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章节试读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71页

那么，鉴于冯桂芬的批判者们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代的条件下是靠不住的，我们是否可以承认，他们关于自己所处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中国人会想到代表性政府，而在缺乏这种政府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才能够保证公共利益得到维护？ 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其实也是20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隙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于人们来说，在 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戚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种态度，同下述三种人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种人希望，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所达到的程度会使得所有人一一不管他在何种地位一一都会将公共利益放在心中，这样，威权统冶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种人则认为，私人出于为己服务而产生的利益，一旦膨胀开来，便会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 而产生公共利益。第三种人的看法是，不管多数人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作为多数应当具有说了算的权力，而抽象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各种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这三种看法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共同存在。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5页 - 译者导言

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
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
龚自珍名言：万马齐喑穷可哀。
魏源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银座，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百姓了。他没有施工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到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 1

使得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是它所面临的所处时代特有的挑战，最重要的则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样的挑战，不同国家由不同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不同反应，往往是通过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表现出来。
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存在，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当这些叙事涉及到不同国家由于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和帝国主义强权的威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时，其“外部”方面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如果对“宪法”作更为广义的解释的话，那它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们思考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或应当如何予以组织的“道德和哲学原则”。
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似乎便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
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似乎便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
一般认为，中国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这甚至比保持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文化完整性更为重要。对于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以牺牲历史遗产为代价来争取权力和影响力，似乎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
帝制晚期关键难题1、怎样使草木皆兵的精英统治阶层重获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2、怎样利用并控制大批不愿入政府的文人精英的政治能量？3、怎样通过一套相对小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这是tc穿越数百年永恒的难题）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45页

魏源之所以主张广泛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这关乎正义，而在于这将有助于政府的有效性。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9页 - 帝制晚期三道难题

这个时期所发起的民众起义是由于地方官得不到满足的金钱欲望触发的，而这欲望本身，又受到以帝国首都为中心的和珅关系网的强力索求影响。但即便没有和珅，地方政府的财政混乱也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33页 - 译者导言

柯文的话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51页

在我看来，就中国根本性议程发展的意义而言，冯桂芬的贡献却在于改造陈旧的根本性议程所做出的努力。冯桂芬与魏源在观点上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着力将魏源只是在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具体化，还在于他从西方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待属于中国根本性议程的诸种问题。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1页 - 译者导言

……其中最为主要的看法之一，便是作为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做努力的压倒性胜利，由此而所写就的，则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尽管耒阳暴乱的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
……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是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亦称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沿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
……孔飞力的思考涉及到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及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8页 - 导论

……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这里所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人物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一些过去看来似乎具有偶然性的现象（例如，某一官员的腐败，或某一水坝未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或某位君主变得年迈昏庸，等等），此时在人们的眼里都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一些过去看来只是属于地方性的现象（例如，某个县份的吏治不良，或发生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则被视为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获利，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有、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
然而，若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谨小慎微的品质已经溶入到文人们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当中去了。……究竟是什么使得“结党”的指控称为清代统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这种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来自于精英阶层自己对于结党的不齿。……这是因为他们打架都同意这样的看法：……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
……清统治者并不缺乏来自官员们的意见，也远远没有达到孤家寡人的地步。清代的通讯体系，是通过君主和每一位大臣之间的个人联系而运作的。官员们上达天听的路径不仅狭窄，还受到了一大堆规矩的牢牢控制。在18世纪，每当协同一致或持续性的支持性意见在某一政策路线或某项任命上出现时，变会被认为有着朋党活动的高度嫌疑。
……到了清代，东林党事件成为将党征视为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稳定的一种前车之鉴。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要维护这种地位，稳定对于文人们和君主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就其对精英阶层的士气和政权在公众心目中合法性的影响而言，和珅事件造成了政权的巨大的不稳定。如何才能使得这种对于权力的滥用受到抵制？若是要求人们既能结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非派系活动的方式来反对这种权力滥用，着从逻辑上来说似乎便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当和珅于1799年倒台后，文人们的行动中开始闪现出了希望之光。一种做法是，摆脱假惺惺的道德说教的羁绊，通过加强政府管理中务实的方法和手段，来扩展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田地。这种做法鼓励人文们在参与政治的同时，既保持内在的忠君态度，又不为朋党活动所累。志同道合的文人们之间的合作，也可以披上高雅文化活动的外衣，……最后，还有让文化经营阶层中更广大的成员来参与政治，但这是一种并不一定行得通的做法。到了19世纪末，这种做法得到了人们的热切追求；但在和珅死后，当时的那一代人却只对之给予了匆匆一瞥。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45页 -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

