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书评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预演

我只从“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书有什么看点”来说一下。作者在前言就已经说明了：写作本书的最初目的是要纠正欧美知识分子关于“太平天国叛乱能够平定主要是因为西方干涉”的观念。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这第一句就把他们吓到了。我操，平定太平天国不是文正公搞的吗？顶多也就再提到左提督和李中堂，那些西方人，比如华尔和洋枪队不是小丑吗？实际上这恰恰就是这本书最大的看点，如果我们只是想从中国人的角度详细了解太平天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特意再看别的书，罗尔纲的就已经很详细了，想要立场中立还可以看史景迁的，而天国之秋的作者则是从一个中国人完全陌生的视角，把太平天国事件放在全球视野下审视的。作者坦言，一开始他研究太平天国，其实是抱着打脸的娱乐心态来的，想要证明西方干涉对于平定太平天国事件影响极小，好好治治他那些自大狂的同胞。但是随着作者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发现，如果脱离了西方帝国全球角逐的背景，如果不把西方的干涉作为一个主要条件来考虑，我们现在所知的太平天国及晚晴的历史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当时西方对于太平天国的关注远超中国人想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异文明异种族的大国，诞生了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起码表面上是）的革命政权，其在西方民众间引起的反响无疑是海啸级的。而且，英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帝国，在中国和美国两个主要市场先后陷入内战的情况下，绝不可能袖手旁边。欧洲人对太平天国的兴趣并不比美国内战要小多少。大量的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也因此投入其中。同时，洪仁轩作为资历颇深的华人传教士，由他担任总理的太平天国，必然也把西方的支持作为立国的重要因素来考虑。太平天国的很多行动，在不考虑西方要素的前提下，是完全说不通的。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因素，如果没有这个事件影响到中外双方，最后清廷仍然会胜利，但整段历史肯定会和今天大相径庭。显然，本书并不是一本太平天国历史的入门教材，反而更接近“中西关系”这个课题的研究报告。书中的太平天国故事，与其说是一场另类的农民起义，不如说是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预演。

外国人眼中的太平天国

又是一个大部头。对太平天国那段历史不是特别了解，最初就是在小学历史课本上接触过。现在感觉还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更全面地去看待那一段历史。书中作者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为我们所熟知的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与传统的将太平天国当做一次进步的农民运动不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战争的本来面目，突出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也分析了太平天国战争怎样塑造近代中国。这种视角最起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值得读一读。

很赞的一本书

很快的看完了，对于一些战斗的细节，写的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主要的战争脉络，是从安庆之战开始的，当然，对于曾国藩的早期活动也有些介绍。对于主要涉及到的安庆战役、南京攻防，以及上海之战，写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很多对于太平天国不是很了解的人而言，这并不是一本很能让人理解太平天国全貌的书，毕竟对于早期的起义和定都过程，以及北伐，都语焉不详详细的战斗过程，可以推荐一下《中国对外战争史》第18册和传统的西方视角差不多，比较强调西方人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洪仁玕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当然，英法美最终是抵制了太平天国，反而和刚刚打完战争的清朝协作的很好。所以，强权才是硬道理，对于外国人太客气了，人家反而会来欺负的吧。。。中间穿插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故事，很有趣的说，也是各种为西方人辩护吧。很神奇的一点，是1864年前后，太平天国一下子衰败了。本来1861年，还是生龙活虎的。兵源绵绵不绝。不知道为何，一下子崩溃了，可能与洪秀全神经兮兮，将士们离心离德有关吧。华尔、戈登等的洋枪队，也是着力描写的。以前对于这种雇佣军其实不算特别了解。这本书，也写出了这些冒险家，可能在本国也不大受欢迎的一面吧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讨论了中美英三国的大时代背景，特别是美国内战，之前，对于这些，还是很少考虑的不管怎样，推荐一读

天国斜阳照何方？

继史景迁先生的《太平天国》一书之后，国外又一本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好书近期被引入中国，那就是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裴士锋先生所著的《天国之秋》一书。虽然国内外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这本书还是凭借其独特的视角、扎实的研究和流畅的文笔，足以在同类书籍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海外汉学著作被大规模引入中国之前，国内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从阶级性和革命性的角度分析太平天国政权，而海外汉学该领域的相关著作，由于没有收到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的影响，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两年前，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引进的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一书，主要侧重于从太平天国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异同对比角度进行分析；而这本《天国之秋》的最大特色，则在于详细论述了国际环境和外国势力对于太平天国政权兴衰的影响。在这本书被引入之前，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们大都知道：太平天国亡于内乱、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反抗和外国势力干涉。对于前两个原因，国内的相关论著已经有全面深入的介绍；但对于第三个原因，一般读者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国之秋》填补了国内太平天国相关论著的一大空白。它凭借详实的档案、日记、媒体报道等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展现了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外国势力，是如何干预并影响太平天国政权的发展的。很多读者之前可能不太明白，英法两国在1860年之前跟满清政权还处于互相敌对的交战国状态，何以会随即很快支持清政府打击太平天国政权。作者裴士锋告诉我们：如果说与清政权作战是为了扩大自由贸易的权利的话，那么打击太平天国政权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保障通商口岸稳定。扩大贸易额这个一以贯之的目的之下，英法两国与清政府的从敌对到和解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说英国政府对清政权的态度转变是出于利益考虑的话，那么像华尔、白齐文、法尔思德这样的美国人，其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或敌或友，也完全是基于权力和利益考虑。本书告诉我们：华尔和法尔思德本身，就属于美国的流氓无产阶层，他们之所以愿意为淮军效力，完全是出于生计考虑，因为淮军给他们开出的薪酬数额极大，甚至直到20世纪时，法尔思德的后人仍然在向中国政府讨要这笔高额薪酬。而白齐文从淮军转投太平军，也无非是自己想做常胜军统领的愿望被拒绝而已。无论在清军还是太平军阵中，效力的外国人都是彻头彻尾的雇佣兵身份，真正基于理想和意识形态为他们效力的老外是少之又少的。在利益主导的思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美等国不愿意支持有相似宗教背景的太平天国，而是一昧支持清政权了。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英国的传教士、媒体和民众对于太平天国政权的同情，但这些同情的舆论倾向在政客们看来不值一提。还是这些政客的后来者，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首相邱吉尔道出了问题的真谛：“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然，商业利益的考量是一个层面，英美等国不愿意支持太平天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太平天国的教义，跟真正的新教和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南辕北辙。在太平天国，真正的上帝不是耶稣，而是天王洪秀全本人，而偏偏洪秀全又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容易陷入癫狂状态的妄者。在这样的状况下，任凭熟悉西方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干王洪仁玕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太平天国政权在西方人眼中的异教徒形象。或许正是由于本书侧重于讲述国际关系对太平天国政权的影响，书中淡化了对太平天国创建初期以及天京事变前后过程的描写，而把洪仁玕到达南京、成为洪秀全的得力助手，作为讲述重点的开始。事实上，对于天京事变，国内读者已经耳熟能详，本书采取这样的侧重结构，反而能言人所未言，增大国内读者的新鲜感。在改革开放之后，华人世界的太平天国研究出现一种趋势，即改变原有的强调太平天国政权革命性、先进性的做法，一昧突出对天国政权残暴、愚昧、野蛮的批判。这种研究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太平天国说得一无是处。然而在这本书里，作者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堪称是客观、中立、经得起考验的。他既有对洪秀全反复无常和造神倾向的描写，同时也大力赞扬的洪仁玕推出的《资政新篇》的先进性，并告诉读者：虽然太平天国的征战对城市多有破坏，但在战争暂停的乡村地带，普通居民的生活和安定、平和的。同时，作者也用详尽的资料证明：在太平天国发展后期，驱逐满人的民族主义口号，很大程度上已经代替了拜上帝教的非本土宗教教义，成为其吸纳新的追随者的主流宣传纲领。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半个世纪后推翻满清政权的国民党人，会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为其先驱。作者在描述中展现的克制、理性和中立的态度，值得国内的研究者学习和借鉴。当然，本书并非没有值得诟病之处。比如它把英国支持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的主要原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内战和美国南北战争同时进行带来的棉花贸易额锐减，就显得有些过于主观。且不说中英两国的贸易额能占到当时英国总贸易额的多大比例尚未可知，单就棉花这一宗商品的走向，就能决定当时世界第一的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多少让人觉得以偏概全。然而瑕不掩瑜，这还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即使不把它作为学术书来读，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优美的文字、史诗般的记述和蒙太奇般的叙事手法，仍然具备足够的阅读吸引力。（本文发表于2015年1月25日的《深圳商报》读书版，见报时有删改。）

太平内战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以前只在高中教材里了解过这场战争，本书的英文名也可以翻译为：天国的秋天：中国，西方和太平内战的史诗故事。作者认为这是一场中国的内战，是中国内部两股政治力量的对抗，和同时期美国内战类似，而不是站在清王朝立场的“太平叛乱”和太平天国立场的“起义”或“革命”。作者从全球视角上看待这场内战，并和同时期的美国内战比较，分析其中的关联。本书有两条叙事主线，一是外国人的介入，一开始的外国传教士，因与洪仁玕交往密切，所以大力宣传太平天国，他本人也对西方人友善，愿意合作；各国驻华公使的对华态度，开始是中立，后来因为茶叶和鸦片等贸易利益和美国内战的爆发，觉得介入中国比较容易，逐渐偏向清王朝，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二是湘军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后期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曾国藩本是个文人，却被赶鸭子上架要求领兵作战，恢复家乡的秩序，他虽然没有军事才能，曾几度因挫折而自杀未遂，但他懂得用人，善于识才，能综合众人长才，是个出色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组建了湘军并逐渐强大起来，最终打败了太平军。在战争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可笑的是直接诱因是因为清政府虐待战俘，我看两方是半斤八两。从本书来看，清王朝的野蛮残忍程度比之太平天国更甚，城破之后残忍屠城，屠杀妇孺，诸王投降也言而无信的杀光。本书作者大量引用了传教士的资料，英美政府外交资料和报纸报刊资料，反映了英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对战局的影响，因美国内战爆发，迫使英国放弃对中国内战的中立立场，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本书作者最后引用了伊藤博文的一个采访，在他看来英国不应该插手中国的太平天国事件，因为中国这场战争是自然的朝代更替过程的一部分，得让它自己走完全程。他主张：“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破壳之雏，不可助其力

一百五十页的尾注的确是一个槽点，但也说明了作者的严谨。另外尾注也确实降低了对读者的干扰。整部书在较完整的时间顺序下摆出很多国人所不知的细节，例如英军烧毁圆明园也不是毫无缘故，而英国议会也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反对干预 的，另外英国政府对于清廷的支持也改写了传统教材强盗所描绘的面具 。而在书的正文尾声却慢慢浮现了一个大大的战争逻辑以及对国运的思考，我想这才是本书的精髓所在。扣掉一星是因为个别语句翻译不畅，以及个别笔误和错字。对于英国议会众人的心里描写过于繁复是最大之弊病。

失望之书

一直对太平天国有兴趣，想看一本客观平正的天平天国史，知道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但之前看过的基本史景迁让人失望，也就没有去找他的《天平天国》，终于去年出了这本火爆一时的《天国之秋》，赶快买来拜读。果然是史景迁的学生，尽管有新意，从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的角度来研究太平天国，可是论证不够严谨，凭什么说英国人的政策和行动是天国灭亡的关键推手？这个全书最重要的问题居然被裴士锋一笔带过。我只能说我又一次被那些“新书掮客”骗了。这本书唯一的好处是有些新鲜的轶闻，至于思辨力，实在是乏善可陈。7分

天国之秋

这是美国人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故事，与国内关于太平天国的书角度有所不同。中国人通常认为曾国藩和湘军剿灭了天平天国，而在西方，则更强调华尔与戈登的作用。读完这本书，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找到一个稳定的基础，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初读记录

1、1861年美国独立战争，影响了英国人的对清政策及态度2、巴夏礼等人认为和平的大清会带来贸易增长的保障，由此推动政府对天国动武，然而事实却相反：战争时期的贸易是繁荣的，和平期则反之3、洪仁玕的盲目带来对内对外的反效果4、曾国藩的所谓主、客之辩确有眼光5、书中所述慈禧1861年面对的大清局面，与传统史论观点不同

西方的视角

首先，本书对于大致了解太平天国时期的前后的人来说，不妨一读，文字用词都很流畅，通俗，读起来比较上口，不艰涩。可以说是一本叙述性的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文中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的背景描叙的一塌糊涂，还使西方的人物不停的露脸，一个个都是黄金配角般闪耀着不输于文中两个主人公：洪仁玕和曾国藩的光芒，对于深入透彻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造成了阻碍。作者有着典型的西方史家描叙东方历史的特点，总要表现西方的作用和影响。在文章中，从开始，就出现西方人物来影响我们的视野，然后再每一关键时刻，总要出现一个或一群的外国人来横加干涉，最后，纵观全局，发现，所有的都是来搅局的。不仅没有发生英国政府所期望的控制清政府，或者天平天国完成所谓的革命的结果，西方人还在其中不停的左右颠倒，连自己人都为之感到羞愧，作者在字里行间对于太平天国的一点点的惋惜，也是对于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不满。本文重点着手于意识形态的描写，以洪仁玕为代表的披着西方基督教外衣的难脱传统思想的叛军，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坚守传统儒家道德约束的清廷，双方的意识在晚清国门大破的情况下，如同水火，不能兼容。一方要挽救，试图苟延残喘；另一方要破坏，试图建立新国家。然后，双方发现，在中国，还有第三方可以利用，那就是西方的侵略者，在不断地摩擦中，双方都逐渐意识到，谁能得到西方的帮助，谁就能打败对方。所以，至此，西方的重要性凸显。然后，发现西方原来也有所图，他们在做梦般的针对双方瞎搀和，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逐渐的把太平天国拖垮了。然后，作者对于双方的日常政治活动描述的较少，不能使人很好的了解适时的双方情况，一直着力于洪和曾，总体来说，还是感觉没有很好的了解中国，着力点的力量还不足。最后一点就是，书籍的最好，美国同样发生南北对峙，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如此的迥异，不得不让人深思和感慨。

