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街者》书评

播放乞讨

常常觉得乞丐是混江湖的，所谓古惑仔或者黑社会都是乞丐的特别存在形式，至于丐头之类大抵就是扛把子的，各种帮会莫不是乞丐发展而来。我现在想说的是一部叫做《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电视剧，这里面也充满了乞丐。伤兵收容站里原本就堆满了横七竖八的沦落为乞丐的士兵，他们在一锅里吃猪肉炖粉条的原料，基本全是行乞得来，比如瘸子的粉条、不辣的那些玩意儿等等，当然少不了迷龙的货，大家伙一起吃啊，各种渠道的来的食物混在一起就是美食了。这样的美食有许多，比如叫花鸡、佛跳墙，竹筒饭等等莫不都是从要饭的那里流传开来，也许猪肉炖粉条的来历也正是如此吧。不辣赎枪是要饭的行为，迷龙搬家是要饭，缅甸女华侨卖身葬父更是要饭，瘸子买药是要饭，死啦死啦要装备更是要饭，说到底那个年代要饭实在不是一件奇怪事情。但是要饭得要有本事，比如唱二人转、比如唱湖南小曲儿，再比如跳大神当神汉，你说死啦死啦流浪那么多地方装神弄鬼他不要饭怎么活？剧作家写剧本想必是想写这些当兵的都是混世魔王中的大痞子，痞子原本就是流氓乞丐之流。卢汉超的《乞丐史》恰巧也正是花了大篇幅写民国时候的乞讨文化。他没有用电影《1942》冯小刚那种庞大的历史叙事，那时小说家者流的本事。卢氏此书关注的是细节，具体说是乞讨的原因，乞讨的形式，乞讨的组织，乞讨的手段，乞讨的文化，甚至乞讨的政府社会管理行为。作者当然无力构建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从一个个切入面将乞讨作为一种社会人类行为展示在读者面前。学术上的中立，是我们很难读出作者叙述的目的，抑或原本就是一本学位论文。但是细究起来，这后面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救助问题。去年冬天，贵州毕节垃圾箱里取暖熏死了6名儿童，河南袁厉害收养的乞儿火灾烧死7人，这个问题如此残酷而真实摆放在我们面前，无力又痛心。乞讨行为该如何纳入政府救助体系，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课题，需要民政工作者牵头带领社会各种力量，协调各方资源来解决之。话题回到这本书上，简单来说，此书不够深入，只是揭开表面，并未挖掘，有消费乞丐文化的嫌疑，撩动读者好奇心，草草揭开一类人群过往的伤疤给人看。读书的人并未从悲惨中觉出崇高和感动，心灵也难发出颤动，这很有点像，领导在新闻联播里慰问那些悲苦群众，播出来给大家伙看。

乞丐的数量谁说了算？

这是一本儿有意思的书，居然给这么一个不招待见的行业著书立传，相当犄角旮旯儿，但从社会学、史学的角度讲确实善莫大焉。 　　 　　说到乞丐，心中自然会反应出两个形象，一个是为了丰富荧幕故事而创造出、搭配出的乞丐，另一个就是为了完善社会分类多样性的现实中的乞丐。 　　 　　荧幕上的乞丐形象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个（类）：第一，金庸笔下的九指神丐——洪七公，就是和江南七怪在一起高度集中了优秀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硬生生把郭靖这个笨蛋调教成武林盟主。第二个自然就是在人生逆境中通过破庙中的对联牌匾成功完成了脱盲重任的苏灿，当然了，借用其中一句相当经典的台词：乞丐中的霸主，还是乞丐。第三类便是来自一部当代日本电影《神探伽利略：容疑者X的献身》中日本乞丐的形象。前两部影视作品、荧幕形象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但后者，亚洲最发达国家的乞丐是个什么样子，估计大家就很陌生了，要是有人专门拍国内的乞丐，肯定还会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算是对社会主义诋毁一番，正好比安东尼奥利的《中国》。日本的乞丐到底什么样子呢？http://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1615753656/#next_photo http://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1615753641/#next_photo 就是这个样子。真没想到，和我国的乞丐形象有如此大的差别，真没想到，两国乞丐站一起高下立判，精神面貌都差太多，就更别说壮我国威了。在日本的文法里，并没有和乞丐严格对应的词，这一类人统称流浪者、流浪汉。 　　 　　身边的乞丐我也给他们分了三类：第一类，一般在天桥附近，衣着整洁，不言不语，双手抱膝坐于前，然后面前几排工整的毛笔字，大意就是“回家买票缺几块钱，叔叔阿姨大爷大妈救济点儿呗”。