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章节试读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251页 - 上海的边缘西方人:巴格达犹太人社团

上海外国租界中的大多数居民为中国的外来人口。因此巴格达犹太人不得不制定他们自己的文化战略，以面对周围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大致上他们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持了一种疏离的态度，这与英国人所采纳的态度倒是颇为相似。就如毕可思(Robert Bickers)准确观察到的那样，“英国人或者在中国的大多数其他外国人所能遇到的中国人，只是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职员，有时还会有翻译。他们(指中国人)常常是看不见的”。中国人和其他外国社团那种表面性的关系就如陈志让(Jerome Ch'en)所概括的那样: 文化适应的类型不是多数改变了少数，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这两个社团都受教育有限，其相互之间也很少有亲密的友谊，所以上海的中国人，其文化适应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大众媒体，而不是冷漠的白种人。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92页 - 上海的美国人社团

与上海的其他外国人一样，美国人也每年举行一些爱国仪式，不忘记自己是什么人，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庆祝感恩节、华盛顿诞辰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当然还有独立纪念日。1937年，弥尔顿·海米苛(Milton Helmick)法官作“民主的好处”之演讲，以此开始独立日的庆祝活动，接下去是例行的篮球比赛、马球竞赛、军队游行以及招待会。翌日，在跑道上举行了升旗仪式，庆典活动结束。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他们庆祝的不仅仅是爱国主义传统，而且也在庆祝他们在上海的成功。可是，5个星期之后，大炮的轰炸声自己空袭的恐怖穿透了这座国际都市的心脏。起先，有些人很轻视这种混乱，认为是当地“东方人”之间的打斗。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在“黑色星期天”——8月14日——急转直下。那天，中国的轰炸机把炸弹误投到公共租界的中央地带。在这次轰炸中丧命的上千人中包括了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赖肖尔(Robert Reischauer)——一名前途光明、年富力壮的日本问题研究学者。可以说，罗伯特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首例伤亡。8月午后的这次致命性的轰炸预示着上海持续数十年混乱的开始，同时也标志了外国人在这座城市的统治开始走向终结。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269页 - 寻求认同:上海的德国人社群

上海的德国人承受了比英语国家的上海居民更不方便的“一个心灵两个灵魂”的损害。一个灵魂属于忠诚的希特勒党徒，想帮助同盟日本，一个灵魂属于商人，不想失去任何利益和扩展中国市场的机会。上海的德国人非常不满意德国报纸露骨的亲日立场，德国商会急迫地劝诱柏林改变其态度，如果它“不想在华的德国商业和日耳曼主义毁于一旦”。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79页 - 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社团

尽管日本人很晚才来上海，但是他们很快成为在上海的最大的移民群体。到1915年，日本人的数量已经是英国人的1.5倍。1920年他们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外国社团人数的总和。如此巨大的数字，使得他们本该成为尤其在公共租界里最有影响的社团。然而这一日本群体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选举制度使日本人一直处于次要的角色。甚至，大家并不认为日本人是“上海外国人”的一部分，不论当时的文学界和新闻界——它们认为日本人是侵略者——还是上海的集体记忆都是如此。日本人撰写的各种有时甚至是内容相当丰富的回忆录和城市指南，都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社团，而且战后也逐渐被遗忘了。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09页

“上海的第一位法国艺术家是一位Jean Remusat的音乐家，1815年出生在波尔多，叔父是法国中学里的中文教师……”
19世纪初，法国姓Remusat，和中国有关的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雷慕沙么（Jean-Pierre Abel-Remusat），法兰西公学汉学讲席的首任教授。把College de France理解成法国的中学……：///////
Remusat家族的来龙去脉网上有人考证，连几位主角的户籍档案都贴出来了，叹为观止一下~~~~~~
http://gillesdubois.blogspot.com/2009/05/nouvelles-recherches-sur-la-famille.html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41页 - 1945-1946年上海的肃奸:萨尔礼案与法租界的终结

对巴黎来说，1945-1946年冬在重庆举行的外交谈判中它最关心的不是上海法租界的命运，而是如何让中国军队撤离北纬16度线的东京、安南和老挝。根据波茨坦协议，中国军队占领了这些地区，使法国无法插足并重申法国对该地区的主权。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10页

