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英保持距离》书评

不是保持距离，是宣战

在很多人眼里，黄纪苏是新左派剧作家，至少有三部戏剧轰动一时，其中《切·格瓦拉》被认为是民间舆论和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左倾化”标志。他又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久前，他参与写作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他最新的一本集子，直接向精英文化宣战。黄纪苏并不在乎身份。身份往往是论战对手给定位的。而黄纪苏面对抨击他的人或文字，一贯照单全收。某壮汉拍案而起，大骂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是睁眼瞎，黄纪苏竟“收获了快感”。他象一个顽童，抽冷子往人群里扔爆竹，他害怕人们无动于衷，有人又气又急又怕又骂，才是他要的效果。黄纪苏说，“历来有一种喜欢冲撞社会也喜欢被社会冲撞的文艺”，黄纪苏搞的就是这种货色。我不爱看政论性强的文字，有关政治的那一套理论整不懂也不想整。但柴米油盐归根到底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中国的读书人还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儿，所以说来说去、写来写去，东篱的菊花没等采光便露出刑天的“干戚”，再怎么遮掩，也象潘金莲的孝服底下的红袍，终究是藏不住的。何况有人如黄纪苏者，根本就没想藏。于是，左也好、右也罢，针砭时弊抑或大放厥词，都是拳拳爱国之心。看《与精英保持距离》，你要忍不住大骂黄纪苏时，不妨再缩一下括约肌，忍住，看看这厮下一句还说啥。其实我、或大多数的你是不会有这种尿急反应，此书毕竟是和精英们的开战（冲锋几年前就开始了，这次算阵地战吧），我们没有对号入座的资格，而能对号入座的那些精英、主流，也不必慌张，黄纪苏赞同对个别人的批评，“升格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例如有幸被他点名的文怀沙先生，黄纪苏试图从剖析其社会身份和文化人格，“从中窥见世道人心的演变之迹。”文老幸甚，被黄纪苏拿到解剖课上，当了回活的人体模型。话说回来，主流与非主流，精英与草根，不一定泾渭分明。黄纪苏瞅着别人不顺眼，说他们是精英，坚决与其保持距离，但在你我眼里，黄纪苏未必不是精英一员。所以，黄纪苏与之坚决开战的精英是要加引号的。面对引号精英，黄纪苏胡同俚语和古典语文并用，连损带骂，掘其祖坟，一点也不手软。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比较性竞争是人生最基本的意义。” 但的确是好文章，有五四之风，我好长时间没读过这样痛快淋漓的批判性的文字了。一个国家、民族不管在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一定有说真话说公道话的人站出来推一把或拽一把。说话的人往往不能力挽狂澜，反而被将倾的大厦压成粉齑，但这正是黑暗中的光芒。翻开史书，大把大把的名字镌刻其中，他们由人心定义，不属于官方编撰的二十五史。黄纪苏以为“见贤思齐、法古今完人是一个慢性改良的过程，其间磨磨蹭蹭、偷工减料都正常。”他警惕的是那些“思想被改造成毛票的主流知识精英。”揭露他们美化自己乱世时的动作，在太平盛世又给汉奸擦胭抹粉的行径。说穿了，他们是心虚，都是做给自己看的。当然，黄纪苏也谈到了历史，谈到了国家行进的方向，谈到了近三十年的变局，希望政府对历史应有签单的气量。黄纪苏左得厉害，以至于他不屑用右手写字。但他自认为人民、正义等一切美好和理想的东西都站在左边。他骂美国、骂资本主义、骂夏志清、李安、骂自由主义、骂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携手的市场文艺、骂贪官和五条腿的读书人……骂他认为该骂的一切。他同时用《人·历史·革命·知识分子·文艺》一文，宣布自己的答案。不管你是否认可他的观点，你得承认，黄纪苏是个坦荡的人、爱国爱民的人，也是个很好的杂文家。这个时代需要一些能够刺痛社会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那些凭主观好恶任意篡改历史、歌功颂德的读史文字，那些捧臭脚、无关痛痒的电视剧，那些娱乐至上的文艺节目，应该少一点。鲁迅先生的文字和思想不是全部正确，但他刺痛了他所在的时代，他给予的痛，我们现在还能感觉到。这一点，黄纪苏在学习着。作为读者，我们也该学习选择书籍和独立思考。开胃酒和饭后甜点有时也不错，但毕竟不是正餐和不可缺少的。