疑惑，他们都自带粉笔，纳闷，他们都衣着整齐。第二类，常见于地铁，1号线尤甚，老者二人组尤甚，一前持钵讨要，一后原生态哼唱或者持外放循环播放《大悲咒》。第三类，也就是我眼中真正的乞丐，我常见的一个就在离家不远的加油站门外，一盲者奏二胡，大风起时仍不缺席，就像在等待一个重要的约定。三九天手上红肿的冻疮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恻隐善心频起，五毛、二十各有施惠。前两种情况的乞丐，我内心中算是发自肺腑地鄙视。怎么就那么巧，大家都带了粉笔，在一个教学用具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购买到的城市，粉笔却成了他们出来“化缘”的标配，侮辱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工具。那些地铁中“卖唱”的，据我有限了解，相当一部分都是被团伙控制，沦为盈利的工具，贵行业就差组织工会和行业协会了。 　　 　　这里，《武状元苏乞儿》里面最关乎民生的一句经典台词不免又重新浮现在眼前：“你丐帮弟子无数，你一日不解散丐帮，我一日不得安生”，“我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我（苏灿）决定的，而是你（皇帝）决定的”。确实，人人丰衣足食，谁还愿意当乞丐啊。 　　 　　地大物博，贫富有别，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多样性的角度去理解、去允许乞丐这个工种的存在。天灾人祸下，更是在所难免，为数者众者好比《一九四二》，毕竟美帝也有homeless嘛。但环境允许存在不代表环境鼓励存在。“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没人主动愿意当乞丐。四肢健全却未想劳有所得，以自尊的自残来乞讨别人的施舍与可怜，这三观究竟需要扭曲到怎样一种程度啊！除了物质上的乞丐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外，地铁中竟还能看到乞丐经纪人的存在，而这，也象征着精神上的乞丐，拿要饭的做成了生意，控制他们、利用他们来盈利，还有比这更缺的么？这就是一种奴役与绑架啊！！！正常的社会结构硬件搭配非常的社会治理软件，其最后结果不就是人心不古，不就是不王之道的泛滥与横行么？ 　　 　　乞丐的数量谁说了算？现在已经异常明确，无须赘述。乞丐的书传谁说了算？卢汉超说了算，卢大爷您就是我们关于横向中国历史，纵向中国社会的安东尼奥利。老卢以冷静、系统、客观的笔触来为中国的乞丐著书立传，反而让这些被著书立传的同胞惭愧不已，在对作者国籍惊讶的同时，更多还是对身边这个群体存在的忽略。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呢？不是在桥下立锥，不是在椅上上锁，更不是将其集中囚禁起来，让其隔着围栏集中讨要。真正的关怀是这样的，请移步http://www.photoblog.hk/wordpress/33601/%E3%80%94%E7%B4%80%E5%AF%A6%E6%94%9D%E5%BD%B1%E3%80%95%E6%9D%B1%E4%BA%AC%E9%87%8E%E5%AE%BF 　　 　　这，就是我关于乞者最理想存在的最美好心愿~~

博爱为怀，书写乞丐史

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所书写的多为上层王侯将相的历史。近二十年来，历史学家们逐渐将目光投向下层，将工人、流民、学徒、妓女、乞丐、秘密会党（帮会、土匪、流氓）等纳入文化史研究的范畴，这体现了当代历史研究中一种“目光下移”的普遍趋势。这种“目光下移”，展示了诸多历史深处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重新赋予了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角色以历史意义。以乞丐史研究为例，研究者通过对乞丐文化的挖掘，成功地将这群被主流社会厌弃、排斥者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予以重新揭示。