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章节试读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229页

革命活动家致命的错误与对待时间的态度有关。现在被完全看作是手段，未来则完全被看作是目的。所以，针对现在而肯定暴力和奴役，残忍和杀人，针对未来而肯定的则是自由和人性，针对现在肯定噩梦般的生活，针对将来肯定的是天堂生活。巨大的秘密在于，手段比目的重要。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74页

力量是对他者的改变﹑照耀和复活。暴力﹑残害﹑杀人则是软弱。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71页

巨大的危险不在国家观念自身里，国家执行着必要的功能，而是在国家的主权观念里，在神权政治﹑君主制﹑民主制﹑共产主义的主权的观念里。一切形式的主权观念都是人的奴役。对主权的寻找自身就是巨大的谎言，是奴性的寻找，是奴隶的梦想。主权观念是由客体化世界所产生的幻想，这个世界是奴役的世界。不存在任何主权，主权不属于任何人，必须摆脱这个奴性的思想。主权是一种催眠术。主权总是被认为是神圣的，然而，在客体化世界里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只有虚伪的神圣和偶像。精神从来不在国家里化身，不在历史实体里化身。精神化身在人的身体里，在人的交往里，在人的创造力里，在人格和个性里，而不在国家里，不是在历史的沉重躯体里。在客体化世界里只有必要的功能，此外什么都没有。这才是解放着的思想。主权不属于人民，同样也不属于君主。权力和统治的基础是君主制的图腾崇拜的观念。君主曾是图腾。在古代埃及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然后总是为权力寻找宗教的恩准。就是在20世纪也根本没有摆脱这一点。主权的民族，主权的阶级，主权的种族，所有这一切都是图腾的新的变化了的形式。领袖-独裁者还是那个图腾。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01页

整体和谐﹑世界秩序的观念是人的奴役的根源，这就是客体化对人的生存的统治。所谓的世界秩序以及所谓的世界整体的和谐，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根本不是世界秩序的建立者，不是世界整体的管理者，上帝是人的生存的涵义。世界秩序压制部分，把个性变成手段，它是客体化的产物。……世界秩序，整体和谐等等，没有任何生存的意义，这是决定论的王国，自由永远与这个王国对立。上帝永远在自由里，从来不在必然之中，永远在个性里，从来不在世界整体之中。上帝从不在世界秩序之中发挥作用，这个秩序仿佛在证明着个性的痛苦，而是在个性的斗争中，在自由和这个世界秩序对抗的斗争中。……这个世界秩序与上帝无任何共性，而在受苦的个性对世界秩序的反抗中显现，在自由对必然的反抗中显现。……上帝在流出一滴泪水的小孩身上，而不在世界秩序中，人们用这个秩序证明这滴泪水。整个世界秩序及其普遍—一般﹑非个性的王国都将走向终结并毁灭，而所有具体的存在物，首先是人的个性，但也包括动物﹑植物和自然界中一切拥有个体生存的东西，都将获得永恒。此世所有王国，所有“一般”的，残害个体—个性的王国都将彻底毁灭。
世界和谐是个错误的和奴役人的观念，为了个性的尊严应该摆脱这个观念。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52页

文明是作为手段产生的，但它被变成了目的，并专横地统治着人。文化及其所有价值都是人的精神生命﹑精神上升的手段，但文化却变成了目的自身，这个目的压制着人的创造自由。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03页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莱布尼茨是思想史上最可怕的悲观主义者。莱布尼茨认为，这个世界是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但是，如果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是如此可怕，那么，这样的学说就太悲观了。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31页

不但是天才，任何人都高于社会，高于国家，而纯粹的人的利益高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整体的利益不是为了整体，而是为了个性……对价值的这种重估是一场应该在世界上实现的解放革命。……当社会开始靠排他性的力量来维持时，它就在接近结束和死亡。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79页

要培养克服奴役和统治的意识结构，必须仿照否定神学来建立否定的社会学。肯定的社会学陷入到奴役和统治的范畴里，不能走向自由。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94页

民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是比国家主义的奴役更深刻的奴役形式。在所有的“超个性的”的价值中，人最容易认可服从的是民族的价值……当对人而言是最坏的东西转移到集体的现实里，这些集体现实被认为是理想的和超个性的，那么这个最坏的东西将成为好的，甚至将变成义务。利己主义﹑自私﹑自负﹑高傲﹑权力意志﹑对他人的仇恨﹑暴力等，一旦从个性转移到民族整体上来，那么这一切都成了美德。从人的观点看，对民族而言一切都是允许的，为了它可以犯罪。
就自己的本质而言，它是反伦理的。把伦理评价用于民族生命就会使民族主义成为不可能的。
民族主义所制造的主要谎言是，当谈到“民族的”理想，“民族的”整体福利﹑“民族的”统一﹑“民族的”使命等等，那么人们总是把“民族的”与享有特权的，占有统治地位的少数联系在一起，通常都与拥有财产的阶级联系在一起。从来不把”民族“﹑“民族的”理解为人，具体的存在物，而是理解为只对某些社会团体有利的抽象原则。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人民总是与人相关。民族的意识形态一般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人们付诸民族整体，目的是要压制部分，这些部分由人﹑由能够痛苦和快乐的存在物构成。”民族性"变成了偶像，它要求人祭，这和一切偶像一样。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68页