左翼的圆融与超越之章

美国著名作家阿西莫夫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在某一领域如果要选第二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莫知所从，因为可以排在候选人名单上的那串名字实在太长；但如果要选的是第一或惟一，那么结论是无庸置疑的。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说法都能成立。如果要评选当代中国思想界最杰出的语言天才，我只会投黄纪苏的票；如果要评选左翼思想阵营最通达的智者，我还是只会投黄纪苏的票——这就是我眼中的黄纪苏，一个圆融、通透，能够实现自我超越的思想者。这本《与精英保持距离》，记录了黄纪苏走向圆融与自我超脱的思想历程。不同于他《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些激昂人心的煌煌大作，这里面收集的，主要是一些时评与随感，是对社会、人生的点滴体悟，但其中也不乏足以振聋发聩的惊世之作。人总是进步的，善于自我超越的黄纪苏更是如此。因此，这里面的作品，并不是每篇都像他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所展露的那样思想成熟、明识通透、圆融无碍，但正因为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个智者是怎么炼成的。份量最重的，当然是那篇初成于2002年的《高高低低话平等》。这是一篇为当代左翼思潮夯实价值底座的奠基之作。站在新的知识和经验积累的背景上，黄纪苏再次论述了人间不平等的起源，不是诉之于外部的环境与制度，而是诉之于内在人性。这是比卢梭更深入的认知，因为其中多了几百年的人类智识积淀。与卢梭“人人生而平等”的著名论断不同，黄纪苏认为：由于“比较性竞争意识”这一人类独有天性的存在，人们生来即不平等，不平等是人性必然；正因为“比较性竞争意识”每一刻都力求把“不平等”放到最大，才会有各种不平等的制度衍生；正由于这种不断走向极端的“不平等”制造了种种丑陋，才使“平等”成为千百年来无数人的不懈追求，成为不灭的人类理想——再一次，继卢梭、马克思之后，在百多年间经历了多次实践的重挫与理论的溃败后，左翼思想在陷入最低潮的时刻，在中国再次找到了根基，将自己的价值竖立在磐石上，而不是沙堆上。从这处地方开始，中国的新左翼才能够走在坚实的路上，不会被挟裹西风美雨的右翼攻击一风吹去。在几年前读到黄纪苏这篇文章前，我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认为效率优先、不平等乃天经地义；只有效率的提高，才能促进全社会的福利增长；社会只须尽力创造机会的平等，不必在意结果是否平等，否则，将破坏效率提升所必须的个人积极性。显然，这是创造了“改革话语”的那批右翼人士的经典表述，在那个时代，这种逻辑曾经所向披靡。但是，真正的思想成果确实能够“征服人心”，只要你不囿于先见，没有因为既得利益而必须坚守某种立场。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一生中能够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已经很幸福了。黄纪苏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超越自我，超越自己所属的思想阵系。他对待毛泽东、文革及自由、民主的态度，最能够体现他的这种超越性。毛泽东、文革，是左翼原教旨主义者心中不灭的图腾，也是他们检验“真假左派”的“试金石”，绝不容人亵渎。但是，真正的思想者就要敢于闯入思想的雷区，尤其是自己派系所设的禁区。黄纪苏对文革的否定、对毛泽东错误的批评，无疑令左翼原教旨主义者很不满。如果不是由于黄纪苏温温如玉的为人风范，不是因为迄今为止左翼在整体上还处于守势和下风，我毫不怀疑一定会有些人站出来要求“清理门户”。与大多数左翼人士对右翼所主张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天然怀有敌意不同，黄纪苏承认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是实现左翼核心价值的必要前提。在黄纪苏那儿，左翼的核心价值“平等”和右翼的核心价值“自由”，乃至“秩序”和“民主”，都不是针锋相对的，而是可以圆融共存于一个多元的基本架构之内，只不过，在不同的时候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需要作出不同侧重而已。在当代中国的左翼思想阵营中，黄纪苏是哲人，是诗人，而非主要的理论家，但是，他却提供了这个阵营内迄今为止最有价值、最坚不可摧的理论建构。有人说，黄外表沉静而内心澎湃。这也是我对他的观感。因为沉静，所以能够冷静看待社会、看待自己，超然于一门一户的窠臼；因为澎湃，所以能够唤起无数人内心的共鸣——从《切.格瓦拉》点燃的那只火炬，而今已经照耀大半个中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左翼理想的大旗下，哪怕这种理想在今天还只能是乌有之乡。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必有这个人的一席之地，不管是建构，还是启蒙。

与相声演员保持关系

文风上的鼓唇弄舌，给人印象十分不佳。 　　其实，作者此书的真实名字乃是《与相声演员保持关系》。 　　 　　嘴唇有城门楼子一般高，所以有“咧咧”口水带出的风声；舌头则比旗杆上的被口水之风吹拂的破旗还招摇。 　　 　　可惜。 　　 　　2011.11.12

评论与精英保持距离

购书之初对书名不甚了解，特别是“精英”二字。看了内容才知道，所谓精英，其实就是网上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讥讽，而这类人就叫“粪青”。一如作者另一本合著的烂书“中国不高兴”，本书内容充斥着病态民族主义，多出来的只是一些文字上的卖弄。翻看数篇后就扔一边去了。很讽刺的一件事就是作者虽然说要和精英保持距离，可他的博客恰恰就是开在一个叫“精英博客”的网站上，也算是和精英来了个亲密接触

