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3-10
ISBN:9787108045775
作者:[美]孔飞力
页数:150页
内容概要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其获得直接接触中国史料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海外中国人》。他还参加过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书籍目录
译者导言/陈兼、陈之宏
中文版序言/孔飞力
导论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
——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
——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
第三章
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
——根本性议程的时代跨越
第四章
19-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
——根本性议程的改造与再改造
致谢
译者后记/陈兼、陈之宏
参考书目
索引
作者简介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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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的这本小书，不过100多页，是基于他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一系列讲座，也是他大半辈子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初版于1970年）讨论了太平天国时期地方社会如何军事化，湘军如何组织起团练并最终击败同样由平民组成的太平军，在此书结尾处，孔飞力指出，太平之乱后乡村社会由地方精英控制的局面最终会发展成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但没来得及细讲，就戛然而止了。孔飞力发表于1975年的一篇长文“民国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题”（收入在魏斐德和卡洛琳·格兰特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中）是其第一本书的后续研究。在这篇长文中，孔飞力梳理出从清初以来的地方自治脉络。他认为，地方精英一直试图获得处理地方事务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力之间有种持续的张力；太平之乱后，中央的控制力下降，地方精英的势力上升，于是就产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当时的立宪运动。孔飞力进一步指出，后来国民党政权试图与地方精英合作，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力，结果却不成功。最后他总结道，只有在共产革命彻底摧毁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网，换句话说彻底消灭旧的地方精英，国家政治权力才实现了既深入底层民众又可掌控全国的目标。孔飞力对地方自治的思考被1980年代他的新课题“叫魂案”打断了，直到1990年他的第二本书《叫魂》出版后，他才回过头来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根本性议程”的定义和在此语境中作为概念工具的作用，孔飞力本人的中文版序言和陈兼教授的译者导言都有非常详尽的论述。用最简单的话说，一个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所认可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价值观念和权力运作机制。孔飞力从研究地方自治出发，进一步思考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在中国如何形成，其思路与此前的研究有相通之处，都是上溯到清代、下衍至当今，因为他相信“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于是，孔飞力在此书中讨论了早在19世纪就由中国士大夫提出的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又与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息息相关：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谁有资格参与政治）？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谁能代表公共利益）？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中央与地方的利权如何划分）？首先，孔飞力通过解读魏源的著作探讨如何使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国家权力的加强联系起来。他认为，魏源试图在儒家经典框架内，调和积极政治参与和忠君观念之间的张力，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扩大国家政治基础的路径。接着，戊戌变法时官僚系统内部对冯桂芬变法建议的讨论，引发了孔飞力对政治竞争的思考。冯桂芳建议官员黜陟应由下层官员公议而非上层高官决定，这虽然与民选观念有类似之处，但冯本人却声称这是受古制启发；而冯的反对者则指出公议并不必然代表公共利益，反而会成为拉帮结伙谋求私利的借口。孔飞力将这场讨论与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讨论相比较，指出如何避免政治竞争（“朋党”）因私害公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戊戌变法中改革的反对派们所担忧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高水平的公民道德作为保障，开放政治竞争只能造成恶棍横行，以权谋私，而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混乱局面正可为此例证。最后，孔飞力将1840年代湖南耒阳的抗税运动与解放后的农业集体化联系起来考察。耒阳的抗税源于胥吏阶层过度盘剥，国家不得不依靠胥吏这样的“中间人”从地方社会汲取税收资源，抗税运动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制度的低效；而农业集体化则是以一种极端方式完全取消中间人，使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地方，又因政策实施过度僵硬而产生另一种低效。