大开眼界 大开脑洞

都说“开卷有益”，但这“开卷”究竟有什么作用，却一直是众说纷纭。读了几年书发现，书中没有谁家的颜如玉——靠读书勾搭妹纸早就过时了，也没有什么黄金屋——非目的性的读书大概是现今性价比最低的自我投资之一，但书的价值却依然恒久不变也没有什么其他事物可以替代，那就是开眼界、开脑洞。眼界和脑洞听起来有点关系，但又是不一样的。眼界可以是外人给的，读读远方的文字、听听他人的故事、看看外面的世界，眼界自然而然就会开阔一些；脑洞却是自己打的，若没有点自虐的倾向、质疑的精神、对白日梦的热忱，且时不时把脑门撬开用钢笔铅笔圆珠笔往里面戳两下，这脑洞是怎么都开不来的。被动的接受也有可能开眼界，但只有主动的接受才能脑洞大开。而开脑洞又不是件简单的事，这过程中多少有点苦行僧的味道。读这本《天国之秋》简直就是一次修行，原因很简单：它太有趣了，却又不太好读。这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读之前先翻一翻最后长达一百页的注释和引用书目，就能很直观的体会到这本书的学术范儿。若将史学著作区分为史书和史论（这区分方法很不科学，我随口一分的，别当真= =b），这本书大体能算是史书，却又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它明明是史书的内容，却又太碎片化、太不完整了，完全是史论的写法。常见的史书体例有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等等，《天国之秋》与之皆有不同，若说相似，大概只能说它是纪事本末体了——但是本书连纪事本末的过程也没有按照历时性书写，选择的事件记述也并不完备。若是之前读过一本太平天国史或者了解整个太平天国的历时与重大事件流程，《天国之秋》将是一本很好读的书。遗憾的是，笔者没读过也不够了解，因此不得不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跨越于年表、本书内容、网上的延伸资料或细节阐述之间，使这本书读起来颇为费时费力。倘若本书枯燥无味、毫无创意，大概笔者也就将其弃了。可是这本《天国之秋》偏偏又有趣的很，几乎是在用一种不仅没有见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视点来阐述太平天国的兴衰。因为难读而将它弃置是非常愚蠢的，这本书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是一盆螃蟹爪，壳有点硬肉也不太多，但吃起来绝对够味，只要对自己的牙口有点自信，这绝对是一道佳肴。若是将《天国之秋》的观点奉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全部见解其实也是片面的，就如同看完本书之后会认为自己曾经接触到的见解很片面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的见解对于一个读惯了华人视角晚清史的读者（尤其是对大部分只读过历史政治教科书上对晚清史的见解的读者）来说，它的观点几乎是颠覆性的。教科书上对太平天国的定性是旧式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结论是农民起义无法救中国；而本书对太平天国的定性更倾向于基督教政权（虽然是伪的）起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汉族反抗满族统治，而不是中华民族反抗列强殖民），且本书认为若没有英国政府自以为是的干涉，没准中国今天就信基督教了。这种观点很有趣，很新颖，很歪门邪道，笔者很喜欢。本书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分析历史事件，而是以更为广阔的全球政治经济视野来看待这段历史中的复杂多变的各势力关系。裴士锋看到并证明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自晚清开始便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说明了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件也会随着商船漂洋过海直接影响到西方国家的政经形势甚至对其经济命脉造成威胁——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本书其实也在讲这样一个道理，这还是很辩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英国由于其殖民地战乱影响到其经济利益从而促使政治掌权者为保证其经济平稳而涉足战争，这观点也是非常唯物史观的。这样看来，本书似乎也就没那么新颖，没那么歪门邪道了，但它依旧很有趣，笔者还是很喜欢。《天国之秋》的精彩之处就在这里，明明是一本颠覆自己认知的著作，但读起来却不会招来读者潜意识里的抗拒，在简单的史实与推论之下，这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被接受了，而且吸引了读者的认同。大概是因为本书并没有使用什么晦涩难懂的历史逻辑做因果分析，而是使用那些最简单不过的日常逻辑将事件的始末贯穿下来，它符合大多数人的逻辑思维，也就更容易被大多数人理解认可。由此看来，本书所谓难读不过是在于对其背景的了解，而不在于对其逻辑的理解，这《天国之秋》毕竟是史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与《存在于虚无》之辈相比还是要平易近人很多的。书中涉及到的细节有很多，不过在笔者的职业病引领下，绝大部分视野被聚集在了一个本专业的实例上，即：传媒的力量。不过这“传媒”不是指“大众传媒”这种形式，而是那些直视中国事件的外国人对其政府上交的事件报道对政府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换一种说法更贴切，那就是“话语权的重要性”。既然本书将英国的影响看作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及一下英国对晚清施加影响的依据为何。19世纪中叶前后，西方各国对华的实际了解主要依仗于各国驻华公使的汇报和传教士、记者等人的文章，因此，这些拥有对外话语权的权贵之言比实际上在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什么要重要得多。英国议会的政治决议并非根据事实而决断，反而是根据“他们听到的事实”。这也就代表，拉拢这些西方权贵，就成为争取西方支持的唯一手段；也说明了，在这些权贵遵从自身立场之时，他们的个人判断、个人倾向，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英国政府的立场与倾向。在对外关系上，对于太平天国而言，他们的幸运是拥有一名亲西方教派的总理洪仁玕，他们的不幸是天王洪秀全及其他权力诸王对洪仁玕的对外政策并不完全支持；对于清廷而言，他们的不幸是自古的藐视番邦外夷的传统得罪了众多西方人士，但他们的幸运是，无论是因为利益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驻中国舰队司令河伯、甚至曾经亲洪仁玕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太平天国运动最关键的时刻都倾向于清廷阵营。随之英国的中立政策变得名存实亡，军事援助清廷得到政府的变相承认，当英国政府突然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时，太平天国已经无力回天了。太平天国曾摧枯拉朽席卷清廷最富裕的省份，但当这栋参天大厦倾倒之时，最先扯断其筋骨的，竟然只是几个外国人的几纸书信、几番言论。有权利说话的人是可怕的，会说话的人是可怕的，说话有人信的人更是及其可怕的。传媒的重要性、言语的重要性、甚至是控制舆论导向的重要性，也就都不言自明了。一本史书能牵扯到如此奇葩的角度，大概也只是笔者脑洞开的略大了些。不过能让人开脑洞的书，终究算是好书——那些坏书，巴不得读者抱着它团团转，将里面的片面和武断奉为经典一日三拜呢。R2015/09/14

非常不错的书

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不知道太平天国起义的，听了很多小说、传说，正史、野史解说不断。而这本书则是将太平天国当作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角度做了描述，还原了战争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将太平天国起义放到中国当时被西方列强的入侵状态下，进行宏观的描述，既分析西方列强入侵对于战争走势的影响，又分析了儒家和传统代表的曾国藩和作为亲西方和渴望现代化的洪仁玕之间，两种观念的剧烈碰撞。书中分析突出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也分析了太平天国战争怎样塑造近代中国。基辛格和史景迁也撰文推荐此书，更有读者赞扬普拉特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他的师父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一书。

基督与秀才

1863年9月，受朋友引荐，容闳在湘军大营里见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这位美国海归阅历丰富：耶鲁毕业后，他先在美国公使馆和上海海关工作，后来自己开航运公司，在战区倒卖过茶叶。三年前，容闳曾考虑过为太平军效力，在南京与洪仁轩的会面中，他态度高傲，坚持对方要满足自己的各项条件。但在这里，在被湘军血洗过的安庆，他却完全被曾的气场震慑住，“几乎卑躬屈膝于这位湖南将军面前”。在容闳眼里，此时的曾国藩“权力之大，几若王权”，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此时已是湘军起兵的第十个年头。没有人料到这支由翰林院书生统帅，在地方团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军队，最后竟成为独木支大厦式的终极力量。1854年，因为作战惨败，曾国藩两次试图自杀，招来官场同僚的一致鄙夷，没人愿意出手支援他，甚至公开嘲笑之。但现在，湘军不但完成了捍卫湖南的最初目标，还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江浙皖赣四省，“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敝人之旗帜”。可这没有让曾国藩感到轻松，相反的，他经常心悸和失眠：“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写过《上帝的中国之子》（大陆翻译为《太平天国》）的史景迁，认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奇的人和事情之一。”其实湘军崛起的传奇性，相比而言丝毫不逊色。1851-1864年太平叛乱期间，在国内其实有三股力量在较量：遥遥欲坠的北京中央政府，以湘军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方督抚势力，以及杂糅基督天启、儒家大同乌托邦和反满民族主义的太平天国。它们之间的三角关系，加上外来西方势力的介入，变得更错综复杂。当时已有几千名外国人在中国定居，包括领事馆等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商人、新闻记者、传教士等等。这些局外人的参与和旁观，使太平叛乱实际上成了一场国际舞台上的内战，其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外交与军事干预的影响，“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新书《天国之秋》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关注“在全球语境中局外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影响当时中国局势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博士毕业于海外中国研究重镇耶鲁大学的裴士锋，多少受到了系里明星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影响：喜欢从边缘看中心，对人物心理、社会日常生活、战争具体过程等历史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痴迷。钱钟书曾讽刺这类历史学者是“失败的小说家”，确实，海外汉学的这一派不免琐碎，经常犯一些低级文本释读错误，而且会在材料允许的范围之外大肆发挥。但不可否认，他们至少有血有肉地重现了历史，让读者不觉得枯燥，有身临其境之感。太平叛乱背后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其宗教色彩所掩盖了。要知道，其最早发起人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在信基督之前，都是读过四书五经，却未能中举的穷秀才，即“边缘知识分子”。这类人的共同特点在于渴望出人头地，但现实却是出路无着；有满足个人欲望和治国平天下的双重需求，结果承受着理想和现实落差带来的双份苦痛；较高的教育水平，又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动员、组织和宣传能力——不管在任何时代，边缘知识分子数量若太多，无疑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咸丰年间的清朝正是如此。在“康乾盛世”过后，人口猛增，教育普及，但是科举考试授予的进士和举人数量却没变化，一半的官职还被满洲人垄断。读书人凄凉地发现，相较于几百年前，科举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已经大大收窄，靠读书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困难。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像洪秀全那样埋头苦读却屡试不售者，当时放眼望去，真是比比皆是。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靠游幕、教书、写诉状等，谋取一些微薄的收入维持生存，感觉不到自身价值所在。1843年拜上帝会成立后，到处捣毁佛寺和孔庙，焚烧儒家典籍，公开的理由当然是“反对偶像崇拜” 基督教义。至少威尔士籍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是这么理解的，他在苏州看到这一幕后，顿感“将基督新教输入中国的决心”大大加强了。但这种反常的激进行为，其实也可看作孔子所代表的“学而优则仕”美梦在穷秀才心目中的彻底破灭。在1846年所著的《天条书》里，洪秀全还想象过自己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罪人孔丘捆绑到上帝面前：“天父上主皇上帝甚怒，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但光靠拜上帝教，按裴士锋的说法，“还不足以催生出军队”。使太平天国从一场宗教运动转变为武装起义的，“乃是从外地移来广西的客家人和当地人发生的土客械斗”，而这也是人口压力的结果。对客家人来说，加入拜上帝教，主要在于其教义和组织能帮助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来威胁。1850年，在土客的又一波械斗中，当地官府准备捉拿“乱源”洪秀全和冯云山，洪顺势要求所有信众都变卖家产，集中起来准备展开行动，这就是著名的金田起义。曾国藩是在1853年1月太平军北上出广西，入两湖时，得到皇帝诏书，要他在湖南办团练的。曾学士刚从北京回乡没几个月，正在为母亲守丧，按儒家传统礼仪，他必须守完三年后才能重新出来工作，否则就是“夺情”，会召来清流的不满甚至弹劾。孝子曾国藩根本不想打仗，于是草拟了一封声泪聚下的奏折准备婉拒——就在这时，传来太平军攻陷武昌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在父亲、诸弟、朋友的一再劝说下，他改变想法，撕毁草拟的奏折，接下团练大臣之职。湘军士兵由统兵官在家乡亲自招募，私人关系极强，一个营的士兵都是同乡、朋友甚至亲戚，入伍前要登记亲属，违反军规一律连坐。考虑到大部分士兵都是贫苦农民，曾国藩把薪饷提高到绿营兵的近三倍，俘杀敌军、缴获物资还有额外奖励。曾始终认为自己是文人，而不是军人，“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所以在他看来，“剿匪”除了需要铁军外，更重要的是打赢“道德价值之争”，不战而屈人之兵。若不能从意识形态层面反击拜上帝教，彻底剿灭太平军就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方面，进士出身的曾国藩就是落第秀才洪秀全们所望尘莫及的了。太平军的宣传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比如永安诏书中，洪秀全可用“天父皇上帝的第四次显圣”之类的话激励士气。但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便发现相对于两广，拜上帝教在江南的吸引力在大大减弱。太平军不得不采用双轨办法：对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仍然以宗教动员为主；对于不信教的江南地区，考虑到其两百多年前激烈抗清的历史，则祭出“驱逐满人，汉人当家”的大旗，称咸丰为“满洲妖”，称满人是“狗鞑子”，称北燕地区为“妖穴”，等等。但这些不足以挽救人心，尤其1856年后，江南民众开始以“粤匪”称呼太平军。清军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把作战最勇猛的两广老兵称为“真长毛”，与后来加入太平军、战斗较为消极的长江中下游新兵区别看待。除了众所周知的腐化、内讧外，掏空太平天国基础的，还在于各种不合理的乌托邦政策。太平军控制区的居民毫无个人自由可言，个人财产须上缴“圣库”，不得经商，不得随意迁徙。军户家庭被拆散，分别编入“男营”、“女营”，规定在攻下北京之前，即使夫妻都不能见面，更不能同房，违者处死——当然，三宫六院的洪秀全和诸王们，是不受这方面约束的。与太平军或装神弄鬼，或近乎街头谩骂的各类官方文宣不同，曾国藩写得一手漂亮的桐城派古文。他的《讨粤匪檄》巧妙地绕过了清王朝统治合法性问题，超越满汉，将湘军与太平军的对立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一问世便在南方广为流传：“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的幕僚王闿运后来在撰写《湘军志》时，指出湘军将领“率以文员领之，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余悉用生监。”所谓文员、生监者，即穷秀才，“边缘知识分子”也。如果说太平军是“基督军”的话，那湘军无疑就是“秀才军”；前者崇上帝，后者奉理学。湘军极其重视思想建设，军中读书人除了指挥作战外，还担负着反复向士兵灌输忠君爱民、杀身成仁的儒家思想的任务。考虑到普通士兵的文化水平，曾国藩亲自撰写了平白如话的《爱民歌》，其中详细罗列的注意事项，简直就是后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矛盾的是，崇孔孟之“仁”，把“爱民”奉为座右铭的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却冷血地建议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1864年在围攻南京时，曾国藩也主张禁止妇孺出城，裴士锋指出，这是为了“迫使叛军供养城内全部居民，将使他们更快饿死。他不希望他弟弟无意间让任何叛军家眷活命。”湘军和太平军都是意识形态统摄的武装集团，眼里只有最高目标，为之不择手段，既不怕死，也不顾生灵涂炭。因此，太平叛乱就成了“十九世纪破坏最烈的战争，也可能是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战争。”湘军最终能战胜太平军绝非偶然：它的将领更自律、组织更严密、意识形态色彩更强，还顺便把边缘知识分子纳入体制内，给了他们通过暴力机器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这些都依稀能看到后来“以俄为师”的北伐军和工农红军的影子。而一手哲学，一手军队，兼圣贤与将领于一身的曾国藩，则开启了近代中国一种全新的领导模式。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可以说都是曾的学生，只不过孙出师未捷身先死，蒋半途而废，真正青出于蓝的，还是那位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湖南后生。财政、军事、人事皆独立，甚至不听中央号令的湘军，再进一步就与北洋军阀无异。所以曾国藩在鼎盛时期解散湘军，告老还乡，但后人就没有那么克己复礼了。曾国藩当然预见不到身后的事情，但他似乎隐约感知到了什么。在家书里，他告诫子弟：“尔曹唯当一意读书”，只有悠游读书的岁月才是最快乐的，而兵者乃不祥之器，权力也是，所以“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已发表于第708期《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不错的好书

