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中國》章节试读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42页

p. 242 - 249
对“三农问题”的观察与评述。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6页

在中国，许多事情都要打擦边球，并且获得原谅永远比获得批准容易。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45页

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耕种的农民获得自己的土地，结束地主支配的体系。随着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控制权，他们异常迅速地着手于这个改革。他们对使用暴力毫无顾忌，因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1940到1950年代期间，成千上万的地主被冷酷无情地处死，田地被交给了佃户。五千万家庭突然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它们主要是穷人。……1950年代后期，他（毛）下令再次重组农村土地，这次采用了乡村公社的形式。农民们失去了他们新获得的所有权和他们获取个人利益的权力。所有东西都是共有共用——田地、人力、收成——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指示农民为工业发展作贡献，公社要完成炼钢任务。他们最终熔掉了农业器具和炊事工具，许多地方的人不再种庄稼。饥荒席卷了中国农村，上千万的人死于饥饿。……邓小平在1978年掌权后，他和其他改革者希望能准许个人以某种形式拥有土地权。但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将土地私人化，尤其是在农村，这等于承认革命失败了。于是官员们转而发明了一种“家庭承包责任制度”。农民们与公社签署土地合同，同意每年用现金或收成的指标来支付一定的租金，然后他们被准许留下盈余的部分，这是共产党执政前的佃农体系的变种，只是现在地主变成了国家。……在农村，一个人不能买卖他的农田，也不能将其抵押。……这些土地仍然属于村庄集体所有。当开发商来到村镇的时候，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个人不能阻挠土地销售或进行谈判以获得更高的价钱。法律给予城镇以“公共利益”的理由获取郊区土地的权力。“公共利益”这个词从来没有定义，其鞠是城市的空间恣意扩张。当城市购买农田的时候，它们付的是被人为翼的固定价格。这些交易由村政府负责，它们本应补偿失去田地的农民，但腐败却常常吸干了资金。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范围迅速扩大，这种攫取土地的做法变得越发常见。一项估算显示，1990年至2002年期间，六千六百万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农村的体系变成一个极其不公平的新与旧、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体，收益属于个人，但风险共同承担：本地干部从土地买卖中获益，而村民们则陷于不可预料的后果中。革命后的半个世纪，农村土地改革达到了与预期正好相反的效果。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451页

在中国农村，所有土地都归集体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土地，只需支付由政府制定的统一价格就可以了。交易达成并使农民离开土地后，城市可以兴建基础设施，并重新把这块地划分为城市用地。
---- 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圈地运动。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56页

在北京，上層社會喜歡去「道地」的地方菜餐館︰雲南餐館、客家餐館和貴州餐館。 如果你把這些菜拿回去其假定的原產地，當地人會感到茫然無解。首都的四川餐馆里做的菜,我在四川住了两年都没有吃过，但这在一个生活水平提高得如此迅速的国家里是非常正常的：市场要求新的传统，甚至是农村朴素的传统。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146页

山丹是附近的一个村镇，王队长说，当地人最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开始为中国军队养马。……在新疆，中国遥远的边境仍然靠骑马巡逻。当地人告诉我说，在1980年代中国援助塔利班打苏联的时候，送了大量的山丹马到阿富汗。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48页 - 农村

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转变的反应。这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至少并不全然是，我从来都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人们为什么急于逃离贫困，并且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和改变怀有深深的敬意。但进步来得这么快是有代价的。有时问题很微妙，局外人难以捉摸。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新闻故事喜欢刻画戏剧性和政治性的一面，它们强调不稳定的风险，尤其是经常发生在农村的地方性抗议。但从我观察到的来看，这个国家最大的骚动不在于其内政，而在于个人。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与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无法将以往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父母和孩子身处于不同的世界，婚姻生活复杂异常，我极少见到相处快乐的中国夫妇。在一个改变如此之快的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保有自己的方向。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41页