2009——中国左派扎堆出书

中国的左派或者说泛左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内部派系甚多，相互之间分歧之大，辩论之多不亚于他们与自由派的分歧和争论，可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有这样的同志，还需要敌人吗？不过既然都是左派，那么一定会有一些共识的，那么共识之一就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虽然批判的角度和理论资源可能有所不同，但批判的态度是一致的。中国的一些左派不承认自己是左派，那么这些左派的身份是如何得来的？其实这些是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定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特点，永远是他们批评别人，永远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似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永远正确的。按此逻辑，自由主义者说谁是左派，谁就一定是左派。当年甘阳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中的左翼，但是既然自由主义者已经认定了，承认不承认你都是左派。还有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认证为左派，于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拳打脚踢地赶进了左派阵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善于制造敌人。本文中的左派是指那些自由派认定的左派。中国左派思想的传播在2009年以前，基本上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的。在没有互联网之前，中国的媒体主要传播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制定的融入国际社会（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西方的发达国家=国际社会），与西方接轨的政策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也努力向大众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这叫启蒙。我们知道，媒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来操作，因此中国的媒体普遍倾向自由主义。那些极少数传播左派思想的媒体，如《中流》、《真理的追求》都被政府停刊了。因此，在纸质媒体上以及出版的书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左派的声音，传播自由主义的报刊和书就很容易找到。按说这种状况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并无异议。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成了自由主义一元的天下，不同的声音被压制了。中国左派的声音得以浮出水面并影响社会，是随着互联网的的兴起而兴起的。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都以为互联网的兴起可以迎来自己的春天，现在看来主要是左派的春天。号称“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评论说：“中国的报纸，除了少数极为商业性的报纸，稍微重要一点的，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片讨伐声”，“在这样的封锁下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永远沉默，永远无法得到传播的渠道、交流的场所。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文本，可能永远只有我和其他很少几个人通过特殊的私人关系发表的那很少几篇文章”，“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现了，这个盟友是一项西方人发明的新技术——互联网”。其他的左派思想的传播也同样利用了互联网的传播渠道。到了2009年，左派思想又有了新的传播途径，那就是出书。一些左派人物突破了互联网的限制，通过书店传播自己的思想。下面我就谈谈我所知道的几本书。今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宣扬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批判了内政。几个作者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今日的中国。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唇枪舌剑，甚至有反对者宣称大量购买以便烧掉它。很多西方媒体也来凑热闹，纷纷发表评论，增加了这本书的影响力。这本书销量不错，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虽然在思想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饱受诟病，但在民间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这本书我也在书店购买了，以前我很少购买这种政治类的书籍。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左派而言非常重要，它起到了示范效应，因为它显示了左派的思想还是很有市场，很有卖点的，这就为其他的左派书籍的出版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久，作者之一的刘仰就推出了自己的书《中国没榜样》，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刘仰先生的博客，大致可以说，这本书看其书名，就是批判中国向西方接轨的。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对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进行批判，不过刘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多有赞扬，这多少有点保守主义的影子。《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位作者黄纪苏在10月份推出了自己的书《与精英保持距离》，这本书是黄纪苏多年的文章的集合。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我就很喜欢看黄纪苏的文章，因此这本书我也购买了，现在已经看了一半了。如果你喜欢看一本书，大概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书中的思想和你很对路，一个是书中的文字功夫。看黄纪苏的文章，谁都无法忽略他的幽默畅快的文字，我看也只有钱钟书的《围城》和黄有的一比，而和黄纪苏的文字相比，《围城》中的幽默显得过于正统。看黄纪苏的文章，你要有大量的阅读以及对时事的精通，才能顺畅地理解文章中表达的意思。黄纪苏这个人，把他扔到右派堆里，他就是个左派；把他扔到左派堆里，他又显得过右。总体而言，此人中间偏左，这很对我的胃口。黄纪苏批判的精英，主要是指那些拜倒在权、钱、洋石榴裙下的那些“精英”或者知识分子和打着“公共”旗号为自己牟利的精英，并非指所有的精英。黄纪苏本人其实就是个精英。当年他的剧作《切格瓦拉》曾受到右派的批判，后来他的剧作《我们走在大路上》受到了左派和右派的联合批判，不过这些作品本身就显示了黄本人的精英本质。左派学者江涌也出了一本《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文章的合集。江先生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能在一些主流媒体如《求是》、《瞭望》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作者长期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并为此写下了大量文章。作者在书中反对过度的、无原则的对外开放，反对迷信外资，并且指出外资已经与国内部分精英和利益集团相互利益交织，显示出垄断与贪婪的本性。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讲出一个现象：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冠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作者这就为一些左派的情绪化言论找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有论者称之为“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我认为，这也是“一份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韩德强是一位左派大将，积极参与和自由主义者的论战，他也是左派中思想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他自己也不否认自己是左派。今年他新出一本《中国反思》，这本书我还没有见过，只是在网上看到。韩德强在自序中批判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剥削压迫，担心阶级斗争迅速回归等，不过书没看过，就不多说了。另外王小东2008年底出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也再版出来，洋左派恩道尔的书今年也在中国出了两本。看来，左派的话语权正在超越互联网，逐渐增大。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些左派出版的书籍，以前这种状况是比较少的，似乎显示左派思潮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由于经济改革出现诸多问题而回归了。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自由主义者的“继续深化改革”以及“进行政治改革”等解决问题的说辞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太空洞了，怀疑者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的观点作为一个选项被一部分人接受，这些人也就成了购买左派书籍的群众基础，当出版社发现这个市场时，为了经济利益他不管是哪些观点，这也许是左派能够扎堆出书的原因。（完）

是与精英保持距离，还是与人类文明的立身之本保持距离

近日读到纪苏所著新书《与精英保持距离》，该书一开始由同党好友所撰的序言，就毫不掩饰地宣示了以平等斗士自期所据的道德制高点：“‘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只不过是在时代沉沦，迫近底线的时刻，把‘沉默的大多数’的良知、情感和判断集中、熔炼，并升华为风格独具的语言艺术和思想。”这些惯常的吹捧文字，瞬间描摹出一位“代天地立心，代生民立言”的高大形象。然遍观全书内容，尽管不乏勇气、评判或熟谙世情的文字，但总体上充满着狭隘、偏执甚至仇恨充溢的戾气，我们可以简单举例读之。 宣示着作者价值立场的标题“与精英保持距离”，还原到现实，无外乎一是与国际精英，也就是当今以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持距离；二是与国内精英保持距离，指的主要是那些在他们眼里为权贵阶层声张辩护的知识群体(而非权贵本身，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深究)。因此，该书借9·11事件抨击美国作为开篇自在意料之中。 对于这一造成数千人殒命的悲惨事件，作者“坦率地说，美国人民以及北方国家的人民，既然听任了世界这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剥削和压榨而且从中受益匪浅，那么也就理应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接下来讲到“在尘埃中呼唤亲人，在烛光中追念亲人，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但在作者眼里，那些活生生的普通人和淋漓的鲜血仅仅是美帝霸权的牺牲品，没有丝毫的人道情感，没有丝毫的对生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关怀。在他褊狭的思维里，想象中的崇高目标高于一切，其他的都不过是手段而已，包括生命。凡不符合他的关于崇高界定范围的，即会被裁定为异端，乃至为不可共存的敌人。因此，在他的臆想中，要与精英保持距离。在书中，举凡各种社会现象，皆是断裂、不公、混乱和道德堕落的产物。总之，他们不相信不同人等能在一个规范的社会体系之中，各行其是各履其能，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良性运作。 因此在我看来，书中的种种臆想，实际上是在与人类文明的立身之本保持距离。