这两个事件引出了孔飞力的第三个根本性问题：国家如何有效地从地方获取税收资源？即使在结论中，孔飞力都没有为这三个根本议程问题找到答案。这本小书的价值，并不在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去做，而是提醒我们，困扰今日中国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今日的种种选择和政策制定，也或多或少受到早年历史路径和思维定式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思考今日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时，不仅要向西方看，更要向后看，从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正如孔飞力在此书结尾处暗示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他相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延续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将会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然而，这条“中国道路”将指向何方，现在看起来仍是未知数。晚清的士大夫作出了他们的思考，也许我们该循着他们的思路继续探索下去。（原刊于2013年12月14日《晶报》第B06版） -
20世纪前半页，中国挣扎在不同的外部势力压迫，和迥异的内部救亡道路中。之前公共号发过文章《中国为什么这么慢》，我却以为，中国绝对算不上慢的了，算算从清政府预备立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宪法大纲》颁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短短41年间，我们经历了多少部宪法和多少种政体，我们不仅不是太慢，反而是太快，快到每一种方案都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已经翻开下一页。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近代史存在割裂，至少在普及教育中，对民国近四十年的历史讳如莫深，对1911年至1949年，我们基本上只有党史和战争史两个方面的历史理解。当制度发生转变，对“前朝”以及历朝进行思想批判和文化割裂，从而切断了联系。但是孔飞力在这里告诉我们，看似与前朝最截然不同的农村土地改革，“翻身当家作主”，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骨干’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村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译者导言第26页）“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旧体制寿终正寝之时，他的新政权实际上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一些创新现象的继承者，其中包括，由国民党所留下的县以下政府更为完善的网络，以及采取行政措施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从而将土地和居所连接起来，等等。再追溯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在努力将未经授权的中介掮客从税收体系中排除出去这一点上，中国进入20世纪的所有政权都继承了旧王朝在这方面曾有过的雄心。”（第三章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第93页）孔飞力在揭示对根本性议程的一贯性的背后，抱有的是对中国道路的认可，对进入现代国家的方式没有一定之规的看法。用我们所习惯的说法，即中国特色道路的进程。回到最初的问题，从1908-1949我们引入了无数别人进入现代国家的方法，最初以为现代国家就是船坚炮利，后来又说是驱除鞑虏，再后来变成民主共和，眼花缭乱。到了现在为了强调中国特色，我们已经很少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些什么，毕竟十月革命的母国也早已开始了俄特色的“轮流执政道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到最后，我们的教育部长得出不能让西方思想进课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不仅告诉我们作为外国人的孔飞力谨慎乐观的观察着中国的道路，同时，译者导言里对比多为著名外国学者的研究和本书中的注释引文更让人惊叹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深入、严谨。自信的背后，如果没有基础，可能就会膨胀的迷失方向吧！ -
张耐冬/文 孔飞力的新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从问世起就受到广泛关注，与他之前的两部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与《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相近，孔飞力这次的关注点依然是政治史，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更接近对政治制度的思想史考察。在新著中，他试图对现代中国政权建设中的内在轨迹进行揭示。他用“根本性议程”来描述近代中国在国家政治层面需要完成的任务：如何能让官僚群体不受朋党政治裹挟、不在强力政治下失语而保持体制的健康运转，如何能让体制外社会精英的政治参与得到国家认可又不会有损国家权威，如何有效实现地方控制。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政权建设问题，如果中国在现代化之后还要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话。在这里，孔飞力提到三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们可以分别被概括为官僚政治的正义性、朝野治权的关联性以及中央集权的有效性。按照现代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经验，这几个问题是必须明确的。而他所强调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是全书的关键，也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不好界定的概念。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看，constitutional agenda 也可译为“宪政议程”。然而，从书中的相关内容来看，宪政话题及其历史渊源并非作者要讨论的主要对象。