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之死》书评

洞察了中国的现状

语言犀利，批判至深。对现今社会有很好的洞察，值得读的书。但作者的论点你不一定同意，但对世界的描述，尤其从自身所处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来对资本主义神话来的论调，让对之向往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青年们不禁冷汗一身，无奈的多元文化，虚无的意识形态，和同化带来灭亡··········只能说末日将要来临，但要勇于改变这个世界，只因为你的存在。冷漠的社会，莫名的多元文化成了世界的风尚标，恶寒一声，难道民族文化将要留在历史课本上！随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是什么？ 我们忘却了存在的原因，········

为美国“学院人”一叹

美国的人文学界，给人的感觉是理论不少，思想不多。因此，读到拉塞尔·雅各比教授的这本《乌托邦之死》，颇感欣喜。由于要和诸多学院派同道论战，雅各比不能不广征博引，使这本书粗看起来也充满了晦涩模糊的术语，文风也不甚清晰，但通观全书，其思想和观点仍是清晰的。雅各比对现在宰制美国人文学界的思潮进行了大胆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批判，不少观点深得我心。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现在已经臭了大街。然而，至少在美国，表面上没有终结的意识形态斗争在学院中即便没有真正终结，也僵化、停滞了。文化左派（往往也是某种程度的政治左派和经济左派）打着“多元主义”的旗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自由主义左派和传统左派大都归入麾下。应该说，作为一种反对精英论的思想，多元主义在扶助弱势群体、增加社会活力等方面有贡献，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一，文化多元主义仅在文化上大行其道，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的挑战微乎其微，因此，当这种结构对民众利益的侵害浮出水面时，文化多元主义者除了叫骂之外束手无策。其二，不少多元主义者有相对主义倾向，无法有效地判断是非曲直、水平高下，或出于“政治正确性”拒绝进行此类判断，这就使得自己的主张缺乏真正的批判力量（在我看来，这跟他们缺乏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能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去考察社会有关系）。从支撑君王统治的精英思想，到倡导民主的多元主义，反映了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增强和民众力量的不断增大，是历史的进步，但现在的问题是，主要活跃在文化层面的多元主义好像成了终极的目标，对社会更深层次的反省却遭到边缘化。于是，如雅各比所说，乌托邦死掉了。这个地方的乌托邦需要加以辨析。雅各比指出，需要辨别两种乌托邦，一种是蓝图派乌托邦，一种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所谓蓝图派乌托邦，即立足于现有认识，制定出非常详细的乌托邦之规划，并照此实践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从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实践看来，这类乌托邦的致命伤在于，制定者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不充分的。恩格斯将他和马克思开创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称为“科学的”，与“乌托邦的”相对，但这个脉络未必有他们标榜的那样“科学”。马恩当时还至少做出了让自己的学说建基于科学的努力，是有《自然辩证法》之作，而继承其思想的人们与时俱进、根据二十世纪科学的新发展调整自身理论的工作远远不够。把不完全不充分的认识说成是“科学真理”，并作为实践之依照，必然是要出大问题的。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基本上是量力而行，对远未来的期望只有几个基本价值取向，如社会平等、集体安全、较高的生活质量等。对于近未来，则围绕这些价值取向，思考立足于现实的改革或改良方案。无论改革还是改良，改变不会仅仅在于文化领域的多元性，如黑人出任美国总统这种符号变革，而必须是针对整个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重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雅各比回避了革命一词。