相关代表性的研究，除了较早的曲彦斌《中国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岑大利《中国乞丐史》（文津出版社，1992）、周德钧《乞丐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之外，还有近期出版的一本力作，即卢汉超的《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卢汉超作为著名华人历史学家，目前担任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人文部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其大作《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就是一部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平民日常生活和下层城市文化的名著。而这本《叫街者》同样将目光投向社会下层，即近代中国最底层的乞丐群体和乞丐文化。他将乞丐文化当做一种“次文化”现象，通过研究隐藏在乞丐背后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再现乞丐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挣扎。因为本书内容精彩，叙事流畅，2006年获得了美国第三世界研究学会颁发的西塞尔•克里尔最佳著作奖。卢汉超也是该学会历史上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学者。从卢汉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乞丐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比如说，乞丐这一行业有其自己的传承谱系，历史上曾经乞讨过的韩信、伍子胥、范丹等，都被他们认作行业祖师来供奉。他们甚至利用春秋时期孔子向范丹借米的传说，认为向读书人家乞讨是替祖师范丹收债，以增加乞讨的正当性。乞丐乞讨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盯狗”（跟在行人后面讨钱）、告地状（在地上写字讨钱）、送财神（到居民家中去乞讨）等种种五花八门的方式。每当遇到红白喜事，更是乞丐行乞的最好机会，他们会表演各种民间曲艺以索取施舍。为了博得路人的同情，乞丐会自残，或通过展现自己残疾、丑陋的一面来行乞。乞丐还会造假，即通过伪装残疾、虚构悲惨身世等各种手段来达到乞讨目的。乞丐更会以各种无赖的手段，恐吓、威胁妇女儿童。这些被卢汉超称之为“社会恐怖主义”。乞丐亦普遍存在组织，即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丐帮”。这种组织有自己独特的入帮仪式，有类似于“打狗棒”之类的图腾，有固定的行规，帮中制度森严，论资排辈，等级鲜明。丐帮组织还经常和秘密会党合流，甚至有时就是一种黑社会组织。他们会在丐帮首领的煽动下，在城市中收保护费，故意扰乱社会治安，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的隐患势力。他们还会经常被政治利用，如袁世凯当年称帝之前，就有御用的乞丐请愿团，为其称帝复辟造势。至于五卅、五四之类的爱国抗议活动中，乞丐群体也会在丐头的组织下停止行乞，以避免给中国形象抹黑，配合同胞的爱国运动。由这些事例可见，乞丐群体虽然边缘，却往往不自觉地成为影响主流社会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吊诡。另一个影响主流社会的例子是乞丐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县级财政完全上缴中央，基层政权行政能力有限，乞丐常常在丐头的组织下，在城市生活中扮演一种近似于市政建设或帮闲帮工的角色。比如处理各种公共性丧事，看守城门，打扫街道等事。甚至在县官的临时衙役中，都可能看到乞丐的身影。因为政府并无特定的财政预算支付给乞丐作为报酬，便由丐帮首领每年向各家商户摊派。这种摊牌由政府默许，成为政府剥削民众的一种隐形收入。当然，乞丐也常常是政府规训的对象，政府一般都会有各种各样治理乞丐、救济乞丐的措施，如设置救济院，开办粥厂，将乞丐遣送回原籍等等。但是，由于治理无术以及持续的天灾人祸，此种治理一直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与政府既需要乞丐帮忙，又警惕乞丐为恶的两可态度类似，中国大众对乞丐亦有一种既同情又憎恨的矛盾心理。同情是因为哀其不幸，而憎恨是因为怒其不争，即乞丐本身就是懒惰、恶习的化身。更有人认为，大多数乞丐游手好闲、品行低劣，以丑为荣，实际反映了中国文化深处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目光下移”的另一种表现便是研究视野从整体转向部分，从全国转向地方，强调地方性知识，研究对象的地方化特色。