胡同儿携手古典

为什么保持距离当代人做事讲人脉，讲关系网。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企业老总去著名大学读MBA或者EMBA，不光是为了长学问长见识，还有一个目的是去结网。同学里藏龙卧虎，对自己事业的发展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机遇和帮助，结一张这样的网是很多人都希望的。成功人士如此，平头百姓也一样。我常在一些聚会场合见个别人把名人挂在嘴上，称兄道弟，好像熟得不行，旁观的人看得清楚：其实就是拿名人抬自己。在一些同志热衷拿精英名人给自己刷色的时候，有人发言了，用书做麦克风，讲的内容跟上述情况背道而驰，题目是《与精英保持距离》。与精英保持距离——是做秀？是够不着说葡萄酸？还是真心如此？跟精英们保持距离，还想不想混出点儿名堂了？与精英保持距离的黄纪苏，是先锋话剧《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的编剧，也是最近热卖的《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正式供职在中国社科院。我认识黄老师大概在2002年，某电视台做特别节目，开策划会，黄老师和我都列席其中。黄老师记忆力好，匆匆一面，就记住我是搞音乐的，到《切•格瓦拉》2005年版面世时，找我写了两首歌，之后接触才多起来，但一年下来也不过见两三面。凭这几年对他的了解，这本《与精英保持距离》一定不会是秀，也跟够着够不着葡萄没什么关系。个人揣测，他所以要保持距离，是为了要远远观望，避免做“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人，使立场公正。胡同语言加古典语文有一回跟黄老师聊某著名作家。当时，那位作家刚用市井语言解读了一部佛经，我恰好对那部经比较熟，看完作家的白话文，觉得过于罗嗦，就好像本来能用一句话把事情说清楚，却偏要用十句话来说。问黄老师的感受，他没直接评论作品，只是谈了自己如何写文章。大概意思是，写文章，该学术的时候要学术，因为一些术语是前人是专家经过多年时间千锤百炼出来的，到如今，一个词所代表的意思已经定型（好比成语），如果单纯为了追求不高深，而用特别通俗的语言转化它，既会不准确，也会使解释的文字过长；同理，该通俗的时候要通俗，不能为了让自己显得有深度，就把本来能浅出的东西用一些大众看不懂的专业术语“深”现出来。看黄老师的文章，感觉的确如此。他能把很学术很高深的和很世俗很浅显的道理、现象放在一起，不会显得别扭，不会像怪胎，用祝东力老师的话说，他有一种“特殊的文体”，是“胡同语言与古典语文的绝妙融合，庄谐并用，寓庄于谐，俗语与雅言经纬相织”“在他那里，世俗经验与社科方法、平民立场与家国意识，这两个方面、两种价值序列，往往能左右并重，上下兼顾，而并不偏废。”我理解，这就是为文者常讲的“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个事，说着轻巧，真下笔写起来却难。且看这段：他（鲁迅）当年立了个遗嘱，希望“死了就草草埋掉”，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葬礼变成“挽联的比武场”。这种事在中国特别有传统，只要哪个公众人物快不行了，下一届舞文弄墨锦标赛的比赛地点也就算落实了。不是说这里头一点没寄托哀思，但同学们想一想，写上下四五百字的工整长联，哀思不一边歇着去，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呢？卖破绽与求缺书中收有文章二十多篇，多是黄老师近十年以来的随笔杂感。有谈世界与中国关系的，谈革命的，谈阴谋史学的，谈范跑跑和文怀老的，谈平等的，谈电影的，谈性的，谈文学和戏剧的，五花八门。按我的习惯，下面应该转述一些书中内容，但我感到了困难。原因在，黄老师的每篇文章都是一个整体，观点和语言是结合在一起的。只谈语言上的亮点，可能会将观点断章取义；单把观点中出彩儿的掰出来说，语言的特色可能又丢了，且在呈现观点时力度也会有所削弱。所以就不谈内容了，只谈谈我对黄老师在运用文字方面的看法。作家阿城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好文章不应该句句都好，应该一个笨句子接着一个笨句子，之后出来一个好句子。句句都好的话，就像一个什么都知道的聪明人，不大会讨人喜欢。我读黄老师的文字，感觉他希望每一句都能立住，每一句都表达充分，所以句句都下了狠工夫，信息密度因此很大，泛泛读是不行的，有些地方就算前思后想，脑子也还是跟不上他。如此读下来，满天星光灿烂，好看是真好看，却因为一码平齐，不容易挑出哪个最亮，出彩儿的给淹了。这让我想起听唱片，吉他的滑弦声、呲音和歌手的吸气声是允许在里面的，那是瑕疵，但最好别去掉，瑕疵这东西，有就显得真，没有就假，好像我们现在吃苹果，都爱挑有疤瘌甚至虫咬过的，证明没打过农药，绿色健康。那瑕疵，对位起来，应该就是阿城说的笨句子。对瑕疵，中国古人也有说法，叫“求缺”。月有阴晴圆缺，“求缺”合天道。所以黄老师行文中如果能时不时卖个破绽，不一定就是坏事。评书里常讲，两员大将在阵前交锋，一方忽然卖了个破绽，待对方一欺身，或用回马枪，或用飞刀飞索飞蝗石，或干脆在二马错蹬的时候伸手一拽袢甲丝绦，就把对手伤了或擒了。因此卖破绽也算战术。但我印象里的黄老师是求完美的，这种破绽，他即使明白如何卖，也不一定卖。八卦最后八卦一下，说几句黄老师的家世，是我原先不知道，从这本书里看来的。黄老师的祖父黄文弼先生，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毕业，后来成为“解放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二十世纪早些时候，瑞典人斯文赫定，就是从中国掠走很多珍贵文物的那个主儿，曾经一面赞赏黄文弼先生博学多才，一面埋怨他碍手碍脚。