是需要某些神经质的东西来放大它的疼痛.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在圣玛丽娅医院》:“从白色的被单中，你向我伸出一只手/它修长，枯干，涂着蔻丹的指甲”,诗歌以这样两句起始实在有一种诡异、骇人的气息，白色的床单下，伸出了一只枯干的手，那手上的指甲依然涂抹着鲜艳的蔻丹。医院、白色、死亡是这首诗的背景，血液、鲜艳、洁净是生命本身的努力方向，虽然诗人本意是要向我们展示一个在死亡的白色恐怖下坚持生之渴望的顽强，但我们却无意中透过这表像读到隐藏其后的关于生之无力的绝望，这，也许是诗人本意之外的，而一首诗的丰富与复杂也正在此。所谓神经质，不安是其中的一种症状，《在圣玛丽娅医院》一诗的不安尽管掩藏在白色的床单下的，我们依然能从那鲜艳的指甲中感到心悸的酸楚。说姚风找到了一条从生活到诗歌的路还在于他的写作既非由大词所构成的虚幻高度，也非由口水流淌出的浅可见底的平俗，姚风诗作总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刻让我们恰到好处地窥视到渗透其中的既有生活体验也有精神追问的奥秘。更令人激赏的是在这种窥视中我们也同时跟随他进入一个纯属于姚风自己的表达空间，这里我们将涉及到姚风的语言能力，即，把个体的生活体验经由物、事的身体途径又返回自身，在返回的过程中使精神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加强和提升。请允许我以他的《喜欢一头畜生》为例来说明我的这一看法。诗的前九句是对一匹马的状态描摹，用的是静物写生法，在诗人笔下，这匹马纯净、简单、纯粹、完美，正是因为这样的素质使诗人“心生柔情”而介入到这匹马的世界里去“轻轻抚摸它的皮毛”，当我们在最后读到：“喜欢一头畜生/比喜欢一个人更加容易”时，我们要注意“畜生”两字在这里的使用，我感觉姚风似乎有意为这两个字在文化寓意上被贯注的贬义翻案，或者说还原，它让畜生这个词还原到“马”本身，这也是姚风写作中人文精神和诗歌技巧的经意或不经意流露。事实上，姚风诗歌是有技巧的，这是一个经过诗艺打磨的人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了的闪现。尽管“思想”在当下全球化的物质语境中显得有点老套和不合时宜，但我们还是轻易就能在姚风诗歌中读到“思想”，姚风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之所以他的思想不会让我们感到逆反或难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条从生活到诗歌的路：感同身受。姚风的诗，起笔总是比较低，我指的是他的直接，他直接地把自己当成被写对象，或直接地把自己和被写对象摆在同一个平面上，他不绕圈子，也不高屋建瓴地来一些深刻的但没有内容充实的空中楼阁式语句，他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从实处入手，这种写法对我们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来看他的《福尔马林中的孩子》，诗的上段把力量用在对一个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孩子的客观呈现上，但有思想的姚风还是忍不住用一句“却没有腐烂的自由”表明了他的观点，然后在第二段短短的四句中再次强化了“没有腐烂的自由”的不合人性，对诗人而言，他需要自由，哪怕这自由是腐烂的，也比没有好。姚风的思想就是这样通过一个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孩子得到表达。孔子说诗言志，于坚认为诗言体，前者指向了诗歌的服务功能，后者则回到诗歌内部去进行自我验证。姚风的诗歌，有言志的一面，也有言体的一面，上段关于思想的阐释说的就是他的言志，而言体，则意味着姚风的诗歌写作开创了一种自我生成的模式，他善于围绕一个词进行自我辩驳自我挖掘的能力在《白夜》和《坏人》这两首诗中得到充分彰显。和上文分析的姚风诗作不同，这两首诗里姚风的诗歌重心放在看不见的一些物、事上面，光明、黑暗、好人、坏人，都是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这种词一般很难写，我们看姚风如何处理这样的题材。