其实我是冲着基辛格的评价买的，他说：“裴士锋生动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所夺走的人命之多，在人类史上名列前茅。它的深远影响，在当今中国仍未消失。《天国之秋》是由第一流历史学家和杰出作家完成的引人入胜之作。”史景迁也写过这方面的书，但是都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拜读，找个时间恶补一下。

天国之秋

外观很大气，是精装的样式，封面上的画，大气素雅，承托出历史的凝重感、沧桑感。一种内敛而深厚的美。内容讲的是太平天国的往事，还没有仔细阅读，对那段历史一直都是朦朦胧胧，知之甚少，这部由外国人写就的历史，又将如何描述那段动荡悲戚的往事？

洪仁玕救不了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就是农民起义，即使有了洪仁玕这个受过洗的真基督徒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粗略过滤一遍历史，从黄巾军到义和拳再到我朝，宗教从来没有远离农民起义的组织串联核心，从民间信仰到政治诉求是其一贯发展路线。说谁有先进性都是胡扯，洪秀全早期史料缺乏，后期无论从任何史料来看都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强烈质疑他曾经试图考过秀才，读过什么圣贤书。“即自今四周来朝，万方统一。东方贡大妹，西北献娇娃。太平天一统，天福尽堪夸。”这种狗屎一般的顺口溜能是个考秀才的人写的么？就是个识几个字的神经病。本书胜在材料与视角，对于同时期的英法联军行动与英国议会决策过程对事件的影响是其他类似著作极少甚至没有涉及的。

天国之秋

厚实的书，正文的纸张和彩页的纸张都很不错，封面设计体现了历史的优美与沧桑。无论历史事件发生的如何惊天动地，到头来，都将变为纸上墨迹，手指拂过，也只能用心体会。字里行间透出的凝重感也只是历史时空交错那一霎，火花过后的冷灰残迹。

第一场全球化的内战

《天国之秋》这本书虽然是讲太平天国，但其实是在讲述太平天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在中国的大事，并通过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将其串联起来。比如英法联军北上攻打京津以及签订北京、天津条约这段历史和后来发生在太平天国区域内的事件之间的联系。贯穿全书始终的是从西方史料（尤其是英国方面）中挖掘了很多英国政府、媒体及西方在远东的外交官、冒险家、雇佣兵、传教士等等比较突出的个人对太平天国的观察、以及对历史进程发生的影响。在中国方面本书主要着墨于洪仁玕这条线索以及他个人在外交方面的建树与失败，而对湘军方面人物除曾国藩外均着墨不多。当然，这一点可以通过阅读国内相关著作来弥补，比如本书校对谭伯牛的著作《战天京》就是完全的湘军视角。裴士锋这个视角提醒了我们，太平天国可能是中国第一场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战争，而非简单的农民起义。它是英国利益在亚洲参与的众多局部战争之一，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内战有外国人和外国利益参与的先河。在这场战争中，外国军队、外交官、传教士、雇佣兵这些角色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是在之前内战（甚至农民起义）从未看到的，这一点在后来近百年的中国内战中不断地被复制，而其滥觞都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从出生到死亡几乎都是全球化的产物。首先，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某种影响。洪秀全之所以将精神失常后的异梦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全赖其手中的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本书是广东人梁发所写。梁发年轻时在广州加入十三行并结识了来华传教的传教士morrison，受洗入教并随其游历多年并在马六甲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成为了牧师，并在1832年写就了这本《劝世良言》。此书在广州一带流传，而洪秀全正好是广州郊区花县人，偶然得到了这本小书。倘若洪秀全是河南人而非广东人，恐怕不可能提出和基督教有关的意识形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国的主战区集中于中国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南省份，使得整个战争都有英法美等西方各国的卷入。由于通商口岸的开启，保护侨民和保护贸易成为了英国官方可以介入各国内部事务的理由，这也使得太平军的很多军事行动不得不投鼠忌器。洪仁玕试图争取利用外国人在东南沿海的资源，提出了“购买洋人汽船以在长江运兵”，并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计划。但由于驻华的英军强烈倾向于维持现状，这使得所谓的“中立”变成了对清朝政权的支持。不但洪的计划没有实现，最终实现“汽船运兵”的反而是李鸿章的淮军，使得太平军受到夹击。此外在本书中主要提了三个太平军和英国军队近距离接触的事件：李秀成入上海遭英法联军以保护领地为名炮击，陈玉成在汉口被英国外交官警告勿打汉口，以及英国海军在宁波以一个很小的藉口攻击太平军。这三个地点都是通商口岸，从结果上看，英国的存在都使太平军都吃了大亏。此外，很多外国个人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南京条约》打开通商口岸以及英国得到香港岛之后，使得一批外国人涌入中国沿海地区，外国侨民的存在使得战局的参与方变得更复杂。这些人随着英帝国的扩张和扩张，很多人恐怕在英国或美国国内算不得什么人物，不出国的话恐怕泯然众人，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记，但他们身上流着冒险的血液，渴望在远东有一番事业上的作为，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表现自己。这些人不但包括外交官、传教士、商人、记者，也有冒险家和雇佣兵。外交官和传教士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试图引导政策。伦敦和上海远隔万里，资讯不畅，国内获取信息主要渠道即为外交官撰写的官方报告以及英文媒体的报道。外交官通过官方报告向伦敦将政策向他们希望的方向引导，而体制外人物的主力是传教士，他们在媒体上撰文 - 以期影响国内的读者，尤其是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议员们。洪仁玕的策略是邀请传教士访问南京，并通过与其相熟的传教士对外大力宣传太平天国友好的对外政策。这一努力在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相当一部分传教士从宗教角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同情“同样信仰基督的天国”。他们尤其对洪仁玕本人寄予厚望，认为他和北方不同事理的清朝大员对比简直是更适合与英国合作的人。这些舆论试图说服英国政府支持太平天国，而且确实成功了影响了几位议员。然而驻华的高级外交官们则完全不这么看，他们的观点 － 基本是卜鲁斯和巴夏礼的观点，是持“维护现状”论，也就是支持清政权。他们首先并不认为洪仁玕有何特殊性，完全没有因为他的传教士背景而另眼相看。相反地，他们要么认为太平天国和清朝没有本质区别－都一样败坏；要么认为这些农民素质很低，更不值得信任。这些想法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的根据，很多只是由于个人的偏见和坚持，比如卜鲁斯甚至连洪仁玕的书信都不拆开看！但从结果上看，英国政府更信任他们任命的上级外交官如卜鲁斯、巴夏礼的观点，而传教士以及下级外交官的观点总体不被认同（比如那位对中国叛乱颇有见地的领事密迪乐的报告完全被忽略）。因此，虽然洪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策略完全失败了。某几位外交官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大英帝国在世界偏远地区政策的走向，这并不罕见。然而问题在于，职业外交官（尤其是高级外交官）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储备、见解、感情的影响。他们的驻地不断变化，使得他们对当地的认识未必深入，加上偏见的影响，判断出错的概率相当大。大英帝国部分官僚的个人判断错误对地区历史造成深远（负面）影响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中亚、中东都尤其突出（在喀布尔颠覆政权、在中东强行划分领土等等）。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也是其中之一。书中多次引用几十年后伊藤博文对英国阻止太平天国的评价，认为这是大英帝国在中国犯下的最大错误。然而可悲的是后来承担这个错误的是中国而非英国。强势的发达国家的小人物往往就是可以对弱势的不发达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令人无可奈何的。谈到强势发达国家的小人物，另外有很大影响的一群人是冒险家和雇佣兵，他们的方式则是直接成为武装力量。这些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有云泥之别，但他们闯荡世界，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不顾危险，穿行于世界各处战场，只看是否有人出钱，是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多人都参与过克里米亚战争，中亚大博弈，或者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他们在东方所仰仗的是更专业的军事训练，更精良的武器，以及强烈的进取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不少西方小人物在东方脱颖而出成为英雄，也有更多的人拿生命当赌注最后身死他乡。而太平天国战争则成为了这些人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场亮相。最早试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出人头地的是洋枪队一开始的头领华尔（Frederick ward）。华尔拥有典型的雇佣兵的一生，未读完大学即辍学到处闯荡，1850年代初加入了william walker在拉美的的私人武装，在墨西哥征战。后来又加入法军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然后1860年跑到上海组织洋枪队，其队员无非是一群酒鬼和逃兵。他的远东“菲林巴斯特”（“Filibuster”）命运和walker在拉美的命运几乎一致，walker在尼加拉瓜一度成立政府，然而最终身首异处。华尔在亚洲也未及两年战死于宁波，结束了其拿生命豪赌的一生。他的继任者英国人Charles Gordon则幸运得多，当然他的职业素质也要比华尔高不少。戈登是军事科班出身，曾在英军任职，华尔死后接手群龙无首的洋枪队并改善了管理，和李鸿章淮军一路西进攻城略地，战后受维多利亚女王封爵，日后再赴非洲多地历险，足迹遍布埃及、刚果，最终官拜苏丹总督。他和在阿富汗的Eldred Pottinger，后来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成为了英国下级军人在东方冒险的佼佼者。从另一个角度看，Gordon大概是最早的一个在中国内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外国人。此后李鸿章雇佣私人外国军事顾问成为惯例，外国人的身影也从清末延续到民国。试问袁世凯、革命党、民国各路军阀及国共两党的军队里，哪个没有几位外籍雇佣兵或军事顾问呢？

读《天国之秋》

屋外开始下雪，不知明早会不会有厚厚的积雪，据说明后天是暴雪，还要达到宣城市史上最低的零下十几度，想来可怕。学习过中西方思想史后，对于海外中国研究就颇感兴趣，每每遇到有新的海外中国研究大家的书被翻译成中文就特别想看。最近连着读完了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怖》和裴士锋的《天国之秋》。作者从内外两条线叙述太平天国运动，内部包括清政府的应对和太平天国的攻击，外部则重点阐述了英国政府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从中立到帮助清政府的干预。作者说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站在清政府的立场将这场运动称为“叛乱”，而他则以“内战”这个中立词汇形容这场运动。西方强调自身对这场运动成败的影响力，而作者力图不偏不倚，兼顾内外两股力量的作用。书中重点讲述的几个人物是洪仁玕、英国（驻华大使卜鲁斯）、曾国藩，次重点人物华尔、戈登、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和若干传教士。前几章，以洪仁玕为核心，沿着他的足迹从广州到香港再到南京。原来真像中学历史课本所述，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唯一具有现代视野的洪仁玕，在香港接触了西方文明，与传教士和谐共处，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他带着某些现代文明的想法去到南京。然而众人皆醉唯他独醒也没有办法，以他为桥梁或能连接传教士，进而赢得西方的支持。从南京城内传教士的数量和后期传教士的表现，再到他被洪秀全撤销总理对外事务大权，这个作用始终没能发挥。第六章曾国藩出场，他组建湘军，怎样夺下安庆，引述了诸多他的日记，展示他的内心独白。这个儒家士绅内敛深沉，克制隐忍，尤其是最后成功剿灭太平天国，几乎成为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竟然没有另起炉灶称霸，而是仍在清廷的统治下俯首称臣全身而退，赢得身前身后名。只可惜我对曾国藩原就知之甚少，除了知道近些年曾国藩家书卖的很火，大约他的人格修养非常高尚。运动爆发之初，除了不准太平军占领上海外，英国对华政策一直是恪守中立。英国国内舆论有支持清政府，也有支持太平天国。导致英国政策倒向清政府的转折点在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的战争影响到英国的世界贸易格局，为了平衡在美国内战中受到的损失，英国做出的判断是帮助清政府消灭叛军，恢复和平的秩序才能保证贸易收益。然而李鸿章在占领南京后对太平军的残酷暴行传入英国后，英国舆论又认为帮助清政府如此冷血的政权是个巨大的错误。按照作者的说法，英国贸易保持红利是发了战争的财，恢复和平后的英国贸易反而下降。这里有个国际关系的问题，国家间到底有没有人道主义援助的存在，还是只有绝对的利益？受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的教育的我，至少到现在还是认同利益说。在外国干预中，有两个代表人物，即作者谓之被西方历史塑造为拯救中国人的英雄——美国人华尔和他的继任者戈登。在作者的笔下，戈登还算有原则的人，华尔则是为了利益没有原则的亡命之徒。尤其是他们招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总体数量不多，加上武器又不比太平军厉害太多，所以他们在这场内战中虽有作用，但远没有西方史学界强调的那么大。认同豆瓣上维舟的评论，本书最大的亮点有二，一是它的全球视角，把这场内战放在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关注内外势力的互动；二是历史写作的生动故事性。广度有余，深度不足，易读。装帧精良，书封悦目，硬面白色羽毛赏心，就是注释占了那么多页有点坑啦。裴士锋的另一本《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简体版最近出了，瞧，这个议题也是很有看头对不对。2016年1月20日20:40

