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人》书评

同性恋的红旗，或彩虹旗

同性恋的红旗，或彩虹旗张喂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坚决的贯彻着当下社会的道德行为模式，并使得这种道德规范在社会——心理——身体三者的互动中形成一整套科学评价标准，以维护司法——社会——家庭间现有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转。福柯的这本《不正常的人》可以看作上述理论的完美证明：司法惩罚体系不断科学化的过程，也是精神病学不断介入司法权力运行、社会意识、家庭伦理的建构过程。制度的科学性油然而生，一切都看似如此公正合理。但是在面对同性恋等“道德畸形人”时，“科学的”司法体系却陡然间精神错乱。如果说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病，那么他应该在法律的制裁之外。但对鸡奸犯的司法惩罚，却狠狠地搧了它的精神病学兄弟一个耳光。于是，同性恋的身体问题一直被用来当做精神病学“令人骄傲的进步”的完美范本。2001年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详细解释了同性恋的性活动不一定是心理异常的表现，只有由于同性的性行为导致了心理矛盾、焦虑，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的，才被认为是性心理障碍。这似乎可以看做是中国同性恋者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从鸡奸犯到性变态直至正常；这也是社会的进步，从古代的断袖之谊到死刑的惩罚直至今天的“性心理不一定异常”。精神病鉴定标准的退让并不意味着权利已经如泉水般涌出，对同性恋的否定态度早已深入到社会与家庭价值体系中。这种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家庭的伦理受到威胁时，必然需要精神病学评估体系的支持；精神病学所贯彻的道德伦理也以“科学的”话语对“病人”进行“身体化” 治疗。其解决手段无非是将社会道德对同性恋者产生的压抑，转化为“抑郁”、“神经衰弱”等精神病症，再施以处方，甚或电击。国际医学人类学与精神卫生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凯博文，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以临床研究的方式，深入地探讨了在跨文化领域下中国人身体的病痛与政治的关系。以文中的观点来看，上述“只有由于同性的性行为导致了心理矛盾、焦虑，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的，才被认为是性心理障碍”的规定只能使得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精神病学进步变成一句令人厌倦的空话。这种规定在《不正常的人》中被称为“于布式的话语”，一种极具威胁却荒诞不经的话语，“它既合乎规定，又丧失资格”。同性的性行为之所以会导致心理矛盾和焦虑，不过是因为社会道德对这种“异质的”性行为的否定与压抑。无力面对社会道德根源，当下的精神病鉴定学所做的并不是对根源反思，而是尽量维护权力，大肆修葺同性恋的“本质”，以此反复击打自己早已支离破碎的脸。标准的制定伴随着权力对各种社会“价值”的判断与诉求，以此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归训体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同性恋进行科学的定义无疑是荒诞而愚蠢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作为归训体系的一部分出现，使得政治对身体的控制从司法判决弥散至家庭伦理，从而将社会观念中的“危险区域”尽数剿灭。如福柯所揭示的，这一切的根源都是 “主体性价值”的鬼火在现代科学医学体系中游荡飘摇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福柯反对美国的同性恋运动。在1982年一次与同性恋行动主义分子的会谈中，他指出：“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不是认同的关系，而应该是变异的关系，创造的关系，革新的关系。保持同一，实在令人腻烦。”他认为“同性恋者”一词本身就应该作废。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同性恋”的概念，并作为一个亚群体与社会主流保持政治逻辑的同一性，导致了同性恋群体采用对抗的方式无法保障其应得的“权利”，而只是沦为一场不同性倾向的“权力”争夺战。其结果只能和帝王时期的农民起义一样危险而乏味。那么，同性恋政治只能是一个虚假的概念。然而被判定为虚假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概念的出现使得同性恋的问题彰显出来，并被死死的钉在精神病学的耻辱架上。以殉难者身份为人所知的福柯更拒绝揭示天启的结果，而是将自己投掷在无穷的创造力中，不断超越内在的羁绊，以此达到身份变异的极大快感。“我们应该成为同性恋者，而不是自称同性恋者”。这一切都使得同性恋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后现代特色的政治隐喻。但现实的政治活动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将自己定位于某个被权力者指认为“神经病”的群体，再将这个群体头上的“污名”一扫而光，以此获得些沾沾自喜的“圣光”，却不曾注意到自己走上的是与自己的敌人同一条不归路。如果司法评价体系中的“精神病人”意味着“超越法律理性的限度”，那么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无疑是任何时代中最具诱惑的精神病例。缺失了具有反思性建构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只是另一个神经病问题。

谁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人的谱系学恰恰为正常人确立自身提供了禁止跨越的界限；如果正常人自愿受到比所谓不正常的人更多的可笑束缚；那么到底谁正常，谁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