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中尋找星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8-1
ISBN:9789571347813
作者:何榮幸,台大新聞研究所
页数:520页

内容概要

何榮幸一九六六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新聞資歷十七年,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主任兼主筆。一九九四年起投入媒體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一屆會長、《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媒體改造學社執委。二○○五年連獲曾虛白新聞獎(新聞評論獎)、吳舜文新聞獎(深度報導獎)、卓越新聞獎(採訪報導獎),二○○六年獲聘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傑出記者駐所講座」,現任台大新聞所兼任實務教師。著有《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媒體突圍──二○○五年新聞獎大滿貫的幕後故事》等書。 張錦華一九五五年生,台大外文系學士、政大新聞所碩士、美國愛荷華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現為台大新聞所教授。曾任台大新聞所所長、台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等。多年來熱心投入實際的媒體監督與改革活動,目前擔任台灣衛星電視公會「自律委員會」所設之「諮詢委員會」召集人。著有《傳播批判理論》、《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媒體監督DIY》、《女為悅己者「瘦」?:媒介效果與主體研究》,以及翻譯《傳播符號學理論》、《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等多本著作。研究與教學均多次獲獎。 林麗雲 洪貞玲

作者简介

內 容 簡 介
【在時間的快速流動中,總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別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
司馬文武/薛心鎔/黃肇珩/俞國基/南方朔/吳豐山/李旺台/殷允芃/周天瑞/戎撫天/楊憲宏/楊渡/王健壯/李永得/徐璐/黃年/陳銘城……
二十年前,這群人親身見證,台灣這艘希望之船離開戒嚴、報禁港灣,從此航向廣闊無邊、深不可測的民主海洋。他們雖然參與其中、記錄過程,卻也只能載浮載沉,不知道大海的另一邊究竟還有多少風浪。
這群人散佈在最保守到最激進的媒體。他們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高壓氣氛中匍匐前進,姿態多半扭曲變形,很難保持優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體內兢兢業業,有的人想盡辦法在文章中「埋地雷」,有的人努力從中南部發聲,有的人深入觀察民間社會,有的人則與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後人看似堅定勇敢,他們身處其中卻可能狼狽不堪。
他們像是在無盡的黑夜中尋找星星,對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對內追尋若有似無的記者典範。
二十年後,這群人當中的十七位,成為本書深入訪談的主角。他們當年寫下的所有報導與觀察,早已存放在各大圖書館提供公開查閱;他們在新聞界甚或其他領域都是響噹噹的要角,成為菜鳥記者仰之彌高的學習對象;他們新聞生涯的成功與失敗,也已到了可以接受公評檢驗的時刻。
但是,他們走過那段歲月的心靈感受、心情故事與生命情懷,現在才正要開始緩緩傾訴而已。
何榮幸◎策畫、導論
台大新聞研究所◎召集、採訪/張錦華主持,林麗雲、洪貞玲協同主持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出版
本書版稅捐贈台大新聞研究所
目 錄
推薦序
追尋烏托邦/鄭瑞城(前任政治大學校長)
這是本有意義的好書!/朱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台灣新聞自由今昔/孫震(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計畫緣起
回首來時路 莫忘初衷/張錦華
老靈魂與新生命的奇妙交織/何榮幸
導論/何榮幸
Part 1:他們看見了歷史
Part 2:歷史看見了他們
本書受訪者歷史年代對照表
一、與警總「捉迷藏」的日子:一九七九年黨外雜誌健將──司馬文武
──只想當「真正的記者」
二、大陸來台的愛國媒體人:一九五○年大華晚報創辦人──薛心鎔
──一甲子的信守與體驗
三、第一位女性黨營媒體高層:一九五九年中央社記者──黃肇珩
──我是「記者」,不是「女記者」!
四、來自中南部的聲音:一九七一年台灣時報總編輯──俞國基
──凌空看政治的專業新聞人
五、一輩子的評論志業:一九七二年民族晚報記者──南方朔
──從文藝青年到自由左派
六、連寫二十年個人專欄:一九七五年自立晚報撰述委員──吳豐山
── 記者是永遠的社會改革先鋒
七、美麗島事件見證人:一九七九年台灣時報採訪主任──李旺台
──對抗威權體制的南部記者
八、國際媒體聲援美麗島:一九八○年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殷允芃
──我自己跳下來幫台灣加分
九、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一九八四年美洲中時總編輯──周天瑞
──永遠在找最大公約數
十、解嚴前夕的主流媒體:一九八四年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戎撫天
──曲筆奮進迎向新時代
十一、公害環保風潮:一九八五年聯合報環保記者──楊憲宏
──科學精神的人文記者
十二、反杜邦運動與社會力:一九八六年時報新聞周刊記者──楊渡
──以報導文學實踐文人理想
十三、破繭而出的政論雜誌:一九八七年新新聞總編輯──王健壯
──永遠的自由派
十四、歷史性大陸行之一: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李永得
──絕不妥協的硬骨記者
十五、歷史性大陸行之二: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徐璐
──不斷追尋自我的女記者