了解天国运动的入门读物

这可能是目前较为客观以西方观点讨论太平天国的著作。与国内以阶级性脸谱化分析太平天国不同，作者将其放入了世界1860年这个大背景下面着重细节的讲述了大沽口之战、安庆之围、上海之战以及南京攻防战，情节引人入胜中间穿插西方各大主流媒体英国政党的时政评论。一改国内在近代史中脸谱化的描写西方列强反面形象，各方利益与争执表现的淋漓尽致。

有意思的外国人史观

电脑崩溃3次，没太大心思再写全了。总之，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补充史料。站在外国信息，还原了一段太平天国时期的面貌。相比我们的史观重视态度和事件，外国人的东西更喜欢着重在人。就好比洪仁玕，教科书上只说他是太平天国引入资本主义构想的第一人，可有几人知道他是正式经过洗礼的基督徒？扣的1星在于我认为这个还是写得太国外的那种，个人英雄引领世界的感觉。缺乏对当时中国的了解，以及对太平天国崩溃的真正深刻剖析。

不同视角，不同观点

全书从19世纪世纪历史角度切入，对中国太平天国后期历史作了全方面的描述，对相关历史人物包括咸丰皇帝、曾国藩、洪秀全、洪仁玕\等人物，从言行到内心世界都作了生动全面的叙述和刻画，对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作出分析和描述，对国外史学界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看法。

两句重要的总结

“除了想改朝换代，未体认到任何职责”的“恶魔”。“他们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旧统治者带来的危害”，“他们的使命似乎就只是在阻止（中国）以文件方式阶梯，就只是在毁灭它，而且其毁灭方式荒唐骇人，又未植下复兴的种子”。“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这种恶魔，那是停滞型社会生活的产物。”因为整个中华帝国没有前途，其无可救药地沉溺于古代，从而与境外快速改变的世界脱节。“朝廷之弊在于体制的全然去交，在北京未先改革之前，要在诸省追求改革，乃是徒劳。”“这个时期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对治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除了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这两段话应该是整本书对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的总结。两个政府对待改革的错误方式决定了它们的命运。两个政府都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如何去改革，太平天国打着改革旗帜倒行逆施；清政府空有改革意识却个个袖手旁观。在这场失败的革命中，最痛苦的，是平民百姓；最失落的，是企图捞一笔肥水的列强。什么才是改革，什么样的改革才会成功，不在这本书讨论范围，继续研究学习。

天国之秋 不一样的视角

很详尽的文献资料，从西方人的角度、从世界的高度来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其中一次内战，死亡人数之多 无出其右者。在战争末期，按照曾国藩的日记所记述：“吃人，买卖人肉已经不是新闻，但是现在。。。在安徽。。。人肉变贵了。。。”洪仁轩到了天京之后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希望能够通过太平天国的教义争取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支持，但是旅居香港仅仅是一段时间的洪仁轩对于西方基督教的世界并不真正的了解，因为宗教教义的分歧，欧洲曾坐视君士坦丁堡沦陷，东罗马帝国灭亡，洪秀全的“宗教”又有什么资本能够打动列强呢？不过英国议会对于中立还是选边讨论了十年。。。而在洪仁轩掌权期间，在其示意下，无论是陈玉成还是李秀成，都对于英国人，甚至是仇视天国的法国人采取了最大的克制，哪怕是为此而放弃上海，放弃武汉三镇。而令洪仁轩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英国在全球贸易的两个最大的市场同时陷入了内战，一个是棉布的原材料生产国，一个是棉布的倾销地。为了不让自身经济崩溃，英国不再冒险，最终开始帮助清军：不再向安庆走私粮食、将淮军用汽轮在太平军的注视下运至上海、组建常胜军攻占宁波、苏州。。。 但是随着清军一次次的屠城与杀降，英国人的自尊又迫使他们退出了战争。但正如作者所说，在英国人就中立、参战之间摇摆不定之际，有一个中国的文官一直坚定的执行着自己的信念，带领着他的“工兵”，从安庆围到天京，目标从未改变，到了最后，即便英国人再次退出也再也无法阻挡他的步伐与他的成功之路。曾文正公，的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三个半圣人中的那半个。最后，关于伊藤博文对于这场中国内战的看法，也的确让人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悲从秋来

当林肯在葛底斯堡用修辞细腻的语句庄重地喊出“all men arecreated equal”时，我曾驻足过的南京—当时被称之为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忠王李秀成正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如果以那场异梦为时间起点，洪秀全已经度过了二十六个年头。二十六年前的那场异梦没有摧毁、反而造就了他，让他从孔子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短短几年中，他由一个落魄文人，变成了拥据江南富庶之地的天平天国之天王。占据天京七年之后，当洪仁轩与李秀成正策划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之时，另一场与太平天国看似毫无干系的战争也在太平洋彼岸的新生国家打响了。与此同时，时年四十九岁的曾国藩正在安徽陡峭的山谷中为因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而仓皇出逃的咸丰帝落下男儿泪。正是1860年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开启了太平天国终结之剧的序幕。太平洋两端的流血裂解之路给英国决策者造成了困局。要知道，美国与中国是英国的两大市场，同时发生的两场战争已经危及到帝国的经济命脉。如何化险为夷？最有胜算的办法似乎是扩大在华贸易。那些来自媒体的政情观察家与议会的帝国政治精英激烈地争论着，帝国应该站在腐败无能但仍是正统的清政府一边，还是站在教义与帝国相近的太平天国一边。最终，利益战胜了宗教和道义，帕麦斯顿首相选择了清政府，就这样“吸血鬼舰队”从英吉利海峡出发了。但曾国藩不买英国佬的帐，他瞧不起这些洋人的文化，认为他们不懂儒家的忠信之道。他甚至不买恭亲王奕的帐。这易于理解，此时的曾国藩是满人唯一可以倚重的、预期可以平叛的“股肱之臣”。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瞧不上的这股洋人力量反倒帮了他的大忙，正是这些洋人将李鸿章新建的淮军运到了上海，之后又帮助李鸿章攻克苏州，使得太平军东西不得兼顾。在忠王李秀成抽兵东顾之际，曾国藩杀出了一条血路，一路东进，终于包围了天京。两年后，天京陷落，天国如秋叶般落地。后记我又想起三年前认识的那位李姓长者。记得当时，他笑着问我，看了这么多书，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难过？当时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从未这样觉得，每次看书得到一个我自认为言之有理的答案，会获得一种愉悦的满足感。可你一次次地看到历史上那些相食相残的血腥残酷，你还能愉悦的起来吗？当你读到曾国藩劝曾国荃“勿让妇孺出城”的理由竟然是迫使叛军供养城内全部居民可以使他们更快饿死这样的一幕时，他还是你心目中那个以淡泊修身自省的曾国藩吗？历史的黑暗，黑暗得让人不忍直视。或许，在这样的悲剧中，人性当中魔鬼的一面战胜了天使的一面，人人都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

太平天国之秋

这本书一早就看到了，等了半个月才到。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从美国人的视角讲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那段太平天国历史，独特、新颖，亮点很多。立意很鲜明——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那个时期，外国人的外交与军事干预对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很大，很多国外学者站在他们的立场看待这场战争。但是裴士锋选择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角度客观评价太平天国之战。

几点杂乱的笔记

- 洪仁玕是香港基督传教士助理，英文很好，对基督教义有很好的了解。在太平天国初期，以圣经作为重要宣传教义，始终对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表示友好，但英国人在整个内战期间，名义上保持中立，对清朝政府的倾斜显而易见，重要考虑因素乃是中英贸易。- 太平天国的十五年与美国南北战争几乎契合，英国承认美国南方政府，对其销售军事武器，但始终不承认太平天国的地位。实际上，太平天国在六十年代初的顶峰时代已完全具备独立政府态势，可以与清廷抗衡。- 英国政府对于中国内战的局势基本基于严重滞后的通讯消息（最夸张的“时差”可达半年）和个别官员极具偏见的意见。- 不论太平军如何向外国人示好，清廷终归是容易控制的政府。而华尔等“外国流氓”也得逞将组建的逃兵、盲流外国雇佣军销售出去。- 曾国藩作为汉人，对满清政府的忠心的确令现代人匪夷所思。临危受命的他一定是有天助的！何以总能转危为安（求死不能、化险为夷？）！其迂腐的士大夫气又让人气绝。你说他明哲保身，他却敢于不顾清廷命令而根据现实情况自作主张；你说他才赋异常，他却甘于俯首满清，深怕得罪了北京的同僚，一心想着以后回朝如何相处。明明已到了被神话、军事势力可以呼风唤雨的阶段，还一心“报效祖国”，全无二心，也不许弟弟曾国荃有二心。- 洪秀全和洪仁玕这对表兄弟最后都以疯癫收场。洪秀全的疑心病更是到了匪夷所思地步，稍有风吹草动被要剥人皮可不吓人？可见后来的毛泽东，类似的出身，心胸和气度如此不同，才不至于丧心病狂，白白扔掉十几年的革命成果。- 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战争都是可耻的！所有对于战争的记录，能激发的都是对广大百姓的悲悯同情。战争造就的，一是麻木，以至于精神溃烂，对生命的残忍令人发指（几段英兵的日记我实在复述无能！）；二是愤怒，对无知无情人性的愤怒，但又无从释怀无从解救的愧疚。- 中国人原则太少。背信弃义的故事太多！- 胜利的队伍总是很容易招兵买马，好像不需要任何理念、道义、梦想，只要打了几场胜战，我们就可以兴致勃勃地附庸过去，不论曾经效忠过谁或信仰过谁。- 胜利者最终都是毫无廉耻的掠夺者。不然，胜利是为了什么呢？可见没有任何正大光明的理由足以支撑“战争”！- 所谓“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导致太平天国的失败”，至少外国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战后欧洲的反应以及作者的结论更倾向于：如果没有英美的干涉，太平天国是有很大的胜算的。外国人“挽救”了一个不该挽救的政府，太平天国更接近于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五十年后的孙中山外号“洪秀全”。- 英国战后未能获得任何利益。

读《天国之秋》的夏天

一个“秋”字，似乎已彰显出这段历史的无尽戏谑与悲凉。在乱世中，“人迟早得选边站，如果还想当人”，不管是洪秀全、洪仁玕，还是曾国藩、李鸿章，亦或是选择加入天平军或湘军、淮军的无名之辈，他们的人生轨迹都有着超脱个人命运的部分，在历史塑造的无奈与慌乱中不得不做出几选一的抉择，希冀只有通过自己的这条道路才可在巨变后获得平和安稳的人生。然而，一心拥抱西方、颁布《资政新编》力行改革的太平天国却遭到了西方的毁灭，排外的清廷却成为英军干预这场内战的最大获益者，这也许亦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与吊诡之处。过去不了解天平天国，脑海中立即浮现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加之太平内乱及诸王进驻南京后的骄奢淫逸所凸显出的小农局限性。裴士锋为我们展现的则是一个被卷入世界潮流与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内战，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英军将领的决策判断等都似乎比交战的国内双方对孰胜孰败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伊藤博文认为中国20世纪初新一代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50年前太平天国的使命而已；而一些观察家指出，英军对太平天国之役的干涉打破了中国王朝的自然更替进程，满清得以残喘的最后50年使得中国日后的动荡更为暴烈而持久。历史的反事实不得而知，但《天国之秋》的确给我了一个从更广泛的角度了解太平天国甚至是中国近代史的窗口；裴士锋以小说般的笔触讲述历史的方式更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读《天国之秋》的日子也是学车的那半个月，白天在太阳下曝晒，晚上翻个一章半章然后入睡，却从没梦到过关于太平天国的一丝半毫。以此纪念。

秋

作者开篇就说过，这是一本写给美国读者介绍太平天国的书。
向对这段历史 —— 甚至是中国最基本的历史文化 —— 完全陌生的人群叙述这么冷门的故事，无疑是极为棘手的。
作者总体上是以国际视野切入了这场中国内战，展示出欧美（主要是英国）与满清、太平产生的盘根错扎关系。书评区里有人说，这个外国人夸大了英国人在其中的作用。我没看到，作者从未写过这种言论。我个人觉得作者的立场是很客观的。
对第一次接触太平天国历史的我来说，本书3.算是启蒙了。
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杨秀清等等这些人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绝对主角，毫无争议。
可是本书的主要线索是干王洪仁玕。

