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政区地理研究（上、下册）》书评

緒論

绪 论第一节 本书研究对象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三国时期魏、蜀汉、吴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谭其骧先生以为：“把历史政区地理搞清楚，是研究历史地理的一项必要的基础工程”（参见谭其骧《西汉政区地理·序》）。时至今日，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其一：对通代政区进行研究，从而勾勒出中国历代政区沿革大势，如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二：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每个朝代政区的复杂演变过程进行细致地动态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是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参看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引论》）。续此，又有李晓杰先生《东汉政区地理》，胡阿祥师《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等等。对于三国时期的政区沿革，实际上清人已经作了很多工作（详绪论第三节），其中吴增仅创制的《三国郡县表》尤为重要，该书十分显著的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区沿革思路。本书之所以仍然择取三国政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吴氏《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存在着太多失考误证的情况，故而有重新考订的必要，这也决定了本书的重心主要是在对三国政区问题的重新考证。三国政区与两汉旧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州制的确立和定型，即在原郡、县二级政区的基础上，将原为监察区的州转变为一级行政区 。据《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刘）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出（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此后州制逐渐趋于稳定，从而最终形成了三国时期州、郡、县三级制政区。三级政区之中州、县变化均较稳定，而郡级政区变动最大，本书对州、郡、县三级政区沿革均作精密考证；于诸县沿革变化之中可见郡级政区之盈缩省废，于诸郡沿革变化中亦可见州级政区之动态演变。本书考证三国政区沿革时间分别为：魏起始于黄初元年 ，终结于咸熙二年；蜀汉起始于章武元年，终结于炎兴元年；吴起始于建安二十五年 ，终结于天纪四年。第二节 三国州郡建置沿革概述一 魏州郡建置沿革概述公元220年曹丕篡汉，改年号为黄初，至曹奂咸熙二年司马炎以晋代魏，共经历了四十五年。其间州级政区数目的变化很小，但历来诸家各持己说、所见不一，今检《魏志》卷十六《杜恕传》所载杜恕太和中所上奏疏有言：“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又《魏志》卷十四《蒋济传》所载蒋济景初中所上奏疏云：“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则曹魏时当有司隶、冀州、豫州、兖州、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等十二州；景元五年平蜀汉后，益州来属，又置梁州（详梁州考证），则增至十四州；吴氏《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一漏列益、梁二州，实误。为了将曹魏时期州郡变化的动态过程展现清楚，今依年代先后叙述州郡建置沿革的大要，详细考证各见正文相关部分。对于曹魏王国相关问题的讨论详见附篇“三国政区地理丛考”之《曹魏封王史事考实》。至建安末年曹魏所据地区已经大体稳定下来，曹丕篡汉后领有十二州。文帝延康元年于荆州置新城郡，黄初二年分司隶魏郡置阳平郡、广平郡，于荆州复置魏兴郡，于并州复置西河郡；三年分豫州汝南郡置汝阴郡，废章陵郡；黄初中又于司隶置朝歌郡，旋废，分豫州汝南郡、江夏郡置弋阳郡，分扬州庐江郡置安丰郡，分荆州南阳郡置义阳郡，领郡国八十九。明帝曹叡太和二年于荆州置上庸、锡二郡；三年蜀汉诸葛亮北征，取魏雍州武都郡；青龙三年于并州复置朔方郡；景初二年司马懿平公孙氏，辽东、玄莵、乐浪、带方四郡来属幽州；五年于幽州复置辽东属国，后改名昌黎郡，领郡国九十六。齐王曹芳正始元年废荆州义阳郡，三年于司隶置荥阳郡，八年又于司隶增置平阳郡；嘉平时废司隶荥阳郡、冀州章武郡、扬州安丰郡。高贵乡公曹髦甘露年间弘农郡划属豫州，后复属司隶；元帝曹奂景元时废豫州汝阴郡、锡郡，景元末，平蜀汉，分蜀汉益州置梁州，废东广汉郡、阴平郡，武都郡回属雍州，领州十四，领郡国一百一十二。二 蜀汉州郡建置沿革概述“（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刘）璋出降……先主复领益州牧。”（《蜀志》卷二《先主传》）从此刘氏据有巴蜀一隅。章武元年，刘备称帝于成都，直至刘禅炎兴元年降于曹魏，历经四十二年。蜀汉惟有益州，刘备据蜀后便对属郡进行了一些调整，十九年置汶山郡，改犍为属国都尉为朱提郡；二十一年置涪陵郡，改巴东郡为固陵郡；二十二年，置梓潼郡；二十三年，分巴郡置宕渠郡，旋废；章武元年复固陵郡为巴东郡，改蜀郡属国为汉嘉郡。刘禅建兴二年改广汉属国为阴平郡；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四郡，分建宁、牂牁二郡置兴古郡，分建宁、永昌、越嶲三郡置云南郡，建宁、越嶲二郡归化；延熙中，分犍为郡置南广郡，旋废，延熙末复置宕渠郡，后省。炎兴元年，刘禅降魏，有州一，郡二十二。三 吴州郡建置沿革概述汉末兴平二年，孙策初定江东，此后孙权袭位，次第收服诸州。