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全两册）》书评

犬儒主义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於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後，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史密斯发现，在苏联，XX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XX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於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於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後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苏共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於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後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摘自胡平作品选编之《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我看见的你是我自己

迈克这句话，真好用，以致读这本《俄国人》时，照样好用。作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于1971-1974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本书就是作者以记者身份，深入苏联城乡，同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后写成的。读此书的兴趣，完全在于读此书仿佛看我们当下，中国的当下，这本书已经写了，早几十年就写了的。没有其他感想好写，摘录些原文吧，希望能让看到此文的人发生兴趣。第68页苏联领导集团觉得万分重要的是：不仅要隐瞒关于斯大林清洗的真相，而且不承认有几百万人参加了这些血腥镇压；我猜想，其原因之一就是不让俄国人感到国家犯了罪。因为红色恐怖可能是由一个人下令干的，就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那样，但是，执行这个命令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使他们的敌手同时也使他们的同志送了命。正是这种国家的罪行，使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搞清洗的揭发，不仅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暴露，而且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活动。它对全体人民，而且无疑地也对他本人来说，都充满了危险和不安的情绪，尽管他认为这种揭发在策略上是有效的做法。也正是这种国家的罪行，使得索尔仁尼琴成为俄国人眼里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危险作家，特别是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这本书和他初期一些关于劳改营的作品，使得俄国读者意识到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同胞所犯的罪过。这个政权本能地懂得，这种意识之所以必须加以压制，不仅因为这会要求共产党出来承担责任，并有缩小权力的危险；也因为这会逼得全体人民起来反对国家所具有的犯罪能力；这一举动会削弱民族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却是今天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所不可缺少的部分。第225页西方人士常常以为一个出版社只有一个审查官，专门剔出不能接受的作品，但俄国作家们向我描述了一个远为复杂的审查过程。相比之下，他们对于编辑比对审查官更为畏惧，编辑们急于保护自己不受政治后果的影响，总是大力进行预先审查和删节。第340页当局坚持不懈地把知识分子赶到两个阵营中的一个阵营中去：或者公开持不同政见者，以致被告发或成为被社会所排斥的人；或者变为参与镇压的人。第341页有一个晚上，他说（图尔钦）：“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觉得有罪。他们无法了解，他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他以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种的人’，就好象妓女一样，因为她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另一党的成员，而且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超党派的，并且是力图只讲真理的，那么，他是在说谎。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驯服’的持不同政见者排斥于社会之外。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无线电广播，只要普遍存在这种犬儒主义，认为那不过是其他一方在说话，就无关紧要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第343页1975年夏秋之交，他（萨哈罗夫）为反对对他家属的威胁和“谋害”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在被用来作为反对他的“人质”。第358页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名声太大了，不容易既加以镇压又不引起公愤；有些人意志太坚强了，不可能把他们转变为告密者。说也奇怪，缓和倒为秘密警察对付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意外收获。对付他们，新的办法就是驱逐出境。第440页缓和本身是这个领导集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推行的一种政策，并且一直到现在都是由这个领导集团谨慎地控制着的。它所带来的那么一丁点变化，都被限制在不作根本改革的范围之内。他们现在的作法是：移植西方的技术，使其适应自己，或是规定一些例外，作出一些零敲碎打的调整，而不是要进行彻底的改造。第442页共产党人并没有改变从沙皇继承下来的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制度，而是把它强化了，使它更加深化和更加有效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他们同沙皇时代的贵族一样唯恐有损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说来也许荒谬，但俄国似乎正逐渐在很多方面回复到它过去的老路上去。