从一种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情况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魏源在谈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地将之统加强国家权力、而非限制国家权力联系起来。……
委员知道，要激励文人中流们的政治欲望，他就必须面对满人统治者长久以来在他们身上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犬儒症，也必须面对某些文人对于实际政务在道德上吹毛求疵的态度。此类态度，既可以归咎为对于纯粹做学问乐趣的一门心思的追求，也可以归咎于关于“王道”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无法实行的认识。……他认为，治理政府的实际才能——不管是农业、税收、国防或法治——其实同古代先贤的心之所在更为接近：
……
……魏源坚持认为，王道并不是道德的空谈，……
……
从字面上来看，魏源说的是，如果文人们还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话，那么，他们的道德操守便不会为政务和军务中的肮脏勾当所泯灭。但若推而广之，则魏源的意思是，威权政府有自己的军队、法庭和税收机构，但对它的评判必须以它的目标而不是它所拥有的手段为标准。即使是严厉和无情的统治者，只要他的意图是良好的，那他便不应当受到谴责。
……在我看来，他其实更接近于中国帝制时代选择性地吸收了法家传统的儒学主流。奖励与惩罚都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这主要对未经教化的黎民百姓来说才是如此……
……
……魏源关于强势政府和具有活力的私人经济完全合拍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他把商人们对于利润的追求视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从属于官方管辖的经济领域（如盐税和漕运），也许由私商来管理会更为有效，而这到头来对国家是有利的。……魏源和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一样，承认市场对于社会行为所必定会发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对强制行动的态度却并不刻板，他认为，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就是要来用的……当魏源苦苦思考着他所处时代迅速扩展的危机时，他江西网寄托在两种设想上，而在他看来，这两者又是相互契合的：第一，促使文人中流们在更大范围内投入政治活动，第二，实行不回避霸道行为的威权主义——归根结蒂，强势人物虽为崇尚道义的儒学史家所鄙视，但却很知道如何来维护秩序。
……如果王道和霸道只能通过意图而不能通过行动来加以区分，如果一个文人可以投入政府具体的实际活动而不至于使他的到的特质受到损害，那么，伦理和文化也就同政府施政的技术性细节有效地隔离开来了。……
政治参与的拓展原来可以并应当同国家权力的加强如此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这就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独特性和本土性。国家的富强，文人更为广泛的政治投入和参与，这两者（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本来便已经是中国帝制晚期根本性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说，两者都并非来自西方的鼓动，但中国人很快便会通过取法西方（以及日本）促成它们的实现。……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41页 -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

然而，要获得“文人中流”们的拥戴却并不是一桩简单的礼仪公事。魏源的一贯看法是，政府若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需要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相互之间展开竞争。……魏源在这里要说明的并不是“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但他已经强烈地暗示，不同意见之间的竞争能够帮助专制君主更为有效地作出决策。……
当然，对于久已抱着一种守势心态的掌权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会让任何“外来者”都感到焦虑的问题。僵硬的政策导致了官员任命的冻结状态，而对于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人们来说，这绝不是一种好的政治环境。魏源同意今文学派关于政治领导应具有大胆风格的看法——如同今文传统中的孔子以及他本人的风格那样。他还相信，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期，这样的英雄式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委员来说，这种救世式的观念意味着，在一个极端危险的时代（他知道，自己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循规蹈矩之人或“能臣”完全不适用于担任针织领导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才臣”，也就是那些有着远大目光和坚定决心的人。……
……
……经由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出来的文人，焉能使得当今时代的风险得到有效的掌控？作为替代之道，文人学士们应当培养起一种务实的、孜孜不倦的探究精神，而不可空言“王道”。……
……
如果没有来自高层官员的庇护提携，这种促使文人中流们投入政治的呼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
在清征服者的统治下，经过两个世纪之久的国家建设，中央集权的王朝机制的精致化已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从魏源的角度来看，清王朝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极少数人来治理的，而且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极少数人；各种狭隘的权力圈子对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忽视；朝廷对于拍戏争斗的敌意将精英阶层的风骨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使得一个派系（和珅的派系）能够在实际上把持了朝政。
……文人们……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非建立在身份是喜的制度之上，归根结蒂，他们的经营身份和在地方上的利益，除了国家以外在没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予以保护的了。他们家庭的经济前景依赖于他们能否获得功名和官职，而这只有国家才能给予他们。在清朝统治期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三倍，由此造成的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使得精英阶层的地位变得尤为软弱。……
……魏源固然主张城里的文人中流们应当被更为广泛地吸纳到政治精英层中来，但他却没有同时提出关于政治包容性的更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魏源的看法远远谈不上是以人们的天赋权力为基础的某种一般性理论。事实上，魏源之所以主张广泛性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这关乎正义，而在于这将有助于政府的有效性。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8页 -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