一个没有收获的秋天

与太平天国相关的书，堪称汗牛充栋，多一本少一本，似乎已不再重要，在这个熟题材上想写出新意来，几乎不可能。但，裴士锋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完全不同的新视角，那就是从国际政治来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与美国南北战争有什么关系？洪仁玕为什么要写不大可能执行的《资政新篇》？如果没有英国干预，陈玉成会功败垂成吗？英国为什么要帮助清政府？这一切，《天国之秋》给出了完美的解答。毫无疑问，这是今年大陆出版的最优秀的一本历史书，对于还没公布年终最佳的媒体来说，赶快把它填成第一，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天上掉下个洪仁玕1959年4月22日，在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洪仁玕终于到达了天京。他来的太是时候了，刚刚经历了一番血腥的内部冲突，洪秀全身边亟需一位信得过的大总管。太平天国靠一连串军事胜利立国，由此形成将权过重的格局，已到了非铁腕不能掌控的地步。洪仁玕的威信来自两方面：一是血缘，他是天王的族弟，“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二是他在香港入教并生活颇久，与西洋人往来甚多，他的知识与见解足以震服那些本质上还是农民的起义军将领们。不少外国传教士对洪仁玕抱有期望，这个“圆脸的小个子”温和、虔诚、智慧，要改变中国，洪仁玕显然是个快捷键，他们策划并资助了洪仁玕的冒险，虽然理雅各多次建议，要洪仁玕离太平天国远一点。但当他得知洪仁玕真的到了天京，他对时局的兴趣亦陡增。洪仁玕很快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成为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清政府把英国逼向了太平天国对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英国政府一直态度飘忽，一方面，他们视后者为叛军，担心自己在上海的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清政府的封闭、守旧和低效率感到不满，但通过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英国得到了巨大利益，这使其不忍放弃。1859年6月，英法舰队北上换约，为炫耀武力、彰显对等，刻意不走清政府指定的换约路线，结果落入僧格林沁的埋伏中，3舰被击沉，另有3舰被重创，448名士兵殒命。这一惨败，让太平天国与英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了。洪仁玕没有浪费机会，他宣布天京欢迎所有的外国人，称他们是“洋兄弟”，严令太平军对洋人笑脸相迎，一旦发生不友好行为，必将严惩不贷。洪仁玕不断释放信号，称太平天国与西方人信仰相同、观念接近，而《资政新篇》的刊行，更是引起轰动，作为政令，它无法在现实中落地，但作为公关宣传，却效果非凡。西方在华传教士纷纷表态，向清政府争取了多年平等传教权，始终没能落实，而太平天国一上来就承诺了这一权利，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屈辱地去求清政府呢？在这一想法的鼓舞下，不少传教士试图进入天京，他们看到了沿途战争后的惨状，也知道双方对此都有责任，但受到洪仁玕良好的接待后，他们都不自觉地充当起宣传员，开始在国外媒体上替太平天国辩护。师傅给徒弟下了跪在宣传员中，最富戏剧性的是罗孝全，他是美国传教士，当年洪秀全、洪秀仁曾跟随他学道，前后3个月，洪秀全多次提出想入教，但罗孝全对其入教动机没把握，因而拒绝了他。1853年，他收到太平天国的邀请，想到能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国师，罗孝全心潮澎湃，1860年，他终于到达天京。洪仁玕热情地招待了他，但当罗孝全提出要见洪秀全时，却被拒绝了，因为必须行下跪礼。师傅给弟子下跪，这让罗孝全难以接受，经反复协商，最终洪秀全同意免去跪拜礼。见面是在朝堂上进行的，庄严仪式后，官员们纷纷向洪秀全行跪拜礼，当罗孝全战战兢兢走向洪秀全时，洪仁玕突然厉声喝道：“罗孝全，跪！”罗孝全吓得魂飞魄散，不由自主地跪在了洪秀全的面前……让罗孝全失望的是，洪秀全并没和他攀谈，也不准备继续接受他的宗教教育，他被安排在洪仁玕的楼下住，从此成为他的笔杆子，让罗孝全吃惊的是，此时洪仁玕已纳了妾，公开违背了天主教一夫一妻的教规。虽然如此，罗孝全还是留了下来，写了很多“匕首与投枪”式的文章，它们被太平天国唯一的新式印刷机印成各种传单、文件，而这台印刷机完全由洪仁玕掌握。“洋兄弟”偏不跟你称兄道弟英政府虽然看到了太平天国投来的秋波，但驻华公使卜鲁思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始终带着偏见来看中国问题，不相信一群反叛分子也能成大势，仅仅因为上海防守空虚，担心激怒了太平天国，才不得不采取中立态度。为获得洋人友谊，太平军付出巨大牺牲，李秀成的军队接近上海时，遭到租界军队炮火袭击，损失3千人，却不得不回信表示绝不会伤害“洋兄弟”。李秀成完全有机会拿下上海，但为了下好“很大的一盘棋”，只有退让。洪仁玕的如意算盘是：用共同的价值观赚取洋人支持，获得兵舰，再溯长江而上，将南北分开，太平天国独霸南方，他认为，没有江南粮食的支持，随着时间推移，北方将不战自败。洪仁玕具有国际视野，懂得谁先争取到国际资源，谁就有可能获胜，但他只有目标，没有步骤，他以为政治就是唱唱高调，拼凑一下价值观的共同点，做几个空洞的承诺即可，却不知没有带足现金的人就算勉强坐上牌桌，也会很快被轰下去。洪仁玕不懂国际政治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他和他的宣传员们彼此唱和、自娱自乐，以为真能骗住所有人，却不知英国领事巴夏礼根据一线调查已经得知，农民们反馈的结果是：双方都是抢劫者，没什么区别。巴夏礼黑了陈玉成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条约开放了更多口岸，并以关税作为担保，支付巨额战争赔偿，这意外地将英国与清政府绑定在一起。要想拿到赔偿金，就要保证关税，英国更加担心太平军攻击上海，此外，清政府承诺新开放的那些口岸，也被英国人划入利益范围。此时，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李秀成正迅速向武汉出击，洪仁玕认为，占领武汉将一劳永逸地解除天京困局，多年战争已令江淮残破，双方均已进入乏粮的窘境，长江水道成为后勤保障的黄金线。陈玉成军行动神速，而武汉兵力匮乏，一战可下，恰在此时，“洋兄弟”巴夏礼出现了，他指出武汉是清政府承诺新开的口岸之一，如被太平军攻占，将极大影响英国利益。陈玉成试探道：清政府承诺开放的是汉口，太平军能不能占领武昌和汉阳？巴夏礼立刻否定了这个建议，说三镇距离太近，打任何一个，都是在伤害英国。陈玉成犹豫了，最终选择了退兵。而当李秀成夹击部队比计划晚2个月赶到武汉时，前来增援的清军已严阵以待。巴夏礼不喜欢清朝，作为谈判代表，他被僧格林沁扣押，并遭虐待，短短几天，26人中便死了15个，他在赴天京谈判时，恰好洪仁玕不在，洪秀全拒绝接见巴夏礼，因为知道他不会行跪拜礼。在数小时等待后，双方只有互传纸条交谈，虽然洪秀全答应了对方全部要求，却让巴夏礼明白了：天国和清廷没什么两样。最要命的是，在巴夏礼等待的房间中，有一张“世界地图”，图上中国面积惊人之大，而英国、法国被挤在角落里，只是两座小岛……洪仁玕被迫说了实话经巴夏礼搅局，陈玉成、李秀成形势堪危，洪仁玕被迫带兵出征，他的潜在洋宣传员之一、神父慕维廉见到他时，洪仁轩只匆匆地说了一句：“为我祈祷。”洪仁玕没能挽回败局，天京门户安庆最终被湘军所攻占。安庆原本是安全的，洋船不断载来大米卖给守军，而湘军却不得不在饥饿中战斗，在恭亲王的干预下，英国再度妥协，最后一班洋船离去后不久，安庆开始闹饥荒，陈玉成的营救最终失败，不久，他本人也落入了包围圈，天国支柱坍塌一半。李秀成此时再也不听洪仁玕的命令了，他放弃计划中的西征，而是向东南进发，去掠夺江南富庶区，富人们纷纷逃进上海租界，面对这座财富聚集之城，李秀成不得不再次止步。洪仁玕失意地回到天京后，却发现在离开期间，政治格局剧变，他被完全架空，他的“洋兄弟”政策被彻底否定。面对不肯离开的西洋传教士，洪仁玕终于实话实说：在天京，天王是唯一的教主，并不需要别人传教，更不会允许别人质疑他的说法。有坚持的人都失败了1862年1月，连罗孝全也逃出了天京，按他的说法，洪仁玕发疯了，杀了几名仆人，并用脚踩在逝者的脑袋上，然后对自己大吼大叫，并殴打了他。这时人们才知道，罗孝全那些锦绣文章竟然都是编出来的，他曾那样地吹捧过洪仁玕，把太平军描绘成一群圣徒，而所有坏事都是清军干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洪仁玕“杀死”的那几名仆人不久又现身了，甚至连这么无足轻重的细节，罗孝全都撒了谎，看来他真的是宣传惯了，已经分不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想象。不过，罗孝全的反水已无任何意义，英国最终决定支持清朝，因为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英国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他们希望通过扩大中国市场来弥补损失，洋枪队不必再在地下活动，英国派出一名真正的军官戈登来统领。洋枪队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英舰以宁波是开放口岸为名，给占领这里的太平军以沉重打击。但吊诡的是，英国人的帮助并没取得多大成果，戈登因李鸿章残酷的杀降行为，愤而辞职，而天真的李泰国、阿思本组织了一支英国舰队来帮清朝作战，却被清政府拒之门外。1864年7月，天京沦陷，在逃亡的路上，洪仁玕又遇到了外国人，此时洪仁玕的英语已忘得差不多了，他冷冰冰地说：自己从没遇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被滞后的革命太平天国最终还是失败了。对此，伊藤博文评价是：英国人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清朝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清朝垮台必然会在不久后发生，但到那时，动荡将持续更久，而且会更加猛烈。伊藤博文发出这些评论的前提是，千百年来，叛乱一直是人民“制止滥权与暴政的唯一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灭亡后，民间会长期怀念它，它成了反抗压迫的象征，每当现实的苦痛让人们感到无法承受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太平天国。孙中山年轻时，曾被人呼为洪秀全，他一生为此感到自豪。然而，作为历史的当局者，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浪漫的想象，让西方观察家们惊讶的是，中国普通民众对这场战争高度冷漠，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湘军总攻天京前，小贩们忙着在城下与双方做买卖。战争残酷得令人难以想象，英国记者记下了这样的场景：清军将一名太平军孕妇剖腹，并将婴儿取了出来，放在她的身上肢解，这名俘虏发出了一声人类无法发出的悲惨而绝望的叫声……这是一段太黑暗的历史，黑暗得让人不忍直视。在这场悲剧中，每颗心都已被扭曲，每个人都有沉重的责任，他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是双重的，一是曾国藩的崛起，二是西方势力的介入，以往对前者介绍较多，对后者往往忽略，本书补足了这一短板。

太平天国之秋

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2012年的历史著作《天国之秋》中，把太平天国放在19世纪的世界史中来考察，他以历史学家的中立视角，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内战”而不是“叛乱”或“起义”。裴士锋认为，西方人应该了解这一段中国历史，因为他们介入了这场内战。外国介入与太平天国覆灭的故事，或许最终只是告诉我们信任不该信任之人会带来多大的遗憾。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认为跨越文化与距离的联结——我们对人的德行根本上同一的希望，我们认为在同一德行下所有人没有差别的信念——有时其实只是我们虚构的东西。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

太平天国之秋

《天国之秋》是一部在全球视野下讲述太平天国历史的著作，也算是拿了历史大奖的书。作者裴士锋是史景迁的弟子，整本书的写作风格与其师颇为相近。可读性强，但是对材料的整合、分析一点也不弱。这种以故事述史的著作，从结构到文字都是特点鲜明的，与我们国内所学的研究思路是不太一样的。当然，这种天赋也不是光靠学就能学到的。

天国倒下的逻辑

作者的主要逻辑是：英国为了维持对华贸易的优势，在战争前期精心维护着清政府和南方叛军之间的均势平衡，谁都有机会。但美洲大陆的另一场类似性质的内战打破了英帝国的全球贸易体系，急需选择一个看起来能继续合作的对手打破亚洲大陆上的僵局。此时洪仁轩温和但没有实力支撑的国际外交策略，以及传教士们在西方世界报刊上的赞美吹捧，最终还是没能敌得过大英帝国一线实力派的偏见，天平开始向曾国藩的地方武装倾斜，运气不再帮助英王和忠王。天国的基本教义不但未能从洋兄弟那里带来帮助，反而成为同为汉人的士绅们攻击的目标。剿灭天国，已经成了当时最大最有利可图的事业。这样，天国最后的轰塌，也就是命中注定了。

期待了很久的一本书

《天国之秋》是裴士锋的第二部作品，很值得期待！书中作者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为我们所熟知的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作者的笔触细腻，还原了战争残酷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分析了太平天国战争怎样塑造近代中国，包括西方列强的介入对于战争走势的影响。