不过，革命并不一定是血腥而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演变。就雅各比身处其中的美国而言，重构政治经济的内在动力近乎于零，但如果将正在沧桑巨变的大世界纳入考虑，则一切皆有可能。二在第三章，雅各比对大众文化的当代研究者进行了严厉批评。大众文化曾经被认为是商业经济操纵人民之体现，现在却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正面评价。相反，对大众文化的平庸、低俗表示不满的知识分子，被作为精英论者、反民主论者横加指责。到底是谁脱离人民呢？雅各比笑言：“像麦克唐纳这样的老一辈精英分子写出的都是干脆有力、清楚明白，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但是，一般而言，文化研究的拥护者们拿出来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英语、行话和句子，这足以让一个十年级的英语教师欲哭无泪。”他所嘲讽的，就是美国学界的“文艺腔”，也许比中国同行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抒情表达至少还能让人明白作者的情绪——一目十行扫过去就好，而黑话集合就让人不忍捧卷、想摔书了。雅各比更有力的批判，来自于他对马修·阿诺德的重新解读和援引。阿诺德被视为捍卫高级文化（high culture）的精英论鼓吹者，文化左派眼中的反动派。在雅各比眼中，左派和右派都误读了阿诺德：“保守主义者从阿诺德那儿抽离出单一的观念，即高级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一点都没有吸收阿诺德就大众教育和社会平等所作的咄咄逼人的捍卫或他对市场的抨击，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他对高级文化的辩护。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则让渡了阿诺德的一个至关重要而又非常激进的观念，即他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大众文化的含蓄批评。在对阿诺德的搁置中，他们抽掉了支撑其思想的乌托邦梦想。”阿诺德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使得对流行文化毫无妥协的批判同毫不妥协的民主主义使命联姻了”。事实上，这的确是精英论，然而却是一种左派精英论。基于人类社会已经达到的复杂性，现代民主主义在社会发展领域对理性有非常高的要求，非个体或民众的简单集合所能实现，这就要求精英集团来掌理性之舵。到这里，阿诺德与保守主义者还是一致的。但是，保守主义者所鼓吹的精英集团及其文化，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概念，与大众及其文化形成尖锐对立。而阿诺德所赞赏的精英，用中国化的表述方式，是来自于人民，又复归于人民。他相信，民主政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精英的一部分，他反对私人的或个体的解决之道，认为文化必须是普遍的（universal），否则它什么都不是。由此可见，阿诺德也赞赏“普世价值”，但这种普遍的价值观并非精英集团立足“天赋人权”之类非实证理念建构出来并灌输于民众的东西，而是品质得到提升的大众文化之凝结——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大众和精英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之所以说阿诺德思想是左派精英论，另一个依据是阿诺德对经济不平等持久的批判。“正如他在《论平等》这篇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捍卫“法律面前”的平等。而困难在于“社会平等”，这是人人都反对的，因为英国是“信仰不平等”（religion of inequality）的故乡。阿诺德认为，“财产的巨大不平等”，源自中世纪的“阶级和财产的巨大不平等”，这种阶级和财产是在家族中传递的；这种“遗赠的自由”赞成不平等，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欧洲的许多国家对此一直就有严格限制，但是在英国并没有这样。这是为什么？因为，从原则上讲，英国人并不相信抽象的或自然的平等权利。阿诺德对此表示赞同。”“下面这一点无论如何重复都不为过：农民和工人没有自然的权利，一个也没有。只不过我们应该立即加上这一句，国王和贵族也都没有这种权利。”这句话的要旨非常简单：“财产是由法律创造并维持的”；它不是一项抽象的权利。因此，财产是可以调节的。“从实践上来说，对财产的处置权力应该是不受限制的（unlimited），因此不平等就应该是罪大恶极的（enormous），或者说在一个时候被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不应该总是（always）被认可，这绝不是铁板一块。”