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故事》章节试读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91页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的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40页 - 上海的变化

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统一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待求证。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83页 -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五月花号”不仅向往精神自由，还向往物质富裕。来到美洲，是奔赴富裕不是奔赴贫穷。财产问题在“五月花号”上就提出来了。财产是罪恶的，还是道德的？封建帝王自己穷奢极欲，教导人民安贫乐道。清教徒相反，他们肯定财富有积极意义，当然要取自正道，不能取自贪污。肯定财富，保护财富，是美国的一条基本法律。今天美国有几百万个百万富翁，还有富可敌国的超级巨富。美国成为既被嫉妒、又被垢骂的金元帝国。

“封建帝王自己穷奢极欲，教导人民安贫乐道“想起了10年前的岗位竞聘。10年前，改革第一刀就是分流人员，劝导部分教职员工提前退休，思想工作、情感关注特别得合情合理，但领导者呢？到了退休年龄仍然不退休，以专家的身份继续工作。
单位统一辞退了返聘人员，而党委书记的爱人仍然高龄在值班岗位上继续返聘，调子唱得确实高，但行动却给了自己响亮的一记耳光，怎能服众？！
”肯定财富有积极意义，当然要取自正道，不能取自贪污“习大大领导中国后，下决心、下狠手惩治贪污腐败，此举确实是民心所向，是领导中国走上正确、健康发展轨道的壮士之举。有些人不理解，说现在还有很多的贪腐行为令人发指，但国民应该对政府有信心，反腐倡廉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治疗顽疾是长期的工作与斗争。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61页 - 走进世界

参加“世贸”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人民“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成为世界公民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
扩大视野。扩大视野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要改为从世界看世界。
补充常识。常识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五四”运动所要求的科学和民主。某小学教师问：用烧饭的柴火能不能炼出钢铁来？学生答：不能。问：为什么不能？答：温度不够。在“大炼钢铁”的年代，我国大致还没有人具备这种常识。“全民打麻雀”“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违反基本常识的行为。今天我们的常识提高了，但是不能自满，应当自己再检查一下，是否仍旧缺少现代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某些常识。一位英国学者说，治理国家就是按照国际公认的常识行事。常识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更新的。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62页

哲学传统。我们的哲学受宗教影响极大。佛教，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传入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佛教在印度衰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主要基地。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涅磐”。“涅磐”的意思说穿了就是一个“死”字。“生”都不要，还要“入世”吗？道教，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的五斗教算起，有1800多年。道教本来是中国的原始巫术，没有教祖就领来一个老子充数。道教修炼的最终目的是成仙。仙人不住在地上，而住在云端里，当然远离尘世。魏晋玄学，尊崇“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以道解佛，援儒入佛，讲玄虚，辩有无，清谈度日。宋明理学，是“儒，道。佛”的混合。理学的所谓“体用”和“理殊”，皆出于佛教。“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学，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冯友兰）。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都深藏着出世意识。只有儒家有入世思想，但是受佛道感染，儒冠而佛心，儒衣而道言，失去了孔孟的积极入世精神。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31页 - “左倾”幼稚病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的不得了，我还算幸运的。我认识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一声，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36页 - 美国生活

