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高興》书评

中国要向高兴大迈步

他可以唤醒国人的名族性，批判那些有卖国嫌疑的人，不管这些人处在哪里，但是这些人也没廉耻了，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敲打他们

乱想《中国不高兴》

　　前几天逛书店，买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基本看完了，我看得还是比较认真的，今天说说我看完后的一些看法。 　　一． 批判此书的一些逻辑问题 　　看完《中国不高兴》后，我上网才知道就此书已经吵成一团了。我看了对此书的一些批评或攻击意见，我感觉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有必要说一下。 　　首先，有一些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辱骂，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批判，那些污言秽语实在让人不愿在此举例，这些文章的作者看来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也可称为右派。这一派提倡宽容，多元，言论自由，可是看看这些文字，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今年看到自由主义学者袁伟时教授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启蒙还没有完成，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连自己的追随者都总是露出专制的嘴脸，都没有启蒙好，还奢谈什么启蒙全国的老百姓呢？我想，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羞于与那些整日里以捍卫自由主义为名而谩骂的战友为伍的。 　　其次，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对准书名的：你们几个作者有什么资格用“中国”这个词，你们用“中国”这个词得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授权吗？没授权你们怎么代表？我想这种批判是毫无意义的。中国这三十年来不是右派们一直在代表中国发言吗？诸如“中国要与西方接轨”、“中国要实践普世价值”等等，当自由主义者们在用“中国”发言时取得中国老百姓的授权吗？即使你们自由主义者们默认那些发言代表了你们，那取得左派的授权吗？没有的话你们怎么能代表“中国”吗？难道左派就高兴你们代表吗？再说了，大家可以看看那些西方人不是也总是“China”如何如何，他们取得授权吗？西方学者和记者说“中国”如何时你们怎么不去质疑呢？问题出在你们自己身上，把这种日常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作为批判武器，说白了就是在找茬儿。 　　还有一种说法更加荒诞，那就是拿民族主义卖钱，就是把几位作者打成骗子，证据就是作者们从中挣钱了。我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怎么这么理直气壮？一个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理念写成书，出版后卖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个世界不是也这样运转的吗？如果卖得好，既传播了自己的理念，又挣了钞票，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自由主义者写书可以卖钱，左派也可以，民族主义者当然也可以，拜托找茬也应该有点水准。不过《中国不高兴》书中一篇附文也批判一个叫崔卫平的人拿自由主义卖钱，这篇附文也真的没有水准，道理同上。 　　不过我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自由主义者真的看这本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书中的观点和推论自己无法驳倒时就更痛苦了，人性如此，所以不能勉强别人去读。不读却还想批判，那就多半瞎说了。还有一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批判并不仅仅是普通网民说的，还有一些是教授或者可以在传统媒体上写作的时评家们也如此说，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这种水准的时评家不是误人子弟吗？ 　　还有一点有趣的事情，很多对《中国不高兴》批判的文字恰恰是为此书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证据。举个例子，书中不少篇幅批评中国精英们崇洋媚外，对外跪着。那我们看看书出来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批判时表示：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这个精英的说法恰恰是书中所批判的，那到底是谁在批判谁？ 　　二． 我对《中国不高兴》的看法 　　首先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上学时学的也是工科，所以我的看法可能是粗鄙、肤浅甚至是错误的，不过它却是我真实的看法。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其实不能简单的用宣扬民族主义来概括，它还涉及很多方面，如内政，军事，文艺等等。所以说当我们从媒体来得到信息是要警惕，媒体呈现的可能是不全面的。 　　这本书的确宣扬了民族主义，但是从中外的好多评论来看，似乎是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这本书中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是所有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民族主义似乎是铁板一块。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虽然大致可这样区分，但是左派和右派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因此中国民族主义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极端的和温和的。