但是，卢汉超则认为，乞丐是城市文化的专属，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乞丐文化在全国不同地区的表现基本相同，尤其在一些基本的元素上，如乞讨的方式、丐帮的组织与性质、乞丐的生活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因此，作者在第六章“街头的社会契约”中，援引上海、广东、内蒙等各地丐帮的例子，来证明全国乞丐组织普遍具有黑社会性质这一论断。然而，在乞丐研究中经常提到，卢汉超此书未曾引用的一个典型事例却不能证明这一论断。活跃在吉林海龙地区的乞丐组织“大筐”，就是由老弱病残组织的花子队，他们活跃在农村，类似于一种共产式的互助型组织，而并非城市型乞丐黑社会组织。由此可见，所谓城市的专属或地区一致性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乞丐文化的古今一致性却是无可置疑的。我们阅读《卧底当代丐帮》（北京出版社，2003），可知清末民国时期乞丐的帮派组织和乞丐心态，我们今天基本完全存在，别无二致。我们生活在城市中，每天亦可看到大量的乞丐。他们的乞讨方式、行乞手段，在卢汉超此书中都可以发现，让人惊讶地知道原来一切渊源有自。因此，卢汉超的《乞丐文化史》，讲的虽然是近代中国，但实际上却可以与当代中国的一些状况相互呼应。因为古今问题的一致性，因此在解决乞丐问题时，过去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便成为我们今天的最好参照。卢汉超当然没有直接涉及救济乞丐问题，但前面的相关研究已经是一种最佳铺垫，所谓解决问题的方案，无疑已经呼之欲出。本书初版于美国，以外国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更多的篇幅是掌故轶事，内容也比较浅显和通俗易懂。这体现了作为学院史家的卢汉超，在致力于让历史著作雅俗共赏的努力。但是，由于近代中国记录乞丐生活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目前乞丐研究所依赖的基础文本莫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两位女同学的毕业论文《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以及一些地方文史资料、掌故杂谈和风俗大观。因此就基本内容而言，本书与周德钧、曲彦斌的两本乞丐史差别并不大。正因为差别不大，此书的致命之处是缺乏学术回顾，没有指出其在哪些方面有超越前人之处。而且，似乎目前关于乞丐文化的基础性研究已经足够，可以试图往更深的方向发展，从宏观概括和现象描述转向深入的专题研究。就笔者所了解，一些有待于挖掘的问题，诸如从民俗学切入研究乞丐群体使用的语言、暗号，从社会学切入探讨乞丐群体的入帮仪式及象征（笔者数年前曾写过关于这一题目的论文），从历史学切入研究中国历届政府对待乞丐问题的态度和治理策略，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等等。总之，在乞丐研究方面若不引入新的问题，必将流于表面化，亦缺少学术上的突破性。不过，《叫街者》和周德钧、曲彦斌等书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卢汉超研究乞丐史，秉承一种人文关怀的态度。长期以来受民族国家观念和富强话语的影响，主流历史学的叙事之下，无论妓女、乞丐还是流民、秘密社会，都是有待铲除的恶瘤，是国家贫弱和社会“丑恶”的一种阶段性表现。这些群体既是大众鄙视的对象，亦是应该被国家权力规训的对象，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改造，无疑都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因此，这种思路下的乞丐研究，也必定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研究，无法真正获知这些社会最卑微人群的真正心声。甚至在曲彦斌一书中，后来使孙志刚致死的收容恶法，也被认为是解决乞丐问题的有效途径。（当然，该书写作年代较早，还没有出现孙志刚事件。）海外学者多半会质疑这种态度，否定这种国家民族话语的霸权性，从客观的立场，以一种同情和理解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弱势群体。哀其不幸远大于怒其不争，卢汉超的《叫街者》亦有如此思路。因此，卢汉超在此书中，试图尽可能让乞丐自身说话，而不是让他人代言乞丐。这也是当年贺萧等美国学者在妓女研究，王笛在茶馆研究方面一直做的努力。