中国帝制时代官僚机构的狭窄性，又使得文人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能实际参与各级政府的运作。这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担任官职或不担任官职的文人，尽管都有着“文人”的共同身份，但他们实际上所掌握的权力却有着天壤之别。
当某人被排挤在官场之外时，他或许可以用一种道貌岸然或吹毛求疵的方式，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为某一个腐败或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服务。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页 - 中文版序言

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存在，也有着多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和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3页 - 导言

8.本书以下各章，将就历史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特殊性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展开讨论。在我看来，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一种“中国性质” ( Chineseness)的宿命——似乎“内在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国永远是中国”。这样的循环论证，不会让我们得到关于历史的有意义的认识。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6页 - 译者导言

……在孔飞力看来， 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适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证券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建构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
……
……constitutional……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亦称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
……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通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衰败情境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通知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人物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因此而触及到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页 - 译者导言

1.《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3页

在我看来，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一种“中国特质“（Chineseness）的宿命——似乎”内在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国永远是中国“。这样的循环论证，不会让我们得到关于历史的有意义的认识。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页

有三个在晚清存在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64页 -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

公共权力和权威为什么会存在？这当然是为了使得私人利益受到制约。这一看法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基础是，公共利益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内在化”，而使得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据同样的道理，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从事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的目标。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统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导向。这些设想本身，又是建立在下述设想之上的：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也越具有客观性。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33页 -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

在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文人们在政治上的结合被指控为党争，遭到了坚决的镇压。因此，即便在面临19世纪初年的危机局面的情况下，文人们的行为也没有因之而出现突然的变化。要使得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精英阶层便需要克服自己根深蒂固的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冷漠，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
在魏源看来，《诗经》超越了日常政治中的即时性问题，而涉及到了公共生活的特质之所在：这些诗篇所提供的，是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的问题讨论的素材。……
……
魏源认为，18世纪的学者们如此热衷于从事的音韵和历史考证，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使得人们偏离了经书典籍的本来含义，尤其是偏离了《诗经》的本来涵义。《诗经》更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它的“微言大义”之处，在于它能够改变处于颓废与冷漠状态的精英阶层的自我意识。……
……
在魏源的眼里，《诗经》远不止于是一件精巧的文化样板。在一个日趋没落的时代，《诗经》提供了一种将精英阶层集结起来的力量，使得文人学士得以摆脱无动于衷而做出投入公共生活的决定，从而促使社会从四分五裂走向对于身份和利益共通性的更大觉悟，也促使谨小慎微的沉默为直截了当的意见表述所取代。
……委员知道，他的读者们已习惯于将此诗同君主及臣下（被比喻为鹿）之间的和谐关系联系起来。然而，在魏源对《诗经》的研究中，他所突出的，却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如果正确政策的产生来自于讨论，而不是来自于由上而下的某种单一的源泉，那么，精英阶层就必须克服自己对于在公共事务上相互交换意见以及自己似乎是在组建朋党的恐惧。与此同时，君主本人则必须给予这样的讨论以应有的合法性，而自满人征服中国以来，历代君主对于这种合法性都是拒绝予以承认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51页

冯桂芬…同友人魏源经历相似，他在北京度过的岁月使得他超越了省里出身背景，将自已同全国性的同僚关系网络连接在一起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3页 - 导言

10.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了政治参与的拓展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联问题。
11.第二章通过对于一些平凡官僚以及几位显赫官员如何对晚清改革家冯桂芬的非正统建议做出反应的考察，探讨了公共利益是否能够同政治竞争（亦即所谓“朋党”问题）相调和的问题。
12.第三章所讨论的，是地方当局统治中国庞大而复杂的乡村社会的能力持续下降的情况，尤其着重讨论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为掌控农村剩余产品、不使其落人中介掮客腰包所做的不懈努力。
13.第四章所试图追溯的是：随着具有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们对于从外国控制下拯救中国之道的探寻，旧的根本性议程的内容如何在19世纪到20世纪发生了转变。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 导论

……事实上，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似乎便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一般认为，中国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这甚至比保持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文化的完整性更为重要。对于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以牺牲历史遗产为代价来争取权力和影响力，似乎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
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在这里，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在这里，有三个曾在清代晚期吸引过人们注意力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是：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毫无疑问，这同自17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清朝听之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是分不开的。同时，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既增加了粮食供应，也促成了人偶的增长。……来自日本和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纱）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从每周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在此背景下，18世纪成为中国人口内部迁徙的黄金时代，少地的农民不仅从平原地区移往山区，也移往各省交界处的人口稀少区。然而，尽管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到了乾隆统治的后期，人均土地占有率仍然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
……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
土地短缺地区农民向西部边疆区域的迁徙，构成了这一时期苦难的又一根源，即民族之间的冲突。有外来农民和商人所带来的压力，触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43页