在《白夜》里，姚风从黑暗写起，引出了对光明的渴求，这并不标新，那么我们需要的是看他如何立异，果然，姚风通过一位欧洲女诗人的口说出了光明导致的精神时常和自杀这种原属于黑暗的结局，不能不说这是姚风自己创造出的一种模式：诗歌中的辨证法。《坏人》同样是姚风诗歌中的辨证法的合理运用，在诗中，诗人替坏人下的定义“是那些戴着鸭舌帽/叼着烟卷的人”，当他长大后遇到更多的伤害时，却“始终没有发现戴鸭舌帽的人”，我们当然知道，坏人是不必戴鸭舌帽的，姚风在这首诗里再次显示了他高超的游走于哲学和诗学的能力，把一个常见的道理用不断互否的方式水到渠成地表现，实在是令人叹服。以上简要地写了对姚风诗歌的一些感想更多地是想表达我对他此次获得第十四届柔刚诗歌奖的喜悦和祝贺，姚风以这组风格各异的优秀诗篇获得该奖应该说是实至名归，我曾经在《我与柔刚诗歌奖》一文中如此写到：“一个奖项和获奖者的关系不外如下两种：1、奖项使获奖者生辉；2、获奖者提升了奖项。”对本届柔刚奖得主姚风，我以为他应该属于后者：无论从诗写能力还是翻译能力还是诗业建设能力上，姚风获奖是对柔刚诗歌奖这一品牌的又一次增殖，我为有这样的同道感到庆幸。 2006-1-22 附一： 2005年柔刚奖参评作品 姚风诗选 《白夜》 我的心中充满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甚至那些声音也像一块块黑布蒙住了我的眼睛我渴望光明，永远的光明我对一位欧洲女诗人诉说了我的苦闷和希望她告诉我在她那个寒冷的国家许多人因为漫长的光明不是精神失常就是自杀 《喜欢一头畜生》在阿连特茹看见这匹马，高贵，强健白色的鬃毛，像它的本性那么纯净它静静吃着青草不时抬起蹄子，或用尾巴驱赶马蝇简单，纯粹，完美的造物明亮的眼睛里没有掺杂一丝杂质除了吃草和奔跑它并不思索如何过得更好我心生柔情，轻轻抚摸它的皮毛 在我孤独的内心，在这易变的尘世喜欢一头畜生比喜欢一个人更加容易 《狼来了》 狼来了羊们都没有跑只是停止了吃草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列像一垄垄棉花 狼嗥了一声：天气真他妈热所有的羊都脱下了皮大衣 《植物人》 人从地上站立起来就开始用语言命名大千世界玫瑰花开花落不知道自己叫做玫瑰君子兰也不知道自己和君子有何关系此时，我远离语言学和植物学无言地坐在老张的床边他浑身插满管子像一株茂盛的植物我转移视线，窗外的树已经伸展所有的叶子在玻璃上投下快乐的斑影我最后看了一眼老张他终于睁开了双眼但什么也没有看见 《在圣玛丽娅医院》 从白色的被单中，你向我伸出一只手它修长，枯干，涂着蔻丹的指甲像梅花，把冬天的树枝照耀这些指甲，这些花，你一次次剪掉又让它们一次次怒放 它们，位于你生活和身体的边缘但总是这么洁净，这么鲜艳哪怕在这所和国家一样混乱的国家医院 抓住你的手，感到褐色的血管隆起血液蠕动，从红色的指尖折返记得你在书中写道，在死亡的肉体中指甲是最后腐烂的物质 《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在德里加海滩，大海不停地翻滚像在拒绝，像要把什么还给我们我们看见光滑的沙滩上丢弃的酒瓶子、针筒、卫生纸、避孕套 我们嘿嘿一笑，我们的快乐和悲伤越来越依赖身体，越来越需要排泄光滑的沙滩上，有我们丢弃的酒瓶子、针筒、卫生纸、避孕套 但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甚至不需要如此高级的人类 《阿姆斯特丹》 驱车来到阿姆斯特丹，已近子夜性都的名声，让街灯变得暧昧甚至旅社老板的表情也像一滩精液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对我来说 窗外，河流泛起清晨的反光天空阴郁，在梵高纪念馆向日葵折断阳光，在花瓶里成为姐妹夜空扭曲，在月光中受孕的麦地卷起疯狂的波浪 从画家忧伤的自画像中我拎出一只滴血的耳朵，回到街上发现阿姆斯特丹人人都有完整而红润的器官 《车过中原》 火车在穿越大地成熟的玉米收容了阳光 岁月漫漫他们作为种子无数次地躺下又作为粮食无数次地爬起来他们像我一样微笑着满嘴的黄牙没有一颗是金的 《南京》 细雨蒙蒙，我又来到了南京法国梧桐仍用汉语交谈雨花石似乎已经干净坐在街边的水盆中，睁大缤纷的眼睛 我喜欢南京喜欢和这里的朋友聚在酒吧谈一谈祖国、诗歌和女人但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罹难者的后代从未跟我谈起历史 《老马》 习惯了车把式、行人和汽车也就习惯了不再奔跑毛皮像一块黄昏肮脏，松弛，已接近黑夜金属的马蹄使没有草的路更加漫长 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看着你使尽力气低下头把大车拉上了斜坡却不懂用你的语言喊一声：老马，进来喝一杯吧！ 