尽管这些历史的失语者，由于文化水平太低，本身不可能留下文献资料，但他还是通过各种文献资料的比对，尽可能摒弃先入为主的意见，避免情绪化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让这些历史的失语者重新说话。卢汉超的《叫街者》阅毕，得出的一个印象便是，虽然乞丐队伍鱼龙混杂，乞丐文化三教九流，但人若非贫困到一定程度，不会轻易为丐。沦为乞丐，大多有其自己的苦衷，与所谓的国民劣根性相比，国家和社会更应该为乞丐的出现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值得再探讨，但却是一种历史学家的人道主义。这种博爱为怀的态度，比那些站在国家民族叙事上考虑问题的强硬思路，似乎更让人亲近。《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南都推荐2012年12月28日韩戍

读《叫街者》

“今天黄昏，我和小伙伴们正在大队前玩耍。突然，一个乞丐正在大路上向前蠕动，他身上披着各种各样的破布，好像一个布堆在向前移动。….他头上戴着一个前盖是太阳帽，后边是一个破帽子。身子的后边有一个破塑料壶的东西…他的手好像是松树的裂痕一样。他的脸非常黑，（眼）非常的呆滞，麻木。身上的布条不停的掉，他看见一个胡萝卜头之后，就蹲下来，艰难的捡起来，放进前边的薄膜袋里。…..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双无神、呆滞、浑浊的眼（神），他是社会中不幸人的缩影。” 上面是我在1992年3月15日写得日记，当日的天气是“阴”，当时上初二，文笔很幼稚，这个落魄的老丐给我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加之儿时在老家经常能碰到乞讨者，老人也经常说“一斗穷俩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叫街的（老人告诉我叫街者是指要饭的，但我的理解应该是打更的）”，以致在微博中看到《叫街者》的介绍，立刻有找来一读的冲动，书上周六到货，但一直拖着没看，从昨晚到现在，用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翻完这本书，书中引用了很多资料和图片，语言生动，因是作者的中文再创作，不像《叫魂》因翻译而拗口和难解，总体感觉书的内容相当有价值，将不为人注目的乞讨者的来龙去脉仔细的展示给读者。另外，从书的开头导言部分的“对起码的生存也难保障的人们，给予同情和援助，应是人类的一个基本价值”到末尾的“当中国人的绝大多数能重视人的尊严，懂得法制（应为法治）的精神，并以博爱为怀时，…”可以看出，作者对乞讨者的悲悯中心是一以贯之的。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到乞丐“农村里不乏零星的因真正贫困而乞讨者，但以乞讨为职业基本上是一种都市想象”，对此，从作者的研究对象和结论来看的确如此，因自小生活的乡村，碰到过不少乞讨者，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也包括乡村的乞讨者，从这些“零星”的乞讨者身上可以窥见那个正逐渐离我们远去乡村的背影。 一般乞讨者大约中午的时间到我们村里来乞讨，他们都挎着或背着一个布袋子，里面是卷子、馒头、饼子之类要来的食品，他们是真正的要饭，一般是入了人家的家门（农村的大门白天一般都是开着的，尤其中午吃饭的时候）过了影壁之后即停住不动，然后朝堂屋喊一句：“家里有人吗？”，一般他们是不会直接进屋的。这时屋里面有人会应一声，然后一看是要饭的，就拿出一块卷子或饼子给他，之后乞讨者会表示感谢或什么也不说再到下一家去要。我儿时接触并交流过的乞讨者是一名老嬷嬷，她年龄60左右，当时我跟在那个老嬷嬷后边，她挺精神，穿着很利落也很干净，如果不是要饭，和我奶奶没有差别，听奶奶说，似乎她没有儿子了，没办法只好出来要饭，当时老嬷嬷从河崖上走摘了不少酸枣，还拿给我吃，可惜那野酸枣肉少核大，只有一层皮。和后来要饭的不一样，对他们多的是“同情”，再后来也有碰到过一些要饭的似乎改为要钱了，对此，“反感”的成分多了。除了自己儿时碰到过的乞讨者，我的姥姥、二舅舅、大姨夫和本家大奶奶都出去要过饭，他们要饭的经历现在听来都是一部长长的苦难经。我大姨夫当年带我二舅去要饭时主要的方式是先拉弦，然后再上门去要。我十一月初回家和我问二舅：“好要吗？”，二舅的答复是，（不好要）慢慢熟悉就好了，就像上面提到的老嬷嬷一样，农村的乞丐都有自己熟悉的乞讨范围，这似乎和杨懋春在《山东台头》中提到的社区有些类似，在经常乞讨的社区内，乞讨者和村民慢慢熟悉，成为社区的边缘人员；另外，从老嬷嬷和二舅的经历，乡村的乞讨者并不像城市中的乞丐组织严密地盘清晰，乞讨在乡村也不是职业，大多时候是临时的和松散的。