预见

时间在走，文字却不会变，读哈耶克、福山、亨廷顿、黄万里当初预言，现今事实的文字，总是唏嘘不已，膜拜膜拜再膜拜。但是这些都比不上，看这本书来得震撼，成书1976年，作者曾于71到74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76年啊！文革刚刚结束，但这书却仿佛写的就是以后中国，小到人物生活，排队吃饭听歌看报纸，大到文化宗教意识形态，都重复在人群中上演，连贪污模式和逃避审查都一样。这种阅读体验像是在看一本科幻小说，自己幻想作者穿越了时空，但斑驳书页以及通篇俄名，却明确提醒你，记录的是事实。这种因为个人认知而导致人为时空错乱，其实或多或少会在阅读以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中得到，只是这本书的细节太过强悍，一时不知魏晋。也使得我重回，一个至今仍想不明白问题，缘何共产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实验性的灾难会连细节可能都别无二致，就好比传染了感冒一定会打喷嚏、流鼻涕，这社会化的过程中，诸多精英头脑的参与，却没什么作用，结果却都是一样？理性和文明的力量是否有用？当然，如果“放宽历史的界限”，可能会乐观些。当然，中共的屹立不倒，权威经济带来的高速发展，同时让很多的“预言”成了笑话，同样也需要“放宽历史界限”。希望大家都去看看，有知道答案的请赐教，可能是我今年看过非理论性最好的书了。

前苏联的犬儒主义（转载）

前苏联的犬儒主义（转载）作者：HP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1976年的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首先，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相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我们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象征，用来判断其它人是否忠诚。"（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高级编辑说，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还说，社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他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由于正式场合都是逢场作戏，社会看上去毫无改变的希望，许多俄国人就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态度，物质主义开始泛滥。人们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多享受一点生活吧!"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人民。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起初，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很多人竟然也认同政府的行为。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第一，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前者，使得前者看上去不那么高尚，这样才能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堕落。""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言："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社会的基本方法。"（完）

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

起初对这本书并没太过于关注，以为是不痛不痒的摆设。后来发现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只要把书中的俄国人名换成张老三王老五，那就是《中国人》。共产时代都这般德行。无论莫斯科，地拉那，北京，索非亚，布加勒斯特，华沙，哈瓦那，还是平壤。我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作者是当年《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此书在国内出版时乃为文革后期，且具有很强的批判苏修主义的大字报色彩。此书在当时是内部发行。就是说庶民是看不见的。（当然，看见的话一定会造反。）老实说，在书中能看见许多似曾相识的。因此有时会暗暗微笑。因为小时候我也吃过特供，隐约记得当时每个月都能拿到2大桶橄榄油。夏天时，爷爷用橄榄油给我涂身，目的是防蚊子。当然这只是短暂的回忆。橄榄油在当时的特供商店几乎没人要，只有我奶奶识货。去年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大妞父亲的朋友，也是太平洋舰队的退休舰长，他来大妞家里吃饭，酒后高声唱《告别斯拉夫女人》，然后向我敬酒大声喊：“共产主义万岁。” 于是我笑了。是啊。共产主义万万岁。邪恶的谬论影响了整整一世纪。