近代史的黯淡一刻——评《天国之秋》

历史在这里到了它最为黯淡的一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从洪仁玕抵达南京后推出的《资政新篇》等官方文件来看，在改革内政和建设新国家方面还是颇多吸收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有着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气象，但外国势力的干预断送了创设这个新世界的最后一丝可能。如果说忠王之死，是武士之死，则干王之死，是国士之死，是中国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破灭，也即希望的破灭。1．革命，还是一场噩梦1860年春天，太平天国主力击溃江南大营后，忠王李秀成曾经有过一项乘胜挥师东征苏、常，并进图上海的军事计划。他们的计划是拿下上海这个富庶的港口城市，再以小火轮调兵，溯长江而上，解救被湘军围困已久的上游重镇安庆。当时上海防务空虚，英法联军主力正北上进京换约，只留下千余人警戒租界，江苏巡抚薛焕能指挥的绿营主力不过三五万，上海的外围战线如此之长，从西南面的松江到西面的青浦再到西北面的嘉定，这一点点兵力，怎么抵挡得住号称十万之众的李秀成大军？为了保住上海这座危城，革职后躲进上海做了寓公的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上海道吴煦、买办杨坊，这些江浙系的核心人物以商会的名义聘请美国人华尔拉起了一支由各国冒险家、水手、流氓组成的雇佣军——洋枪队。李秀成不愿与洋人开战，他希望像攻取苏州一般兵不血刃拿下上海，但第一次进军上海因情报有误而受挫，随后于1862年春、夏期间连续两次发动的进攻，在洋枪队和后来开进上海的李鸿章的淮军联手阻击下也无功而返。史学界向来把李秀成三次攻打上海的失利视作晚期太平天国未能摆脱被动最终走向失败的标志性事件。为了供养这支雇佣军，杨坊以自己的泰记钱庄运作资金，还把自己的女儿杨彰梅嫁给性格阴郁的美国人华尔，以更好地笼络住他。这桩出于利益结合的婚姻注定是脆弱的，随着华尔在浙东战场战死，新寡的杨彰梅下落不明，她的一生成谜，至今只在华尔的老家、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的一家博物馆里还保存着这个女人的少许头面首饰。这是我的长篇新作《买办的女儿》——一段乱世烽烟中的情爱故事——展开的背景，也是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Platt）在其《天国之秋》中所约略述及的（历史学家的叙事跨度更长）。小说家感兴趣的是大时代中飘蓬般的个人命运，历史学家则要回到历史现场爬梳史料，剔除陈见，尽可能恢复事实本相。在广阔的叙事空间中，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有了一次至为难得的相遇和握手，血与火、情与欲、承诺与背叛，交织成现代性降临前夜的种种曲折和波澜。最后，危巢倾覆，硝烟散去，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沉入反思：刚刚发生的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噩梦？2013年夏天，小说写作中途，我注意到坊间出现了两部由史景迁的学生撰写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即这部《天国之秋》和梅尔清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前者具全球史视野，后者从民间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进入，都是我极欲一观的。太平天国史曾是显学，简又文、郭廷以、罗尔纲等都是大家，今则了了，好像国人都在刻意忘记这个曾经的噩梦。当时《天国之秋》尚无简体中文版，于是托一个去台湾的朋友从诚品书店购入一部繁体版。2014年岁末，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简体中文版，只是著者斯蒂芬·普赖特不知怎的换了中文名裴士锋，正像斯蒂芬·欧文后来被称作宇文所安，写《撒马尔罕的金桃》的谢弗后来取了中文名薛爱华，大概汉学家取一个中文名也是风尚吧。2．被干扰的历史进程首先登场的是圆明园里孤独的咸丰皇帝；然后是香港，年轻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与落魄的客家人洪仁玕；时间快进到19世纪50年代，额尔金公爵和葛罗男爵带着庞大的英法联合舰队北上换约；然后是仇视西方势力的曾国藩的姗姗登场，忠王李秀成在上海城墙下的铩羽而归，苏、常防线冰澌雪消般的崩溃和南京最后沦陷……这针脚般密实并错综复杂的叙事，基于裴士锋这样一个观念：19世纪的中国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已经通过贸易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裴士锋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审慎告诉我们，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与世界彼端的欧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受到外界的即时关注。19世纪60年代初，东西半球各自进行着一场裹挟数千万人生命的战争。当1861年7月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安庆城屠杀数千战俘时，美国内战第一场重要战役正于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附近的布尔河畔爆发。历来很少有历史学家把发生在东西两个世界的这两场战争放在一起观照，至多也不过把它看作时间上的一个巧合。但裴士锋以全球化的独特视角发现，这两场战争对当时世界秩序的控制者英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的棉花关系着英国的纺织业，中国的茶叶则改造了英格兰的舌蕾乃至影响了英伦的生活方式。这两场同时开打的战争已经危及到了他们的经济命脉，两个经济体中任何一个的丧失，都有可能使大英帝国正蒸蒸日上的经济陷入停滞。至此，太平天国战争已在中国南方进行达十年之久，外国势力对这场战争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中立立场。对英国政府来说，可以选择介入美国内战重启棉花贸易，但英国人认为，南北战争不论谁输谁赢，美国人还是要卖棉花的，而太平军占据沿海口岸，已经严重影响了丝茶产量及出口量。英国人现在迫切需要东方地区的稳定来维持丝茶贸易额不下降，于是他们撕下了先前一直挂着的中立者的面纱，选择了公开站在刚与之换约的朝廷一方，与之联手铰杀南方太平军。换言之，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的介入，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也正因为此，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于1864年说，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将弥补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和苏、常战场上，出现了这样吊诡的一幕，刚刚在北方焚烧了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英法联军到了南方则与政府军结成了同盟，一起联手对待太平天国这个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扭合在一起的，除了利益，别无其他。促使华尔、戈登、法尔思德、白齐文等来自欧美的雇佣军官投身中国内战的动因，也是利益，是一个个金钱梦。攻城掠地后的巨额奖金使他们在松江、青浦、苏州等战场上如同上紧发条的疯子。但随着李鸿章率淮军取代薛焕入驻上海，“常胜军”这颗战争结成的毒瘤已注定了覆亡的命运。1862年9月华尔在宁波战死，1863年苏州屠俘事件使戈登声誉受损，此后这支乌合之众在东部战场上已无足轻重。西方有不少传记著作过分夸大战争后期这些雇佣军官的作用，誉之“西来的战神”、“东方的劳伦斯”（裴士锋这本书也不例外），但在李鸿章等中国政治家眼里，炮灰注定是炮灰。由此，带出了本书最为精彩的一个立论，这个论点裴士锋并未明白说出，但又无时不在场：尽管外在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介入中国历史进程，但它所起的并不是决定性作用，在近代的艰难转型中，中国这个巨人有它自己命定的路，任何试图借助外力改变这条道路的做法，都是一场灾难。美国南北战争是在完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按着其历史规律走完全程的。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则不同。1909年，日本老牌政治家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你们英格兰人在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了太平叛乱。因为在太平天国后期，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英国人的介入使它至少苟延残喘了五十年。这样做在事实上造成“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历史进程”，“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两年后辛亥首义，满清覆亡，民国政府甫一成立，即陷入数十年内战，既印证了伊藤博文的毒舌预言，也正可以看出，这个老牛破车般的国家向着现代化的转型是何等艰难。外国人对中国这场内战的介入，最初是非正式的、半推半就的，甚至充满道德情怀的，到后来完全站到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去，在一些外交官员、传教士和下层军官中自然会有一种道德焦虑。白齐文在华尔死后到苏州投了慕王谭绍光，又擅离太平军与戈登合作，被遣送日本后又潜回中国暗招队伍欲支援危城南京，最后在押解途中翻船溺毙，从这个人身上正可见到当时在华外国人的内心焦虑。但也有如呤唎这样的由迷惘而清醒者，这个前英国皇家海军下级军官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同情者，在1866年于伦敦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他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一场宗教革命和民族革命，指责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抱有不可告人的经济目的。最后他选择退出，是因为他意识到，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他本人，介入这场内战都是一个错误。3．黯淡一刻十九世纪这场人类史上最大内战，延时十四年。屠杀和饥馑所夺走的人命，裴士锋估计为两千万至三千万。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保守估计为一千至两千万。他曾作如是描述：“人们如果穿越曾经是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五十万居民，许多河道里充斥着尸体，污物凝集。”1861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与英王陈玉成合围武昌、解救安庆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忠王大军回师江浙，想重启东南战场扳回上游的失分，以范汝增一部攻取宁波——这也是天国后期惟一短期占领的出海口。当时，宁波城中基督堂的慕雅德主教曾这般描述城中乱象：“风景之美，没有能超过那些秋高气爽的十月时令，平原上深黄色的晚稻穗子一望无际，远地的冈峦起伏，气象万千，点缀着深秋花木，景色宜人，但是最凄惨不过的是，人心惴惴不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每到一村，老百姓都要问这类问题，渴望得到回答：‘长毛真的要来了吗？’‘可怕吗？’‘我们要逃吗？’”到这场战争后半期，绿营和湘军，英法联军和雇佣军，这两股势力打着同一场战争，却都各打各的，且都自认是左右大局的惟一力量。随着雨花台外龙脖子地道的千斤火药爆炸的巨大气浪把南京城墙轰上高空，曾国藩的事业也到了他一生中最眩目的顶点。当世人惊愕地以为上天的眷顾将要落到这个湖南人身上时，这个儒家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却在破城一月后自动解散了军队，打算回老家去过他静心沉思的生活。这十几年的战争，实际上是他带领一帮儒生和乡勇护卫大清国脉之战，是一场传统儒家文化的践行者与混合着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怪兽的卫道之战。太平天国之败，败在外侮，败在内讧，更是一场文化上的大溃败。被选定作为胜利者的曾国藩，他对外国人的态度并不友好，他甚至本能地鄙视和排斥洋人，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人。他承认洋人机械精良，船坚炮利，但他认为道德和规训远比赢得战争重要。他的担心在于，如果清王朝允许洋人介入战争，万一洋人失败了，大清将成为笑柄；如果洋人赢了，他们必然会向中国人狮子大开口。放手让洋人介入这场战争，那就意味着中国从此要门户洞开。历史的吊诡在于，英国人出于利益考量，最终认同了鄙夷他们的曾国藩，而抛弃了对西方更加友好、更倾向于与之合作的太平天国总理政事的干王洪仁玕。洪仁玕曾在香港受过系统的基督教义熏陶，学过天文学等近代科学，有过韩山文、理雅各等不少洋人朋友，他更倾向于不与洋人冲突，而是要与西方合作，扩大贸易，分享西方的技术成果和民主平等。但最后，他寄以莫大希望的洋朋友背叛了他，也破灭了他的天堂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历史在这里到了它最为黯淡的一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从洪仁玕抵达南京后推出的《资政新篇》等官方文件来看，在改革内政和建设新国家方面还是颇多吸收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有着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气象，但外国势力的干预断送了创设这个新世界的最后一丝可能。如果说忠王之死，是武士之死，则干王之死，是国士之死，是中国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破灭，也即希望的破灭。所以裴士锋说得好，曾国藩也罢，洪仁玕也罢，外交官、传教士、冒险家、外籍军官也罢，全都“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裴士锋的业师史景迁曾就太平天国史著有《天国之子与他的世俗王朝》，洋洋二十二章从太平天国的起源及兴起，摹写洪秀全的内心世界，更把重点放在太平天国宗教信仰方面。裴士锋的这本新著，依旧发挥着老师写中国史长于讲述故事的传统。在叙事策略上，除了前述全球化视角之外，他更把重点放在了战争的最后几年，亦即国际势力介入最为诡谲多变的几年，他不仅叙述了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更意在讲述中国在那个时候还可能发生什么。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叙述总是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对之各有不同的表述。历来官修史书称这场运动为“叛乱”，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誉之为“革命”和“起义”。裴士锋在这本书中把它命名为“内战”（civilwar），所谓内战，按国际法的惯例，是指某国之内的某种势力用武装对抗政府，而其他国家公认其为交战的一方，相对于以前界定太平天国时的“叛乱”、“起义”、“革命”等词汇，这个概念更中性、也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这场战争的力量消长。正因为裴士锋有意识撇开种种意识形态的干扰，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天国之秋》所起的乃是知识上祛魅的作用。这部书乃是一部祛魅之书。我的小说《买办的女儿》在叙事时间上与裴士锋颇有重合，他的历史观念对我多有启迪，在重述一个半世纪前的这段故事时，我屡屡感到我们踩在了同一个拍点上。情感的祛魅与知识的祛魅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愿意我写下的那个故事，也可以当作“以衰落帝国为背景，讲述良心和命运的一则道德故事”来读。转自《中华读书报》（2015-3-27）。作者：赵柏田。

视角非常独特，装帧设计很有特色

冲着这本书曾于2012年荣获坎迪尔奖（Cundill Prize）——全世界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我买了这本书。收到样书后很惊喜感觉不错，不太贵，41.40元，而且，这本书的名字很好，非常到位，封面装帧设计也不错，很有特色。作者裴士锋是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从这本书中，我才知道，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竟然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基督徒，而他对太平天国战争历史的描述，视角非常独特，令人大开眼界，值得书友们珍藏~

一地鸡毛

今天把《天国之秋》看完了，老外写得很好，非常流畅的阅读体验，四五个小就看完了。一个落魄文人的一场异梦，带来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酷的暴乱，一亿的人口消失，人人相食相残，书中用更加宏大的视角去描述了整个太平天国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也再同一时期爆发，英国人在道义与利益之间徘徊，中国的民间动乱与宫廷角力，最终的结局是一种偶然，如果洪秀全是一个心智正常些，如果英国人没有钳制太平军队，如果曾国藩脆弱些或更具雄心，战争结局与今天可能完全不一样。书中英国领事密迪乐对中国政治变迁的认识是精准的，他认为在中国，叛乱是恢复政治清明，确保改朝换代的根本力量，国外列强出于人道考量，出手干预叛乱的自然进程，无论成功失败都会使结果更加糟糕，进而使中国承受更大更久的苦痛，果然继洪秀全之后，另一个广东人孙中山在若干年后继续了这一进程。可怜的是那些在战争中被猪狗一般杀戮的同胞们，他们的遭遇书中着墨不多，但只言片语中皆是触目惊心，这是哪个文明古国下茫茫苍生的生存情况，我们到今天依然觉得牛逼的不行的文化，只能让大家如此卑贱的活着与死去。这书有拍成史诗片需要的一切素材，强烈推荐。

真惨啊，那个时代

各种惨烈，各种血腥。真惨啊，那个时代。回头看看150年来走过的路，真不容易。另外，深刻认识到，西方人真都是逐利的动物。不管口号和理念多么完美和崇高，一旦你的行动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马上就会调转枪口朝向你。凡事还得靠自己

了解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

《天国之秋》还未出版前，朋友就已向我推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了。天天看到货没有，却一直是预售。终于拿到书了。封面设计气素雅，非常上档次。内容更不在话下，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为我们所熟知的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战争的本来面目。虽然是译著，但文笔流畅，非常值得一读。

The Fall of China is a better name, hahaha

将近400页，拖拖拉拉终于看完了。美国人写太平天国战争，从宗教，传教士这个点切入，站在全球视角上，更能让读者了解这场战争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和国际背景对这场战争的影响(英国太鸡贼虚伪，法国简直流氓无赖，美国莽撞憨傻) 。叙述有小说的结构，跌宕起伏，场景人物转换有想象力，大背景和小细节呼应，但那几乎无处不在的翻译腔实在难以让人集中精神，减分不少。另外，对清政府的分析过于简单肤浅，对战争的描写不够专业，对媒体的引用过于繁琐，最让我纳闷的是，对洪秀全这个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人物的描写和分析竟然仅限太平天国成立前一点点简历似的生平和几个异梦，作者几乎全书当他不存在？！感叹: 这场战争竟然让当时中国人口从4亿降到2.4亿，稳居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曾国藩确实厉害，靠学习，自省，积累一步一步走成一个圣人，同时又屠城不眨眼; 洪仁玕的政治理想美好到简直就是当代的资本主义了。总之，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推荐可以看看。