按照孔飞力自己的解释，“所谓‘根本性’（constitutional）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agen-da），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根本性议程”就是对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思考，及在思考、论辩与实践中形成的群体认识。如果说近代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限是可以触摸的现实，此书所讨论的问题则是这些有关国家权力及其组织形式的观念最初是如何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换言之，《起源》探讨的是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官僚制度及王朝与“天下”的政治关系如何与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接榫，现代中国在政府组织的设计方面有多少内容来自本土的思想资源。相对于此书的主题，该书的章节结构也许更难捉摸一些。由于《起源》是在孔飞力系列学术演讲的基础上写成，因而各章节虽有关联又彼此独立。书中有两个并列的主题，一是对十九世纪的两位思想家——魏源与冯桂芬——关于“根本性问题”的论述进行分析，并将相关议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学”不断传入、政治危机屡次加剧的新时代出现转变并最终成型的过程进行总结；二是对1843年湖南耒阳地方士绅因财税事件发动民变事件所暴露出的地方统治危机进行研究，进而将此事件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相联系，探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基层控制的设想与现实。两个问题看上去相去甚远，一属思想层面一属实践层面，不过在孔飞力的设想中，它们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既有财税体制和官僚制度的局限性，使清帝国无法依靠官僚制来对地方实现有力控制，因而只能将对基层的征税权转交给胥吏阶层或乡绅阶层。然而，胥吏们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令小农家庭苦不堪言，乡绅们包揽税收的行为又对地方财税收入造成冲击。在这种二难境地之下，朝廷与地方官僚为其自身利益往往选择袒护胥吏这一官僚体制的衍生物，对士绅阶层则予以限制甚至打击。士绅阶层，包括其中大量的潜在官僚人选——各地生员——在被压抑的情况下借由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希望给他们参与地方治理的权力，也希望能够拥有批评和监督官僚体制的资格。当官僚政治中产生恶性事件，比如以和珅为代表的巨型党派及其贪腐行为的出现，或是漕运成本不断增加，再如地方上胥吏与士绅在财税问题上冲突不可逆转时，士绅们对朝政的批评、对本阶层独立发声权利的追求就会空前高涨，这种情绪要么诉诸于过激行为，比如1843年的耒阳暴动，要么以激烈的政论形式出现，比如魏源与冯桂芬的相关讨论。在孔飞力的思路中，如果官僚制不能在行使公权力时严守正义，如果国家与地方社会不能就利益问题达成共识，如果不建立良性的地方治理模式，那么十九世纪出现的这些政治议题就会在不同时代反复出现，如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时期仍然存在的农民个体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和谐，直到其最终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家自出现时起，就必须面对上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因而十九世纪出现的相关政论与政治事件，都可视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先声。这一见解确有过人之处，因为文官政治、中央与地方利益协调以及参政议政之权是所有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都需要考虑的问题，而《起源》中所描述的十九世纪的政治事件与政治议论，正包含了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要素。孔飞力也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说明十九世纪的这些问题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构建产生影响。在我们以往的解释思路中，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一次次政治事件，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对塑造现代国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而自鸦片战争起的历次“外患”所带来的主权丧失与治权萎缩也成了革命亟需解决的任务。因此，在描述现代国家的产生时，我们的基调是对铁与火的赞颂，强调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涤荡，乐于谈革命解决了哪些政治困境，而对国家政治结构问题则不甚重视。孔飞力援引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察思路，认为“尽管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就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它却在某些方面仍然反映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基本考虑。”我们会发现，近年来谈到现代社会的出现、现代国家的建立时，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重提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强调革命前的体制性因素对革命后政权重建的作用。的确，我们曾经强调革命造成的冲击性，以及在旧时代的废墟上建立起新体制的创建性结果，当历史在时间的积淀下逐渐显现出其连续性的时候，我们对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会多一些深度。作为政治体制的“新的长城”，究竟应该如何筑成，其蓝本又是什么？黄仁宇认为，“数目字管理”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必须完成的一种体制性转变，而传统的官僚政治模式并未具备这种管理观念与手段。他觉得，参照近代西方国家的经验，进行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的彻底转变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正途。