《坏人》 我怀疑一些人是坏人但依旧把他们当成好人就像法律在审判之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推定为无罪而坏人是那些戴着鸭舌帽叼着烟卷的人他们在我童年的银幕上作恶多端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已经割掉青春的尾巴和天真的盲肠因此我受到更多的伤害但在我的周围始终没有发现戴鸭舌帽的人 《旅途》 把身后的影子搓成一根缰绳牵着路，这匹老马默默前行每天，夕阳都是一次流产钟表积攒了足够的时间黑夜没有前方只有四周一根根火柴从身体中抽出在昏暗的墙壁上撞破红色的头颅 《福尔马林中的孩子》 在病理室看见你坐在福尔马林中冰冷，浮肿，苍白却没有腐烂的自由嘴唇微微张开还在呼唤第一声啼哭紧攥的小手抓住的只有自己的指纹 你没有腐烂的自由你让我对生活感到满足呵，自由，腐烂的自由我毕竟拥有 -
WTO可能写作——以姚风为例谈当前中国诗歌的一种取向 任意好 一 “WTO可能写作”的提出 在诗歌泛滥成灾的今天，能够引起阅读的兴趣的诗歌早已不多见。我甚至于偏激地认为，不能调动读者阅读的兴趣诗歌，便是垃圾文字。建立在这种“印象主义”基础上的阅读思维，我更多依靠直觉，习惯先走马观花般一目十行地读诗，之后才根据接感性体验而选择是否有没有读下去一必要？诗人姚风在与我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他的短诗特有的强悍视角冲力，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视野。这还得归功于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第7期）的特辑——《安德拉德诗选》①。这个特辑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不仅仅是来自异域的抒情诗人安德拉德那些令人陶醉的优美诗篇，也包括特辑译者澳门诗人姚风附于集子后边的短诗系列。诸如《狼来了》、《诗人的午餐》、《鱼化石》这三首短诗里边，个人感情的介入、开阔的诗空间、瞬间与永恒的二元交错穿越，带给我亲切、温暖和空灵的阅读快感，让我欲罢不能。再如《喜欢一头畜牲》、《老马》、《南京》、《母亲》、《长满青苔的石头》等等佳作，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面调动我的阅读兴趣，使我不惜大动干戈在文档敲下他的诗歌，准备作为其后编辑《赶路》诗刊之用。这跟我读到徐江的《杂事诗》、肖雨的《名字诗》和雯雯的《流着黑泪的煤》时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者，对优秀文本最大的尊重及仰慕之情，莫过于对作品的“暗恋”发展到占为己有的编辑过程了，但当我再次对姚风的诗歌进行细致的审视之后，竟然认为“直接、干脆、开阔、震撼”的印象和选用其诗歌仍然是饮鸠止渴，这种强烈的感觉驱使我在不自觉中把他的诗歌放到另一种高度进行体认。约两个月后，姚风把更多的新作频频发表到“赶路”论坛，我从不放过他的任何一首诗并且毫不吝惜囊中羞涩的形容词，也正是在此期间，我从对他的诗歌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开始由感知转入认知进而上升到考辩的层面上来。 姚风的诗歌可分为三类：一是西方文明特征比较明显的，诸如《在圣玛丽娅医院》、《福尔马林中的孩子》、《圣像巡游》、《在卡斯卡伊斯海滨》、《肖像》、《洛佩斯的葬礼》等一批，富有抒情性和自然主义色彩，丝毫没有繁复意像干扰我的心灵。不过对于接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我而言，这种西方味过重的诗歌，总让我感觉到一种陌生和疏远。