在中国的车辆中，喇叭基本上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它表达了司机的反应。人们不停地按喇叭，一开始声音听起来都一样，但久而久之你就能学会分辨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它像四声一样复杂。中国口语讲究声调，也就是说像“ma”这样一个单音节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分别有不同的意思。同样的，一声中国喇叭声可以有十种完全不同的含义。一声结实的“嘟——”是用来引起注意的。两声“嘟、嘟”表示生气。有一种长“嘟———”意味着司机被堵在了水泄不通的车阵里，已经没法从人行道上往前窜，希望路上的其他人能消失不见。用来呼应的“嘟—————”证明了他们也动不了，会继续留在这里。有一种了结结巴巴战战兢兢的“嘟嘟嘟嘟嘟嘟”显示了恐惧。马后炮“嘟”是新手司机在发生情况的时候太慢按下喇叭而发出的。还有一种了短促的“嘟”只是告诉别人：我的手还在方向盘上，这个喇叭也仍是我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87页

p. 287 - 296
对基础教育的细节的观察。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125页 - 城墙

我对农村生活的困顿并无错误的幻想,在和平队的日子也教会了我不要把贫困浪漫化。但尽管如此，开车经过这些垂死的村庄时还是感到一种酸楚。这是最后的一瞥——小城镇的末日，乡村童年生活的末日，甚至可能是有几个兄弟姐妹的家庭的末日。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46页

大部分游牧民族并非侵略者，因为他们通常对占领土地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中国的货物，不是中国的文化，也不是那令人头痛的一个接一个的皇帝和一个接一个的朝代。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48页

有时他们似乎本能地抓住两个世界的最坏之处：最坏的现代习惯，最坏的传统信仰。
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转变的反应。这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至少并不全然是，我从来都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人们为什么急于逃离贫困，并且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和改变怀有深深的敬意。但进步来得这么快是有代价的。有时问题很微妙，局外人难以捉摸。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新闻故事喜欢刻画戏剧性和政治性的一面，它们强调不稳定的风险，尤其是经常发生在农村的地方性抗议。但从我观察到的来看，这个国家最大的骚动不在于其内政，而在于个人。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与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无法将以往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父母和孩子身处于不同的世界，婚姻生活复杂异常，我极少见到相处快乐的中国夫妇。在一个改变如此之快的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保有自己的方向。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47页

這讓中國人很困擾，因為他們總是寄望於外來人被自己的文化所牽絆。
我經常經過寫著計劃生育標語的看板，其口號從毫無意義的廢話（“女兒也是親骨肉”）到多管閒事的建議（“晚婚晚育”）再到徹頭徹尾的謊言（“生男生女都一樣”）一應俱全。隨著我一路往西開，資訊也隨之而變大，直到口號覆蓋了整個貧瘠的山坡，似乎字詞爲了覆蓋住空曠的大草原而膨脹起來了。

《尋路中國》的笔记-0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45页

尽管对当地政治感到反感，但曹春梅还是打算入党。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很让人意外：她的佛教信仰似乎与轻视信仰的共产主义互不相容。但曹春梅对共产党的兴趣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甚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她只是想成为某个团体的一份子，而且她想到处走走。“他们每年夏天都有一次很好的旅游机会。”她说， “他们能收到礼物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入党挺有意思的。”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1页

十八世纪，西方探险者和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他们听过秦朝的故事，又看到了明朝的城墙，不可避免地在心中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这条从秦朝到明的想象之线连成了我们今天知道的长城：一条有两千年历史的砖石建筑，优美地延伸穿越中国，正如它在地图上的标记一样：.1793年，一位叫约翰巴罗爵士的英国人参观了北京附近的城墙，并根据他看到的情况宣称这中横跨全国建筑所用的石头足够建一道小墙绕赤道两圈。（他没有意识到西部的城墙比较小并用夯土建造。）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从月亮上能用肉眼看到长城。（实际上，1923年时并没有人能在月亮上看到它，现在也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知道外国人混淆了长城的历史和地理，有一段时间对这种夸张的说法很抗拒。但这个传言最终还是得到了毛泽东等民族主义者的喜爱，利用它的象征意义统一抗战，把它用于宣传。无论如何，在这个对古代建筑没有学术研究传统的国家里，弄清真相并不容易。最终中国人似乎高举双手接受了外国人的理论：用了“长城”这个名字，和英文的“Great Wall”一样统一了称呼。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69页

在中国,急速的改变让许多人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他们不再相信旧时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迁移和城市化的力量彻底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汲汲营营有时候似乎缺乏意义又让人疲惫，许多人希望与他人之间有一种更有意义的连结。其中一些求助于宗教不一定因为他们渴求个体和神明的关系，而是他们想和邻居朋友分享一种东西。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40页