曾国藩一直谨守古文经学派的传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61页 -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

……由于19世纪中叶的经验，官员们对于地方上头面人物权势过重更是忧心忡忡。只要稍加鼓励，地方上的“刁衿劣董”便会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不成体统地对当地官府施加压力。……冯桂芬的批评者们还宣称，会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冯桂芬所建议的新中介人物甚至连他所宣称的那种作用也不见得能够起到。他们不会经由现存体制将信息上报，而是会企图对信息加以隐瞒，从而使得整个体系失去效用。……
……
然而，对于冯桂芬关于根本性问题的建议，陈鼎的反应却正统到了尖刻的程度。他认为，通过下层官员推举来任命官员，便会导致国家的腐败和分崩离析。……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谋求官位者难免会相互勾结起来，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对权势人物溜须拍马。……
……
陈鼎的看法所反映的，正是人们通常所持有的对于下层中介掮客势力的鄙视：
……
……我想提议的是，我们正逐渐接触到的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而这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
公共权力和权威为什么会存在？这当然是为了使得私人利益受到制约。这一看法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基础是，公共利益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内在化”，而使得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据这样的道理，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从事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的目标。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政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导向。这些设想本身，又是建立在下述设想之上的：官位越高，官员们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也越具有客观性。
在这里，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持有一种冷酷的社会观。他们的看法，可以用“民风不古”这句已成为老生常谈的感叹来加以概括。这样说，意味着当下的中国早已远离经典文本中关于乌托邦式古代社会的想象：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人人都对着有于公共利益的自然而然的关怀，有于公共价值的内在化，威权式的强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然而， 在当下这个时代，为了使私人利益受到制约，权威仍然是必需的。……人们又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高层官员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呢？只有当人们相信，高层官员在面对公共利益时必定会比下层官员持更为客观的态度，而官员阶层作为一个政体也必定会比纯粹的“私人”持更为客观的认识时，上述问题才会不再成其为问题。……
虽然从道理上来说，下层官员应该受到他们上司的控制和监督，但对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威胁却存在与政府机制之外——存在于争夺公共资源的形形色色的中介掮客身上。他们出于一己之私利，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将本来属于政府机构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如果像冯桂芬所提议的那样，将权威给予地方社会中的一种新的半官方势力，只能是自找麻烦。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不合法地使用所掌握的权力……并危害公共利益。……
……丰股份所提出的重建地方社会的计划，同地方团练首领以及得到政府支持的地方绅董所推行的不受规约的统治，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他相信，与通常的看法相比较，其实精英阶层中有多得多的人内心里是接受公共利益的存在的。因此，应当相信，通过一种经仔细规划的政治参与，下层精英人物是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事实上，提出让社会各部分广泛享有权利的提议，必定会被视为在社会每一部分制造混乱和腐败的图谋。不失原则性的做法，应该是对于更大的客观性的追求，同时，也应该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加强公共利益，制约私人利益。如果公共利益并没有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从，除了通过政府机制来实行控制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遏制无政府状态呢？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2页 - 导论

中国帝制晚期确实出现了一种人员繁杂得多地方行政机制，但其代价却在于，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费用（包括相关的社会成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尽管北京方面一再作出努力，试图禁止未经授权的收费或削减收费的数目，但这些费用却是为保障县衙门的日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由“政府必须节俭”的论调和官僚机制的排他性质所决定，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除非出现某种能够根据社区利益来监督税收的地方自治，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能使得这个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获得解决。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起义发生的部分原因便在于税收中对于权力的疯狂滥用，……到了19世纪3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鸦片贸易造成了银两短缺并带来了通货失衡，还触发了由赋税而引起的叛乱。一种慢性的罪恶，现在演变成了一场不断升级的灾难。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4页 - 导论