镜子里的《俄国人》

先来点背景介绍吧：《俄国人》是《纽约时报》1970年代派驻苏联的记者 Hedrick Smith 撰写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社会调查作品，作者曾任1971-1974年莫斯科记者站主任，任职期间，他携带夫人安和一儿一女到莫斯科生活。4年间，他利用记者身份，广泛接触、调查了苏联社会的各阶层人士，获取了最为直接而详细的苏联社会形貌资料。这本书是作者卸职返回美国后撰写出版的，出版后不久就引起了当时还处于wen ge期间的中共的注意，并且于1976年由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翻译组翻译出版。记得朱学勤写过一篇文章，提及复旦教师朱永嘉在wen ge期间负责的翻译工作，并称赞他们的工作给那时候无书可读的知青们带来了大量的知识营养。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朱永嘉领导下的作品。全书 900多页，可谓蔚为大观，文字翻译得流畅自然，质量很高。如今市面上要见到这么高质量的翻译作品，可谓难矣。这本书写于1970年代，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缓和协议，经济发展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民生，社会也慢慢走向开放。读后发觉，那个时代的苏联，居然和时下的中国存在许多共同之处，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总落后于苏联 30年，这貌似有点道理。下面罗列一些读后感。70年代的苏联：苏共不准子女从政。“苏联统治集团似乎有一条不成文法，即他们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岗位，同时，在苏联现领导的孩子中表现出愿意或确有能力从事政治生涯的人确实寥寥无几。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他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第三号人物。另外一个例外是柯西金的女婿格维夏尼，他现在担任颇有权力的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副主席。”苏共政治局委员和核物理学家在商店排队买东西，克格勃与被监视对象成为朋友，苏共高层子女酷爱西方文化艺术，苏共默认民众盗窃国家财产补贴生活。。。70年代的苏联，年轻人大多喜欢西方摇滚乐，但是政府还是执行斯大林的清教徒禁令，禁止西方乐队来苏联演出。政治局委员的儿子和普通知识分子的儿子聚在一起，可以大谈摇滚乐，但是涉及中东问题，观点不同，前者出言要枪毙后者。那时代，年轻人和工人怀念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时代，在铁腕统治下，厂长和场长不敢贪腐、每个人都遵守纪律，社会井井有条。骨子里是俄国人对强权的热爱。但是遭受过斯大林恐怖杀戮影响过的父辈，还是仇恨斯大林。由此可见，共产极权隐瞒和美化历史，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效果明显。这跟如今的毛热多像。某州级高官私藏了一本索尔仁尼琴的禁书，报纸在组织大批判。他犹豫是不是给儿子看，最后还是给了，理由：”我倒希望跟我们的儿子说真话。我爱他。因为他懂得太多，所以他将来绝不愉快。但是他至少不会像头蠢驴似地长大。“俄国文化里面有领袖崇拜的基因，俄国人相信强权，希望铁腕人物统治国家。这也是普京和斯大林得以诞生的土壤。但是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种基因，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维系类斯大林体系会更难。2010-5-13书中提到一本1970年出版的书《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作者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ndrei Amalrik），1970年能看到1980年代苏联崩溃，真是不简单。不过研究一下作者的遭遇，真是为之叹息：安德烈出生于1938年，他们家可谓一门俩英烈。他的父亲在俄国革命期间自愿加入红军，战后退伍做工人，二战开始又参军，在苏军北方集团军服役，因为有不满斯大林的言论被捕监禁，但很快又被释放重新参军，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负伤退役，落下了心脏病病根。安德烈从小就立志成为历史学者，但因为父亲的原因，求学道路很坎坷，凭借自己的努力，21岁时候考入苏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历史系。那一年他母亲病逝。1963年安德烈因为学术观点与官修史学有冲突，没拿到学位就被莫斯科大学驱逐。1965年因为撰写的戏剧剧本，安德烈被判处2年半流役，官方指控的罪名是“不是劳作的寄生虫”。服刑期间父亲因缺乏照顾病逝。1969年安德烈开始撰写《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一书，隔年写成运到西方发表，但是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但是这本书又给他带来苦难，1970年他被判处3年流役，流放到西伯利亚，罪名是“诽谤苏联政府”。在劳改营服役期间，他被加刑3年，但因为身体问题，服刑5年半后被释放。释放后他重返莫斯科，官方要求他以犹太人身份移民以色列，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他和夫人拒绝了。于是1975年9月他又被捕了，罪名是“未经允许居住莫斯科”。1976年上半年，克格勃给安德烈家庭两个选择，要不移民，要不再一次判刑。这一次他们选择了移民。