十六、五十八天創辦新報紙:一九八八年聯合晚報總編輯──黃年
──黑金政治的命名者與批判者
十七、解嚴後政治人權報導:一九九一年自立早報記者──陳銘城
──為受難人權發聲
強 力 推 薦
台灣在威權體制的戒嚴時代,絕對稱不上美好之地;一位在一九七○年代受牢獄之災的作家甚至以「看過地獄回來的人」自況並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台灣在歷經約四十年的戒嚴統治,終於游過了一條又一條湍急、凶險的河流,渡到了民主的對岸;而這群新聞人也歷經身心煎熬,在時代洪流裡載浮載沉地到達彼岸。他(她)們的靈魂深處必然埋著這樣珍貴的種子:深信人類可以更美好,台灣可以更烏托邦;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應該更相互尊重、更相互寬容、更訴諸理性、更追求正義。 ──政治大學前任校長/鄭瑞城
對二、三十歲的年輕一輩言,這本書所呈現的可能只不過是紙上的歷史,但對上一代的媒體工作者言,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活生生的共同記憶!今天我們享有言論與新聞自由,這十七位以及無數位曾經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犧牲的人功不可沒!《黑夜中尋找星星》叫我們從過去看現在,也叫我們從現在思考未來,它是智慧的記憶!……在迂迴、對抗、後退、前進中,台灣的言論與自由空間一步一步地擴張、變大了!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朱立
我想台灣很多人對報紙有很高的期待。我們希望報紙,至少一部分有格調、有理想的報紙,不只是一種商品,而是一種教育文化事業,為社會維護價值,提供教育,捍衛正義。我年輕時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念學位,奧大餐廳牆上寫著奧克拉荷馬州聞人威利‧羅傑的名言:「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報紙學來的。」媒體人能不感到責任重大嗎?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長/孫震
台灣走向民主與自由的過程,並非一條康莊大道,但確實是支流匯集、莫之能禦的長河巨流,許多深具理想與才華的媒體工作者在主流或非主流及黨外媒體等各種不同位置上,以各種方式實踐、結盟、衝撞或議題操作;審時度勢之際,雖時而沉默、時而妥協;但更伺機奮起、時而躍上浪峰,傲視迎向更寬闊的天際。 ──台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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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历史是惊人的相似,还是从来止步不前?当警方秘密包围三楼杂志社的时候,事先知情的郑南榕已经决定拒捕。他步入总编辑室,转身反锁了门。浓烟乍起,自焚引发的大火两个多小时后才被扑灭。时值1989年4月7日,距离1987年7月蒋经国发布解严令已过去两年,但黎明似乎迟迟未来。郑南榕1981年创办《自由时代周刊》,却终生未见“自由时代”的降临,乃至为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自焚身亡。 看过地狱回来的人。这是一句日本的谚语,常常转而形容历经戒严时期的台湾人。毋庸置疑,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些走过戒严的新闻记者来说,倒又值得怀念了。不过这一切,还是得从行政长官公署时期的台湾说起。一1945年,日本战败并签署《降伏文书》,陈仪被派往台湾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对于继后台湾行政制度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台湾应看作自治区,有人则认为台湾本就是大陆一省,陈仪则主张台湾异于内陆各省,设置行政长官公署,赋以较大权力,可以制定不同于其他各省的单行法规。最终陈的方案被采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随后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陈出任最高行政首长。国民政府在大陆所施行的新闻管制政策亦来到台湾,但直到1946年1月,日治时期的新闻法规才正式走入历史。陈仪对于左翼言论(批评他本人的除外)有较大的接受度,加之其任命非国民党籍人员执掌宣传委员会——如青年党人夏涛声担任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万居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部分阻隔了国民党对新闻事业的干涉,反而使行政长官公署时期成为台湾解严前新闻舆论最自由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管制的消失。据《台湾省新闻纸杂志调查表》显示,当时报纸杂志被停刊的前后多达二十余份,原因分为以下几类:“尚未申请登记”、“登记手续尚未完备”、“内政部未准登记”以及“奉中宣部予以停刊”。用查禁的方式来管制言论的还算少见,大部分则是用“恳谈”的方式,虽不严厉,却多少为新闻从业人员带来心理压力。此外,新闻单位除向外国购买洋纸外,只能向政府购买纸张,因此政府“能否”提供,也成了管制手段之一。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使政策陡然生变。2月27日在台北市发生了一起私烟查缉血案而引发的冲突。次日,台北市民走上街头,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市民聚集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抗议,遭公署卫兵开枪射击,该事件由请愿转变成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并爆发自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来因贪腐失职所累积的民怨,以及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冲突。2月28日下午三时直至5月16日行政长官公署撤废,期间台北市断断续续实行戒严。