若将中国帝制晚期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没有比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和狭小的官僚精英阶层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更为重要的问题了。所谓“文化精英”，我指的是艾尔曼（Benjamin Elman）所说的“通晓经典的文人”（classically literate）。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阅读、解释、甚至背诵将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经典文本；不管最终是否得以登科、及第，他们终生以所学为本赋诗撰文。所谓“官僚精英”，我指的是文化精英中那部分人数很少、经过京考殿试而获授官职的文人。
……财富分布的扩散和教育的扩展造就了人数越来越多的通晓经典者，但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却一直保持稳定。于是，在大批进入官场的几率近乎为零的人们当中，充满了因仕途受挫而产生的沮丧。……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资助儿子们获得功名也是保证该家庭的社会地位得到维护和改善的最可行的办法。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姓制度或 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道路——在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
尽管如此，同样很清楚的是，一些文人利用自己的功名地位，转而在官场之外投入了从广义上来看属于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地方社区，文人们一般都会从事代理税收和诉讼的活动，而这两者都不是不合法的……但是，文人们还有很多合法的选择。用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话来说，不在官场的地方文人造就了一批“准政治性”的精英人物。在地方上，他们在官方体制之外从事着为官方所批准支持的活动。对于那些被关闭在全国性政治大门之外的文人们来说，各种形式的地方活动很自然地便成了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管理社区事务、编篡地方志、促进或维护地方文化及历史，等等，对于中国帝制晚期的文化精英们来说成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并唾手可得的机会。
……文化精英阶层的三百多万名成员除了参与地方性活动以外，都曾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受到了文人学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科举考试又通过以国家大事为题……而使得文人们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根本性议程背后，人数向党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
……
……尤其是文人中的一部分，亦即通过了乡试并获得了举人身份的人，其实早就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全国性精英阶层。……在赴京赶考的过程中来自各省的巨人们在北京同来自其他省份的同僚们建立起了社会及文字上的联系，……
……
清代的一般情况是，通过省级乡试者本来是不能够获得为官资格的，然而，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他们却获得了参与处理全国性事务的实践机会。……
……和珅集团的榨取能力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削弱了官僚行政机构的效率，也削弱了大清帝国最为偏远的地方社区的稳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民众起义，是由地方官员的补刀满足的金钱欲望所触发的，而这种欲望本身，又受到了以帝国首都为中心的和珅关系网络耳朵种种所求的强力影响。……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31页

"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操刀而不割，拥楫而不渡，世无此愚蠢之人”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57页 -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

……持反对意见的人们看来，如果像这样将权力转交到精英阶层中处于较低地位的的那些人手中，那么，本来应该客观公正的官员任命程序就收到私人利益的侵蚀；如果国家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意见来决定某一高层官员是否应该得到升迁，那么，下层官员在面对这位官员时便可能“无论瞻顾情面”，甚至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对他予以“挟制”。高层官员负有对下属的功过作出公正评价的责任。如果他们“一秉大公，自可收得人之效”。
对冯桂芬持批判态度的人们还提出，私利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朋党的产生。而人们一旦通过拉帮结派来“党援标榜”，由栋梁之才获得官位的机会就变得微乎其微了。……只有少数地处高位的官员们才能保持客观性的看法，而引入一大批文人，只会使得官员任命时所需的客观性荡然无存。……
……李鸿章写到，高官们不偏不倚的立场不应当由于受到来自下属的压力而动摇。……
……
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传统的官员任命权力在抽象意义上的缩小，而是出现一个为派系所主导的政治体制，人们则为乐谋利而绞成一团，并在追求纯粹的个人目的时达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们固执地认为，再这样的体制里，露出头来的将不是净化，而是糟粕。这种恐惧，在一个拥有特权的狭小精英集团身上实在是根深蒂固的。这个集团以士大夫们关于教育使人们得以超越猥琐及私虑的设想为前提，来看待自己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因而认为，高官们既然是通过教育的特定途径而获得为官资格的，那他们也必定便携在自己之下的人们对于公共利益有着更为纯正的认识。当然，例外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能通过现行制度来处理。从理论上来说，在现存体制里，所有上级官员都对于有自己举荐任官者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也有着在下属行为不轨或不称职时加以处理的义务。在体制的顶端，由于君主本人从道理上来说对任何人都无所亏欠，他也就能以纯粹为国家考虑的态度来主导体制。偏颇行为和派系活动在实践中固然猖獗，但这种行径在理论上并没有被接受。
……他的矛头直指掠夺成性的中介掮客——这些盗贼的人物将挤入地方政府当作生财之道，搞得地方社会险象环生。……
……
冯桂芬压倒一切的关切，在于通过乡村税收制度的合理化来阻止叛乱的发生，……要控制农村中的反叛情绪，就需要一种机制，以便建立信任，调处各种官司案子，并使危机得到消融。冯桂芬的解决办法，是由乡民们自己通过投票来产生某种新的中介力量。
……冯桂芬却相信，由中国人口过多的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压力所决定，仅仅非正式地将权力交付给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是不够的。解决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扩大胥吏的人数……
……
1898年，人们对于冯桂芬这一建议的反应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的。第一，在官员和非官员之间建立起一种严格界限的必要性；第二，对于获得某种官员身份的精英人士将会滥用权力并无视公众利益的担忧。
……“乡职无权，则民不服；有权，则不免武断，而仍不服。徒多事，似属难行”。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69页 -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