正如诗评家温远辉先生在谈及姚风的诗歌时也提到这点，说他前期某些诗歌有非常明显的“翻译体”味道。另一种本土味相对突出的，像《为太平煤矿死难矿工而写》、《读史偶感》等，隔阂没了却又略嫌生硬，不够融洽鲜活。最后一类便是《狼来了》、《南京》、《白夜》、《母狼》、《在非洲草原》、《抚摸》、《中国地图》、《喜欢一头畜牲》、《老马》、《长满青苔的石头》等一大批深深打动我的、兼容了中西两地文明优秀基因的“混血儿”了。 通过对姚风诗歌全面的把握、严格的挑剔和疏理，可看出他的诗歌视角独特、语感鲜活、用词遣句极具“净化度”，结构上多带“戏剧性”，趣味则侧重“情、知”的兼容。这种纯净而多姿的优质汉字的排列，与当前中国从多的“诗歌”有着质上的迥异，因而我更愿意把他从这个时代的诗歌中隔离出来。我所认为的姚风的诗歌是中国诗歌必然成为中国诗歌进入WTO之后一种行之有效的写作模式，由是，我把她们称为“WTO可能写作”。在这里必须强调一下，之所以用“可能”而不直接说“WTO写作”，潜伏的台词是与国际接轨的中国诗歌还有其它写作模式可能，只不过眼前这个优秀文本已提前告诉我中国的“WTOＷ可能”诗歌写作形状。 二 姚风的“WTO可能写作”评述 1．兼容性：刚柔并济、“情、知交融” 前文对将姚风的诗歌进行分类，在这里正好为他的“WTO可能写作”的论述提供清晰的资料。能够为“WTO可能”提供美学支持的，自然非“混血儿”莫属。而在这里以兼容中西作为总结姚风诗歌的要点，“中”与“西”这两种诗歌质上的异同便是绕不过去的“谈资”。 中国传统诗学中最核心之处，无疑是对“意境”的强调，从刘思勰到王夫之、从《二十四诗品》到《人间词话》，所提的美学趣味无不涉及“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等等意象和情趣契合为表达方式的“意境说”。而现代诗越来越强调冲突、戏剧、虚构、张力的理性意识，对沉溺感伤的诗人主体及渲泄性的情绪直抒有意进行回避。中国的现代诗的这些审美，从某种角度上看正是西方诗歌的“中国表达”。对于中西诗歌两者间的差别，朱光潜先生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中国社会侧重兼善主义；……中国诗歌的总体风格上以委婉、微妙、简隽胜，西方诗歌以直率、深刻、铺陈胜。西诗侧于刚，中诗侧于柔。”②虽然笔者并不赞同朱先生这种绝对化的区分，但作为中西诗学直观上的讨论资料，这些论断仍然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姚风的《南京》、《白夜》、《母亲》、《在非洲草原》、《抚摸》等一批诗歌，随便拿出一件作品来讨论，都是“兼容”的好案例。如《南京》清晰地反映出个体（个人主义）与历史（兼善主义）的两重思考；《白夜》则用独特的个人体验伸入到社会中寻求人类的共性；《母亲》又把个人融入自然界，以“母狼”的“大善大恶”来反证人类情感的灵魂，具备人与历史、历史与社会、人类和自然界的三维思辩，抵达永恒之河。而这几首诗也同时兼有了朱氏所说的“中诗的‘委婉、微妙、简隽’和西诗的‘直率、深刻’”的长处，可谓刚柔并济、中西会通。但要抓住姚风更内在的中西兼容性，还然离不开他的诗歌中“情、知交融”的诗学趣味倾向。把“情、知交融”作为中西兼容的一种论据，已不是新鲜的论述手段。早在几十年前，新诗名家之一的卞之琳在这方面上就曾付出努力，但他对两种诗学的融洽受影响偏重的还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意境”，他本人这样惮述：“我写抒情诗，像我国多数旧诗一样，着重‘意境’，就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③事实上不仅仅卞之琳的努力没多大进展，那了“九叶诗派”那一拨诗人外，就算发展到今天的百年中国新诗在这方面上也是收效甚微的。对于受口语诗、叙述诗影响深重的新世纪中国诗歌，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显然有重提的必要。 在喜新厌旧风气较浓的中国诗坛中对一个并非新鲜的诗歌话题进行讨论，多少有点难度，但笔者迎难而上的决心，完全出自对姚风诗歌的一种信任。我向来认为，对另一种文明的介入，不是留几天学，开个诗会、住上几天喝瓶啤酒饮杯咖啡，或通过二道酒坊的译作就能起到“兼容”的实质性效果。