这章专名的翻译错误不断，还好译者诚实的大多保留了原文。
110页，“这时我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她是Wrangel部队一名上校特扎尔（Tsar）的女儿”
Wrangel就是苏俄内战的白卫军领袖弗兰格尔。由此出发，后面的那个“上校特扎尔”也很可疑（Tsar就是沙皇的意思），但是光看中文看不出所以然来。
112页，“上海的盎第高那（Antigone）“
不用说了吧，是安提戈涅。下文说明了是Jean Annouilh的版本，译者保留了原文，可却把“阿努伊的《安提戈涅》”整个当成了篇目，打进了书名号里成了《Antigone d'Annouilh》
113页，“泰阿尔（Teilhard）神父”
中文名字是德日进。
115页，《儒家入门（Confucius en pullover）》
完整的标题是Confucius en pullover ou le beau voyage en Chine，直译是“穿套头衫的孔夫子，或美妙的中国之旅”，看上去是外国人的中国游记，怎么也不是“儒家入门”。
117页
赛加朗（Segalan）
通译谢阁兰
125页
坐油轮横穿日本海，两天就可以到达Unzen或Karatzu
唉，日本专名的汉字写法，google一下就有了么，2003年的书，网络已经普及了啊。Unzen=云仙岳，Karatzu=唐津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13页 - 上海的法国人

法文协会在上海的教学水准总体而言还是令人满意的，然而那些学生在法国的境遇却常常令人失望……1931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学生自命不凡，最终都回到了中国。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96页 - 上海的美国人社团

尽管美国人指责国民党政权贪婪、自私，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与其合作。如果工厂经理需要制止工人罢工，他就会求助于当局——很可能正是他在吃午饭时曾经讽刺其腐败无能的那些官员。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处境。1945年电力公司的工人罢工时，保罗·霍普金斯怀疑这是国民党设计的阴谋，企图篡夺他的工厂。他警告说，如果劳工骚动可能会导致电力供应中断，工厂停产，成千上万名愤怒的、饥饿的工人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当国民党认识到这种潜在危险时，他们立即掉转了矛头，对工人进行了镇压。他们和霍普金斯之间的这种不自在的、不完美的结盟关系一直持续到1949年。可就是这样一种政府援助并没有时刻能够得到保证。当工人们罢工抗议美国远东火柴公司(The American Far Eastern Match Company)和A.H.海宁的鸡蛋包装厂(Egg-packing Plant)时，社会事务局的调解员不但袖手旁观，而且试图从美国人那里索取贿赂。这种劳工关系表明，美国人和国民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是，这种关系又是临时性的。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98页 - 一个另类的日本人社团

1913年，刚刚皈依基督教的日本人内山完造(1885—1959)接受牧师的建议，前往上海闯世界。4年后，他在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条小弄堂开了一家书店——内山书店。他经营这个书店达30年之久。一开始，内山主要经营日文书籍，大多数是宗教方面的书。后来为了满足各种顾客的需求，他也进别的书。他的顾客有日本人，也有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书店扩张后，他将二楼改成榻榻米会客室，成为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会谈场所。日子一长，内山成了中国作家和日本来访作家的中介人。他的书店成为中日文学交流的“沙龙”。他把这种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名之为“漫谈会”。正是在他的安排下，大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得以会见著名作家田汉(1898—1966)、郭沫若(1892—1978)、欧阳予倩(1887—1962)。后来，谷崎润一郎将内山介绍给诗人和作曲家佐藤春夫(1892—1964)。佐藤春夫通过内山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内山与战后中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1881—1936)结成了特殊的关系。1927年10月初，鲁迅携妻从广东搬到上海，两天后，他首次造访附近的内山书店。后来内山回忆道:几天后鲁迅又回来了，买了一大堆书，用“地道的日语”问店主是否能把书送到他家去。内山准备应允，便问顾客的姓名和地址。“我叫周树人。”他说。“哦，您是鲁迅？久闻大名。我知道您从广州来到上海，但是我不认识您，真对不起。”从此内山就开始和鲁迅有了交往。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81页 - 谁是上海的巡捕，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

尽管有各种禁忌、操守、英国武装部队条例以及紧张的社会压力，巡捕房中还是有人能够在通商口岸找到出路的，清楚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行为。一些人不声不响地、全盘接受了“上海人”的规范，而另一些人则调整了“上海人”的边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社会纪律的缺乏，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英国人在上海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最糟糕的不过是暴力冲突，而与中国人难以和谐相处或者唐突从事的情况却不是最糟;但是，在英帝国在20世纪初期的东亚所开辟的世界中，这些人在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43页 - 1945-1946年上海的肃奸:萨尔礼案与法租界的终结

不能正视过去，致使不久以前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悲剧依然在阻碍着今日的发展，像这样的亚洲国家，日本并不是惟一的一个。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35页 - 1945-1946年上海的肃奸:萨尔礼案与法租界的终结