形成对照的是，冯桂芬的批判者们身上的悲观主义甚至使他们排除了代表权能够有效实行的可能性。如果说，普通人缺乏公民意识，那么，他们也许很自然地便会受到公共利益守护者的恫吓。如果说，甚至连官员们在派系首领的诱惑面前也会那么软弱，以至于他们在权力及其使用问题上的看法是不值得信赖的话，那么，普通百姓实在是更不值得信赖的了。如果没有公民德行，村民们和官僚们一样，都很轻易地便会受到野心勃勃的恶棍的诡计欺骗。而在公民德行的分布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便需要一个由高人一等者组成的政府，以便对大众实行“改造”。……
那么，公民德行在普通中国人当中是否真的那么稀缺？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社区服务不仅蓬勃发展，还被当做获得具有合法性的精英地位的标志。……
在中国政治著作中，自然产生的公民德行也没有受到忽略。虽然说，古代的大公无私仍然是一种遥远的愿景，但人们对于自己家乡社区自然而然的热爱也许为善政良治定能出现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但是，如果有人会承认，公民德行在普通中国人身上有着某种程度的内在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同时也会相信，这种德行将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构想这种德行的实现，则将变得无比困难。……
……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其实也是20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8页 - 导论

6.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5页 - 中文版序言

4.成文或未成文的宪法是可以并存的。美国自1789年立国以来，便有着一部成文宪法。然而，美国宪法所包含的内容却超越了宪法的文本。最高法院通过对于宪法的阐释，在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则上形成了一种语境和氛围，而人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来理解宪法的原始文本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7页 -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

在魏源的政治性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主题，是全国性政治生活（national polity）的合法性边界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地方社区中适合于参与全国性政治的那一部分作出界定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再与，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做自己的天职。而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
然而，中国帝制时代官僚机构的狭窄性，又使得文人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能实际参与各级政府的运作。……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亦即全国性同治和发型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
……具有自由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认为，政治参与的拓展意味着中央权力控制者（包括君主本人）将受到种种制约。……在魏源所处时代的帝国制度中，在专制权力和官僚机制的常规运作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关系，是使得官员们的试图四平八稳的一种基本保证。更何况，在国家强制权力的实施中，国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和冷酷无情到使得文人们赖以为生的社会制度受到损害的的地步。……
……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却在一些为官者的庇荫之下，深深卷入了当时的竞争。那些成为他的后台的各省大员，是由于文人相亲的原因或紧密的私人关系而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人们身份认同上的这种模糊性，使得国家得以将注入委员这样的处于政权边缘的栋梁之才吸引进来。但是，这种做法也造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何才能使得这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在道理上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使得大批处于官场之外的文人能够更为积极地介入全国性的政治活动？……
……
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魏源同各种有着巨大权势和影响的圈子有极为紧密的关系，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获得过权势，这种带有模糊性的地位，也是魏源所处时代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魏源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从这样的背景里提炼出一般性意义，并用普世性的语言将这种意义表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关于根本性问题的论著缺乏对于政治变化具体计划的关注。……对于委员来说，在更为深入的根本性层面，变化的具体机制问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魏源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 中文版序言

3.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判断的话，那么，产生于西欧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他与“现代”相关的历史叙事便都要从“现代”中被排除出去了。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57页 -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

14.因此，仍然把冯桂芬当作苏州地主，如同把毛泽东当作湖南农夫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 导言

5.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 中文版序言

2.我何以会在这本书的标题中使用了“现代”这个词？对此，最为简单的回答是，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现时的存在”。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51页 -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