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嘴上虽然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心里早就认为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是“极端的”，这不是诛心之论，而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来不区分哪些是“温和的”，而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批判。不用讳言，我本人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虽然认同《中国不高兴》的很多观点，同时对有些观点也不认同。此书到底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现在还说不清楚，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回头来看，此书也许还是温和的。 　　这本书有两个最刺激人的观点，那就是“持剑经商”和“打碎拳坛，除暴安良”。刚开始看到这两个观点我也很惊讶，经过思考后我来说说我对这两点的看法。 　　“持剑经商”初听起来确实吓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宣传都不是这样的。不过这种说法让人回过头来思考。回顾历史，近代大国崛起无不是“持剑经商”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例外。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想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记得以前央视曾经放映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这个片子讲了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近代一个个大国的崛起，这些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实都伴随着武力，都伴随着侵略，这是这些崛起的共性，可是这部片子却不提这些，有选择的告诉我们，这种有选择的讲历史使我们难以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当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但要使外国人相信这一点是很难的：第一，他们正是基于上面所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感到你崛起很难避免使用武力；第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可能很得意这个名字，觉得这样不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可惜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崛起”本身就是威胁，不管是武力还是和平，“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既得利益者要是不感到威胁才怪呢？世界上最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是哪些人呢？恰恰是中国人，这其实证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并不大，但是这还是不能打消“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不少中国人会说今天的世界与过去不一样了，文明了，不是比谁的拳头厉害了。真的是如此吗？我怎么看到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的确是文明和平了，可是丛林法则依然是它运行的潜规则。大家从萨达姆和金正日的不同遭遇难道还看不出这一点吗？今日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实力依然是硬道理。 　　中国有一些人指责《中国不高兴》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会给“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这些指责并不错，问题是没有这本书很多西方人还是觉得威胁。大家不是讲言论自由吗？几个中国民间人士写的一本书岂能作为中国威胁的证据，那不知中国有多少人出书鼓吹西方的方方面面，要“攀高还来不及”，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中国和善”的证据呢？还有一些人指责这本书破坏了中国的韬光养晦，使西方人警觉了，我们还是要韬光养晦。这种指责我觉得非常搞笑，试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老是说要韬光养晦，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整天这样大声讲西方人听不见？或者说听不懂？我就奇怪，一个韬光养晦的人整日里大声说我在韬光养晦呢，这又算什么韬光养晦呢？西方人听了不就理解你的战略意图了吗？我们自己还觉得他们不知道似的，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的，装都装不像，何必呢？我同意书中所说的要大力发展国防，那是为了不受欺负。我同意要持剑经商，那是为了对付国家贸易中的骗子和无赖，但我们自己不能成为无赖，这一点我对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 　　书中还有一点中国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我看还是算了吧！管理这个世界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类似于二战前的美国，自己已经无比强大，但是并不去多管别人，那时美国的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而在国际事务中，这两国远比美国活跃。现在美国管理这个世界，管了别人说它霸权，夹带私货等等，不管了别人又说它不负责任。我们过好自己的，何必陷入这些麻烦呢？管理世界的事总是有人很热心的，我们何必操这个心呢？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类似于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说出了很多被遮蔽的事实，虽然它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激起一场讨论本身对中国是有益的，同时这本书打破了一些语言霸权，发出了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对于言论自由而言也是有益的。