阿诺德继续争辩说，为了缩减不平等，改良社会，我们应该严格地调控遗赠的权利或转让财产的权利。首先，“我们应该追求大多数人的福利”——这不仅仅是为了福利本身的缘故，而是要为个体追求，这是因为，如果大家都置身贫困之中，谁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繁荣、幸福和平安。没有经济上对平等的追求，文化上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就不可避免。这里引述的阿诺德观点只是零星珠玉，把握其体系还需要后续研读。但即便是这样的断片，也体现出与美国文化左派不同的思想特质——这在当代英国文化与社会体制中都有所反映。四著有《最后的知识分子》的雅各比，对数十年目睹之知识分子怪现状，也有深刻剖析。知识分子曾经是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怀疑对象。在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同情者或逃避者。比如，在中国革命中，青年学生被归入“小资产阶级”之属。在欧洲，波兰裔俄罗斯籍无政府主义者扬·马查斯基（Jan Machajski）认为，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追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其说他们是革命的领导人，不如说他们是利用劳工运动来为自己获利。在政治光谱的另一侧，知识分子也不受待见。准确地说，是那些试图保持独立性、对社会进行持续批判的知识分子，遭到了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抨击。他们或珍视宗教，或珍视传统，或珍视政府，同时“指控知识分子颠覆了文化与社会”。在保罗·约翰逊看来，知识分子（事实上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近于西方左派）私生活往往混乱不堪，而这严重影响了其思想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会赞同约翰逊的看法。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进入了体制，即大学、学院和各类研究机构，获得了更加令人满意的收入和地位。对于这种变化，常以“批判的知识分子”自居的知识分子怎么应对呢？“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欢迎这种变化，但是有些人则假装不满，宣称一种他们并不具备的边缘性。把这句话说得更加尖刻一点就是，曾经是局外人的知识分子想要成为局内人；如今他们已经是局内人了，却又假装是局外人——这是一种只有通过将边缘性转变成一种姿态才能得到证实的主张。这还不是此一故事的全部，但可能是它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他们获得了作为职业专家的新局内人士地位的入场券，甚至是庆祝会。”其实，据我的观察，这种令许多知识分子尴尬的边缘性是存在的。他们通过任教于学术机构，把握文化领域话语权，进入了社会精英的阶层，但对政治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另有一大批工作于政府或民间研究机构、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报国态度为美国的内外政经运作出谋划策，其论述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和较高的实用价值，与前一类知识分子，或曰“学院人”（布尔迪厄语）玩的理论很不一样，但在实践领域的影响要大得多。“学院人”经常认为后者“保守”，看不起这些“帝王师”（东西方皆然），但真要考察一下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后者人气未必就逊于前者。另一方面，不少久居象牙塔的知识分子，在民众运动中也处于边缘。事实上，如果要时刻保持一种所谓的批判姿态，而又舍不得放弃职业化、学院化和体制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则边缘化不可避免。于是问题就来了：“批判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是最为“政治正确”的吗？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就是堕落吗？要批判现有体制，是堡垒外的进攻更有效果，还是堡垒内的反抗更为有效？一个有时批判、抗争，有时赞认同、赞美乃至捍卫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能否称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五雅各比继续指出，审美主义（aestheticism）和本土主义（nativism），是当代知识分子两大误区。