……在我看来，就对中国根本性议程发展的意义而言，冯桂芬的贡献却在于他为改造陈旧的根本性议程所作出的努力。
冯桂芬和魏源在观点上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着力将魏源知识在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具体化，还在于他从西方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待属于中国根本性议程的诸种问题。……
……
18世纪商业的大规模发展和人口的巨大增长，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也包括政府内部——都引发了经济上的竞争。政府的商业化，是随着中介掮客同税收体制结合的过程而发生的……对于农业的不加抑制的税收，在造成了纳税民众贫困化的同时，也从国家那里分走了收入。……
……
冯桂芬收入《校邠庐抗议》的四十篇论文，……其中包括两类建议。第一类建议，涉及到了对于政府运作实行技术层面的大张旗鼓的改革，这既包括工程技术方面的改革，……也包括财政上的改革……第二类建议，则涉及到了既在官僚机制内部、又在官僚机制外部重新调整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的建制层面的改变。……但上述简直层面的建议，则显然要激进得多，并毫无疑义地带上了受到西方影响的印记。
……
……中国现代国家的演变过程表明：正是这些在建制问题上承袭传统的看法，而不是哪些激进的意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京官们对冯桂芬并没有持整齐划一的敌对态度，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某些反应中看到，当为所涉及的是带有根本性质的种种原则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极度的敏感。我认为，由冯桂芬建议所擦出的警报，并不仅仅意味着中间值变化的一些必经步骤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更在于它证实了中国公共生活中一些具有持久性质的基本价值的存在。
……冯桂芬在《公黜陟议》中主张，应当通过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来扩大政治参与。……
……
……这种做法将起到削弱高层官员们任用私人权力的作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处于朝廷最高层的官员们对于整个官僚机构负起责任，同时，这也会促使地方官员对地方社区的精英阶层负起责任。然而，冯桂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代表权的问题，也没有提到权力制衡的问题。
……我们在对魏源思想的探讨中，已经注意到了构成中国社会结构底蕴的一种谜样的悖论：尽管文人们之间在政治权力分配和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文化上，所有文人又享有某种平等的地位。在魏源和冯桂芬为扩大政治参与所作的努力中，他们都强调了文人身份中所有人在文化上具有共性的一面。……关于文人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共同关切具有合法性的看法，在中国近代早期的政治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并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的概念。要不了多久，民族主义便会成为人们身份上共同性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那就是，一个同全国性政治实体（亦即民族国家）连接在一起的社会里的社会 共同成员身份（亦即公民身份）。民族国家是一个更具有可变性的概念，它不仅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伸展到普通中国人中去，到了19世纪后期，更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恐惧的影响下被激发出来。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3页 - 导论

7.东林党事件所涉及的，是文人官员们拉帮结派，下决心要通过控制科举考试来操纵对于官员的任命并安插私人，从而控制北京的朝政。东林党人群起呐喊，对太监“阉党”在朝廷的邪恶专权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东林党人对于“专权”的不屈不挠的抵制的话，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会忽略，他们采取行动的前提其实是自己所反对事物的一种翻版。当东林党人转而掌权时，他们反过来对处于自己对立面的官员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无论是权力的分享或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考虑，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31页 -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

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适性的意义。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39页 -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

魏源在论及自己所处的、通过征服途径而建立起来的王朝时，用的是影射的方法。他指出，古时，作为征服者的周公通过在被征服的商王朝的整个范围内向名士们求教，为周朝建立起了合法性。由此看来，要使得一个王朝获得合法性，首要之务便在于“得多士之心”，而后，“民心有不景从者乎”？
如果掌权者真的应该广泛寻求不同意见的话，那么，他们又应当从何人那里寻求意见呢？魏源对此已有定见：平民百姓除了成为统治的对象，并没有其他适当的政治作用可起，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完全是传统的。然而，士——亦即处于官场之外的文人——的情况就不同了。
那么，究竟何人才能被包括进“士”这一类别呢？魏源肯定不会将那些只是生员的下层精英包括进来。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乡村或是小城镇的居民，并且也没有获得为官的资格。魏源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乡村并不是文人学士的天然居所。……
……
如果身居乡间茅屋的生员中真的出现了才学出类拔萃之人，那他就应该被带到城里去，以便让省里大员们对他予以栽培、鼓励。权势拥有者永远不会优先考虑一位乡村学人为自己的幕僚，而更愿意选择一位其关系网和教育背景已让他成为全国性精英阶层一员的城里人。……
……
对魏源来说，毫无疑问，所谓文人或“士”指的就是像他自己这一类的人：以他自己为参照，他们是已经获得了为官资格的城里人，但又不居官位……魏源关于政治生活的适当规模的看法，看来是同这样一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容量远远及不上有着很高教育程度的人们的数量，无法吸收他们的才干和想法。让我们把受到魏源大力推动去参与政治的这一批人，称之为“文人中流”，以便把他们同人数要多得多、地位则要低得多、也为魏源所不相信的广大“生员”阶层区分开来。在委员的心目中，“文人中流”大概就是像他这样的举人一类的人——虽然身处官场之外，但他们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精英阶层。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3页 - 导言

9.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62页

用“保守”一词来描述1989年变法的反对派有多么不恰当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9页