为了黄文弼先生的“碍手碍脚”，向他致敬！摘自新星出版社《无间书道》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革命文化”？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革命文化”？ 　　—关于黄纪苏《与精英保持距离》 　　文/学林 　　 　　（一）红旗下的蛋 　　 　　 在这地儿，越是热闹的东西，越没多少看头。所以，《中国不高兴》热闹那一阵子，我抱着不屑的态度，认定黄纪苏们是爱国主义加民族主义的老愤青。当我敲下“愤青”这词时，犹豫了一会，考虑是否换个词比较合适，比如“狂热分子”。犬儒化的今日，中国需要真正的愤青，一种基于理性敢于愤怒的声音；加上自己本身是个热血青年（假如这是赞美，请诸位原谅我的臭美），不愤青一回，简直对不住我党和祖国人民嘛。当看到网络上恁多狂热声音，怕了，愤怒了：丫的，愤青的纯洁，给你们玷污了。 　　 　　 当拿到黄纪苏的首部个人文集《与精英保持距离》，心里多少有反感，当然还是耐着性子读完了。想出了两个段子，用来说下自己的感受。一、《董存瑞》是我小时看的一部电影，印象深刻，里面有这么一段炸碉堡的镜头：“为了新中国，前进！”这段特写也可以用在黄纪苏身上，只不过要炸的“碉堡”是用“金钱和特权筑成的”，对了，碉堡上贴着一条显眼的广告：“大甩卖啦，出售良心，一块钱一斤”；二、“嘿，纪苏哥们，为了同贺新中国60大寿，俺决定送你样东西。”“啥玩意儿？”“一个奇特的蛋，你猜下啥蛋？”如果照平常人的思维，可能会先问：“鸡蛋，鸭蛋？”“你这蛋是资本主义国度下产出的蛋，还是社会主义国度下产出的蛋？”“哥们，俺也不卖关子，给你，拆开看下就知道了。”打开礼盒，里面放着一卷起来的条幅，条幅上涂着几个金光灿灿的字——红旗下的蛋。 　　 　　 阅读这部作品，发现自己变得“伟大”起来：黄纪苏们的声音在时下的中国也是一种代表性的声音，你可以对他们的声音不苟同，甚至愤怒、厌恶，但你得正视他们的声音。培育一个自由与宽厚的环境，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偏见摆在公共台面上竞争。从这点上说，正视异己的声音，对自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社会也是一个积累理性的过程。 　　 　　（二） 与精英保持距离？ 　　 　　《随笔》（0901期）上曾刊载罗瑾瑜女士的一文《精英与伪精英》，讲了作者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她采访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美里女士时，提到现在有一些中外学者质疑所谓的“精英文化”，认为过分唯“精英化”会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的不公平。 　　 　　 阿美里女士的回答让罗瑾瑜女士感到比较意外，她说：“在英文里，meritocracy和elitism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翻译成中文都是精英，也许是翻译言辞里的一些误读。elitism比较强调的是除了本人具有精英素质外，还有来自家庭背景的因素在其中，也就是所谓的世袭精英。而meritocracy强调的是精英治国，精英治国完全是真正的精英凭着自己的才干，通过国家提供的职位参与管理国家，这跟个人的家庭背景或其他背景是毫无关系，而是体现：一个人，只要他具备了能力，他就可以参与治理国家。精英治国代表着美国的理念。同时，这并不代表着政府要忽视弱势群体而是要为改变这些群体的现状作出更多的努力。 　　 　　 我琢磨着，假如让黄纪苏们看到我掉书袋，要批我对美帝国主义献媚了。黄并未正面定义他眼中的“精英”。他感叹：眼下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给人越来越坏的印象呢？因为他们成了“唯物主义者“，围着“基、股、房、车、乳、臀诸物五蹄生风，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他认为知识分子既然有些话语上的便利，那么就用它为无法自外的群众，为底层人民说话，想方设法讲出他们的疾苦，表达他们的愤怒。简而言之，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 　　 　　 可以看出，黄眼中的知识分子，指向的是“公共型知识分子”，与之相对的是“书斋型知识分子”（用“不好听”的话说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与精英保持距离”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或者说它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当黄在批评眼下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时，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他眼中的知识分子具备“人间情怀”，你不能因时代出现问题，反过来否定“知识分子”、“精英”。换句话说：与之保持距离的应当是“伪精英”、“伪知识分子”。 　　 　　 