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这位“名士”，不幸成为审美主义的代表。吉氏赞同“厚描”这个术语。什么是厚描（thick description）呢？它“赞许对单一事件进行层叠式描述。它贬低处理宽泛问题的种种雄心勃勃的理论，反而尊重描绘细小事件的谦虚观察；它鼓励一头扎进日常生活的材料之中，使得历史学和人类学有了更多文学，而非冷酷的科学的感觉。”然而，吉尔茨的厚描，使得人类学就像文学一样，成了一种阐释活动，甚至是一种想象活动。貌似多重、厚实的描绘，事实上常常只描出了生活最浅薄那一部分。如吉尔茨的批评者所说，审美主义浸透了一切。但“不管求助还是不求助‘厚描’，文学的模式和审美的模式都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人类学、历史和英语中，话题都是关于阐释的壁毡、文本的想象力、作为主体和诗人的作者、对话体的方法。”于是，这些领域都与实证方法分道扬镳，充斥着知识分子自己的呓语。本土主义的范例是西方左派在拉什迪事件中的暧昧态度。拉什迪对伊斯兰的批评或者攻击是可以商榷的，也许他该为自己的不慎道歉，以促进多元世界之和谐。但在原教旨主义者杀害了数十位拉什迪著作的翻译者、编者和其他民众之后，左派学者们关于拉什迪事件的著作仍然谨小慎微，生怕违反了什么政治正确性，写的文章总是模棱两可，这就引来了雅各比的嘲弄：“无法写出完整的句子同无法做出坦率的政治判断或许是互相关联的。”还有更加走火入魔的例子。在文学领域，对“普遍性”的挑战经常是正当的，但“将这种批评从艺术延伸到政治、哲学及科学，这是很成问题的。虽然从文化上来看，音乐或诗歌或许是独特的，但是，对于科学公理和哲学原理来说，这一点就不那么真实了。”“一位警惕的反帝国主义学者攻击“西方的数学”（western mathematics），认为它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秘密武器”。他所运用的这种推理人所共知。尽管西方的数学主张普遍性，但是它的确是一种支配和控制的工具。西方的数学一直都在“用普遍性和文化中立性的假设强加于种种本土文化之上”。不过，世界也产生了其他的，而且同样有效的计算体系。”“所有的文化都产生了数学观念，这正如所有的文化都产生了语言、宗教、道德和亲属关系体系一样。”按照教育学教授阿兰·毕肖普的看法，存在着“可选择的数学体系”，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有人报告了大约六百种计算体系，包括手指计算法、身体计算法、结绳计算法、念珠计算法等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将“种族的数学”（ethno-mathematics）视为主流数学之外，或反对主流数学的一套“更加本土化，而且更加特殊的数学观念”。“种族数学”的另外一位拥护者公然抨击“欧洲中心的”方法，因为它假装具有普遍性。数学教育家马瑟罗·C·波巴认为，欧洲的数学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体现着西方学术界的“符码和理解力”。事实上，世界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使用它。“因此，‘学院的’数学不是普遍的。”多样的文化所发展出的“种族数学”要好得多；本土的算术超过了学院的数学，“因为由给定的一个文化团体发展出来的种族数学同这个团体中出现的障碍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例子真是令我终身难忘。有这样的荒诞怪论在先，索卡尔事件就一点也不荒诞了。事实上，索卡尔在他那篇千古奇文的结尾，“提倡”的正是一种“解放的数学”，支持那些公开指责西方数学是“资本主义的、家长制的、军国主义的”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六最后一部分是对乌托邦的辩护，这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在雅各比教授另一本力作《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中，他对乌托邦应有更为有力的论述。对于本书的翻译者姚建彬教授来说，这部著作的翻译显然不是一项工作，一个任务，而是宏大事业的一部分。在他的许多个既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意味着大量的文献工作），又包含了自己的感想与思考的“译者注”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乌托邦研究的热情”和“对乌托邦的信念”——不仅仅是对于研究对象的激情，也是对于社会和生活的热爱，而这正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的东西。