1976年他们获准移民荷兰，在离开苏联之前，夫妇俩做了一次告别旅行。之后安德烈在荷兰和美国的大学做苏联学研究。1980年因车祸去世。"...any state forced to devote so much of its energies to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controlling millions of its own subjects could not survive indefinitely."（任何被迫耗费如此多的精力，从物质和心理上控制他们自己国民的国家，不可能无限期存活）1989年，苏联真的崩溃了！可惜他没看到。2010-5-141973年《文学报》发表了针对3.3万妇女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绝大多数妇女都希望比他们实际所有的子女多一二倍。另一篇调查报告说，仅仅3%的妇女认为有一个孩子最理想；但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却占64%，没有孩子的妇女占17%。苏联是鼓励生育的，1970年代，苏共奖励“母亲英雄”，每个月也颁发一定数额的补贴。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大多数家庭居然是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这是很难想象的。原因大概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苏联，普通家庭收入很低。男人的收入根本无法维系多子女家庭的生活成本，而妇女们也不得不努力工作，补贴家庭收入。“苏联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却被剥夺了再生产。”另外，由于苏联的经济体制更重视重工业的发展，不注意民生物资的生产。因此苏联的家用电器业非常落后，这也加重了妇女的家务活。在欧洲，标准厨房里面有洗碗机、咖啡机、烤箱、炉灶等各式各样家电，即便是要做中国菜，也是十分便捷而轻松的。妇女解放了，才会有生育多子女的时间，毕竟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妇女照顾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是家庭的宝贝，苏联家庭对孩子十分溺爱。“我们对孩子有求必应地给。而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自私自利。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孩子的家长过去生活艰难，因而盼望自己的孩子能过的美满一些。但结果孩子视之当然，毫不珍惜。我认识一位妇女，她同时在三个地方工作，这样他就能挣的钱给女儿买最精美的衣服。做母亲的穿着十分朴素，她自己什么也不要。可是，做女儿的却认为自己非得有各种最时兴的东西不可，甚至对母亲还毫无感戴之情。在其他家庭中，好食物中最精美的一份总是给孩子吃的。饭桌上有了多余食物，也总是放在一边留给孩子。”这引起了作者Smith的不理解。他无法想象苏联家庭为何对孩子如此溺爱，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Smith自己有四个子女，而且生活富足。所以他们更愿意培养孩子，让孩子自由成长。2010-5-24下图摘自《俄国人（下）》第174-175页，这份苏联每晚30分钟时事新闻节目，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很眼熟吧？！那就对了。如果把文中的时空改变一下，比如“乌克兰“改成河南，马格尼托格尔斯特钢铁联合企业改成宝钢、武钢，那么就是一份国内新闻联播的翻版了！国内的新闻联播是1976年开始的，迄今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套路居然是30年不变！苏联对我们的制度影响太大了，可是关键是：苏联解体了，苏联体制失败了！据作者分析，这样的时事新闻，其目的有二：①它打动了俄国人那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傲感，使的国家的和“我们的”溶为一提。前几天才在一个留学生网站上看到，某人的爸爸对她说“我们的财富比美国人多”，其实她爸爸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多。②避免公众产生激动情绪。这个就不多谈了。在提到苏联媒体的时候，作者发现，每天来自美国的消息，在苏联报纸上不过几百字，只需一个人的工作量就够了。但是实际上苏联通讯社在美国光是编辑就有12 个人，满负荷运转。他们都在干嘛呢？他们在写内参！哈哈，跟我们又是一样的，只有内部人才有知情权。《俄国人》整本书都在解构苏联体制，条分缕析，作者在苏联渡过了数年时间，走遍了苏联大地，与各阶层的人都有密切关系和往来。这本书就像一本剧本一样，苏联创造了它，演绎了它，但是它失败了，苏联解体了。但是直至今日，我们还在这一失败的剧本上狂奔突进，不知何日是头。据作者的分析，苏联体制其实是沙俄体制的一脉相承，其目的是为了控制百姓，实现其专制统治。难道我们也是沙俄下的蛋吗？！

容易被忽视的好书

这本书，是从新浪爱问资料里下载到的，做为外国人的系列之一，另外还有印度人，日本人，英国人等等。先看印度人那本，觉得很多风俗习性和中国人相似，很感兴趣，于是继而翻阅了俄国人。说俄国人，其实是当时的苏联人，看这本，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和中国相同，以至于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和中国人相同，看俄国人，会不时地会恍惚地觉得拿错了书——是中国人吧？几十年了，都习惯了，都熟视无睹了，看看这本书，或许能得到一点因反观自己而反思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