2月28日起行政长官公署连续四期在公报上全文连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施行细则》、《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意在管控言论,告知各著作人,著作出版前要向内政部办理注册手续。台湾军政当局与国府决定以叛乱来处理“二二八事件”,并进行绥靖清乡。期间,“为杜绝奸伪煽惑活动、巩固地方计”,所有新闻杂志书报均应送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检查后,才准发行。台湾的新闻出版事业由此进入军方事前审查的阶段。绥靖清乡期间,之前言论上采取的放任主义走入末路,大量刊物被查封,登记在案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共党渗透或奸匪机关”、“未核准登记”和“思想反动、言论荒谬、诋毁政府、煽动暴乱之主要力量”,《大公报》台北办事处即因“持论荒谬”被关闭。“二二八事件”后,民间改革呼声激涨,陈仪最终同意改制。5月14日行政长官公署公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予以撤销,照各省制成立省政府”。改制并没有带来实质的变化。为了巩固政权,防止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台湾不久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戒严和白色恐怖时期。二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实行全国总动员,次年12月10日宣布除新疆、西康(中华民国所设置的13省之一,所辖管辖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等地)、青海、台湾、西藏外,均宣告戒严。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宣告自20日零时起开始“全省戒严”。由总动员和戒严而施行的《国家总动员法》与《戒严法》将战后的台湾新闻管制带入战时状态,并由此衍生出报禁,以及军情单位对新闻纸杂志的管控。所谓“报禁”,是指“限制新闻纸申请登记”、“限制新闻纸的篇幅”以及“限制新闻纸应在申请登记时载明所在地印刷出版”,亦即“限证”、“限张”、“限印”。从1960年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被核准改为正式报纸后,台湾的报社家数一直维持在三十一家,至解严前都没有新的登记证出现,形成“办报须先买报”的情形。而“限张”政策起初没有成功,因为政府无法控制所有新闻纸杂志的纸张来源,直至1950年政府禁止外纸进口,才顺利地将各报限制于一大张半(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几番増张,1974年増张为三大张后,才固定下来,直至解严)内。即使行宪,但国民党依旧牢牢把握着“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的“党国体制”。后任《八十年代》总编辑的李旺台回忆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时的考试作文,只要加上孙中山和蒋介石说过的名言,抑或是写上“反攻大陆,统一中国”就可以得高分。国民党对新闻的检查一直存在,五十年代初期,其对新闻言论的容忍度仍较大。但随后“政府”内部自由派人士如吴国桢、王世杰分别在1953、1954年被迫请辞或遭到免职,原本拥蒋的自由派也完全和权力核心疏离,国民党“以党领政”的基础进一步确立,同时言论自由遭到进一步围剿。彼时,“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已接管过去“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意图修改《出版法》,其对党报的审查也有加重的趋势,并干涉报刊杂志的登记和报道。五十年代,台湾的新闻教育刚刚起步。这个时代亦见证了两份重要刊物的生命历程:一是由前《新生报》社长李万居创办,以“真正代表台湾民意”自诩的《公论报》,一是由雷震主导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衔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与追求民主宪政的主张,影响深远。后任《中国时报》总主笔的俞国基曾评价说:“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对政治有想法的,都受到过《自由中国》的影响。” 此二者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初,公营与党营报纸执牛耳的时期,引领着一批民营刊物以较开放的言论姿态求存。此阶段,新闻刊物纷纷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并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但该风气在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及李万居因经营权问题退出《公论报》后沉寂下来。国民党政府在整肃完异议刊物后,利用政党合一的力量,掌握政策的制定、消息的散布、新闻的呈现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精神训练,有效地控制舆论,让批评的言论难有伸展的空间。俞国基后来回忆道:“当时管制新闻的黑手,大致有四条线,一是警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其次是调查局,三是国民党文工会,四是军方的政工单位。前两者是威胁性的,后两者是怀柔性的,四管其下,不怕你能逃出这个天罗地网。”一套控制新闻舆论的机制已然成型。黄肇珩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闻的禁忌。那时她刚入职“中央通讯社”没多久,被派去采访蒋介石及其夫人欢迎归国侨胞的茶会新闻。写稿时才知道“中央社”写新闻稿,每写一行就要空一行,留作核稿人增补之用,所有的“总统”新闻稿和照片,都要送到“总统官邸”审定。稿子送回来后,黄肇珩发现空间里加了很多“总统”当时并没有说过的话。她的主任半带讽刺地说,“你看,现在看起来不是比较有深度了吗?有内容了吗?也显得总统很有学问。”