有关本书！ 乔纳森《译书之前先识字》

拉塞尔·雅各比新闻记者式的文风的确让人讨厌，不过，他的书我总是读的。雅各比擅长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搜集材料的功夫过硬，尽管不大懂权衡辨析；他的书作为资料长编来看，并不差。TheEndofUtopia一书我前几年读过一遍，印象不错，至少比他后来那本《不完美的图像》要充实一些也均衡一些。中译本《乌托邦之死》（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的出现，当然值得欢迎。对这个译本，我的评价是：若只想了解一下大意，可以一读；假如要引用，甚至以之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则最好手边有原著随时对照。　　译者在《译后记》中提到“远在美国的雅各比先生的有问必答使许多棘手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还说曾就翻译难点请教过多位教授、学者、博士候选人。精神固然可嘉，不过，在我看来，译者似乎本可以省却一些请教的时间，多查查字典，这样书中的舛谬或许会少一些，因为大多数时候，出错都只是因为译者不认字而已。由于书中误译出现的频率接近每页一个，在此不可能把所有的都一一列举。我打算分两次来介绍，这次谈第一章，下回谈最后一章。再怎么样缩小范围都只能是以管窥豹，举其要者而已，这是要预先说明的。　　先看布莱希特的一首短诗，因为写得有意思，在此就完整引用了：after the uprising of the 17th June /The Secretary of the Writers Union /Had leaflets distributed in the Stalinallee /Stating that the people /Had forfeit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uld win it back only /By redoubled efforts. Would it not be easier /In that cas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issolve the people /And elect another？ 布莱希特这首讽刺诗平白如话，但相当辛辣，我先将大意译出：六月十七日的骚动过后，作协的书记派人在斯大林大街上散发传单，传单中称，人民已经辜负了政府的信任，想要重获政府的信任，非付出双倍的努力不可。既然如此，那政府干脆把人民解散了，再另选一个人民出来，岂不是更省事吗？诗辛辣就辛辣在，依一般的逻辑，是人民有权解散政府，再另选一个政府出来，可布莱希特偏偏把它倒过来，说政府可以把人民解散了，再另选一个人民出来，这样，事情的荒谬性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我们看看译者是怎么译的：“六月十七日一觉睡醒后/作家联盟的书记在斯大林大街上散发的传单说/人民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唯有通过加倍努力/才能将它赢回/在此情况下，对于政府而言/解散老百姓/选举另外一个政府/难道不会更加容易？”（第3-4页）这里至少犯了四个错误：一，uprising是“起义、暴动”的意思，译者居然当成“起床”（rising）了，译成“一觉睡醒”，够可笑的；二，“作家联盟的书记”是官老爷，怎么可能自己到街上发传单呢？原文里的hadleafletsdistributed，是让别人把传单散发出去的意思；三，译成“人民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这就把关系搞反了，布莱希特说的是人民已经失去了政府对他们的信任，我译作“人民已经辜负了政府的信任”，更符合汉语的习惯；四，译成“解散老百姓/选举另外一个政府”，说明译者根本没看懂原诗的微妙处，依惯常的思维定式，在another后擅加一“政府”，结果就把意思完全弄错了。短短两句话，就有四个错，译得好不好，读者可以自己下判断。　　像把“起义、暴动”译成“一觉睡醒”这样的例子，书中着实不少，我再举三个出现在第一章中的。如“甚至福山所使用的字眼也激发了《意识形态》一书的问世”（第15页），原文为：Even the language evokes The End of Ideology，意思是说，甚至福山著作中的用词也让人联想起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这里，evoke是“使人想起”的意思，译者只知道“激发”一个意思，又擅加“问世”，错得离谱。事实上，《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于1960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于1989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出版更迟至1992年，福山的字眼怎么“激发”《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问世？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再如：“从理智上说，这种信念已经厌倦了关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的乌托邦理想。”（第17页）原文为：Intellectually，the belief fed off a utopian vision of a different society.这句中的短语tofeedoff是“以……为能量来源”的意思，译者却错当成to feed up（受够了，厌倦了）。原句的意思其实是，在思想上，对一个迥异的社会的乌托邦式构想是这一信念的力量源泉。又如：“在一个‘合理欺骗’的时代，‘只有当总统候选人或者政党领袖或某些其他大人物’反复地抨击这些弊端时，‘这些情况才会开始发生改变’。”（第31页）这句错在“合理欺骗”四个字上，原文为sound bites.Sound bite是近些年出现的政治用语，指的是在电视新闻里插入的和选举、候选人有关的录像片段。译者把sound当形容词看待，于是就有了“合理”二字，把bite当成俚语，于是又有了“欺骗”二字，却不知这一合并，就失之远矣。　　有时，很简单的句子也被译错了，因为语法结构没搞明白。如：“在加缪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目的认可了被法律谋害了的手段。”（第5页）原文为：ForCamus，the Marxist belief that ends justify the means legitimates murder.这里，ends justify the means（只要目的正确，用什么手段都行）是belief的同位语，是“相信”的内容。原句的意思是，在加缪看来，“只要目的正确，用什么手段都行”这种信条为滥杀无辜提供了合法性。顺便说一句，加缪的这一看法纯属误解，请读者自行批判之。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8-08/03/content_533623.htm

为什么我对经济就是厌恶得要死（同步书摘）

第一章：为了获得社会认可而去奋斗，心甘情愿为了一个纯粹抽象的目标而去冒生命危险，为了唤起冒险精神，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而进行的广泛意识形态斗争，必将被经济的算计，无休无止地解决技术问题，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精细消费需求的满足所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目标，它仅仅是人类进步到新的，人性的文化的前提条件...大多数激进派都不明白，政治权力和经济的重组并不是最终目的。目标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从对经济的痴迷中获得解放。