伪精英的主要姿态是反对山寨，抵拒传媒、拒绝沟通，表现出道德优越感，凭着种种特权，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做维护小集团利益之事。我想，黄纪苏也会同意罗瑾瑜女士的感慨：“尤其是知识界的伪精英，他们的所作所为，败坏了知识分子的清誉，使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愤怒。” 　　 　　（三）将“革命”进行到底？ 　　 　　 黄在《两个中国》里对为什么写《中国不高兴》有如下一段解释：首先是对自己不高兴，只有对自己不高兴，有了忧患意识，才可能解决问题、获得资格，在“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的歌声中继续混日子，是混不出资格来的。事实上，也可以用这段话来解释黄纪苏为什么出《与精英保持距离》。或者说，《与精英保持距离》实际上是《中国不高兴》的翻版、私人版。 　　 　　 黄是快人快语，他批评范跑跑发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言论；批评“李安们依然跪着”；批评知识分子“犬儒化””；批评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批评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等等。 　　 　　 抛开此书中诸多引人争议的观点不论，就作者写作的态度而言，还是能读出他的“公共情怀”，读出他对如今进入“野蛮女友阶段”的忧患。只是，他的话语方式，无法不让我对之保持警惕。“继承并发展了数千年虎狼之道的当代资本主义，不可能给人类带来和平”、“世界从来就是一个阶级结构”、“我也希望能建设一个比穷奢极欲破坏环境的资本主义更有趣一点的文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缺少同道，，“辉煌六十年”也可以换成“伟大六十年”了吧。 　　 　　 再引用一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话—— 　　 　　 在这样一个时候，需要有新的力量出来，参与世界的管理以及世界体系的改造，把人类带出死胡同。中华民族以其人口规模、历史积累和文明境界，有理由也有义务成为这样的力量，联合新兴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世界中的健康力量一道，从欧美资本寡头手中夺过世界发展的领导权，为自己也为人类寻找一条量入为出、合理发展、真正价值多元的人间大道。（《大剧院挂中国房梁上，中国站历史关口》） 　　 　　 不知道是否有读者觉得这类话语很熟悉？在我想到了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如今网络上随处可以这样的言论，可以说一脉相承。从那时代过来的很多人沾染了这样一种病：浓厚的“大国情结”、爱国爱得没商量、“革命话语”深入骨髓、“二元论”思维、喜欢宏大、漠视或者逃避个性个体。 　　 　　 在《革命及相关词语》中，黄就毫不掩饰自己对革命的向往之情：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社会跳出以恶易恶的历史循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的大同世界。他批评时下“革命成了思想禁忌”，存在着“概念上的混乱”：“革命”一词就像公共楼道，早被家家户户的东西塞满；也是由于任意的诬陷-革命成了慈善家，大凡杀人放火走极端的事情，都归他结账。换句话说，在他看来“革命”本身是纯洁的，只是被环境污染了，糟蹋了名声。他将纯洁的革命归之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也可以分阶段走：反抗压迫的革命与消灭压迫的革命。“二者虽在同一方向上，却不在同一历史阶段。不在同一道德层次上，其运行的动力、实现的条件、采用的方法等等自是全然不同。”他对以往的革命也有反思，认为“失之于急进，总想朝发白帝而暮至江陵，于百年之内完成千秋功业”，结果，“使普通人民颠踯长途短途，无辜生命凋谢风里雨里”。 　　 　　 与某西方外交官谈到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表现，黄纪苏感慨他们这茬人走出了“文革”的阴影，能够正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了，他寄语80后：“经历多可以是有点，但也可能是缺点。被某种恐怖经历吓出心理疾患的人，满脑子幻觉，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判断也许有深刻之处，却可能是一种深刻的错误。而80后经历虽少，但生长在中国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没那么多真的假的极端经历，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杯弓蛇影、没事往床底下钻的情况。他对现实的判断也许不深刻，但是一种不深刻的正确。” 　　 　　 在这段文字里，我看到了黄纪苏的反思，而不是给人只会吵骂（因为我之前只停留在这个印象上）的“泼男”形象。只是，我想问：黄纪苏，你真的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吗？在结束本篇时，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黄纪苏们跪着，因为他们是红旗下的蛋；黄纪苏们站着，还是因为他们是红旗下的蛋。