记下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页 - 中文版序言

……难道只有在经历了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那么，产生于西欧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他与“现代”相关的历史叙事便都要从“现代”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而导致的，只能是一种结论已被预设的简单化推论：似乎发生于西欧和北美以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不可阻挡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而各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一种存在于遥远过去的现象，它们同“现代化”的发生也只存着这次要和带有依附性的联系。
然而，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
……
我对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理解，部分来自于英国模式。在英国历史上的平常时期，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不成文“宪法”，这是由已成为人们共识的关于政府“恰当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规则所构成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种共识是稳固的。公众的行为——包括权力掌控者的行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社会和政治陷于不稳定状态的时期，关于西安正的共识便会在“议程”上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从字面上来说，也就是之定义中通常会包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议程”，通过对于未来的理性思考，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未来发展的新设想。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它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因为它所提出的，是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和发行秩序的种种选择和替代性选择。一旦它被公民的相当一部分所接受，以这种形式付诸实施的不成文宪法便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我认为，当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而开始形成共识。……尽管可能会有种种例外，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国家”的特点似乎是符合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产生取决于国内文化这一原则的。“根本性议程”的长期影响力，是从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中体现出来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8页

P8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到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上来。P9 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P10 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P11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药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P23 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是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的生活方式的转变。P25 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P33 孔飞力的思考涉及到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的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P34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建构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继承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P 35 对于中国来说，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68页

原著《Origins of the Chinese State》p74
Government could not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by stamping them out,which would erase liberty itself. Nor could the public interest be made universal by changing (or as the Chinese would say, "transforming"-hua) the character of the citizenry, "by giving to every citizen the same opinions, the same passions, and the same interests," which was impossible,given the "diversity in the faculties of men."
译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p68政府不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便消除党派——这样做也会导致自由本身被消除。而要通过改变公民的性质，“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从而使得公共利益普遍化，则由于“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做不到的
讨论：上述翻译是否容易引起误解，尤其是表示转折的两处：中间的“而”和结尾的“则”。
试译：
政府既不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把（党派）挤压出去，也不能通过改造人性（正如中国所谓的“化”）实现公共利益。因为前者本身就消除了自由，而后者“赋予所有人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激情，和一样的利益”，也由于“各人能力的不同”而不可能。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0页 - 导论

清代的满人政权为皇位带来了权威，为官僚行政机构带来了纪律，也为帝国的通讯系统带来了效率——在所有这些方面，满人政权所获得的成就都达到了使历朝历代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然而，这个强大并富有理性的行政系统的内在矛盾却在于，它的效率在上层要比下层高很多。尽管这个系统在行政上有着复杂精密的设计，但它对于县以下——亦即它本身在地方社会的财政基础——的控制却是脆弱的。
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地方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县级单位的数目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结果，则是县级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同负有控制社会并收取税赋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不成比例。到18世纪中叶，中国停滞的政治框架几乎再也难以包容不断扩展并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不仅县的数目没有变化，县级官僚行政人员的人数也没有因应政府不断扩大的职能之需而得到增加。作为大清帝国层级最低的朝廷命官，县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不受中央政府考核和控制的当地胥吏。
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相对自由的土地市场的扩大，税收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成本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所有开支都增加了，而县里胥吏们则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平民百姓那里榨取钱财，才能维持这种开支。……一般来说，他们是为县衙门所雇用的。这批人工作繁重，但却很少被人看得起，他们通过直接向纳税农民收取费用及杂税来过活。这种制度为权力的滥用打开了大门。
国家之所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官僚行政机构，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传统的信念是，政府应当节俭，这也是一个王朝是否收到上天佑护的表征。其次，现存的州县制有其固定性质，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官僚行政机制的传统之中，这也许还同与每一特定县址相关联的礼仪崇拜有着一定的关系。最后，还有官员们的双重身份问题——他们既是国家的行政人员，又是文化精英阶层的成员。要让常规官僚机构的扩展能够跟上地方政府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速度，就必定会使得文人身份的专尊性质受到削弱。官员地位和身份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其成员资格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所担负的行政职务，而在于他们同缺乏教养和缺少教育者之间的文化距离。俱乐部成员对小胥吏之流嗤之以鼻的态度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但正是这些编外人员们从事着统治乡村中国的种种具体和琐碎的工作。文人士大夫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同官僚行政队伍的广泛扩张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将胥吏阶层纳入事业，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帝制晚期确实出现了一种人员繁杂得多的地方行政机制，但其代价却在于，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费用（包括相关的社会成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尽管北京方面一再作出努力，试图禁止未经授权的收费或削减收费的数目，但这些费用却是为保障县衙门的日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由“政府必须节俭”的论调和官僚机制的排他性质所决定，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起义发生的部分原因便在于税收中对于权力的疯狂滥用，……到了19世纪3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鸦片贸易造成了银两短缺并带来了通货失衡，还出发了由税负而引起的叛乱。……
……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笔记-第25页

虽然说，在旧的根本性议程所用语汇改变的同时，其内容也跟着时代的演进而得到了更新，但其中所包含的带有根本性的紧张却并没有获得解决，并一直存在到了今天。在人们为探寻如何建立起中国人需要的现代国家的努力中，这种紧张构成了成为中国政治底蕴的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