1945年日本的崩溃激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希望，他们希望中国将能在一个新时代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摆脱不平等条约的重负后，中国将恢复所有的主权，在被接受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后，中国将能跻身强国之列。在中国舆论和中国当局看来，对萨尔礼的审判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标明中国对旧殖民秩序的坚决排斥。对一个警官的审判也意味着对整个法租界当局的攻击。因为从1940年起，法租界当局代表法国维希伪政权。对萨尔礼的通敌控诉意在贬斥法租界当局，从而加快清算上海法租界，终结法国在上海的势力。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上海法租界的势力已经十分虚弱。在日本的压力下，效法英美的先例，法国已经宣布放弃它的治外法权，在租界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在1943年2月24日维希政权的“原则声明”后，法国与南京政府在5月18日签订了意向书。7月30日，上海法租界被交还汪精卫政府。法国总领事罗兰·德·玛格里艾主持了官方仪式。法国大使亨利·考斯姆(Henri Cosme)虽然在上海，却没有出席这个仪式(事实上他被委任为法国驻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大使，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没有官方联系)。法租界的回归就这样在维希政府和汪精卫政府之间完成了，而这两个政府都没有承认对方，两个政府在1945年秋以后都已不复存在。这种混乱的情形，致使某些法国人希望法租界能恢复原状。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71页 - 谁是上海的巡捕，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

1905年租界发生了一次会审公廨事件，在这次严重动荡中一大批华捕脱去制服，回家大吉。1925年“五卅惨案”后，大约25%的中国分队巡捕离开岗位严重削弱了巡捕房的警力;在随后两年的紧张时期也大为削弱。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76页 - 谁是上海的巡捕，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

“我希望(中国人)制造一场真正的大暴动，杀掉一批卑劣的、傲慢的、当地的百万富翁。然后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巡捕的存在了。”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46页 - 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

S.44：
除了替欧洲家庭在黄浦公园照看孩子的中国仆人，或当地中国官员礼仪性的出席外，西方音乐几乎没有哪怕是偶尔向中国听众传播的空间。（马尼拉来的人：1881-1899）
S.46：
尊严还涉及到中式葬礼这一棘手的问题。乐队指挥接受走穴，让乐队混在葬礼队伍中演奏。虽然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提高收入的领域，但是有人仍抱怨这样的表演“损害公共乐队的声望”。[...]“有权势的中国人的亲戚会付很多钱聘请工部局的乐队（案：上海爱乐乐团前身）”到这些场合演奏。悲伤的亲戚就会感到因乐队的存在而提高了死者的尊严。但乐手们自己却感到丧失了尊严。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90页 - 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社团

尽管他们生活在中国，但是他们却不大同中国现实社会打交道。他们通过媒体、通过他们的各种组织和领事馆了解一切事情。日本情报机构如日本工商联合会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分部收集的大量详细而准确的情报信息与对中国社会的漠不关心和一无所知同时并存。他们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形成了中国人的公共舆论，日本人把自己想象成为西方列强操纵充满敌意的中国人老百姓而形成的敌对力量的目标。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84页 - 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社团

在上海而且极有可能在整个中国，日本人社团在所有外国社团中都算得上是最有组织性、最有规则的。有两点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一是日本政府注重对其臣民的控制;二是日本臣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过度反应。各种社团组织的发展尽管在一开始是自发的，但在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之下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塑造。另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系统化的模式，每一个组织的形成都是对于某个日本人感到中国人对其利益构成真正的或想象的威胁的特定事件所作的反应。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95页 - 上海的美国人社团

战争把旧上海弄得一团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新纪元搭建了舞台。所有的作家都对野兽般的杀戮和其他暴行作了刻画。但是，在这些悲剧事件中，他们都赞扬了国民政府的英勇抵抗。多年来，克劳一直把中国人之间的斗争看作高尔夫比赛:兴趣不大，常常视作消遣，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1937年的悲惨战斗使他确信，“中国佬真是非常勇敢”。阿乐满的书是关于蒋介石大元帅及其夫人的。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180页 - 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社团

在共产主义胜利前夕，尚有几百个日本移民还留在上海，但是在上海的新政权建立后的数月间，他们连同其他外国移民一道被驱逐出上海。和其他西方移民不同的是，日本人几乎没有给这个城市留下任何遗产。他们留在老百姓心中的只有他们发动的战争及其悲剧所带来的耻辱。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的笔记-第300页 - 上海的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

突然想起来微博上某军战时向老百姓借东西开的借据，竟然成了死账了，差距不小啊。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驻上海代表只能在俄国犹太人和其他未被拘留的外国人中募集钱款。这些借款——战后它们与大量利息一起被迅速付还——帮助维持了数千名难民的生存，否则他们就会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