左右摇摆的黄大仙人居然真是知识分子

戏剧家是黄纪苏先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左倾化”剧作，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声誉。不过，在黄纪苏自己眼里——“我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戏剧在我只是一件发言工具，如果没有什么话说，我宁愿让这工具呆门后面”。简言之，他更愿意做一个有话要说的知识分子！至于是戏剧家、作家或是社会学家，都不过是他发言的不同形式而已。倘若提个喇叭走上大街演讲效果会更好的话，黄纪苏大概也会欣然为之。标榜有话要说的知识分子，说出来的不应是好听的话，至少不能全是粉饰太平的奉承话、马屁话，而应是质疑和批评，否则就称不上是知识分子。至于立场是向左，还是朝右，或者不偏不倚左右正中，倒不是关键。只要是他是热切心肠，目睹了令人不痛快的社会文化事件，能勇敢地把胸中郁结的不快，化作灼热文字，就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就黄纪苏近些年来的戏剧作品而言，他言论的独立性和良知，已广为人称道。这是一个值得倾听的知识分子。《与精英保持距离》一书，是黄纪苏参与编著《中国不高兴》后的首部个人文集。说是文集，但内容驳杂，共分为七辑，也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主题，有随笔、杂感、戏剧笔记，还有演讲稿，但视角还算宽阔，话题都比较犀利，包括透析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对时下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对中国革命回顾和反思，由李安的《色，戒》谈到跪抱现象，也谈性、谈文艺等等。就内容而言，称得上是观世态民情，痛陈社会弊病，文风是嬉笑怒骂，亦庄亦谐，有战斗性，也有煽动性！从书名就看得出来一二。所谓精英，在黄纪苏的笔下，自然不是指为民请命的真正勇士，而是为虎作伥的文化走穴者，或曰资本的师爷，金钱的文化枪手，西方洋裙下的跪拜者，当中有学者、教授，也有不少其他行当的人士，比如导演、作家等所谓精英之类的，失掉了起码的知识分子品性——独立，热情地抱住了西方、资本、权术的大腿，欢快地以歌颂、解释的方式撒起娇来，转身对着民众却是一副暧昧的面孔，颇有粉饰太平的企图，劝人赶紧忘却历史记忆和伤痛，承认种种不平等是自然现象，惟资本和权力马首是瞻。黄纪苏的态度很明确，需要警惕这些精英，保持距离以免上当中毒。由于是文集，虽有分类，话题分散在所难免。但书中有两篇长文，我认为是该书最有价值处，看得出黄纪苏下了一番苦功，值得读者仔细品读。一是《文怀老及五种人》，可以归入观人一类。文章剖析文怀沙几种社会身份和文化性格，从他不宜做仁人却硬要做仁人、文化江湖中的文人、徒有其表的学人、“为老不尊”的老人、不靠谱的神人等身份对文怀沙进行了解读，幽默又充满着智慧。作者从文怀沙开发出去，点出还有更多比文怀沙不靠谱的人和事，荒唐程度较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推荐此文，除了视角独特，文字本身嬉笑畅快之外，也折射出黄纪苏观人的一种方法，就是不轻易直接下判决，不单纯就人言人，而是放入较大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中，结合其个人性格，如强调文怀沙骨子里的“妙人”性格，加以还原和评述，得出的结论往往八九不离十。还能做到轻松、淡然，真如庖丁解牛，不仅手法让人看得过瘾，结果也清晰。另一篇长文是《高高低低话平等》，属于论事类。文章是作者在大学的演讲稿，客观地讲，由于是演讲稿改编，文采比《文怀老及五种人》差了不少，但该文显现出了黄纪苏分析问题时缜密的逻辑能力，功底着实扎实。借助西方理论，谈平等论调并不难，难就难在介入中国现状，还能举重若轻，融入鲜活的中国经验，前后左右深入浅出说清楚说透彻，让人听懂看懂还引起共鸣。黄纪苏认为不平等是一个人生问题，而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学术问题。对具体个人而言，不平等是必然的，但追求平等也是必然的。作者通过历史起源、比较性竞争等诸多角度，用长达44页的篇幅，对平等、不平等进行了一个透彻的检查，结合现实条分缕析，几乎面面俱到，还不让人觉得枯燥，这是黄纪苏的真本事。作为一本出版近半年的作品，选择这个时候写书评，就推介书而言，已经过了最佳时期，看过的早就看过了，不想看的可能永远都不会翻开。我个人好奇的是，当话题热潮过后归于平静时，是否还会有人提起这本书，这些话，这个作者？是否真曾引发过头脑风暴？人们是否真需要启心开智的思想锋芒？精英们和伪精英们的话语有多少人在乎？知识分子的意见到底有没有人乐意倾听？这些问号，要求我们阅读时应更加谨慎和清醒。当一个作者真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要求自己，那就是一种进步，就值得我们尊重和倾听。

