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之不朽》书评

“女子之不朽”——也读李国彤的《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从印刷之前拿到样书到读完也有近一年了，一直没有下笔写书评。一方面因为我与作者千丝万缕的师门情谊；另一方面，也是我对从这些熟悉的资料中推陈出新的希望，在读完本书以后开始慢慢滑向了冷静的边缘。因为材料的限制，欲结合中国女性自我的声音探讨其生活晚明以后是较有利的时段。此前学界对明清女性的研究大约有如下几个重要方向：1. 基于“才女”创作的对群体家族、作品思想、出版经营等文学和社会状况的记述；2. 基于私人和官方记录的对女性贞孝节烈等行为剧烈程度的描述，并涉及家族策略和政治律法等的研究；3. 基于零散记录的对女性生活（如宗教、娱乐、女红、出游、书法绘画）等诸多方面的描述；4. 在前者的基础上借助于西方女性研究思想的对女性活动空间、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讨论。姑不论其深浅对错，上世纪末初探此道的一批研究者确实从中发现少许传统史学所未曾窥视的角度，对认识明清社会与家庭的总体格局亦有裨益；且女性研究所参资料也更符合一些温婉清浅的研究者治学的喜好，为公为私都未免不是好事。但时至今日，以上所述四个方面要在材料和论述上取得重大进步都更为困难。好在本书作者是聪明人，用“女教”的观念统筹全书，不仅对自己硕士以来女性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一次可以成书的总结，也勉力糅合不同方面的女性传统对近代以来的妇女启蒙作出高屋建瓴的猜测。如此用心必有可取之处，如对明清女性文学创作的研究，此前学者在对“才女”群体的观察中已多论及，但是被置于“女学”的概念下讨论，不仅丰富了对女性教育复杂性的认识，也可对其创作背后可能存在的矛盾心理有了进一步了解。但本书的问题并不在局部的论述，而在于全书的谋篇……最大的问题是长时段的研究期望带来的。本书的三章前两章以女教、女学的研究视角划分，后一章实际上是以时段划分，已经将讨论的主体推及民国。这样长时段的研究，所涉主题又牵涉整个妇女教育的诸多方面，其实不免会重主干而舍枝叶。在前两章中作者就已经显现重视例证和总结，而对细节的处理并不细致的行文特点，在对诸多文中关系的处理上显得大而化之，如明清两朝的异同、启蒙时期的时段划分、启蒙思想的多元内涵、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均缺乏学理上的说明。其实，正因为女性问题是镶嵌在大历史的论述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更须谨慎，如对自我、家族、乡土和王朝的认同很可能是一个方向上的不同层面（153），而所谓有一种启蒙思想很可能是后来者对曾经的乱象后知后觉的总结（172），像“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这样的用法不免显得太泛（175）。另一个问题是用“女教”概括全书的期望引起的。作者的女教一章起始于她在新加坡所作的硕士论文，当时看来是颇值得一书的话题，相较于第二章对墓志铭材料分门别类的罗列在材料和结构上都更清晰。“女学”篇的重点来自作者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受到福建闺秀行旅途中的感触所发，将行旅与文学的结合即使当下看来也还是巧妙的题目。但明清才女的家庭和妇女著作中的责任意识则未现大的新意，大约在最早的一批对明清才女的现代研究中，已触及类似的话题。妇女启蒙一章对材料的处理更是潦草，特别是民国的女性部分，作者对材料的拣选或有其指向结论的目的，对我们所已知的那个新的并不是那么新，旧的也未必那么旧的世界并没有细致的考察，当然也就容易以“女教”的观念来统筹整个明清民国时期对女性的观感。我们当然可以将教育想象成一种持续而多元的设教行为，但将如此丰富的女性生活统筹于“女教”之中其实很有可能将女性无意的感受冠以有意识的“教育”的名号。其实作者想将自己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纳入一本书中，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即可作为单篇论文收录而无需勉强建立一个恢宏的论述。作者此书纳入“海外中国学丛书”，主编正是其硕士导师，作者选题、求学、成书的过程倒是颇能体现现今海外中国学的发展网络，一笑。