（在怀柔）还有一家叫“大世界”的城里唯一的百货商店。“大世界”五层楼高，里面出售一个怀柔购物者会想买的几乎所有东西——电器、房产证、玩具、书籍。农民们来到这里是走自动扶梯，他们在那个移动的金属前站好，蓄势待发，等待最完美的一刻跳上去。成功起跳后，他们紧紧抓着橡胶扶手，像一个抓住横杆的体操运动员。扶梯到了尽头后，他们再跳下来到安全的地方。他们喜欢在下了扶梯之后突然停下来，仿佛在等待裁判打分。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48页

有时他们似乎会本能地抓住两个世界的最坏之处：最坏的现代习惯，最坏的传统信仰。
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转变的反应。这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至少并不全然是，我从来都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为什么人们急于逃离贫困，并且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和改变怀有深深的敬意。但进步来得这么快是有代价的。有时问题很微妙，局外人难以捉摸。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新闻故事喜欢刻画戏剧性和政治性的一面，它们强调不稳定的风险，尤其是经常发生的地方性抗议。但从我观察到的来看，这个国家最大的骚动不在于其内政，而在于个人。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与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无法将以往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父母和孩子身处于不同的世界，婚姻生活复杂异常，我极少见到相处快乐的中国夫妇。在一个改变如此之快的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保持自己的方向。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5页

……一次我在北京北边的农村开车时撞到了一只狗，当时它从一座房子后面跳出来，一下子冲到我的捷达前面。我急忙打方向盘，但已经晚了。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中国的狗，和这个国家的人一样，还不是太习惯周围的车辆。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135页

在中国，地图主要被发展用作政府和军队的工具，强调它们对个人的用处并非其固有传统。在中国的教育中地图也只扮演一个小角色：打开一本小学地理课本，就能看见里面大部分是文字。学生可能会被鼓励去写关于其周围环境的文章，但从来不会把它画出来。……看得懂地图仍未变成课程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在学校读上几年书都没有学习到怎样对待一本地图册，通常他们第一次与地图打简单是刚开车的时候。即使一个中国人对一份细节详尽的地图感兴趣，他也没办法找到，因为政府对绘制这样的地图态度谨慎。人们仍然倾向于把地图绘制与军事目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偏远的西部，像西藏和新疆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可能找到关于它们的象点样的地图。中国地形图属于保密文件，在市面上无法买到。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69页

北京的外國人經常對我說難以相信我能在這個國家開車。我的回答是：難以相信你會坐進中國駕駛課程的畢業生開的計程車和公車。在路上，每個人都迷失——迷失的一代——但是，當那個坐在方向盤后的人感覺還是會好一些。
其實有點詭辯的感覺。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48页

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与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络,他们无法将以外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12页

读了12%，it4里面的kindle。竟然还要求页码和笔记长短。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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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中國》的笔记-第15页 - 第一部 城墙

关于在公路晾晒谷物给作者带来了困扰，哈哈~一道道杂色的花生，一堆堆散乱的葵花籽，一片片鲜艳的红辣椒。农民们仔细地把蔬菜摆在了柏油路的两边，因为这个地面最适合用来晾晒和分拣，而谷壳都被扔到路中心，过往车辆一定会碾到它们。这其实是违法的，是最公开地违反交通安全和食物卫生管理条例的一种行为，但在中国农村这种现象被普遍容忍，让别人的轮胎帮忙碾谷子确实容易多了。只是一开始我觉得从食物上压过去很难。旅程的第一天，每次遇到谷物堆，我总是在尖利的刹车声中停下，摇下车窗问：“我可以开过去吗？”农民们不耐烦地喊回来“过，过，过！”然后我就开过去了，小米、高粱和麦子在我的车下哔剥作响。到了第二天我已经不再询问；到了第三天我已经学会看到谷子就加速。接近谷堆的时候，我会踩下油门。砰！嘎吱！然后我能从后视镜看到人们拿着耙子和扫帚冲向路中间。那是我对秋天农活做出的贡献：不停车的收割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1页

一些有感触的段落：1、他们从没有问我要把吉普开到哪里去。租车合同上明确禁止司机把车开离北京，但我决定忽视这个规定：他们要到我还车的时候看到飙升的里程才会发现。在中国，许多事情都要打擦边球，并且获得原谅永远比获得批准容易。2、长城并非环境变坏的最主要原因，但也脱不了关系。城墙所到之处资源被吞噬，明朝官员记录了修建长城的花费。近几年，一位名叫石彬伦（David Spindler）的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了一项城墙修建工程中的数字，估算出烧制每块墙砖士兵们需要烧掉7.5公斤的木头。即使在用夯土和天然石块建造城墙的地区，他们还是需要用木头来烧火做饭，而卫戌驻军的收入也很大部分来自于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显示出，在明代只有60%到70%的建城预算来自国家其他则由士兵自行筹措，经常是来自伐木业。有些大臣抱怨这样其实适得其反：把土地弄得光秃秃的，只会更方便马背上的侵略者。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23页