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和台湾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三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正式提出“以谈判代替对抗”的和解政策,表示愿意放弃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对抗,而以谈判来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华盛顿开始对北京频频示好,尼克松多次向国会提出希望和北京会谈,并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一事表示“美国愿意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家庭中担任一个建设性的角色”。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将正式访华。同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的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代表中途即离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次日,也是后任《联合报》总编辑的黄年参加期中考的日子。考场前,有几位侨生说,要不要“表示表示”;“我走到考场座位向全场说:‘外交部长周书楷先生已经带领我国代表团退出联合国,为了支持我们的国家,让我们一起起立唱国歌,表达我们的义愤。’我起音,整个考场就跟着唱了起来。”这时在台湾,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新闻暴增,而只要提到与大陆有关的新闻,必定要加个“匪”字,像是“匪区”、“毛匪泽东”、“周匪恩来”等等。此后台湾经历了与其他国家的断交大潮,但没有一个比与美国断交跟令台湾人民沮丧又愤怒的了。“美国出卖了我们。”这是当时台湾人的一致想法。所以当美国代表、时任副国务卿的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到台北来谈判的时候,许多学生、青年、社会人士都到机场示威,泼油漆、扔鸡蛋,场面激烈。“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是个没有外交经验的人,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去拥抱另一个更大的国家,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他对待盟友的方式,实在很粗糙,”殷蕴梵是少数几个先知道台湾与美国即将断交的人之一,她当时与克里斯多福坐在同一辆车上,前往圆山饭店。车子被众人包围,完全开不动,同胞扔来的鸡蛋碎在车窗上,那时她正在为美国媒体工作,“但我体会到我没办法用美方的观点处理新闻,因为我爱国。”国民党政府一直依赖美国维持其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以建立其为“代表全中国”的正统性。而如今在国际上大势已去,其势必要建立更稳固的内部正统性。随着思潮愈发对国民党不利,其对国家精神、观念的灌输也愈明显。196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宣扬党的革命建国理论”,即三民主义思想列为重要工作之一。“中国现代史”被定为大专学生必修课,高中三民主义采用新编统一教材。新闻工作会议中开始要求新闻媒体“加强匪情报道,借使国内外人士对当前共匪混乱情势,及其即将崩溃命运,有正确认识”,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以争取国际人士对我反攻复国之同情与援助”,并对社会舆论空间进一步压缩。四五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六十年代是政治低气压的时代,直到1971年初,由杨国枢领导的《大学杂志》的出现,才突破了十多年来政论的闷局。1975年8月,由康宁祥、黄信介等人创办的《台湾政论》又开启了党外杂志的先声。“党外”一词,原本是对非国民党籍政治人士的泛称,但是早期无党籍人士候选人,多以“无党籍派”标榜,一直到黄、康等人的崛起后,“党外”一词才成为无党籍政治异议分子共同使用的号志,然而这一界定含糊定义笼统却又简单的号志经过数次选举却慢慢形成一股在野的政治运动。党外杂志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已然成熟,中小企业、印刷厂很多,政府难以管控,加之一些知识分子正愁无处表达自己的意见,几个人见面,则一拍即合。办党外杂志完全是地下作业,从采访秘密消息来源、写稿,到印刷、发行,都是偷偷摸摸。印刷厂得经常更换,讲电话有暗号,每一个约会或计划都是秘密单独,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到处都是线民,电话也被监听。警总也派人透过关系混进杂志社卧底,把重要的东西带走。“事过了很多年后,这些人才告诉你,他当初是如何混进杂志社的,”曾任《自立晚报》记者的陈铭城回忆道。那时不少体制内的记者、教授,甚至国民党内的人,都主动投稿到党外杂志,说出真相,伸张正义,给他们的报社和政党更大的改革压力。在戒严环境下,几乎所有媒体里都安插了为安全单位工作的人。记者如果在立法院跟党外的政治人士见面、讲话,得到什么消息,回去只要写报告给安全单位,都有奖金。报社里的人,若跟党外人士走得稍微近一点,就会被贴上标签。司马文武就是其中一个。时任《中国时报》记者的他,标签是“独派的台独分子”,被视为“虽然很专业,却永远不会红”的记者。被迫离开报社后,很多人帮司马文武找工作。他到处写稿,稿费勉强维持家计。很多年后他才知道,原来很多工作是安全单位的外围人士安排的,“希望我落魄的时候不要走上绝路”。“我看东欧、拉丁美洲、南韩等国家的民主转型,都和台湾有同一套作法:打压异议人士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会让他活不下去。”南方朔也是一个,那时还是《中国时报》政治组副主任的他常常与党外领袖互动。一天他被中时老板余纪忠叫过去问话。余问:“听说你最近又和张俊宏、许信良搞在一起啦!”南方朔回道:“没有啊。没有啊。”余接着说:“我告诉你,当新闻记者就是当新闻记者,少给我谈什么理想不理想!”南方朔说:“余先生,我没有理想!我没有理想!”在那段充满肃杀气氛的日子里,甚至杂志还没印出,警总早已拿盖好“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的公文等着查禁。“我在办党外杂志的时候,主流媒体每次报道警总查禁新闻,所表现出的嘴脸和笑容,好像政府已经反攻大陆成功了一般,令我感到非常不屑,”司马文武回忆道。但杂志与警总竟也生出“共生关系”:依据当时政府的制度,若能成功查禁党外杂志,警备总部的情治人员就能领奖金,印刷厂若能主动检举、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可以领十块钱奖金。