而姚风生于北京，后移居澳门，翻译过大量诸如安德拉德的西方诗歌，与当前西方诗歌精英有着零距离的接触、领悟和渗透。另一方面又与广东作协合办《中西诗歌》杂志，编辑中国当前大量的新诗，甚至频繁深入到中国诗歌腹地的网络诗坛，与当前活跃诗人进行各方面的交流探讨。这种先天的地域优势和后天的深入探索，都为他置身于两种文明中进行碰撞和对话的可能性提供有力的优势。具体点说，他与代表着“情性”倾向的西方当代诗歌和代表着“知性”的中国当代诗歌有着直接的、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从他的诗歌中可看出，他把安德拉德式的“情性”和中国的口语、叙述式诗中的“知性”揉合得接近无痕、水乳交融。 姚风在介绍安德拉德时曾这样叙述：“‘紧贴土地，超脱尘世’，安德拉德说出了自己诗歌的本质。实际上，他的诗歌从大地开始，不懈地用诗歌的符号构建一个扎根大地，向往天空的精神家园。”④在我看来，“紧贴土地，超脱尘世”用于形容姚风的的柏拉图更为准确，这一点可从《中国地图》一诗中得出结论。在《中国地图》中，诗人胸负对祖国大地深沉的爱。他渴望祖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玫瑰花园/黄河不黄，长江如碧/海洋没有污染/满目青山，伐木者早已远去”，但让诗人耿耿于怀的是“可爱的人民/在水之湄，在花园间/劳作生息/他们用晶莹的汗水浇灌玫瑰/他们用一生的时间相爱”这个海市蜃楼，是建立在“色彩”进行“美化”的虚构，只能是“仿佛看见”而无法真正实现。这种体验及理想，正是活在大地之中又远离红尘三尺的矛盾对立的复杂交织。而从诗艺上看，他用内在的反讽手法化入表面的抒情，巧妙地说出了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理想，充分展示他对“情性”和“知性”的艺术调和力。也是“WTO可能写作”的另一种特征和诗学高度。 2．净化：超群的以简驭繁诗艺 朱光潜先生在谈诗时说“它（中国文学）的精炼深永却是往往非西方诗所可及。”⑤这是个没必要讨论的论点，随随便便从中国古诗中抽出一首，其概括力是西方诗歌所无法比拟的。这里引入“精炼”的讨论，当然服务于姚风的。他的诗歌语言不是简单的“精炼”，更为准确的叙述应该是“净化”。其语境的韧性和阔大的空间诗歌形态，是中国新诗对古诗有效继承、优化的一个绝佳例子。这一点是他与当前诗歌形态区别最为明显之处，是他从诗人群体上迅速凸出来的利器，是大量被称为“诗人”磨破键盘无法企及的高度。对此笔者不愿把“（姚风）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当前绝大部分诗人）的痛苦（失败）之上”进行论述，试以他不同的两首诗作为比较，便可充分说明问题。在2004年11月，姚风发表了一首新作，颇有一些诗人和读者盛赞该诗非常优秀，姚风本人自我感觉也颇为不错，而我则认为该诗比较糟糕： 夜读史书，至唐安史之乱 大将张巡困守睢城 城中无食 于是杀掉爱妾 分给兵士果腹 众人不忍/而张巡高呼 “诸公为国戮力守城 一心无二 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 岂可惜此妇人！” 读至此处，我不禁掩卷 认真打量着 身边已进入梦乡的女友。 ——《读史偶感II》 我之所以认为这首诗非常糟，是因为这首诗借典抒怀的手法落俗，视角不独特，诗空间狭小，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首诗不够“净化”。为了说明我印象中的“姚风”诗歌，我在电脑里敲下了他的另一首诗并附上“直接、干脆、开阔、震撼”等相关评语加以强调： 为了更温柔地抚摸 我拔掉了所有的指甲 反正它们也是闲着 你说，把骨头也剔了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蛆了 ——《抚摸》 从我对上边两首诗歌品评的视角及趣味说明了一点，姚风的诗给我最原始的印象是“语言的净化而非消极的松散，是以简驭繁的情感拿捏而非刻意抑制情绪的自然流露”。包括他的《在非洲草原》：“一头狮子用牙齿和利爪／撕咬老病的同伴／然后扯下一块凉爽的夕阳／擦一擦嘴唇”（《在非洲草原》）等诗歌最能代表姚风的写作水平。这类诗歌是对中国古诗的强调“意境”作用的摒弃和西方诗歌“意象”功能的跨越，既非闭门造车的“唐诗的独生子”，也非移民诗歌。