垃圾王小东

那个姓王的最不是东西，他妈也不是怎么生的。他看没看过新春走基层节目。基层的百姓是怎样的窘况，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靠着做摇尾系统的狗，过得不错，一位老百姓也和他一样呢。 总是装成为一副有学问的样子，是叫兽的串种？ 为权贵拉面子的狗腿子！

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

1，鲁迅：《奴才和主人及拳师》奴才最近很有些愤愤然，却非主人打他的缘故，倒是主人被打的缘故。主人自幼习武，颇有些力气，家里横行惯了，时常拿奴才练拳，当日上街却遭遇了练家子。那人是有名的拳师，一番打斗，主人不敌，鼻青脸肿而归。外面风传争执的原由，是拳师看不惯主人欺凌奴才，所以抱打不平；但主人自己的说法，是为丽春院的头牌争风的缘故。奴才不明就里，却寻思，就算打抱不平，也轮不到那莽汉，主人打奴才是家事，外人是不容干涉的。晚上吃完咸菜就馒头，奴才被主人召去训话，主人说：“我搞上丽春院的头牌，于你的脸上也有风光；我脸上被打的肿包，于你脸上也大失光彩。这岂是打我一个，简直是打我们一家哩！”奴才汹汹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不几日，奴才打探消息，得知拳师去外地访友，家中只得一个老妈子看门，便寻摸了一根棍子，昂然前往，排闼直入，奴才平素面有菜色，此刻却容光焕发，英气逼人，进屋后拿棍一阵横扫，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莫不砸个稀烂，随后大笑三声，扬长而去，临走不忘在老妈子脸上摸上一把。奴才凯旋而归，主人说：“你，很不错的。”奴才得了嘉奖，欢喜不尽，觉得咸菜比先前香脆了许多，干活也更有劲了，逢人便说：“主人夸我呢！”惜乎好景不长。拳师回家后听老妈子一番哭诉，雷霆大怒，天天在家门口练拳，并放出狠话，要复仇云云。奴才对拳师不以为然，主人却怕了。就骂奴才不守规矩，胡乱闯祸；骂到兴起，竟将奴才暴打一顿，关入了黑屋；随后备了上好礼物，找拳师陪罪去了。奴才在黑屋里有些愕然，几乎要下泪，但不久也就释然了。奴才想，砸东西是应该的，但不该砸得太凶，摸老妈子的脸更是该罚的；主人和拳师终究还是要做朋友，做奴才受点委屈是应当的；主人是聪明伶俐的，此时不定已和拳师在一起喝花酒了，这于自己脸上也是很有光彩的……想到这里，奴才便又欣欣然了。2，爱国的乞丐几个领导者用公款点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飞禽走兽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这时旁边有几个乞丐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嘴里不断地流着哈喇子。但是这些领导却不把吃剩下的东西给这几个乞丐，因为领导的脚下还养了几只狗，残羹剩饭是要喂这几只狗的。当然了，这些乞丐连剩汤都喝不着，而领导看着这几个乞丐也很不爽，以至影响了他们喝酒的兴致。这时来了两个法国人看到如此场面,一下子将领导的酒席给掀翻了。这一下领导想起了那几个乞丐，对乞丐说：“帝国主义要来灭亡我们的民族了，必须和他们拼了，这样才能挽救我们的民族。”几个乞丐一听，立即高喊：“领导吃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列强掀桌子是我们民族的耻辱。”然后高唱：“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抄起打狗棍追着两个法国人打去了。法国人打跑了,几个领导马上高喊：“再来上一桌”。3，牛养的“猪奸”两只猪在猪圈里吵架，被我听见了，记下来了供大家一乐。一只白猪说，听说牛在牛圈时骂咱们猪圈了。另一只黑猪说，猪倌从来不让我们听牛电台电视台，咱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骂了？白猪：你个没良心的，忘了猪倌教育咱们的爱猪圈主义了？黑猪：人家骂的是猪倌，最多是骂猪圈，跟咱猪有什么关系？白猪说，那不行，我们从明天起不吃牛圈里进口来的草了，抗个议让他们知道咱们猪们的利害。黑猪说，猪圈没事的时候，我们有意见时猪倌们从不让我们言语。猪圈遭攻击时，猪倌总是希望我们发声，还希望我们到牛圈里去游行示威，我才不去呢。白猪：你还有没有一点做猪的骨气呀？黑猪：上次有一只猪提意见被牛圈里的牛听见了，用来骂猪圈没猪权，猪倌生气了，给那只猪定了罪，什么颠覆猪圈罪，现在到牛圈里去闹，牛会不会给咱们猪定个颠覆牛圈罪呀，小心啊，牛也是不好惹的。白猪生气了，说，你个猪奸，该爱猪圈时不爱，你个牛养的猪！