于是杂志先印两千本,专门用来被查禁,等印刷厂检举好、警总查完禁,在开始印真正要发行的份量。往往查封的杂志销售量反而更好,则两边得利。当时的党外杂志发行量有一两万本,没有一篇广告,运营收入完全靠发行。五《联合报》和《征信新闻》(1968年改名为《中国时报》)是戒严时期最大的两份民营报纸,以较开放的言论收到欢迎,颇具影响力。而国民党在逐渐体验到其宣传效果较党报《中央日报》高许多之后,在两大报业主皆为国民党党员的情形下,也开始收纳两大报为己用。蒋经国曾用两手策略控制报纸,他将党内及媒体分为两条路线:一是保守派,包括警总、政战系统,以及王升(曾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再加上《联合报》;另一条则是开明派,像是李焕(曾任“教育部部长”)、党务系统,媒体则是《中国时报》。当蒋经国需要改革时,就会用《中国时报》鼓吹,再请自由派的学术团体发表言论、写专栏。如果过头了,就让保守派透过《联合报》出来批判。(这里根据的是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的杨渡的叙述,但也曾有两大报的记者反驳过,认为两报并无“开明”“保守”的特定风格划分。因此此处存疑。)但两份报纸并没有沦落为完全的党的喉舌。时为《联合报》政治组召集人的戎抚天就回忆道,他与时任《中国时报》编辑部主管的黄辉珍常常联系,在很多新闻事件后,达成共识,不断试探、不断跨越,慢慢地跨,不断试探审查的底线,“这次他跨一点,下次我跨一点,新的领域就冲出来了”。在当时,两大报除了待遇较其他报纸丰厚外,还有额外“补贴”。时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的王健壮在报道“省议会”的时候,见到了“台湾政治最荒谬、最黑暗的一面”,“像是政治学上讲的‘肉桶政治(议员在法案上附加对自己的支持者或亲信有利的附加条款,从而使他们受益的手段)’”。“省议员”会当面拿一叠现钞给记者,所有人都知道这事,“省议员”不认为这是错的,绝大多数记者也认为收钱理所当然。当时不见得每一个记者都会收到前,“大报记者才有”,美其名曰“润笔费”。而且,“不是你写省议员的正面新闻才送钱给你,只要可以见报、有曝光率,就算你写负面新闻也会送钱给你。”“跑新闻是如何面对利益诱惑?”王健壮问。六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该事件之所以重要,因其对台湾之后的政局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国民党从此逐渐开始放弃迁台以来一党专政的路线以应时势。威权体制松动,民主曙光初显。《美丽岛》杂志原以《圣国》杂志申请,未获许可,再以《台湾风云》申请,被当局认为有兴风作雨之意,后再以《美岛》申请,则被认为有美国之岛之意,最后才用《美丽岛》申请通过。而申请杂志的目的,最初写明是“政论性杂志”,但主管单位表示不能用“政论性”三个字,则改成“介绍批评我国政策”为宗旨。之后杂志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社和服务处,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便在该地展开一连串群众性的演讲会,引起台湾部分以反共义士为首的爱国主义人士的不满,冲突事件不断。直到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党外人士在高雄被军警包围,酿成美丽岛事件。关于美丽岛事件的细节,至今部分仍真假难辨。据当时在现场的李旺台回忆道:“突然现场就出现了一群着黑衣的人,手上拿着铁锤、木棍,殴打宪警,这群人既不属于警察队伍,也不属于游行群众。”然而骚乱终究发生了。宪警被下了命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扔出了催泪瓦斯。当时国民党顺水推舟,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利用舆论的力量,丑化党外人士为暴徒,借此打压他们。当时主流媒体将美丽岛事件塑造成“暴民先暴,官方不得不镇”。每天电视上都是被打的宪兵流着眼泪,他们的母亲伤心欲绝,哭诉着儿子被打得不成人形,新闻局还发动影星歌手献花给受伤的军警。“塑造出来的氛围,就像真的一样,”李旺台回忆道。宣传效果却立竿见影。时任《自立晚报》编辑的吴丰山就经历了一件让他愤怒又好笑的事:有天,我们有个标题没用“暴徒”两字,为了忠实报道这则新闻,反而用比较正面、肯定的字句。“民众就打电话骂我们,说要烧报馆。”1980年美丽岛大审结束,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结果,八人被判刑,刑期从12年到无期不等。“台湾的整个政治氛围在变。”包括南方朔在内的一代报人明显感觉到压迫已经过去,铁腕、抓人、判刑已经失效,坐牢变成资产,每个党外人士都巴不得坐一年半载的牢,出来后就能有搞头。“那个时候,对抗党国体制的启蒙阶段已经结束,进入抗争阶段。”党外杂志在台北如雨后春笋版地发展。每个周末下午,台北开始定期有政治活动,少则七八千,多则两三万人听演讲,气氛热烈。1980年是台湾极其骚动的一年。“党外”的身份开始成为资产,而不再是负担。当年选举,党外人士赢得很多席。要不要解严、开放党禁、全面改选“国会”?国民党的立场开始松动,蒋经国还在观望。1986年9月28日,台湾民主进步党组党成功,蒋经国没有采取任何打压(虽然当时两大报只给出一张邮票大小的地方报道此事)。1987年,蒋经国病情恶化,威权政治逐步瓦解,国民党内出现一批改革派、开明派的中生代政治人物。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自15日零时起解严。7月15日,“国防部”宣布废止《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戒严时期限制言论最主要的法源依据正式走入历史。解严以前,台湾媒体有两种:以报纸为主的的大众媒体,受限于三大张(限张)、政治禁忌等限制,无法像党外媒体那样大鸣大放;另一种就是党外杂志为主的小众媒体,但在民进党成立后也走向历史末路,只能扮演主流媒体的补充角色。解严后,政治压力并未完全消失,台湾报纸走向随着老板的政治关系而转变。联合、中时两大报系,在报禁解除后纷纷投入晚报市场,以新闻快而多、广告少、售价低,在晚报市场上攻城略地。新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都难以与原有报系抗衡。七如今,解严、解除党禁与报禁已经二十余年了。不能否认,戒严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当时社会的安定,保障了经济发展。台湾已经历了五次总统直选,民主与自由大步向前,但这民主与自由的质量却堪忧。有了近乎绝对的自由,台湾媒体又如何了呢?