空前的内战，空前的视角

空前的内战，空前的视角——读《天国之秋》对于太平天国，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它是历史教科书上的“重点”，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终点”。我们的教科书称其为“起义”，评价它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革命史家胡绳更是将它列为近代的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然而传统史家如钱穆，却斥其为“洪杨之乱”，是不折不扣的叛乱，就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那样，太平天国本身就站在传统儒家文明的反面，毫无益处，代表着愚昧与破坏。那么，外国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死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权？列强在这场战争期间的态度又是如何？太平天国的兴衰与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何关系？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告诉了我们答案。作者在本书的叙述中，将太平天国政权置于国际关系中进行考量。因而，他一反西方史学界惯用的Taiping Rebellion,而用Taiping Civil War来描述这场战争。在作者的眼中，这是一场地位平等的两个政权间的内战，而它的胜负成败，却与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变息息相关。谁能想到，同期进行的美国南北战争竟与太平天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美国内战对英国经济构成的威胁，英国不能轻言放弃在华贸易”，因而在太平天国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态度几经转变。一方面英国不愿意成为腐朽愚昧的清政府的“帮凶”，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意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被太平天国占领，使在华贸易陷入未知的境地。本书的作者尽量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叙述这一历史时期，甚至还抱有某种“历史的同情”。因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对比与反差，也处处能看到以往我们看不到的细节和真相。当来自“文明世界”的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城后，他们也意外地解救了数千名太平天国的“同党”，使得这些人免于被当街开膛破肚集体处死的悲惨下场。联军随后北上，在进攻大沽炮台时却遭遇了惨败，作者写道：“大沽惨败对英国人心的震撼，超乎咸丰帝的臣子所能理解或想象。英国军方理解的，就他们所向无敌的船舰来说，亚洲只是个游乐场——遭到打破。取而代之的乃是血淋淋的羞辱，以及渴望向击败他们的“劣等民族”报仇的心态。那是一场可能让中国人受到比以往任何打击还要惨重之灾难的失败。”因而，在攻破北京城后，“文明世界”的联军犯下了种种暴行，包括对圆明园的焚毁。对火烧圆明园，作者这样引述时人的记载：“屋顶一个接一个垮下，把吞噬其支撑墙面的大火闷熄……那使我们心中浮起这古老帝国即将覆灭的不祥之兆，这个帝国内部正被内战掏空……四面受敌，求救无门，最终在弥漫的烟雾中倒下，消失于它过去荣光的灰烬中。”本书的主角之一是曾国藩，对于这位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作者也给了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材料。在湘军终于攻陷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安庆后，“九月五日进城的湘军骇然发现，安庆的市场从未关闭。人肉的价格最后涨到每斤半两钱……夏季时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谈到安庆投降时该如何处置。他写信告诉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有人认为攻破安庆时，城里共幸存约一万六千人，其中即使不是全为平民，至少也大部分是平民。有关他们后来遭遇的种种记述，差异主要在曾国藩麾下军官是否先将女人挑出，再杀光剩下的人。”此外，作者这样评价曾国藩：“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本书的另一个主角是洪仁玕，这一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不断在对“洋兄弟”的友好和内部的斗争中挣扎彷徨。早年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并皈依基督教的洪仁玕，满怀理想不畏险阻来到南京。他力主对洋人友好，全面负责太平天国的对外事宜。然而，内部势力的反对和对外政策的失败，使得他一步步地走向绝望。“我碰过的洋人没一个是好的。”是这个干王，最后的话语。关于英国对太平天国和战的态度和作为，作者写道：“但就在英国政府的管家和仆人挣扎于英国的作为是否对得起良心时，就在那一挣扎透过他们乱无章法且矛盾的政策体现在地球另一端时——一下子在华积极出击，一下子又收手，一下子收钱替人打仗，一下子又讲原则，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因此，等到英国人终于撤回上海中立的帐篷里面，在他们对中国内战的介入禁不起道德折磨而自行轰然瓦解时，中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援助。”归根结底，对英国来说，宗教情怀与理想主义在经济利益的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关于这场战争中广大的中国农民，作者写道：“如果说洋人和中国识字精英阶层对这场内战期间中国农民的心愿，有什么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农民一点也不在乎上面是谁当家；他们只希望不要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边，都很少得到好处。”甚至作者对太平天国还抱有些许的同情，他引述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的话：“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凿凿说出这些事，我会被斥为叛军，被斥为在诋毁如今正笼罩该帝国的灿烂政治黎明。”并评价道：“事实上，诚如他亲身体会的，太平天国从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虫，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没人想听真相。”那么最后，这场十九世纪破坏最烈的战争，造成至少有两千万人因为战事以及它所带来的恐怖饥荒和瘟疫而丧命的灾难，这场死亡人数比同期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多达三十倍的浩劫，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因为各方势力的介入，它的“平定”也好，“失败”也罢，具有怎样的深远意义？作者认为，英国协助清政府镇压的这场中国历史周期律中的必然运动，最终反而导致了清廷遭推翻时，“动荡更为暴烈，而且拖得更久，因为清廷的覆灭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取而代之的中华民国长期陷入内战和分裂，中国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束手无策。这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期的竞争对手，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这也正如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那样，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进程，被大大延后。难怪身为美国人的作者，最后不得不感叹，“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当时自以为掌控了中国局面的英国，反而加重了中国的灾难。至于今天的我们，身处于中国转型历史关口的我们，对于曾经的这段历史，应产生怎样的感触？我不由得还是想起了作者在本书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说“故事中的主要中国人物，无缘像外国人那样可以一走了之。这是他们的世界，供他们打造和摧毁的世界。这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这些人被扯离安稳的家庭生活，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我想，身在中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脱我们的历史宿命，也许有些事情在后世史书中，真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但在这些故事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人的血与泪，欢与悲。今天，我们也许真的来到了文明社会，逃离了历史周期律。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让自己不只是作为种种故事中的背景，或者至少，作为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共同努力让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的文明，远离这片土地上曾经无数次上演过的种种悲剧与浩劫。

畅快淋漓

很久以来没有这么一本让我读的畅快淋漓的一本国外作品译著。翻到最后看到作者原来是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于是释然。太平天国或者晚清历史一直以来是我不齿于或者逃避阅读的东西，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满清都不是东西，太平天国屠杀满人，或者湘军诱杀俘虏，其中以虐杀老幼妇残为乐的描述简直非人类。就这个大时代的几位中国主角而言，湘军包括淮军这个团队算是英气勃勃；满清阴险毒辣勾心斗角但尚未丧心病狂；而太平天国除了几个具有人格魅力天赋英才的王，实与匪类无异。而该书讲述英国在全球战略下不断调整对满清和太平天国的严守中立的尺度，例如第二次烟片战争因为满清国库空虚将条约中的通商口岸的关税抵押，因此英人对太平天国交涉将通商口岸附近若干公里以内划为保护区，严重制约了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再如美国南北内战以后，为了缓解美国市场特别是棉纺市场的萎缩带来的经济危机，英国更加积极介入第二大市场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确保贸易稳定。长久以来，TG历史教科书都把英国等列强描述为欲直接殖民中国的急先锋。然而，通过英国当时报纸、议院决议或会议记录来看，英国反而很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印度。当时印度的叛乱，导致英国政府直接接管东印度公司产生了畸高的管理成本。从民族主义或者受害者角度，我们很容易把西方列强描述为忘我之心不死，但实际上一个混乱不堪、秩序崩溃的中国是否符合西方列强要求贸易稳定持续繁荣的利益呢。可以现时中国对非洲贸易策略做对比。书中也描述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例如英法联军中的广州苦力团基本由客家人组成。太平天国不就是发端于客家人与当地土著的械斗么。例如太平天国和满清双方的外籍雇佣军。一直停留在甲午海战乃国运之战，中国从此衰败。其实19世纪中叶，清帝国赋税重地东南重镇被太平天国战争打的稀巴烂，北方捻匪作乱、西北部回乱加剧，外部各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竟然苟延残喘乃至同光中兴，殊为不易。所以近来几年，对曾国藩、慈禧太后、恭亲王和李鸿章的评价愈来愈正面。后面会把家里陆续相关史料和关于英帝国风帆战舰想关书籍阅读。

寒蝉凄切的秋天

《天国之秋》的封面很中国，在那个“秋”字中间看到“安庆府城”四个字，想来述说的是曾国藩攻克安庆城的场景，整书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用心，而读完此书也应证了这点。01若单论季节，那么秋季真是个幸福的季节，秋高云淡，一片丰收的场景。但若要是讲起王朝的秋天，可就不那么美妙了，用多事之秋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大清朝有着276年的历史，若按四季来分一季69年，而大清国的秋天则在第3个69年来临了，而那一年是公元1843年，恰巧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签订完成，只是好在那时似乎还有盛夏的余热，当1850年广西金田的一声巨响，崛起的天平天国使得帝国的秋天才真正的到来了。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异类的运动，从主体成员看是广西烧炭工人而非传统的农民，从口号上讲没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气，也没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样的口号，更没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传统把戏，而是用西方的宗教来引导这场运动，把驱除鞑靼当作自己的使命，所以它至今还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知道那血肉模糊的14年，在中国大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是如何兴起又是怎样灭亡的。美国作者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天国之秋》从西方角度诠释了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影响，记得学生时代我们是这样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源于中西反动势力绞杀，在分享击溃太平天国这个大蛋糕上各抒己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站在时间的长河中似乎也多少能看出些端倪。02太平天国——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天国之秋》侧重点与其他研究太平天国的著作不同，更多的是运用西方的史实资料来解读西方国家在剿灭太平天国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该书绝大多数笔墨用在了洪仁玕、陈玉成和李秀成身上，至于洪秀全本人以及改变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事变”并未做过到的解释，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全面的，可以阅读罗尔纲大师的《天平天国史》和《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太平天国》更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诠释，对于我而言而则希望能够从书中感受一下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做，时代都不同了，但是大时代急剧变化的速度实一点都没有变。天京事变后，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被产出，太平天国出现权利真空，这是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八年未见的族兄洪秀全封洪仁玕为干王，但是洪仁玕感觉到了其他从广西一路作战的将领的敌视，因此洪仁玕推出了《资政新篇》试图巩固个人地位。这是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太平天国的立国之本，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和同时代传统士大夫相比，在香港浸染多年的洪仁玕其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头，至于是否能够完成是另外一回事，毕竟要冲破几千年在人们脑袋中的枷锁，本身就是一件及其困难的事情，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又有多少残留的糟粕思想在束缚着我们，就更不要提150多年前的事情了。洪仁玕一直试图用彼此均为信奉基督教为由，进而借机依靠西方实力击垮清王朝，只是当李秀成带兵进攻上海时，所谓的“洋人兄弟”并没有开门迎接太平军，想法送给他们的确实毫无准备的屠杀。安庆失手后，洪仁玕渐渐的无法掌控李秀成，洪希望英王和忠王再次夺取安庆，进而巩固长江一线。他将湖北武昌比喻为蛇头，安徽安庆为蛇腹，江南上海为蛇尾。再去未攻下武昌又输安庆的情况下，势必要夺取安庆，但是李秀成拒绝了，执意攻打浙江。与此同时当洪仁玕战败桐城后，他与诸王的关系愈发紧张，同时权力也收到洪秀全的分割，洪秀全的儿子的地位开始凌驾于洪仁玕，第二把交椅失去了。洪仁玕一直努力构建太平天国的立国之纲。可惜太平天国诸王自认为是“开国功臣”。他们不关心未来，不关心如何赢得民心或统一太平天国政府。他们“各顾自己，不顾大局”。1862年为太平天国叛徒奏王苗沛霖诱骗中计陈玉成后来被杀；天京被攻克后，李秀成骑马领着幼王，打扮成湘军。灿烂的落日余晖映于身后，消失于暮色中。这场战争不是以投降，而是以消灭画下句号。1864年，天京陷落后，李秀成被俘遇害，而洪仁玕在几个月后的秋天在江西被捕被杀害。03大清帝国——咸丰帝+曾国藩+恭亲王这个时期的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位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对治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除了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上天似乎不太眷顾生于圆明园的咸丰皇帝，这位年仅三十岁的皇帝，一生处于惶恐中，帝国在他的手中几近崩溃，最后死在了帝国昔日壮观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结束自己的一生。在其14年的皇帝生涯中，太平天国在南方蔓延十八个省，帝国最富饶的江浙都被控制，北方的捻匪横乱，民不聊生。西北的陕甘的回汉之争愈演愈烈，而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际，咸丰也只能留恭亲王在北京苦苦支撑，最后如何也不会到北京。到底帝国该如何发展，到底该如何治理，内忧外患如何平息，考验着这个年轻的帝王，显然他是不及格的。为什么呢？不破不立，无法突破祖制，改革失败的必然结果，而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指出了那个时代是3000年来所未有的时代，是历史选择了太平天国一定要出现！在《饥饿的盛世》中描写到“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却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去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作为管理者下属固然服从听从是好事，起码面子上是舒服了，但是没有唱反调的，没有敢说真话的，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推诿扯皮，所以这一点管理者值的思考。其实官员们是明白的，但是大家也都明白这天下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作为高度集中制的专制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顺服。所以官员们丧失了锐意进取的锐气，多了些安分守己的木讷，既然磕头听命就行了，又何必强出头呢？僧格林沁不明白他的蒙古骑兵这么勇敢，但在配备了最新式武器的英法联军面前，为什么还是不堪一击。当威力巨大炮弹在骑兵冲锋的队伍爆炸时，恐惧感弥漫着这只军队，溃不成军对于有代差的军队来说是必然结果。从恭亲王后来开始重视洋务运动而言算是个明白人，但谈不上深刻，天天还有“主子—奴才”的思维来面对新时代的到来，英国人派遣使臣进行谈判，回答他们的是负责与清庭谈判的巴夏礼和额尔金秘书罗亨利被服，一开始遭到连串毒打，其他人的状况更惨，不给食物和水，手腕被绳子束紧，致使多人死亡。提到太平天国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就是曾国藩。天底下无新鲜事情。一些官员也明白现在朝廷的问题，但是至于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一头雾水，思想和眼界都处于一个比较闭塞的时代，还保守着过去的经验来说事。曾国藩在四川，后来他也觉得行贿受贿对于朝廷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侵入肌肤式的腐烂着实不知从何下手。清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腐败问题丛生，曾有人问林则徐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林的回答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能束手无策。” 好在曾国藩他身边的世界整个分崩离析，但他坚守既有立场，深信如果放掉他在这山谷拥有的小小优势，将会全盘皆输。满汉的问题才是朝廷的第一件大事，曾国藩一直过的很郁闷。咸丰皇帝身边的大臣觐见“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团练出征的缺点，久征则常思还乡。曾国藩既要忠于皇上，又要替子弟兵着想，努力在两者中拿捏平衡之道。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曾国葆都战死于内战，在曾国藩老家的田野里，回荡着失去亲人的哭声。1860年春，洪仁玕解围南京，清军首领张国梁与和春战死，清军群龙无首后。1860年六月，咸丰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时代来了。1860年左右的皇帝通知下的子民和1713年英国使者马尔格尼来中国面见乾隆皇帝时的场景差不多，他见到老百姓跳进河里疯抢官方扔掉的东西，他们对皇帝的印象实在是太模糊了，至于谁当皇帝都不重要。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战舰搁浅时会有百姓主动给来全，十几年后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百姓还给联军带路，送给养，真实笑话。高层-中层-底层都迷茫间不知道这艘巨轮该驶向何处时，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管理一个团队需要在不断更迭的时代中自我改变，不断学习有所敬畏，放低姿态也许是最好的办法。04大英帝国—政治人+传教士+媒体人当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可以说航海大发现结束的时候，全球化已经开始了，只是中国的皇帝们还是做着“天国上朝”的美梦，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国使团乘坐一艘六十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通称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英国外交官，曾于1816年代表英国率团访华，然而清廷与英国双方因为在礼节上出现分歧，结果使团未能谒见嘉庆帝。在1860年，英国国内对于中国清庭的态度是比较分裂的。英国首相巴麦尊想动武，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同意动武。葛雷伯爵则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庞大贸易，对我们所享有的富足繁荣的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超过我们与美国之外世上任何国家的贸易的贡献。如果英国开战，除了拆除中华帝国古老且已摇摇欲坠的结构，恐怕别无办法脱身。上海领事密迪乐认为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示，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他主张不要介入中国内战，如果英国不让叛乱自行走到终点，最好的结果讲只是促成更难驾驭的无政府状态，最坏的结果是使中国人民沦落到受本该垮台的腐败残酷政府统治。1853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掠夺性贸易政策，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稳定，从而导致反清叛乱四处爆发。人们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印度，如果中国清朝瓦解，英国人必须亲自治理，但是印度的例子让所有人感到沮丧。自1857年印军哗变后，殖民统治的高昂政治与军事成本，让英国吃不消。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利益是最重要的，至于朋友再说吧！05160年前英国额尔金勋爵认为整个中华帝国没有前途——因为其无可救药地沉浸于古代，从而与境外快速改变的世界脱节。16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华帝国又变得怎么样了呢？也许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