不过，包括孔飞力在内的很多外国学者显然不这么看，他们将视角转向中国自身，寻找中国转向现代社会的本土经验，并将这种经验与欧美的现代国家进行比较，以评估中国所具有的现代社会共性与个性。其实黄仁宇也在做比较，只不过他是以西方社会作为参照物来批评古代中国，而孔飞力们则将中国作为一个个性化的文明单元，并不强求其与西方步调一致。正是这种旨趣的差异，让孔飞力从十九世纪的中国内部寻找现代中国权力建制的遗传密码，并告诉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这时奠基，草图也已具备。事实上，孔飞力在《起源》中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的问题：基层社会应由国家机构还是地方精英进行治理，地方利益与帝国利益究竟孰轻孰重，知识精英应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何等作用，作为行政主体的官僚阶层如何保持整体的健康度。这些问题自秦汉时即有，更无论魏晋。因此，这些问题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还值得斟酌。孔飞力的想法是，到了十九世纪，空前强大的皇权，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及其衍生物（严格来说，士绅阶层中的很多人藉由科举而获得地方声望，也属于官僚制的衍生物），前代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政治现实相交叠，令精英阶层不得不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而因为时间相近、整体局势相近，十九世纪的政治现实与二十世纪的国家建制过程紧密相依，当时知识精英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议论也就成了二十世纪现代国家创建时的思想资源。不过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时间与政治局势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能判定魏源、冯桂芬们的议论是否对现代国家权力的构建具有直接作用。为了证明这些议论的现代性特征，《起源》中将他们的思想与欧美的现代政治观进行对照，在分析冯桂芬对于官僚制改革的设想时，他就以冯氏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与《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观念相比照，可谓用心良苦。《起源》对于我们思考现代国家建制中的本土思想资源有很大的启发，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孔飞力在论证中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比如，在分析魏源的政论时，他注意到魏源通过对《诗经》的阐释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具有的“根本性问题”，即社会精英应参与社会治理、主动发表对政治的议论，以及权力上层应给与精英参政机会等观点，而对魏源阐发《诗经》的行为本身却并未给与太多关注。当魏源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时，《诗经》并非是任其发挥的由头，相反，他的阐释是在经学框架之内的政治表达，经学家的论说方式，“《诗经》学”的传统，都是魏源展现其观点的重要媒介；很多论题也并非魏源所独创，而是来自经学的话语体系，如果要证明魏源的论说具有“根本性问题”的性质，就应考察魏源的说法与经学话语体系的关系，否则便是论证经学价值观中具有的“根本性问题”了。在对冯桂芬观点的讨论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孔飞力注意到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倡导下京官们对冯氏《校邠庐抗议》的批注，以及批注与原文中有关社会治理与精英人群权益的观念性冲突，并将冯氏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在官僚制方面，各级官僚应由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推举产生；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应建立准政治化的乡村管理体制——视为具有“根本性问题”的政见，但未注意到这些批注产生的背景，即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新法、要借用现代国家的体制变革清代旧制这一现实。批注中对冯桂芬言论的批评，似指冯氏之观点，实则为驳康、梁之政见。若不将康、梁在此时期的言论一并纳入考察范围，而只将大臣们在批注中的观点与冯氏之说对观，恐怕有违史实。另外，《起源》的第四章也提到，康有为等人参与政治时，已经突破了魏源、冯桂芬所设想的精英治理模式，因而1898年康、梁力主变法时大臣们的议论更应是对新的政治参与模式的恐惧与反感，而非单纯对冯氏观念的批评。至于将“耒阳暴动”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下的基层治理相联系，也确实跨度过大。尽管十九世纪中期和二十世纪下半期有一些共同的基层管理与资源调配问题，但政治模式已完全不同。十九世纪时以帝制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制、胥吏政治和士绅参政模式，与1949年后依托于政党政治的垂直管理模式、土改运动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以及农业建设中的苏联经验在各方面都相去甚远。不同时代可以有共同的治理问题，但解决这类问题的政治基础不同，似乎不能直接建立“根本性议程”的关联。前后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历次“革命”给政治带来了全面的改变，这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法国历史存在极大的差异。《起源》毕竟是就中国政治现代化问题的尝试性研究，而且是从整体上讨论所谓“根本性议程”，这一探索性研究难度极大，又无可参照的对象，对这样的草创之作而言，错漏、粗疏之处便也可以理解。此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带给我们思路与观察角度上的巨大突破，就像那部备受争议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在电影史上的意义一样，将近代历史上一块重要的拼图镶嵌在现代化的整体图景上。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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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好艰难，。，迷迷糊糊故，似懂非懂因~ -
导言是真没什么用处。 -