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我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非常好,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
　　美国的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元,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张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国,她在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二战结束，美国是大城市时代，好东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样了，很多人到美国看了大城市就回来了，这不行。为什么呢?今天好的东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学生少，经费足，图书馆设备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书的人，包括这个大学共四个单位联名请我去演讲。安静得不得了，没有声音，没有烟囱，可是工业很发达，工业是没有声音的。晚上最高贵的宴会，点蜡烛，不点灯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国总统还有别墅在这里，星期六到这里休息。伊朗国王的妹妹很有钱，就住在圣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园，你可以开着汽车绕着花园走一圈，很好看，围墙一跨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人随便进去。
我住在有花园的宾馆，一个老太太每天来给我收拾房子，他们家讲西班牙话，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开车四处看看，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些房子都是穷人住的，那个老太太也住在那里，穷人住在四楼四底的小花园。
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84页 -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学者提出一条“发明链条”假说：“政治自由导致经济繁荣，导致教育发达，导致科技提高，导致发明众多”。这条假说值得思考。一言成祸，动辄得咎，还有什么发明创造的余地呢？发明创造是在自由土壤中萌发出来的鲜花。“自由就是动力”。这一点没有疑问。发明创造是不能用政府命令来催生的。政府所能做的是保护专利，保护知识产权。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72页 -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历史事实的理性认识
历史观是世界观的重要内容，称为世界历史观。在全球化时代，需要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历史要真实，不要伪造；认识要理性，不要曲解。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头等大事。
这个要求，德国人做到了。德国总理到波兰，向万人冢下跪，深刻自责。人们说：一个德国总理跪下去，千万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态度不同。进入中国，不是侵略中国!海军战败，陆军没有战败!败于美国，没有败于中国!军事战败，经济战胜!实力雄厚，卷土重来!首相不断祭拜战犯。
俄罗斯从苏联瓦解中独立出来，俄罗斯学者们掀起大批判，苏联圣经《联共党史》受到强烈指责：伪造历史，曲解事实。
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希特勒是侵略者；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宣传朝鲜战争是美国发动的；现在承认，是北朝鲜一边首先发起的进攻。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
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清王朝；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稍稍暴露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
同一件事实，以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记录，现在要放弃主观的偏见，写成客观而忠实的记录，使世界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阶级之间的矛盾和统一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苏联消灭了阶级是虚假的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包含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有矛盾，就有斗争；斗争方式主要是和平罢工，不是你死我活。
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有最强大的工会。工会认为工资不合理的时候，就举行罢工。罢工达到目的，立即复工。资本家改进技术，又获得超出原来的利润。如果赢利提高而工资不提高，可能再次罢工。罢工和复工，斗争与合作，周期往复，资本主义蒸蒸日上。如果美国的工会采取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在苏联瓦解之前早就瓦解了。
资本家不是只剥削，不生产价值。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功能、管理功能和发明功能。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管理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学科。早期资本家都是发明家，后来才有专业的发明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跟所有学者一样，不断研究，不断进步，晚年纠正早年的错误。他们晚年都认识到，阶级斗争可用和平方式在民主议会中进行。
马克思(1818―1883)去世太早，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战”前)的前半，没有看到后半，更没有看到中级阶段(两战间)和高级阶段(“二战”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实证。
民主是人类的经验积累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
陈独秀早期认为民主没有阶级性；后来服从第三国际，主张民主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别；晚年冷静思考，纠正错误，重新肯定民主没有阶级性。
李慎之说，民主不仅没有阶级性，也没有新旧之分。他提倡“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孟子开创民本思想和革命理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推翻残暴的“独夫”帝王，不是篡逆。民本思想是民主制度的前奏，民主制度是由古而今逐步发展的。
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发展了近代繁荣：新经济、新科技、新福利、新社会。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
社会主义是理想
“社会主义”说法繁多，有空想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有苏共社会主义，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柬埔寨有红色社会主义，缅甸有军人社会主义，利比亚有民众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糊涂了，一下子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陈毅副总理到摩洛哥，国王请吃饭，客人后面都站一位调味师；国王说，我们每人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可是各人的调味不同。
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革命家不因为说不清而且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真正社会主义，就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正如中国从古到今尊崇大同理想，不因为从来没有出现大同而放弃大同的崇高理想。
苏联瓦解后，独立起来的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路线。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发展的必要前提”。俄罗斯退出了历史的误区。
住在莫斯科的一位中国学者，听了苏联总统宣告苏联解体的电视讲话之后，十分惊讶，匆忙走去红场了解情况。只见稀稀拉拉不多一些人在走路，没有他所预期的群众聚会。第二天去看俄罗斯朋友：一位说，他没有看电视；一位说，这或许不是坏事；一位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他们指苏联的加盟国和卫星国)。全世界都在震惊，唯独苏联人民人人保持冷静!有74年的亲身经历，他们最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世界观的更新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含两个方面：
1.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形式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
2.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苏联宣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俄罗斯改正了这种说法。自然世界观的根据是自然科学；社会世界观的根据是社会科学；科学没有阶级性，世界观哪来阶级性?
2009年5月8日修改 时年104岁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8页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的要命。学生累的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育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的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22页 - 光华大学

大学毕业了,有人劝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种说法: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为什么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的刺激,所以当时的教授跟大学要订合同的,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这跟解放后的思想不一样,解放后是待在一个地方,一生就不要动了。那时候要动,才有发展,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他说要到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这个学校根据一个新的理论来办。那个学院的院长走开，要请他去当院长，想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时候是新的教育理论培养新的人物。这是一种新的理论，是面向群众，不是面向贵族，本来的教育都是面向贵族的。

为人母的人，读到这段，确实扭转了一个求稳的念头，等女儿工作后，鼓励她走出去，增加阅历与经验。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8页 - 圣约翰大学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周老言，“我们的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能发展成为专家。”20年代的大学理念以培养完美人格为基，而现今的教育是培训所谓的考试机器，校园凶杀案、同学互殴案、学生自杀比例的增大，说明了教育的失败，虽说考上了大学，甚至名校，但人格绝对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畸形的，甚至是病态的。
20年代的圣约翰大学即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看报三步法，正是教师引导学生、引导人的探究精神与思考能力，使之成为习惯。
周老亲历自己的学生时代，感叹现在的的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这是当下教育多么鲜明的纪录啊。周老判断教学没有上轨道，掷地有声地呼吁教育改革。
真牺牲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政策决策者们读读这一小段，反思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改革势在必行！

《我的人生故事》的笔记-第121页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