我还听我奶奶讲过，我大奶奶出去要饭的时间也很固定：天不明出发天黑了回家，一旦碰到人就“嘿嘿笑”，这似乎也符合《山东台头》中的“面子”理论，即在讨饭时超出了社区和熟人社会，面子变得不再重要，但一旦回归熟悉的社区，面子的问题就重新出现了。而后来在城市中遇到的乞丐，则与书中描述无异，如我亲身经历的乞讨者后兰娃（半岛网：七旬老太寒夜乞讨），就来自甘肃岷县，而且立交桥下面似乎是她的固定地盘。笔者还亲身经历一位城市中拉弦的盲人乞讨者，很容易让人想到李锐《太平风物》中的那位盲人乞讨者。将乞讨者作为研究对象，提醒人们去关注关心社会的边缘群体，《叫街者》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落寞的霸主

落寞的霸主偷爱警/文看到这个名词，意淫了。叫街，站在街上叫卖，还是叫鸡，好像都不对。往下看，哦！原来是乞丐。这是部写乞丐的书，有意思。丐帮是个有共性的群体，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多种多样的标签和属性。有些乞丐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和活动空间。金庸大师对乞丐的了解，比起一般人认识较深。北宋萧峰，南宋洪七公、黄蓉，清末苏察哈尔灿。都是丐帮首领，乞丐中的霸主，他们饮酒吃肉，武功盖世，伸张正义。丐帮弟子遍天下，走到那块都不怕。一身行头，游走世间。天当被，地当床，百家饭，充饥荒。乞丐走到哪儿，都是一把好手。不但凭借一身武功混饭吃，走街串巷，抛头露脸，挨家挨户叩门要钱儿。手段很多，方法很多。为了能够赚到一点口粮，有些乞丐干起了不同寻常的工作。中国讲究面儿，对谁都是如此。但乞丐不信这个，面儿早就被他们撕破，生存的快活，才是他们想要的终极目的。衣衫褴褛，破败不堪。但乞丐一点不缺少生活的勇气和尊严。身上特殊的气味，特殊的秉性，给乞丐们无尽的力量，他们觉得生活再继续，只要有个碗，有张嘴，到那块都能活下去。乐观摆在脸上，微笑时刻挂在嘴边。但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在帮助丐帮弟子更新换代，耳濡目染的传授，不同寻常的经历，成为丐帮弟子的学习范本，有人说丐帮在给社会形象抹黑，实际在各朝各代都有乞丐出现，难道因为乞丐的存在，国家就遭殃，国家就要采取大规模逐客令不成，社会阶层的衣钵，不一定是由一个人、一种制度、一种权利来威胁和迫使，另一个人去遵守和执行，而是需要一种心理平衡，弥补和抚慰。乞丐或许是社会群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繁华的街路，拥挤的人群，乞丐身影穿梭其中，有人用肢体残疾乞讨，有人用的秀美的粉笔字，吸引眼球，有人靠骗术和眼泪，赚取同情心，有人抱住大腿就是不放。乞丐的手腕越来越灵活，甚至在猝不及防的时候，给你一击，很突然，很不理解。他们被社会看做异类人群，但实际他们也有生身父母，却陷入到一种思维怪圈和自我否定当中，无法自拔。南方有一些偏远的山村，外出乞讨被认为这是一份可靠的事业，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却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人格挑战，他们的生存法则很简单，甚至有点粗陋，不过，这就生存，虽然他们没有太高的文化，没有太大的梦想，只是想要一个简单的生活，却在无能为力，百愁莫展之中，选择的一个生活渠道。有人说，他们其中有人开豪车、住别墅，天天依然我行我素的干着乞讨的事儿，说这话的人，太钻牛角尖，他们就算如此，也是凭颜面扫地，苟延残喘，低微的人格换取的，他们虽然骗术高明，但也是为了博得满足某些人的同情心、仁爱的心，愿意付出一点劳动报酬，补救那些内心的罪恶，乞丐如同上帝的仆人，接受了罪恶的祷告，虽然乞丐里面有些骗取者富有了，有了殷实的经济保障，但愚钝的大脑无法用，金钱和富贵来充实。乞丐终究是乞丐，渺小的沉沦在腐朽与落寞当中。

真实的丐帮

武侠小说里敢称“天下第一大帮”的是丐帮。这些你生活中随处可见、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在《射雕英雄传》里卫护华夏正统，在《天龙八部》里出了一位义薄云天的大侠萧峰。这当然是乞丐的浪漫形象，真实的丐帮是什么样子呢？历史学家要想写一部中国乞丐史，并非易事，根本的原因在于史料缺乏。乞丐们绝大多数是文盲，不能留下文字记录他们的生活，而且乞丐的活动还常常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更需要用行话隐语，破衣烂衫来隐藏他们的非法行径。非乞丐人士留下的记录相对来说要多得多，但是也多了社会偏见和轻蔑歧视。如果说普通人的生活长期在历史记载中缺席，那乞丐简直可以说是从未发言的哑巴。