看来王晓明老师受这本书的影响不小，方法上共通的地方实在太多。 -
在书店站着翻了一遍，有感。暇时，应再细看。 -
not bad -
在结尾处，我似乎看到了一种超脱于“建制议程”的存在，那就是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对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执念，这种执念也许来自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循环往复，也许来源于儒家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也许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积贫积弱局面使地方自治的可能破灭。无论是魏源的文人参政还是冯桂芬的官僚体制改革，都没有超越强国家的语境，所以前两个根本性问题（矛盾）的答案早已注定。而第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税收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生存，同时中央与地方税收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彻底建立了从上到下的统一建制。按孔飞力的标准，中国离现代国家还很远，但探讨中国内生动力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现代国家”本身也是另一个语境下的事物。 -
读历史就是好，简单的一本小书就能让你深切体会到这个国家的诸多问题。 -
三篇论文分别谈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启蒙观点。不算完整的历史演进的分析，所以我觉得书名其实叫《中国现代国家思想的内部起源》可能更好。其实这三点问题在今日中国也未找到合理的方向，20世纪的纷乱暂停了一切政治建设，当中国逐步回归成一个国家的正常状态时，这三个问题就又出现了，尤其前两个才是焦点。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使越来越多人成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思考能力的人，但是政治参与程度与晚清毫无二致。政治竞争方面亦然。其实不论什么体制，这三个方面都是根本性的议程，政治控制（收税的能力）自然是最重要的，但缺少了政治参与和竞争，任何体制最后都会僵化，然后再重演一次历史周期律。 -
给我理解中国政治进程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深度……比什么微博公知们的姿势水平高不知道哪里去了，哈哈~ -
服孔飞力 "Constitutional agenda" 议题太广&受制于演讲形式，讲得不算完善，不过真是精彩。第二章冯桂芬厉害，第三章其实也很了不起了。 -
孔飞力关注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为核心但又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经历了那样长期艰苦的战乱，中国仍是以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形态进入现代？孔氏从中国自身内部条件所酝酿出的“建制议程”入手，分析了作为一个长期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近代中国如何努力协调“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三者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在西方政治学的思维框架下，以中国政治发展史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回应了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诞生这一复杂的问题。逻辑严谨，视野开阔，姿态平和，虽失之简略，却十分切中要害，值得一看。 -
孔飞力老师，其实算不上牛B的社科学者，在飞往成都的飞机上看完了，为什么我坐飞机要看这样的书，因为它小啊…… -
翻译不及《叫魂》略拗口。对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三大“核心日程”的讨论看似案例分析实则暗比英美日等过现代化过程。反思现代化理论普适性的同时，结论更是暗和了Z老师China is a civilization rather than a state的论点。所以说，Has the state been modernized? 不过真的要向历史学家学习深入并且逻辑严密的narrative...... -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有个问题:既然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依赖于自身条件的，那么关于何为现代国家的参照模式为什么还是西方式的呢？这是孔飞力的一个逻辑矛盾。 -
深层次的领会到了经济基础的表现方式。中央与地方的制衡，远比纯粹的政变和反叛更精彩。 -
先来说说篇幅的问题，全书算上序言和参考书目刚过200页，其中中文译者序言37页，作者自己的有7页，让我哭笑不得，初读的时候在想这是著作还是译著。熟悉的孔飞力的都知道，他的着眼点很新奇，这本书也是如此。Constitutional Problem（当时人们关于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和Constitutional Agenda（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在接下来的三章就开始从事例入手，解读很新颖，角度也很棒，三个方面：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需求的矛盾），秉持着一贯的中国历史研究框架（中国内部自身的嬗变导致了近现代化）。不过，全书读下来，会觉得作者还是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基准，所以中西相遇难免会有种“反应”，让人想事实真的如此吗？ -
政治参与vs权势力量；公共利益vs私人权益；国家财政vs地方需求；民族主义vs公民权利 -
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本书翻译实在是拗口难懂…… -
几篇相关度不高的论文串在一起 -
很短的一本书，许多东西都语焉不详。适合对近代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不然孔飞力提到的很多他认为无需再提的东西都不清楚 -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是永恒的话题，从裂变时期的传承传承当中的裂变之间找寻中国内部的一些现代化的因素，用心良苦。 -
从外行的角度，没有叫魂有趣味性不易懂。但水平确实很高。 -
近期有必要重读一遍 -