“中国模式”的争议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在网上充满争议，有关书的评论优劣不一，乃至催向两个极端。褒的读者直接就把此书奉为深明中国“民族主义”大义的第一奇书，贬的读者则认为此书内容的观点其实了无新意，无非就是拿“民族主义”来制造热炒话题。另外，此书的几位作者究竟是不是“爱国主义者”也被网民摆上讨论区来唇枪舌剑。我认为，之所以在网上会突然掀起这么一场有关“爱国／不爱国？”的论战，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争议仍然无时无刻地被检视，被讨论。“中国模式”，特指中国的经济模式。主要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路径的经验，客观来说，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年里的一个研究，它让我们了解到过去发展历程中一种独特的模式。这个模式超越了旧中国社会走过的道路，也超越了老牌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模式”的得天独厚，除了体现在于它的与众不同外，还有就是它的前瞻性。此外，“中国模式”除了在经济上让人看到有显著的效果外，它重要的是带给了中国人的尊严，让中国人置身在全球化之中也看到了自身地方的公平性。随着世界对“中国模式”的认同，令中国变成了一个话题的中心。无论是０８年的北京奥运会，抑或是今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作为全球政治稳定的基石和推动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高效发动机，中国的独特的魅力，不得不让世人惊叹和羡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对“中国模式”的发展成果产生了一些分歧，甚至指出“中国模式”还有不少地方存在缺点，可能衍生出好多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仔细处理。例如，王小东认为中国缺乏外部选择压，倘若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调配不妥当的话，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出现危机；宋晓军提议中国要抓紧机会建立更大的“目标”，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备“去建立”这个心理指标；黄纪苏评点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自觉“长进”了。他们的言论在网上惹起了不少异见份子去争论，有关“中国模式”的发展孰优孰劣再次摆出来被大家去品评。书中那些“盛世危言”究竟是不是正如有些网民所说真的是“危言耸听”呢？反正，《中国不高兴》和“中国模式”依然是最近国内争议的热点，做读者的我们不妨找书看看，再好好仔细分析吧！