但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人文学部卢汉超教授却找到了丐帮留下的蛛丝马迹，他使用的材料包括18世纪的县志和家训，19世纪的传说，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20世纪中叶的社会运动（（《武训传》事件）还有现代乞丐的传奇故事等等。在《叫街者》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从清末到民国，丐帮是全国各种秘密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黑龙江到云南，从内蒙古到岭南，从西北塞外到闽浙沿海，虽然各地的丐帮五花八门，其性质和内部运作是基本相同的。在武侠小说里打狗的竹棒是帮主信物。南方也许是竹棒，但是在不产竹子的北方，帮主的象征是棍子。北京和华北大部分地区，丐帮帮主的权力象征是一根木棍，一般来说漆成红色，算是帮中圣物。每个新入伙的乞丐必须对这个棍子磕头。这些地方的丐帮叫做“杆上的”丐帮的头子叫“大杆”。《叫街者》告诉我们，虽然乞丐流动性大，但是一旦组织起来，其内部运作也井然有序，有时等级森严。丐帮的规矩，不可到已经付了保护费的店家商铺乞讨，也不可到别的丐帮地盘乞讨，不可调戏同行妇女，违者会被鞭打、赶出帮会，甚至被处死。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帮主是民主推选产生的，实际上丐头也却有民主的成分，比如说，上海丐头的产生是由地方上的董事、地保推选当地地痞中有办事能力者充任，可传袭子孙，也可传甥侄。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有天字辈八大帮主，下各有6个大头目，每个大头目名下，又有30个小头目。接受采访的一位赵丐头称他能在10分钟内召集全上海市市的乞丐。这可能有点夸张，不过有个美国记者说“如果有人在黄包车上掉了一个手提包，乞丐头目有办法使它完璧归赵。”这倒是完全有可能的。丐头负责本帮乞丐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有饭吃，有衣服御寒，能有地过夜，病了也不必上街乞讨。上海的每个乞丐，每天把十分之几的所得，交给头目，以备疾病老死急用，上海的乞丐不愿进工厂或者什么慈善机关，他们觉得资本家比头目更黑。成为丐头一般都需要有群众基础，但是也必须能得到官府的支持，因为丐帮是在当地官府或者士绅的许可或默认下出现的，有些丐帮甚至是从官办的贫民院直接演变而来的，并领取一定得经费。丐帮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向当地的商民收取保护费，即丐捐。这也要得到官府的默许，也就是把政府救济的责任转嫁给商民。政府和丐帮剪不断的联系在包头死人沟的丐帮组织表现的最明显。死人沟原来是停放棺材的地方，后来乞丐在那里掏窑居住，此地的丐帮号称“梁山”，不过这些梁山乞丐却是为官府服务的。他们担任着市政工人的工作，比如夜里负责巡逻打更，有时候还要看守城门。他们还清理街道垃圾、官厕里的粪便，路旁倒毙的死尸，城里发生了火灾，也由乞丐负责。1918年包头流行鼠疫，3000多尸体也是由丐帮抬到城外焚化。可以说，丐帮是乞丐们最实际的自力更生办法，一个县官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有组织乞讨是帮助他处理乞丐问题的现成办法。丐帮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帮会之间的一种默契，政府参与其中，用国家权力来保持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虽然到了南京政府推行市政改革时期，官方不许可乞丐向本地商家收取年费。但是强大的丐帮只有到了1949年新政府强力治理之后才销声匿迹。除了有趣的文字资料，该书还利用明代画家的作品，《点石斋画报》的插图，在华外国人拍摄的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乞丐的具象形象。这幅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画像，考验着人性和社会的良知，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丐帮的存在是政府救济不力造成的。中国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许是时候让丐帮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