勇开风气敢为先

一个有文化的女子要明大义，知荣辱，辨是非。同样这也是士大夫们需要的“贤妻”。“女学”——旧时指以妇德、妇言、妇功、妇容四项内容教育妇女，也泛指女子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现今，除了在特定的国学课堂上会出现这一概念，别处已难再寻觅她的芳踪。李国彤的《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以“女学”为出发点研究明清妇女史，展现了独特的研究视野，为读者揭开了“女教”的神秘面纱，也引导人们进一步了解与探究女教观念对我们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作用。全书分为三篇：“女教篇”、“女学篇”、“妇女启蒙篇”。作者从这3个方面逐一考察明清时期女教传统之演变和才女文化之兴盛，并反思清末民初的妇女启蒙观念在国家发展中的变奏。在传统封建社会中，中国大多数士大夫梦想着能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伟抱负，而在“齐家”这一环节，“女教”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基石。明人陈继儒（眉公）《安得长者言》有言:“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此语一出，对当时女子的定位再了然不过：一个有文化的女子要明大义，知荣辱，辨是非。同样这也是士大夫们需要的“贤妻”。如此一来，“女教”的兴盛便顺理成章。无论是官、私修订女教书，还是明清女教书之嬗变，都在昭示“女教”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应该弘扬并予以重视的母教传统。不管是操舟渡人，勤恳一生，舍己为人的母性道德，抑或是恪守“贫贱不移”和“夫唱妇随”的相夫之道，都给“女教”的存在作了有力佐证。古代女子自受诗书之教和文学创作启蒙后，多有写作尝试，甚至偶有作品结集，力图打破“内言不出阃外”的束缚。科举社会对母教角色日渐重视，寄望她们能教子以书香继世。在这样的氛围里，明清闺秀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明显增强。彤管言志，小女子也可咏史怀古，一吐胸中块垒；彤管箴言，寄言在外夫君，殷殷嘱托，绵绵情意，自不必说；箴管慈教，将自己兼济天下的志向通过教育传授给子女。如此种种，可以看出明清妇女在写作中的责任意识日渐增长。笔者私心觉着，“箴管与彤管并陈”倒像是古时女子的自我舒展。缝缀之事对一般女子而言再家常不过，孟郊不是有诗云：“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哪里是针与线的事，缝进的分明是数不尽的万千情意。明清才女的家庭和交游也都尽显“女学”之浸染。她们有的生在书香门第，母女两代唱和、父女传诗；有的夫妻相得，舞文弄墨，甚是风雅。女子以诗文交友结社是明清女学的一个特别现象，其中以“随园女弟子”最具代表性。女弟子们的诗篇洋洋洒洒，在文字间恣肆徜徉，哪管冷言讥诮、世间羁绊。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精英阶层妇女开始主张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妇女婚姻自由，提倡妇女文学，为女性摆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与自我解放添砖加瓦。明清时期的不少男性文学家也积极响应，如曹雪芹笔下的“十二钗”个个写得一手好诗；蒲松龄《聊斋》中的女鬼也能吟风咏柳，倾诉衷肠。“女学”在此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戊戌变法时期的“废缠足”和“兴女学”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方式，知识女性开始了现代转型之路。男女同校为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打下基础，自由婚恋则标志着现代转型的形成。经过20世纪上半叶革命时代的洗礼，年轻女性在投奔革命的征途中不断完善着性别角色的现代性转型，摸索出了与男子在精神上遥相呼应的合作模式，逐步进入现代转型的成熟阶段。正是“女教”思想的积极影响，才有了近代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所作的积极努力，是她们的努力使自己更接近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各色人等的附属品。而她们在不知不觉的探索中，逐步完成了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这一恢宏主题。原作者：李盼盼原载于：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