本书以问题意识勾连起作为最核心的政治参与、政治控制问题的历史叙事，令人深刻思索“现代性”的历史与现时的社会基础制度。在实现了前现代性的政治控制的社会后，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具有制度正义的现代国家的建制过程。 -
用了大概一下午时间看完的，内容不多，但表达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程的看法我是非常认同的。 -
选取中国在现代国家转型中的三个主要问题：政治参与规模扩大与国家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引入和发展与公共权力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财税权力的集中与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视角独特，论据翔实，逻辑清晰。 -
- 8/17/2016 -
面对近代以来的内外危机，中国如何构建现代国家？作者特别关注中国的内在条件，试图阐明在中国帝制晚期，已经在内部孕育了导向现代国家的某种必然因素，即提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作为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但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根深蒂固，最终导向了一个对于上述问题“再改造”的结果，进而产生了历史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种种翻版。在一种紧张的政治伦理背景下，我们仍处于构建现代国家的艰难努力之中。
书分四章，其中关于魏源托古论今、文化精英对于选举权的看法、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如何调和、毛时代农业具体化的动因以及对于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进入现代的意义等内容均颇为精彩，富有启发。 -
很多东西似曾相识。西方中心的影子还是在的。 -
观点还是挺有见地的 -
人在国外，只得（好幸）看得外文版，大致过目中文版的目录，觉得不少内容翻译得多余，译者所加入的“注解”或者说“理解”很多，还是建议以外文版为主 -
参与 竞争 控制 -
“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pp71，三种人） -
孔飞力提出了中国在走向现代国家建制中的三个持续存在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分别是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控制的目标）、政治竞争（和公共利益的概念）以及政治控制（这里指对地方的财政与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作者十分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社会绝对意义上的大前提：统一国家的概念，也就是大一统。 -
孔飞力以其几乎是“无限”的中国近代史功底，升华出一部主旨极其鲜明、素材极其丰满、逻辑极其严谨、叙述又极端简洁的史论著作。深厚史识与浅白表述、广阔视野与窄细切入、远方之镜与当下之鉴，均在孔氏笔下交相辉映。 -
任锋师去年曾专门推荐过。孔飞力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加上又是讲稿，也很通俗好读——但内容相当丰富，从魏源的《诗古微》一直谈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革命发展线索；还提及美国《联邦党人文集》及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对比，甚至还提及了梁启超的英国。视野广阔，举重若轻，令人叹服。 -
更喜欢叫魂的一气呵成，现代国家在中国的起源，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以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事件来回答这一问题。 -
译者不讲人话系列。关于威权主义那章很有启发意义。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的总和，这是被集体主义吞噬过的国家民众很难理解的。 -
二刷。 -
很多时候，看看外国学者写的中国挺好的，局内人总觉得自己最特别，从局外人的眼中更能够看到一些共性。 -
试图解释两个核心问题: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倒是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主张，以及遇到的阻力来厘清封建王朝最后的岁月智囊们对国家未来走向判断的对立。 -
我还是不太能欣赏孔飞力的这种写法，还有这本书各种序和导读比正文都长吧 -
给了一个令人思考的有趣视角，即大清不是在深度睡眠中被洋人猛地抽走了被子，而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又听到了闹钟响起。但书中所提供的微观材料本身恐怕完全不足以支撑起这个宏观视角的正确性。 -
讨论乾隆晚期到毛时代的政治制度和财政制度，字数不多，有些内容点到即止，但都串联起来以后却能看到种种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 -
第一遍读《叫魂》，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困局和内部优先，这一研究是开创性的，也难怪我们被教科书毒害了那么久。但孔至始至终没有提到自由和民主，似乎两者和现代性没有关系，现代国家的维度仅仅只有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吗？ -
其实不如叫魂读得酣畅淋漓！本书由四篇论文构成，读魏源和冯桂芬两篇尤有感觉。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诞生是由于其内部原因，包括公众参与的界限，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区别，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冲突。根源于根本性议程的探讨，总之其书思考独特，文笔绝佳，许是水平欠佳，后面一章阐述有不明处颇多，谨此。 -
内容精辟，必须推荐 -
中央集权的根子，路径依赖，选举看来不可能了 -
四篇论文，不算难读。带有了一些西方汉学的眼光，但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在18~20世纪中国的孕育而生很有帮助。把着眼点放在里了中央-地方、政治参与-权力集中这样几个议程上，虽然稍显狭窄，但的确很独到。 -
观念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的官僚阶级，有世袭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