我们不妨先引一段数据: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出具的报告显示,台湾新闻自由度的全球排名在2007年为第32名,居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首。但是根据爱德曼公关公司(Edelman global public relations)2006年的数据显示,在所观察的亚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媒体的被信赖指数只有1%,排名垫底,这份报告得分最高的印度则有51%。“中华民国群我伦理促进会”从2001年起,隔年做社会信任调查,2003至2007年三次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倒数第一位亦即最不受信任的人都是立法委员,倒数第二位的都是新闻记者。再来看看一些媒体人的评价:过去是国民党在控制新闻自由,现在却是媒体自己在控制新闻自由。报道品质下降,见识肤浅,迎俗媚俗。(《自由时报》副社长俞国基语)媒体商品化。现在只有坏消息是新闻,很严肃的事情都娱乐化,一切一笑了之,不会激起任何情绪或愤怒,情感无法凝聚,无法变成改革的力量。(《天下》杂志发行人殷蕴梵语)“公共”不见了,统统变成八卦。但媒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古代的媒体是社会公器,要谈公共事务。现在的社会控制,是一种恶劣的流氓控制、群众控制,谁的群众比较凶,你就怕谁!(《新新闻》周刊创办人南方朔语)过度的渲染,专业的沦丧。(曾任《台湾时报》采访主任李旺台语)……在一些可见的采访中,台湾报人都仍以张季鸾和《大公报》为典范,“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口号可以脱口而出。但如今,台湾的媒体已经在各自的蓝绿阵营中就位,在市场利益主导下,新闻报道要么过于政治化,要么过于低俗化。在时间快速的流失中,总有一群人,比别人更容易看见历史的容颜。他们是船头的瞭望者,是冲锋的排头兵。这样说来,现在的台湾媒体总归令人失望,戒严时期的新闻倒开始被向往了。正如司马文武所说,那种写一篇文章就能造成很大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戒严时期,新闻人所期待的以及谈论的话题都是“如何突破戒严”,“如何走向民主”,那时存在威权政府这种明显的目标,又有警总在背后盯着,新闻工作人员反而有使命感、有理想,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放思想、扶正社会。俞国基由此感叹道:“现在的政府和政治人物怎么‘刺’也没有反应。当前媒体界,已经失去拉拔社会向上提升的思想了。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拜托,把警总恢复一下好不好。’” 回到戒严时期,并不是没了红包记者,没了堕落腐坏,而是感怀一口气,一股力。理想,会使前行的人有力,使历史也年轻起来。引用前《中国时报》总编辑王健壮的话结尾罢:“我天生乐观,始终相信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拼,就会有两个人、三个人去响应。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台湾社会价值崩解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模太大、速度也太快。就好像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那些从小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接受正规训练、规规矩矩学小提琴怎么拉的人,没人理、被人嘘;那些不照乐谱胡乱敲锣打鼓的人,反而受到观众的注意,喝彩、掌声最多。事业沦落至此,是非颠倒至此,你会不会挫折?我现在常有那种后现代的荒谬感,年轻时坚持的、依赖的理念,现在都不见了。台湾这几年媒体环境很不健康。最不健康最病态的现象是,有几个没读过几本书的电视台主持人,天天大放厥词,竟然可以也敢于扮演最终仲裁者的角色,而且还有这么多人信他们。我回《中国时报》最痛苦的也是最愤怒的部分,就是时报被这些人定位为‘泛蓝媒体’。民进党主席游锡堃说,王健壮当总编辑后,《中国时报》就变了!当然我有变。我不乡愿,甚至比七十年代更自由派!我们这种戒严时代的老记者,碰到是非对错当然会把政治人物骂到骨头里去,不必再像戒严时期一样吞吐其辞、迂回婉转。”本文参考《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杨秀菁著,2005年)、《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2008年)以及《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维基百科相关词条,并根据《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做了部分用词上的改正。
  •     关于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多重面向的,既应包括结构规整、视野宏大的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也不应忽略那些参与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当事人的微观体验,口述历史的意义就在于此。《黑夜中寻找星星》是台大新闻研究所在2007年台湾解严2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部大型记者访谈计划的最终成果,它汇集了17位台湾资深报人亲口讲述的解严前后他们的从业经历,让我们在回望海峡对岸那群和我们一样以新闻为业的人们曾经走过的道路的同时,也让我们期待以他们的经历为鉴,廓清中国大陆新闻人面前可能的道路。他们是记者,是一群和我们一样的人,“很少人像他们一样幸运,可以站在每个历史的浪头上,第一手体验时代变迁与社会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使命感与影响力;但凡事总是一体两面,很少人像他们一样倒霉,必须在第一时间承受时代的苦闷与局限,每天醒来后被迫一切归零,在别人阅读旧闻的时候继续摸索前行”。①  一、台湾同行的新闻人生与行业感悟  当前,中国大陆记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许多记者自嘲为“新闻民工”。从南方朔(王杏庆)、俞国基和吴丰三等人的入行经历来看,在台湾做“无冕之王”也并非是件人人称羡的美差。