没有中国新诗早期的浅白无味，也不陷入后期的晦涩与怪诞；没有口水横飞，没有“知识”的自视清高，而是以淡取胜，于“清淡中见隽永，更是艺术中的艺术。”⑥这与姚风入诗角度的细微和触角的敏锐有关。在细微的触角中，姚风让我深为叹服的是他每每有“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就像他在《一滴水》的诗意概括一样：“大海拥挤着无数滴水/有人告诉我/从一滴水中可以见到大海/我在一滴水中/打捞沉船、银币和尸体”。 三 “WTO可能写作”对中国新诗写作的探索意义 一直活在诗理论贫血症中的中国新诗，2004年也不例外。严格点讲，2004年的中国新诗理论基本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如果可勉强当“理论”来看的，不外乎李少君的《草根性与中国新诗的转型》。李少君在文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国性”（或称“草根性”），企图对当前的中国新诗进行一次“寻根”。走入新世纪的中国新诗是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写作等写作群体（流派）的变革、磨合之后出现的“‘无写作’状态”（这里的“无”是指没有一种得到公认或者有实力文本支持的写作概念存在），如何整合的确是当前中国诗人们一个不得不重视的一个课题。李少君在该文中的“思索”对于中国当前诗歌写作意义深远，但这无法掩盖其论述的平庸及见解的陈腐。而笔者在这里的本意原是针对姚风的诗歌进行一次评议，之所以煞有介事地把文章引到中国新诗的“寻根”问题上来，正是因为姚风的“WTO可能写作”对当前中国诗歌的“根性”有着重要的讨论意义，也是这种命名产生的必然性内在规律的揭示。 中国的新诗不能离开西方诗学而闭门造车。在网络高速发达的时代，再去分割中、西文明只是一种“剪掉辫子留长发”的复辟行为，是中国诗歌的“唐装现象”，勉强操作的最终归宿就像“唐装”盛极一时之后的销声匿迹一样收场。对于中国新诗的“寻根”问题，从姚风身上得到结论：应该在扎实古汉语的基础上向西方文明靠得更近些。就像汪剑钊曾说过的“不但李白杜甫是我们的传统，但丁……也是”的观点。在中国新诗的战国时代，中国新诗面临着的不仅仅是“寻根”问题，还有如何与国际诗歌顺利接轨的问题。任何企图疏离西方诗学向本土“寻根”或完全脱离母语而盲从西方诗学的思维都是不成熟的无效想法。盲从西方诗学、疏远母语便会继续沦为“文化奴隶”，而排斥西方诗学则必然被时代所淘汰，最明智的方式是在扎实汉语的基础上向西方诗学靠得更近些。 在这种背景下，着重推出姚风及其“WTO可能写作”，对于中国新诗的可持续发展讨论显然是一个珍贵的个案。至于中国新诗何时在与国际完全接轨的基础上完成“寻根”过程，再现盛唐风采，还得有赖诸如姚风这类眼界开阔、勇于创新的诗人们多多努力了。2004年12月14日 于佛山 注：①：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2004年第6期 总第７期）特辑姚风翻译的《安德拉德诗选》。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当代葡萄牙最重要的抒情诗人。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02年获得葡萄牙语文学中最高文学将其——卡蒙斯文学奖。诗歌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受欢迎。除了现代主义诗歌先驱费尔南多•佩索阿外，安德拉德是20世纪以来被国外译介最多的一位葡萄牙诗人。②：《诗论》，朱光潜著，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③：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④：姚风给《安德拉德诗选》的译诗序文《用诗歌去爱》，见《诗歌与人》第７期⑤：摘自朱光潜《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见《诗论》附录⑥：见余光中文评随笔集《缪斯的左右手》中《后浪来了》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