外国人眼里的天国秋

对于太平天国的看法一直停留在历史课本里面的描述，一直都暗暗的支持太平军，希望太平天国能够一直胜利，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里面也出现了清王朝一样的问题。从阶级学说来讲太平与清王朝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只是从这个地主到另外一个地主。而本书从一个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笔下重新看待太平天国！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历史解读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历史解读读史，可以让人明智，这句话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印象深刻。一部太平天国运动史，本身就有着无穷尽的神秘和遗憾，但作者偏偏是外国人，他不仅以深蓝色的眼睛审视着东方，还把这场浩大的运动放在热闹的国际背景下考量，使得一切事件别有一番滋味和意蕴，一旦拿起这本书，非要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就避免不了了。

天国之秋

本书作者裴士锋（史蒂芬•普拉特），师从史景迁先生，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作者以外国人的视角详细讲述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曾获得2012年度坎迪尔奖，超越了他的师父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一书，一部经典译文，值得推荐！

读天国之秋有感

写太平天国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这本视角相当新颖，也是近来读过杨奎松先生《"中间地带"的革命》后我最乐于研究的——西方人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之影响。长期以来，我得到的历史教育均已中国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也的确不全面，尤其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史更是如此。之前从未想过这段历史与美国南北战争还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从不知道西方人对战争走向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更从未将这场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联系起来过。可叹！不仅读书，待人处事也如此，全面了解客观的事实能将我们向真理更推近一步。

太平天国“死于”英国干涉？

文/严杰夫今年国内引进的两本海外史学界作品令人格外印象深刻。一本是欧阳泰的《1661，决战热兰遮》（原版名：Lost Colony：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另一本则是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原版名：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这两本作品有太多的联系：两位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弟子，因此都继承了史氏“会讲故事”的叙事特色；在内容上，这两部作品也存在某种“机缘巧合”，前者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清朝初期，后者则把目光聚焦于晚清的一场内战；更深层的相同之处在于，欧阳泰和裴士锋在各自作品中都想要探讨一个类似的主题：近代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方究竟有过怎样的互相影响。唯一的显著不同是，较之于欧阳泰选择相对小众的清初的中荷之战，裴士锋则选择了殊为热门的太平天国。无论对于海外汉学学者，还是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来说，“太平天国史”都毫无疑问是一门“显学”。据称，上世纪后半叶，几乎所有中国资深的历史学家均涉足过这一领域，而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数量达到了上亿字。即使是裴士锋的老师史景迁，也曾写过一部厚厚的《太平天国》。不过，也正是全球化的视角给予裴士锋的这部《天国之秋》以一种焕然一新的视角。在以往大多数学者的作品中，对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讨论总是围绕洪秀全为首的起义军和清政府的镇压展开，即使是涉及到西方，也不过是聚焦于基督教在太平天国建制中的作用。与这些“老生常谈”相比，裴士锋想要考察的则是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中国内战所起到的影响。最终，裴士锋想要评价当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成败。裴士锋在书中选取了一个特别人物作为 “故事”的主人公——洪仁玕。提起洪仁玕，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资政新篇》。这部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献，被看作是其不同以往农民运动的一个标志。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这个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出场机会并不多，一是因为洪仁玕进入洪秀全政权的核心已是战争后期，二是他并没全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对洪秀全的影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明显。不过，在裴士锋看来，洪仁玕却拥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是太平天国政权中唯一一位熟悉西方的高级官员，他在香港教会的经历更是被认为是太平天国政权中真正理解基督教教义的官员。洪仁玕也成为西方观察太平天国的唯一“窗口”。这也是《天国之秋》以洪仁玕为一条主线的重要原因。裴士锋认为，在洪仁玕重新回到太平天国的队伍中之前，西方人并没有能够找到直接接触“天国”的渠道，也就无法对这个新政权进行准确的评价。西方与太平天国的第一次接触，或许是发生在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击败清政府，并如愿签订《天津条约》之后。英法联军的指挥官额尔金在回国前，曾经循延长江前往新开放的通商口岸汉口。在这期间，额尔金的舰队与太平天国有过短暂接触。但这个接触无法让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有实质性认识，西方国家无法判断“太平天国所信的基督教和英格兰所认识的基督教是否一样”。1859年4月22日，洪仁玕抵达天京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这种转折正与洪仁玕颁布的《资政新篇》有关。其中明确提到，基督教对于强国的重要性，因此洪仁玕也就期望借助西方传教士而倚重西方列强，来帮助天国战胜清朝并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对此，裴士锋将洪仁玕的治国理念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真正从全球视野提出的改革建议”。由此，洪仁玕的到来为西方观察新政权打开了窗户。尤其是，传教士开始频繁造访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并成为西方对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艾约瑟、陶陶然、理雅各这些传教士都发出支持太平天国的声音，而罗孝全甚至留在了洪仁玕的身边，期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天王的信仰导师和新政权的“教主”。不过随着传教士的接触深入，他们逐渐发现洪仁玕的权力很快便开始衰落。干王并没有受到新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尊崇，反而又遭受到来自天王的质疑。洪仁玕地位的变化，也预示着太平天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变化。传教士和西方其它的舆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开始转向，最终导致西方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并促成了英国做出干预中国内战的决定。当然，裴士锋期望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指出英国对华政策转变背后的原因。裴士锋认为，不仅仅是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导致英国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同一时间发生在美国的内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种局面的发生。裴士锋指出，正是由于英国政府在放弃了干预美国内战后，才下决心要保住亚洲新兴的中印市场。出于这样的利益考量，英国在对华政策上才逐渐由中立向干预转变。最终，这种转变导致中国内战的天平向清政府倾斜，太平天国由此走向了灭亡。裴士锋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在叙事过程中，对这一时期的西方对华政策给予直接评价。但借由书中的种种提示，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抱持的否定态度。裴士锋认为，英国的干预让本应早就该倒台的腐朽的清政府又得以获得了50年的“续命”，而在实际利益上，英国的干预也并能获得任何预期的好处，却反而是帮助一个极力反对西方的势力（曾国藩）剿灭了一个极力拉拢西方的政权（太平天国）。所以，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从外交礼仪上，乃至于从历史走向来判断，英国在天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所作的选择是荒谬和错误的。放在今天来看，裴士锋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对西方列强在近代殖民过程中肆意干预他国内政的辛辣讽刺和批评。这一点与作者多元的叙事线索，以及独特的视角一起，令整部作品成为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一部绝妙作品。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裴士锋的“故事”在细节方面仍欠严谨。特别是在探讨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上，作者太过于强调西方因素。毕竟，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比较，太平天国的失败归根到底因归咎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盲目斗争，这导致洪秀全政权在后期陷入到无人可用的境地。石达开的出走并“自成一支”、洪仁玕权力的迅速衰落及其改革方案无法落地，这些作者已注意到的诡异现象，其实都是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造成的后果。也因此，裴士锋对于华尔、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对于清政府的价值，也就显然夸大了。事实上，根据裴士锋的叙述，“常胜军”参加到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而且“常胜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的对抗中其实是负多胜少。而戈登率领时期，“常胜军”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还是与太平天国此时的军事主力仅剩李秀成一支有关。而裴士锋将戈登与“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比，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整体来看，瑕不掩瑜的是，《天国之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太平天国的全新角度。裴士锋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大航海时代已开启400多年、工业革命爆发也有100年的19世纪60年代，讨论任何历史事件的走向和影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已经远远不够。即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哲学家们在主观上仍是以一种内向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像曾国藩那样本能排斥和藐视西方的技术和哲学观念，但在客观上，我们无法回避和否认的是，当时的世界和中国都已进入到了一个融合的新时代。所以，洪仁玕也好、曾国藩也好、还是最终决定帮助清政府的英国公使卜鲁斯也好，他们其实都是 “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这正如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写道的那样，“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天国之秋，华夏之殇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段，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如何力挽狂澜打败了这场叛乱，华尔与戈登以及他们都曾领导过的“常胜军”不过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力量。裴士锋的这本书通过大量引用外文史料，从一个国际关系视野为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去发现这场起义过去很难理解的一面，比如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什么占据那么大优势却没能打下武汉三镇，缺粮的安庆为什么能抵抗那么久，洪仁轩写那本意识超前实际根本施行不了的《资政新篇》意欲何为，上海为什么能在太平军横扫苏浙的时候依然掌控在英法手中。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当时西方对于太平天国的关注远超中国人想象。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起码看上去是）的革命政权，让正走向全球帝国巅峰的英国没办法不重视，尤其是当中美两个它主要市场先后陷入内战时，英国国内的产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最终英国人投入到中国的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一点不比投入到美国内战的少。但最终清廷、地方督抚、太平军的各位王爷、派驻中国的各国大使和希望在东方大捞一笔的欧美冒险家却为我们上演了一出鸡同鸭讲的外交闹剧，以及一场惨烈、跌宕却荒谬的内战。如裴士锋所说，清廷、地方督抚还有太平天国对外交规则和世界秩序了解的太少，大多时候造成的是鸡同鸭讲的误会。即便做过多年传教士助理，深蕴基督教义和西方礼俗的洪仁轩对西方政治的理解也太过肤浅，以为释放一点善意、写本《资政新篇》的宣传材料就可以争取到西方的支持。反过来，驻中国的英国大使卜鲁斯也同样错的离谱，跨越文化的沟通与理解是何其艰难，“很多时候文明清醒自己终于看透将文明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型形体时，有时文明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伊藤博文在1909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你们西方人，特别是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几乎毋庸置疑，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组织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证明他们值得一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被拖延的太久，动荡将更爆裂，而且会拖得更久，而这本该老早就发生”。英国领事密迪乐也在其著作《中国人及其叛乱》中明确写到“时而发生的王朝叛乱，乃是确保该国人民福祉于不坠所不可或缺……在政治气氛变得浑浊而压迫之时，只有靠这些叛乱风暴，才能恢复政治的清明”。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而英法个干预最终将中国拖入了一个更长远的衰落和叛乱当中。历史是由无数个偶然组成的，如果英法联军逮住了咸丰，曾国藩两次自杀没被人救起，曾老九在安庆或者南京被援军打败，英法卖给了太平军军舰，陈玉成及时赶到武汉，李秀成端了祁门大营的老巢。但历史没有如果，没有如果的本质原因还是实力不济。求人不如求己，太平天国后期曾经几度将满清逼入绝境，但总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不济差了最后坚持到底的那口气。曾身经百战的老班底因内讧被屠戮殆尽，教义没办法在苏浙皖一带宣教好，传统的儒家文化又被摒弃，整个被打成稀巴烂的江南早就没了补给，让太平军后期人数虽然占优，但战斗力大打折扣。曾老九围安庆打败陈玉成的援军，围南京打败李秀成的援军，真的只能怪太平军的军力太弱。回头看，英国人最终站到了满清一边也是因为太平天国式微，且并没有真正的开放之意。天国之秋，华夏之殇——这场死伤至少两三千万人的战争作为教训实在是太深重了，不过更可悲的是那时国人（包括满清）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唯我独尊的文化傲慢，也许对执念深重者再大的教训也是枉然。输赢的本质在于实力，实力的背后是思想，思想背后则是文化，我们的观念落后太多，不是一场战争，一人之力能够力挽狂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