做历史的主人

黄纪苏答中青报记者问《与精英保持距离》 中国青年报：你要远离的“精英”到底是哪些人？ 黄纪苏：“精英”这词在学术上是中性的，在我们国内普通人的感受里本来还略带褒义——麦乳精就比小麦高档嘛。但那帮人不修令名，自己乌烟瘴气不说，还把挺清白的一个词儿给糟蹋了。哪帮人呢？就是社会上层中差的那部分，包括“官”、“产”、“学”，还有你们“媒”。我所谓“和精英保持距离”，无非是取一个监督、批评这些人的立场，提醒他们得做得像样一点儿，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这个社会掌权的。 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说，你新书的矛头，更多还是指向为权贵阶层辩护的知识群体，而非权贵本身。你说呢？ 黄纪苏：话语权也是权，知识精英也是权贵的一部分。对这部分权贵，我更熟悉，因此批评也更多一些。对其他部分权贵，我也没少批评，只不过有人认定我不会去批评。我在反思30年的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有段戏词，公演时观众反响挺强烈的，是一个大款横行路上的独白：“公安局长过命的交情道儿上的兄弟，市委书记给把米就点头丫整个一鸡……”网上有，你们可以看看。 中国青年报：看完你的书，我们感觉，其实你跟知识精英挺“亲”的，你对他们的批判有“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黄纪苏：比较多地批判知识精英，也是因为更寄希望于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其他方方面面，现在只剩屁股了，全是利益，都太“实”了。唯有知识分子这块儿，还稍“虚”一点，除了屁股还有脑袋，这样就存在超越自身利益、立公心、致公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于中国，是太需要了。以现今通行的价值观，大家都想当经济人，谁都不肯少捞，谁也不知稍让。这样，社会关系就僵住了，矛盾在上边的腐朽和下层的愤懑之间恐怖地积累。唯一可能破局的力量，就来自文化，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但现实却是这帮知识精英表现得格外差，差到什么地步？我在反思30年的一出戏里，写过一段关于他们的角色独白：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这兜股票这兜党票，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刚更新老婆正装修豪宅，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还有马克还有美元，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正写作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就冲咱这色毛，投奔哪张皮，哪张皮不要啊！就冲咱这双捷足，踩哪儿不是金光大道啊！ 话说回来，差跟好也是辨证的：因为格外差，才有可能格外好。所以，我还是寄希望于知识分子，通过批评他们中差的，激励他们中好的。等到好的部分壮大了，就会影响风气，酿成新文化，带动经济、社会、政治往好处去。文化先行，是社会改良的常轨。 中国青年报：有位同行说，和你打过交道后，他特困惑，就是你接人待物，尤其是对待朋友，急公好义，温暖之极；可是看文章，你“损”起人来真天下无敌。“文如其人”的说法好像不适合你？ 黄纪苏：第一，“文”如不如其“人”，二者在某些层次上会显得分裂，但在较深层次上还是统一的。有位朋友读了我文章回复说，“感觉背后还有非常仁慈的胸怀。”我很感激他看到了“损人”之外的这一面。第二，我写文章说的都是公共话题，吟味个人生活的东西很少示众，那些东西会温情得多。其实，就是我发表的文字也不是除了横眉就是立目，也有许多轻松和平的东西，但舆论不关注后者。第三，文艺批评的确是我文章的重点，我把写文章，尤其是杂文，更看作验血、查甲流一类的事，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贯传统。 中国青年报：你一直这样爱憎分明？在推崇宽容的时代，你不感觉自己“另类”吗？ 黄纪苏：30年前，我们国家经历过“极左政治”时期，那时对集体、国家、阶级过于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过于压制。物极必反，出现社会反弹可以理解。但反弹到了极端，就是不讲是非，回避矛盾，用一床“宽容”的大红被面去掩盖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一向主张多元的社会格局和价值观，但多元不等于不讲是非，更不等于抹杀大是大非。至于是否另类，我倒是觉得如今同调者越来越多。我看对于邓贵大和邓玉娇，对于谭千秋和范跑跑，大多数人都挺爱憎分明的。范跑跑也想跑进“宽容”的避难所，却被大家拒之门外。其实，我们对社会弊端的不宽容，恰恰是在保卫宽容的社会基础。 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说你“不乏勇气但充满戾气”。你对精英的讽刺，有点像鲁迅对待梁实秋。你怎么看鲁迅？他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 黄纪苏：如果在社会丑恶面前没能恬然自适就是“戾气”的话，那就戾气吧。鲁迅的确是我最钦佩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中国读书人没受他影响的可能也很少。鲁迅是爱和憎的统一，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后，我坐在家里一遍又一遍读《纪念刘和珍君》时最强烈的感受。“只爱不憎”在瑞士或瑙鲁可能比较正常，但对于近一百年天翻地覆的中国，就太假太不自然了。周作人想成个例外，他的性情确是“平和冲淡”，但时代没成全他，一场中日血战让他“渐近自然”的路刚走一半就翻沟里了。 中国青年报：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回忆了你的祖父、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你父亲也是社科院老学者，做过郭沫若院长的学术秘书，中国文化向来重视诗书传家，你的入世精神和态度，是否也有祖、父的遗风？ 黄纪苏：我祖父“文革”爆发不久就去世了，说来挺惨的。那时我还小，对他更多的了解来自日后。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从中国近代大危机的谷底走出来，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坚定的承担。我读他的日记发现，无论是俯首南窗还是行走大漠，他心里都饱含着一种志气，就是振兴中国的现代学术，迎头赶上西方列强。像他那样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是中国读书人悠久的传统。我父亲唯一一次给我“说文”，说的就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讲兴亡治乱的教训。我十几岁开始听父亲聊国事天下事，大了点就一块儿聊，聊了几十年。如今他不在了，没人聊了。 中国青年报：你祖父的学术黄金期应该是在解放前，你父亲的学术黄金期是在新中国的前17年，而你赶上了改革开放。你怎么看你们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际遇下的命运？ 黄纪苏：说到过去的知识分子命运，还真一言难尽。他们悲欣交集的经历，体现了中国走向富强目标的艰难和曲折。今天读到高建国先生的文章《大爱贯魂，百岁求真》，讲老一辈革命家、经济学家骆耕漠，以及孙冶方、顾准、高景平等人的追求和遭遇，令人感叹。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新中国是有深刻教训需要记取的。我不满意极左的一方不签单总赖账的态度，但同时，我也不认同弥漫于一些中老年知识分子中的对于中国革命彻底否定的情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硬事实：把中国从晚清以来的绝境中带出来的，主要是中国革命，而不是别的什么力量。 中国青年报：你说精英表现令人失望，那中国崛起的力量来自哪里？ 黄纪苏：中国老百姓大都不错，有股奋发向上的精神，不像精英那样腐朽，除了黄汤就是黄段子。但前面说了，毕竟精英是社会的主导，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文化批评与反省，影响风气、酿成新文化，特别是对下一代精英有所塑造。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实践上，公民社会——互联网是中国当今最大的公民社会——这些年呈快速生长的态势。公民社会正在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辅之以向上向善的文化，它将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和重要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你在书中说，“时候到了，会有人出来勇挑重担，大步向前的。”谁会出来勇挑重担？ 黄纪苏：新一代人吧，尤其是从公民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既吸取过去教训又摆脱过去阴影，既能捍卫个体权利又不忘对集体家国负责的成熟公民。 中国青年报：你怎么看“80后”和“90后”？作为父辈，你最希望把什么交给他们？ 黄纪苏：多活几十年的长处，就是经历了沧桑巨变，不会把眼下的格局当作定局。世界历史正在进入新的未定之天。未来是福是祸，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努力。人的本质是创造，所以年轻人要有大志，别光做“规律”、“法则”和既成事实的小跑腿儿，更要做历史的主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担一个“人”该担的，做一个“人”该做的吧。 中国青年报：你希望中国的下一代成为大写的、真正的“人”？ 黄纪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