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于人们对我更有耐性，一般来说，他们倾向于对会说他们语言的外国人持有某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让我的日子好过得多，像许多长年住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学会了利用这点好处。但我对其真正的含义并没有错误的概念，这种尊敬的根源是不安全感：在心底里，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他们国家展现在外人前形象有点羞愧。赵医生没有把我当众一个关心生病孩子的人，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不信任她能力的外国人。
……处于两极的我们共同激发了这个城市女人最糟糕的本能：她以傲慢对待那个农民，以不安全感对待我这个外国人。
中国人的自信总是表现在欺负比自己势力弱小的群体和个人，中国人的自卑又表现在虚假逢迎比自己强大的人和事。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72页

浙江的这个地区以方言难懂著称，这里也到处都是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村镇。当地人喜欢专做一样简单的东西，部分原因是他们没受过什么正式的训练，生产这类不需要太多技术和投资的东西相对简单些。沿着303号公路，每到一处有相当大小的地方，我都会停下车问旁观者：“这里的人生产什么？”通常他们用一句话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有时他们连话也不需要说。在武义县，有个人回答的方式是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把扑克牌。我随后了解到武义县每年生产十亿副扑克牌，占了中国国内市场的一半。八十公里之外的义乌市生产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塑胶吸管。一个叫永康的地方生产中国95％的体重计。在浙江另一个地区菘厦镇每年制造出三亿五千万把雨伞。分水镇专营钢笔；上官乡生产乒乓球拍；大唐镇制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袜子；全世界40％的领带来自一个叫嵊州的地方。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00页

当三岔的男人空闲的时候，他们话题的变换突兀的无法捉摸，就像静止盘旋在空中的鹰隼突然发现了看不见的气流一样。通常村民们谈论的是世俗的话题：食物、天气、价格，但主题可以随时冲进平流层。村民们跨越海洋和大陆，从一个古朝代翱翔到另一个古朝代。他们喜欢谈论中国过去的伟大，尤其是和今天的国家进行比较。而且他们喜欢一面倒的言论，外国话题总是会被令人吃惊的泛化。这些评论并无恶意，这些人只是对世界感到好奇，而且他们喜欢把中国和外界扯上关系。但要跟上这些在饭桌上呼啸穿梭的谈话却让人困惑的要死。某人可能会用一个至少值得发挥半分钟的主张开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毫无疑问是唐朝。】——但一个呼吸之后他已经在说一个关于非洲妓女的电视节目。
跟着建筑队云里来雾里去，我们突然又一起降落在朝鲜半岛。
“北朝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
……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19页

我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欺负农村来的人出了名。……中国官僚机构里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中年人。他们受教育于动荡的文革时期，许多人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单位系统里工作一生。可以说他们错过了改革年代，缺少现在中国年轻人身上常见的灵活性与实用主义。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6页

在中國，許多事情都要打擦邊球，並且獲得原諒永遠比獲得批准容易。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193页

1970年代，三岔的居民又推倒了树路在村口主要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的城门，拿巨型的石料来修路和做房子的地基，现在，有些对这些破坏行为感到后悔，因为村民们相信那个大门能够吸引到游客。
中国人对于立刻不能变成钱的事是不感兴趣的。另一个极端是，当他们知道他们之前做的事有可能影响到现在的自己不能立刻赚到钱而经常患得患失。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250页

（与一位农村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很少有这样的仪表，在城市中简直难以想象。年轻的城市女性被人称呼为“小姐”，今天的大部分“小姐”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身体无助感。她们舞动着手臂，跺着脚，穿着不实用的衣服，蹬着细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在整个动物王国中，最引人注目的场面莫过于一个“小姐”跑着追赶计程车。它就像孔雀的求偶舞：羽毛屏开，令人震惊地肆意卖弄浮华和色彩，动作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却甚少明显的意义。

《尋路中國》的笔记-第348页

最坏的现代习惯，最坏的传统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