2009——中国左派扎堆出书

中国的左派或者说泛左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内部派系甚多，相互之间分歧之大，辩论之多不亚于他们与自由派的分歧和争论，可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有这样的同志，还需要敌人吗？不过既然都是左派，那么一定会有一些共识的，那么共识之一就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虽然批判的角度和理论资源可能有所不同，但批判的态度是一致的。中国的一些左派不承认自己是左派，那么这些左派的身份是如何得来的？其实这些是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定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特点，永远是他们批评别人，永远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似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永远正确的。按此逻辑，自由主义者说谁是左派，谁就一定是左派。当年甘阳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中的左翼，但是既然自由主义者已经认定了，承认不承认你都是左派。还有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认证为左派，于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拳打脚踢地赶进了左派阵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善于制造敌人。本文中的左派是指那些自由派认定的左派。中国左派思想的传播在2009年以前，基本上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的。在没有互联网之前，中国的媒体主要传播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制定的融入国际社会（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西方的发达国家=国际社会），与西方接轨的政策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也努力向大众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这叫启蒙。我们知道，媒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来操作，因此中国的媒体普遍倾向自由主义。那些极少数传播左派思想的媒体，如《中流》、《真理的追求》都被政府停刊了。因此，在纸质媒体上以及出版的书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左派的声音，传播自由主义的报刊和书就很容易找到。按说这种状况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并无异议。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成了自由主义一元的天下，不同的声音被压制了。中国左派的声音得以浮出水面并影响社会，是随着互联网的的兴起而兴起的。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都以为互联网的兴起可以迎来自己的春天，现在看来主要是左派的春天。号称“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评论说：“中国的报纸，除了少数极为商业性的报纸，稍微重要一点的，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片讨伐声”，“在这样的封锁下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永远沉默，永远无法得到传播的渠道、交流的场所。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文本，可能永远只有我和其他很少几个人通过特殊的私人关系发表的那很少几篇文章”，“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现了，这个盟友是一项西方人发明的新技术——互联网”。其他的左派思想的传播也同样利用了互联网的传播渠道。到了2009年，左派思想又有了新的传播途径，那就是出书。一些左派人物突破了互联网的限制，通过书店传播自己的思想。下面我就谈谈我所知道的几本书。今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宣扬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批判了内政。几个作者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今日的中国。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唇枪舌剑，甚至有反对者宣称大量购买以便烧掉它。很多西方媒体也来凑热闹，纷纷发表评论，增加了这本书的影响力。这本书销量不错，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虽然在思想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饱受诟病，但在民间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这本书我也在书店购买了，以前我很少购买这种政治类的书籍。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左派而言非常重要，它起到了示范效应，因为它显示了左派的思想还是很有市场，很有卖点的，这就为其他的左派书籍的出版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久，作者之一的刘仰就推出了自己的书《中国没榜样》，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刘仰先生的博客，大致可以说，这本书看其书名，就是批判中国向西方接轨的。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对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进行批判，不过刘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多有赞扬，这多少有点保守主义的影子。《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位作者黄纪苏在10月份推出了自己的书《与精英保持距离》，这本书是黄纪苏多年的文章的集合。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我就很喜欢看黄纪苏的文章，因此这本书我也购买了，现在已经看了一半了。如果你喜欢看一本书，大概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书中的思想和你很对路，一个是书中的文字功夫。看黄纪苏的文章，谁都无法忽略他的幽默畅快的文字，我看也只有钱钟书的《围城》和黄有的一比，而和黄纪苏的文字相比，《围城》中的幽默显得过于正统。看黄纪苏的文章，你要有大量的阅读以及对时事的精通，才能顺畅地理解文章中表达的意思。黄纪苏这个人，把他扔到右派堆里，他就是个左派；把他扔到左派堆里，他又显得过右。总体而言，此人中间偏左，这很对我的胃口。黄纪苏批判的精英，主要是指那些拜倒在权、钱、洋石榴裙下的那些“精英”或者知识分子和打着“公共”旗号为自己牟利的精英，并非指所有的精英。黄纪苏本人其实就是个精英。当年他的剧作《切格瓦拉》曾受到右派的批判，后来他的剧作《我们走在大路上》受到了左派和右派的联合批判，不过这些作品本身就显示了黄本人的精英本质。左派学者江涌也出了一本《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文章的合集。江先生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能在一些主流媒体如《求是》、《瞭望》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作者长期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并为此写下了大量文章。作者在书中反对过度的、无原则的对外开放，反对迷信外资，并且指出外资已经与国内部分精英和利益集团相互利益交织，显示出垄断与贪婪的本性。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讲出一个现象：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冠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作者这就为一些左派的情绪化言论找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有论者称之为“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我认为，这也是“一份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韩德强是一位左派大将，积极参与和自由主义者的论战，他也是左派中思想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他自己也不否认自己是左派。今年他新出一本《中国反思》，这本书我还没有见过，只是在网上看到。韩德强在自序中批判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剥削压迫，担心阶级斗争迅速回归等，不过书没看过，就不多说了。另外王小东2008年底出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也再版出来，洋左派恩道尔的书今年也在中国出了两本。看来，左派的话语权正在超越互联网，逐渐增大。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些左派出版的书籍，以前这种状况是比较少的，似乎显示左派思潮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由于经济改革出现诸多问题而回归了。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自由主义者的“继续深化改革”以及“进行政治改革”等解决问题的说辞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太空洞了，怀疑者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的观点作为一个选项被一部分人接受，这些人也就成了购买左派书籍的群众基础，当出版社发现这个市场时，为了经济利益他不管是哪些观点，这也许是左派能够扎堆出书的原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