享乐的乌托邦

一种奇怪的误解迷住了工人阶级，这种误解就是对劳动的热爱，即对于劳动的狂热激情。工人阶级不应该把劳动当宗教，而应该要求“懒惰的权利”（the Rights of Laziness），比如，将劳动限制在3小时（呵呵，在托马斯•莫尔那里还是每天6小时呢），白天其他的时间都用来休闲和飨宴。提出上述见解的可不是“反动派”，而是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是啊，乌托邦到底什么样？社会主义是不是必然要人民“艰苦奋斗”？假如与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古老清教伦理相一致，还算不算一个新的主义？空想者傅立叶给反对者留下的最大把柄是“共产共妻”，他的乌托邦是性和食物的天堂，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也能每日五餐，而每餐有十二种汤、十二种面包和酒、十二种肉食和蔬菜。而除却这类细节化的构想，傅立叶之反对资本主义，关键点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商业崇拜”，在他看来，对商业的顶礼膜拜，败坏了美德和智慧。到了卢卡奇那里，这种“超越市场”的视野得以强化，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目标，它仅仅是人类进步到新的、更人性的文化的前提条件。而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们的目标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从对经济的痴迷中获得解放。这么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痴迷于劳动、市场、经济，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个令人眩晕的乌托邦啊。托马斯•莫尔是把希腊文的“没有”（ou）和“地方”（topos）结合起来了，自创了这么个拉丁新词Utopia，严复翻译成“乌托邦”而不是“乌有之乡”，翻得好。乌托邦这东西，既是一个美好的地方（good place），也是个不存在的地方（no place），如果仅看到“乌有”的一面，大概少了理想主义。当然，如果只看见理想，没看到其不现实的一面，那也是政治幼稚。拉塞尔•雅各比的这本《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写于1999年，早于他的《不完美的图象：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他的立场是一贯坚定的：在这个乌托邦理想被嘲弄、被诋毁、被曲解、被抛弃的时代，坚守理想主义，提倡乌托邦精神——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信念。对当代知识分子研究深有心得的雅各比，继续他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的风格，将乌托邦精神的衰落大部分归结为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沾沾自喜的保守主义者、倦怠了的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激进主义者、特别是迷失在大学校园里的鼠目寸光之辈。读来还真有些惊心动魄。1799年，柯勒律治写信给华兹华斯：“我希望你能给如下这些人写一首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乌托邦作为一种“想象性哲学”，需要更多的不自私的学者的关注，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都能够享乐、比现在的享乐更彻底更美好地享乐.

不算评论的评论

首先，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没有任何人文和传媒的背景，遇到这本书完全是一个机缘。在买下这本书之前对乌托邦和作者基本没有任何概念。事实上读这本书对我来说完全抱着一种看看这个世界的态度，能坚持把这本书看完其实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坚持，理工科的习惯，会把每一篇涉及到的文献都查阅一番，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十分痛苦，基本每读一行都有一大堆无法理解的概念和词语。还要去查一下这些出处，很多地方都不好懂。幸好坚持下来。读过一章之后开始改变阅读的方式，跟着作者的节奏。只查阅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事实上这样的节奏更适合我。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其实读书也是和人交流，只是你面对的都是自己没有机会遇到的大师和学者。书让我们之间有了渠道，让我能看到自己思想的局限和边界。我无法说出 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也有没能力去说作者这本书对这个社会和现实的评价有多么的犀利和独到。我以前相信这个世界有很多新奇的东西等着我去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突然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新的东西，他每次都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在你眼前，因为你的阅历，知识储备和角度决定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可能看到的事情。而这样一本书，告诉我其实世界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很多很多的不同。我是个相信自己努力奋发的人，但是没有人告诉你比尔盖茨他妈妈是干嘛的。我在想香港富人做过的一个穷人体验做出的穷人都是命中注定的断论。乌托邦真的没有作用么？如果没有jobs乌托邦般对i系列的想法，还会有苹果帝国么，就如现在苹果仍旧是一个行业很牛逼的公司，但是它仅仅是这个行业的顶尖，而不在是改变这个世界的那个苹果。很有意思，不是么。想好了就去试试，改变下自己一个习惯，可能因此就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