时评家南方朔上世纪70年代初获得台大森林系硕士学位后先靠翻译生活,一个月至少可以挣得台币三四千元。不久他转行到《民族晚报》当记者,月工资只有1500元,师友们都劝他要慎重,“老王当什么烂记者嘛,去搞个正当职业嘛”;他自己的描述则是“那时新闻记者是没有志气、没有地位的一群人,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影响力,钱又少,新闻记者常常被讲成‘丐帮’,讨人厌的程度跟乞丐一样”。与南方朔差不多,中学教师出身、海外办报经验丰富的俞国基1971年刚进《台湾时报》时,薪水仅够一家基本开销,还要在大学兼课补贴家用。许多台湾家庭当时都已经有电视了,他为了满足天天吵着要电视的小孩的虚荣心,便在家门口支了架天线,假装家里有电视。在《自立晚报》服务了30年的吴丰三怀揣政大新闻学硕士文凭刚进《自立晚报》时,月薪只有1000元,而他一个朋友高中毕业后做了海关稽查员,月薪则有3600元。  虽然待遇不怎么样,但怀着对以文字感受人生、匡扶正义的记者职业的极端热情甚至是偏执,这些人还是一头扎进了新闻业。司马文武(江春男)从政大政治研究所毕业后,顺从父命做了公务员,但受社会责任感驱使,还是辞职去了《中国时报》当时政记者。多年以后,他在回顾自己当年决定时写道:“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政治,我们没有恐惧、冷漠的理由;相反的,我们更应该为它付出心力,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逃避的地方。”《联合报》原环保记者杨宪宏本来学的是牙医,之所以放弃不错的收入前景转行做记者,是因为他觉得记者可以医治许多社会疾病的病根,“既然上游有人把人推下水,就要往上游走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希望透过新闻工作解决上游问题”。  数十年的新闻生涯,让这群海峡对岸的新闻人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黄年、殷允芃分别阐述了自己对晚报新闻和国际新闻的真知灼见,一手办起《联合晚报》的黄年是“黑金政治”、“统一公投”等台湾新闻界流行语的创造者,他用“白菜理论”、“钻石理论”和“蝴蝶理论”概括《联合晚报》的操作理念——新闻如白菜有许多层,可以一层一层剥下去;新闻也像钻石,切面很多,你做了这一面,我可以做那一面;“蝴蝶理论”则指晚报新闻的两大重心,一边翅膀是重大的政经新闻或国际消息,另一边翅膀则是民生消息。殷允芃曾是《纽约时报》驻台特约记者,她在《纽约时报》上登出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台湾前“副总统”谢东闵被邮包炸弹炸断手的消息。此事在台湾是天大的新闻,可《纽约时报》只登出了寥寥数行,她从此认识到与其费力在国际媒体上为台湾发声,倒不如回归本土为台湾踏实做事,便在1981年办起了台湾首份精英财经杂志——《天下》。  黄肇珩、南方朔和杨渡(杨炤浓)则分享了他们关于时政报道的点滴心得。黄肇珩历任中央社国内部主任、《中华日报》社长等要职,是台湾首位女性党营媒体主管,她曾被指定报道与蒋介石和宋美龄有关的活动。如何让这些常常是当时台湾各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能有足够充实的内容压住版面呢?她的办法是在活动现场搜集一些花边新闻,以备不时之需。比如,一次蒋宋两人在阳明山接待美国议员,谈话内容不允许发表,她就将议员们对接待场地周围所挂国画的评价写进了报道。南方朔跑政治新闻的经验是记者要有大局观,不要局限在一个部门。他可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跑到“国防部”新闻,在“内政部”跑到“外交部”新闻。文人气质浓厚的杨渡在鹿港反对杜邦公司设厂事件等环保运动的报道感受中,强调要把握新闻的社会脉络,“我可以直接叙述当地有一群人在抗争、杜邦将要进驻,也可以换个方式探讨形成社会运动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是这一群人出来,代表的是谁,利益在哪里,他们的观点、成长背景以及故事”。这群海峡对岸的新闻人关于记者行当的感悟则见仁见智。南方朔对记者的社会角色的体认一针见血、发人深省,“记者是人生最好的观察位置。芸芸众生都在演戏,记者是第一排观众,不是演员,对于幕后部分并不清楚;但因为记者是第一排,所以门开、门关,那个缝隙开开入入的时候可以瞄到里面一点点”。司马文武一方面直陈记者可能遇到的困惑,“记者就跟政治家一样,专门关心别人的事……但自己呢?时常是累得半死,充满挫折感,薪水又低,成就难以积累,影响力也不知道在哪里”;另一方面却对记者职业乐此不疲,“当记者能够维持生活的品质,也能够持续学习,不会输其他行业多少”。致力民权报道的陈铭城更看重报道的社会动员力,“记者写独家没什么了不起,更重要的是能够感动更多人,来跟你做同样的事,这才是了不起”。  二、戒严与解严中的历史细节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及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次日凌晨起在台湾全省实施戒严,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为止,台湾的戒严期长达38年。戒严时期的台湾新闻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解严后二十多年来台湾新闻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17位亲身经历这个时代的台湾新闻人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一群人。  关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新闻界,有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将其解读为“侍从主义”(clientelism)体制,台湾当局与传媒之间存在着压制与合谋并存的关系形态。②这17位台湾新闻人的讲述,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历史的若干细节。  薛心镕和黄肇珩在戒严时期都曾担任台湾党营媒体的高层主管,他们的故事凸显了戒严时期国家机器对台湾党营媒体的直接影响。1923年出生于北平的薛心镕来台后历任《大华晚报》和《中央日报》总编辑,是17位受访者中唯一在戒严时期为报道坐牢的记者。《大华晚报》在1952年撰文表扬台北警方行动迅速,3天就破获了台军小兵盗窃美军少将蔡斯物品一案,可身为总编辑的薛心镕却被保安司令部拘留10天,事由为“妨害军誉”。