人的最明显地堕落表现在，他是暴君。在人身上，存在一种倾向于残暴统治的永恒的趋势。人是暴君，如果不是在大的方面，那么也是在小的方面，如果不是在国家里，不是在世界历史之路上，那么也在自己的家庭里，在自己的小店铺里，在自己的事务所里，在官僚机构里，在其中他占据着最渺小的位置。人有一种喜欢扮演角色的不可克服的倾向，在这个角色里他赋予自己以特殊的意义，并奴役周围的人。人是暴君，不但在恨里，而且也在爱里。热恋着的人常常是可怕的暴君。忌妒是残暴统治在消极形式中的表现。忌妒是奴役者，他生活在虚构和幻觉的世界里。人还是自己的暴君，也许，人尤其是自己的暴君。他作为分裂的和丧失完整性的存在物来残暴地统治自己。……人用虚假的信念﹑迷信和神话来统治自己。他用各种恐惧，各种病症来残暴地统治自己。他用嫉妒，怨恨，自尊心来残暴地统治自己。病态的自尊心是最可怕的残暴统治。人还用对自己的软弱和渺小的意识，以及对强力和伟大的渴望来残暴地统治自己。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69页

不但国家的存在不是最高价值，就是世界的存在，这个客体化了的世界的存在，也完全不是最高价值。一个人的死亡，哪怕是最渺小的一个，与国家和帝国的灭亡相比，是更重要的和更具悲剧性的事件。上帝未必注意世界上最大的王国的灭亡，但他能发现个别人的死亡。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50页

创造的意义在于预告世界的改变，而不是巩固这个世界的客观完善。
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从客体化之路转向超越之路。
“客观性”的要求完全不是真理的要求，而是社会化，是对中等人，对日常性的服从。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57页

忧郁完全不是对危险的体验，它完全不与烦恼相关，而是使烦恼获得减弱。忧郁指向上，并揭示人的最高本质。人体验着被遗弃的状态，体验着孤独，以及世界的异己性。再没有什么比对一切的异己性的体验更痛苦的了。个性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就体验这个状态。在忧郁中有某种超验的东西，是在双重的意义上。个性把自己体验为超验的，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存在物，还体验着深渊，这个深渊使它与最高世界，另外的世界隔开，那才是它自己的世界。强烈的忧郁之感可能出现在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人深深地固有对神的生命的忧郁，对纯洁的忧郁，对天堂的忧郁。此生的任何幸福的瞬间都不能与这个忧郁相适应。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66页

奴役的世界是精神与自己异化的世界。外化是奴役的根源，自由是内化。奴役总是意味着异化，意味着人的向外抛出。费尔巴哈以及后来的马克思都认识到了人的奴役的这个根源，但却把这一点与唯物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唯物主义哲学就是使人的奴役合法化。最原始的恶是人对人的统治。……马克思认为人剥削人是最主要的恶，但实际上，人剥削人是派生的恶，这个现象作为人对人的统治才是可能的。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6页

不能以对世界的爱为出发点，而应该以精神自由与世界的对立为出发点。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90页

和平主义不但无力克服战争，而且它自身可能意味着比战争更低的状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所意味着的只是对平静和有保障的生活的爱，是对灾难的惧怕，甚至是怯懦。还有比战争更卑鄙的和平，因此，不允许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真正的反战斗争也是一场战争，是真正的尚武精神，是勇敢和认同牺牲。尚武精神不意味着必然反对敌人﹑反对不同信仰的人﹑反对另外一个社会阶级的人的战争。应该战斗，比如反对阶级社会，反对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的私有制和金钱基础上的阶级的存在，而不是反对构成阶级的人，不是反对完全被变成敌人的人。基督带来和平，但他也带来了剑（纷争）。
人们认为国家和民族的价值是如此之高，甚至是最高的，以至于为这个价值就可以杀人和流血，而社会公正和解放的价值不被认为是为之可以杀人和流血的价值。但是，对待价值的这个态度对基督教良心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自由和公正是比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更高级的价值。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84页

国家愿望居民数量的增长，并鼓励生育子女，但完全从炮灰的立场出发的，是为了加强军队。这是国家的厚颜无耻，却常常表现为高尚和爱国主义。
现在青年也很容易受战争的浪漫主义控制，战争的浪漫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浪漫主义。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76页

说个性的自律，以及意识和良心的自律，在术语上是不正确的。在康德那里，这意味着让个性服从道德—理性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自律的不是人，而是道德—理性法律。应该把作为个性的人的自律成为自由。在欧洲历史上，一般情况下或者用理性，或者用自然界来与权威和等级制度对抗。起来反抗权威的或者是理性，或者是自然界。然而，靠这个手段不能获得人的自由。人仍然还服从无个性的理性﹑独立的社会或直接服从自然界的必然性。对抗专横的意识或专横的生活制度不应该用理性，不应该用自然界，也不应该用独立的社会，而应该用精神，即自由﹑人身上的精神原则。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的笔记-第177页

人不应该迷恋任何国家的形式。人的整个价值与之相关的对自由的爱，不是自由主义，民主或无政府主义，而是某种无可比拟地更为深刻的，与人的生存的形而上学相关的东西。
反国家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是由自由对存在的先在性，个性对社会的先在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