曹丕革汉改元黄初，孙权称藩曹氏，但俨然一方之主，非为臣属，且仍建安纪年；建安二十六年受魏文帝封爵为吴王，二十七年陆逊大破刘备，后改元黄武，临江拒守；黄武八年称帝于武昌，改元黄龙，自此三国各自称帝，鼎立之局正式形成；从曹丕称帝至孙皓天纪四年降晋，孙氏长居江东，前后历经近六十年，而自孙权称帝至于国灭，亦有五十年，为三国国祚最长者。赤壁之战后，孙氏、曹氏、刘氏三分荆州，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为吴，南郡、襄阳、南乡三郡为魏，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汉，而荆州之名南北双立。是时孙权领扬、荆、交三州，领郡二十二，后刘氏分南郡立宜都郡，黄武元年陆逊大破刘备，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入属吴；二年迁都武昌，置武昌郡，旋废；五年分交州置广州，旋废，又于扬州置东安郡，于荆州置临贺郡，七年废扬州东安郡；嘉禾三年于扬州置云阳郡，旋废，五年于扬州置毗陵典农都尉；赤乌五年，于交州置珠崖郡，赤乌中废扬州庐江郡，领郡二十七，典农都尉一。孙亮太平二年，于扬州置临海郡、临川郡，于荆州置衡阳郡、湘东郡，领郡三十一，典农都尉一。孙休永安时于扬州置故鄣郡，三年于扬州置建安郡，于荆州置建平郡，于交州置合浦北部都尉；六年，于荆州置天门郡；七年，分交州再置广州，领州四，领郡三十五，典农都尉一，合浦北部都尉一。孙皓甘露元年于荆州置始兴郡、始安郡；宝鼎元年，于扬州置东阳郡、吴兴郡，于荆州置邵陵郡，二年于扬州置安成郡；建衡三年，于交州置新昌郡、武平郡，凤凰三年于广州置桂林郡，天纪二年后省日南郡置九德郡，天纪四年降晋。其中交州宁浦郡见废，而确年乏考，则孙皓降晋时有州四，郡四十三，典农都尉一，合浦北部都尉一。《吴志》卷三《孙皓传》引《晋阳秋》：“（王）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郡数与上合，而两都尉未计也。第三节 复原三国政区的基础和思路较之于《两汉书》，陈寿《三国志》惜无地理志，清人洪亮吉首撰《补三国疆域志》，其书大抵以《晋书·地理志》逆推三国政区情况，非但不明政区沿革之变，所考诸县舛乱殊甚；后谢锺英作《补三国疆域志补注》详考诸书以匡补其错讹，亦未称赅备；集三国诸州郡县考证之大全者，当推吴增仅，其所撰《三国郡县表附考证》用表的形式将政区沿革的动态过程清晰的表现出来，前列诸表、后附考证，体例完整、堪称上乘，然其考证非为精审，诸表错讹亦是比比，清末杨守敬评此三家曰：“国朝洪亮吉《补疆域志》，大抵上承《续汉志》，下接《晋志》，揣度出之，而于本书纪、传且多不照，沧州叶圭绶谓洪氏之书，想当然耳，非过论也；近日武进谢锺英为之补注，多所纠正，然沿讹者也不少；惟盱眙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沿革粲然……惟间有遗漏，或舍古志而据方书”（《三国郡县表补正·序》），杨氏遂作《三国郡县表补正》，其所厘定，条目寥寥，吴氏考证错讹处仍有十之八九未能补正；民国金兆丰又撰《校补三国疆域志》，简同洪氏、疏漏弥多，殊欠后出转精之旨；故而，有必要对三国诸州郡县沿革重新进行全面的考证，需要提及的是，今人梁允麟著《三国地理志》（200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是书不但不符合历史地理研究规范，存在着断限不清、文献不引、考证不确、体例不明等等问题，而且也毫无史学研究的最基本规范可言，故不加采纳。 沈约有云：“《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今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宋书·州郡志》），今《太康地志》早已亡佚（清人所有辑本，非为完帙，故未敢遽以为是），保存西晋太康政区情况唯一完整的传世文献便是《晋书·地理志》，虽其舛乱殊甚、错讹累累，亦聊胜于无，故今仿休文故例，亦以《续汉志·郡国志》校《晋书·地理志》。诸州辖郡演变情况例见各州之前言；诸郡归属情况例见各郡之按语；诸县凡二志归属情况一致且其间变化又乏考者，均直录于该郡之下，不出按语；凡二志归属有变化者、前志有后志无者、前志无后志有者，皆标出其于二志中之具体情况，且出按语详考。州、郡、县可考治所的今地所在，皆加以说明。其方位主要依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已出诸册著录城址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分册》，各处所注之“今地”，除征引史籍、论著者保留原文以外，县及县以上单位以2004年底行政区划为准 ；至于县级以下的小地名，因资料所限，或有非2004年区划状况者。考证的具体方法，以排比文献直接记载材料为主，所依据文献及相关版本，详文末所附参考文献；以借助考古出土材料为辅，例如：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对吴时期长沙郡诸县沿革的考证有极大的辅助作用；以运用间接记载材料进行推断为补充，通过确定某些文献的著写年代或著者年代，来使用这些文献进行考证，比如对《水经注》经文、《齐民要术》所引《广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史记集解》所引文颖注及《皇览》、《尚书正义》所引王肃注等等的运用；以详察地望以证归属为帮助，例如，通过对《水经注》各河迳城的记载，来确定某县与其他已经考实之县的具体关系，从而提供判定此县归属情况的依据。历代正史，凡有《地理志》者，其所载政区均非一朝经制，而是某一特定年代的切面，《晋志》政区的标准年代为太康四年 ，《春秋经传集解》杜预注所引政区及地名之标准年代为太康元年 。据毕沅考证《晋太康地志》所录地志断代年限为太康三年，详毕沅《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记总序》（丛书集成本）。对于前人所作研究，精彩确论之处，一并采纳，并予以说明，而于其错讹之所，亦明晰标出、不加讳婉。吴氏《表》、《考证》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故将其误考之处悉数列出，于此可见彼我之不同，亦明前考之不竟，非敢以此自耀，实是体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