虽然有过如斯遭遇,他还是肯定了戒严对媒体的正面意义,“正因为受到约束,所以大家都有戒心,会正经八百地办报、办新闻,努力于正面的表现”。黄肇珩首次在中央社采写与蒋介石、宋美龄有关的新闻,是报道蒋宋两人组织的一次茶会。稿子发给主任时她自我感觉不错,可一拿到改好的稿子就傻眼了。稿子里添加了不少蒋介石没有讲过的话,参加茶会的人数也凭空多了许多。她求主任解惑,主任回答:“你看,现在看起来不是比较有深度了吗?……也显得‘总统’很有学问!”她从此洞悉中央社报道此类新闻的玄机。  吴丰三、俞国基、周天瑞、戎抚天、黄年等人在戒严期间分别供职于台湾的几大民营报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讲述中一窥戒严时期台湾民营报纸记者的生存境况。吴丰三谨记《自立晚报》老板吴三连的办报哲学——“办报纸不像放烟火,放烟火灿烂一下就没有了,报纸必须每天存在”。可还是在他写出系列报道《今天的台湾农村》后被警备总部盯上了。他花三个月时间实地调查了上世纪70年代台湾农村的真实情况,警备总部却觉得他有造反倾向,因为毛泽东为准备革命而写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俞国基和周天瑞曾同在美洲《中国时报》工作,却先后因报道争议去职。俞国基因1984年美国大选期间报纸登出了一篇希望里根不要连任的社论,引起蒋经国震怒而自动从总主笔位置上离职后,在美国街头摆了几个月的地摊谋生。他离职后不久,当时的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周天瑞又在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撰写《蒋经国传》的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在旧金山遇刺身亡事件,再次引起轩然大波,结果是报纸关门,周天瑞辞职。在《联合报》做过10年政治记者的戎抚天相信,“记者一定要站在舞台上,才能够产生作用”,努力在禁区内用曲笔进言。比如,他曾在戒严期间主张解严,却不直说解严好,而是描述一个没有戒严令的国家如何如何。既然戒严时期的时政新闻受到制约,当时台湾各报只有在社会新闻上发力了。这一点黄年看得很清楚,“当局者给报纸经营上的生路就是社会新闻,所以每天社会新闻都炒得很凶,第三版几乎都是犯罪新闻,几十年来皆是如此”。  1987年台湾解严,警备司令部、调查局、军方政工单位等“大老哥”对媒体的束缚已成往事,这20年来的台湾媒体似乎应该变得更好,可它们在解严之后又陷入了政客和商家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位受访者都谈到了他们对解严后台湾媒体境遇的看法,而茫然和无奈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感受。殷允芃对解严前后台湾媒体生态的比较颇具代表性:“戒严时期的媒体,有政治力控制,这个明显的对象可以反抗。现在虽然没有一个明显的压迫力,但市场化、新闻商品化却无所不在,更难对抗。”俞国基在解严后不久重回《中国时报》任总主笔,却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不能批评,他愤而慨叹——“我们不是主笔,是代书嘛!”杨宪宏离开报纸后曾短期担任民间全民电视台新闻部经理,离开的理由就是一位“民视”董事对他说:“‘民视’就是民进党的电视台啊!其他有什么好讨论的?”  面对解严后台湾媒体的乱象,有些人坦白了自己的无力感,也有人对未来抱有希望。黄年和俞国基都曾是各自报社的言论主将,可黄年直言现在自己有时写社论的成就感还不如帮太太洗一次碗;俞国基也有同感,觉得“现在当记者,写什么都像丢到水里面一样,没有反应,在成就感上还不如戒严时代”。时势造英雄,一篇文章天下知的大记者时代已随戒严而去,司马文武和戎抚天指出了台湾新闻人未来可能的方向。司马文武提倡要用持续的作品沉淀自己的风格,以此赢得受众;戎抚天则觉得优质媒体将来还有生存空间,“将来会有少数品质非常好的媒体,占有很小的市场。很大的市场,是由业余人士制作,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娱乐性质”。  三、结语  虽然以“戒严”为焦点的《黑夜中寻找星星》视野略显狭窄,这17位受访者主要是在报社工作的资深政治记者,但该书对加深我们对当代台湾新闻业的了解,意义重大。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新闻人的呼吸和脉搏,展现了时代洪流中个体生命的丰富内涵。他们的经历、见解,对我们把握、理解大陆新闻业,也不乏启示借鉴意义。  台大新闻所的老师们为台湾新闻界找寻新的行业榜样付出的辛劳值得敬佩,正如何荣幸在导言中大声疾呼的那样,“我们不希望解除戒严、开放报禁20年之后,台湾新闻界还是言必称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经验,或是永远只能追忆《大公报》时期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核心价值的张季鸾”。我们同样期待,大陆新闻界也推出类似一些记录当代中国著名新闻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书。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     我不是新闻系的,没有读过新闻史。而这本书让觉得看到的是政大新闻系的影响史。。。。
  •     17个人的经历大体可以拼凑出台湾解严前后的整个媒介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他们是值得羡慕的一群人,他们努力过,并看到了自己为之努力的结果。遗憾的是在叙述中很多可以具体展开的地方都语焉不详,不知是否是当事人个人原因。建议希望大陆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对一些人和事件可以稍加注释,如果有那一天的话。我们终将经历。我们必须经历。
  •     有限的篇幅裏探究台灣前一輩新聞工作者的心路歷程。有史料的再現,也有濃厚的懷舊氣氛,足讓新一代新聞工作者參考。
  •     2年前买到看完
  •     好像冥冥中一条路子在指引。
  •     後接《北京學運50日》
  •     幾位受訪者的墮落,已經可以出一本續集「在星星中尋找黑暗」…
  •     歷史是驚人的相似,戒嚴時期的新聞管製何其熟悉,但書中關於很多新一代年輕人(比如我)不了解的事實依然沒有展開,算是一大遺憾,另,對台新聞史不甚了解也增加了共鳴困難。——于世新圖書館
  •     万古如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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