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开端》书评

难得的干货丰富的书

辛亥革命过程中，北洋集团，挣脱出了传统政治的藩篱，它从一个前清的军事集团一跃为军政集团。1911年11月，北洋袁世凯组阁（北方内阁），军人集团首次脱离传统政治中文官集团（汉族士绅、满洲亲贵）的束缚，它控制政权，并覆盖了清廷。由此，北方立宪政府尽管是在“君主立宪”前提之下与南方议和，但北洋集团的目的，并不在于政治上对“政体信仰”的坚持，而在于如何更合理地处理清廷。这就是作者提出的本书最关键性的命题——“惰性军政集团”的崛起。

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

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评《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对于宋教仁，诸公可能知之甚少，因为他在民国政治的群星璀璨中，较早地陨落了。对于宋教仁在民国政治的作用，我们更难以去评判，《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试图完成这个任务，他简要介绍了宋教仁的简短一生，然后详细解析当时的民国政治情势，对比了当时存在各种政治力量，以宋教仁被刺事件为切入点分析当时的民国政治生态，并想要告诉我们：宋教仁先生曾经为当时的政治做出了什么样的功劳。清王朝腐朽之际，武昌革命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的中国政权在立宪、革命和北洋三股势力之间不断更替，政治动荡，民生凋敝。从戊戌变法开始部分维新派人士开始寻找立宪之道，晚清遗老遗少也在打着立宪的幌子为皇朝复辟寻找机会；以北洋军阀为主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民国初期的政治底色，他们的意愿决定了当时政治的发展动向；革命派们寻求从民国底层以及海外获得资源，各种政党与党派不断产生，藉此与立宪派和军阀们抗争，各方势力不断地触合与斗争，冲突和妥协成为了当时政治的主题……这就是民国初期的政治全景。宋教仁本人长于谋略，短于实战，他长期管理国民党党务，在国民党的地位仅次于孙文、黄兴，在1913年他却被推到了国民党与其他政治力量斗争的第一线。1913年初国会选举，国民党获胜，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从而成为总统袁世凯独揽大权的最大政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1日逝世。《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以宋教仁被刺一案为研究入手点，顺着案情的始末，分析各方势力在民国初期政治力量的比拼，以及各方势力的斗争与妥协。如果1913年，宋教仁能得以继续开展他的政党政治，《临时约法》通过并成为中国民主体制的保障，皇权与军阀都被法律捆绑，政党政治开始实施，民主体制不断发展，中国的政治会走向另一个历史，中国的社会发展会呈现另一个面貌。可是历史没有如果，1913年宋教仁被刺一案，成为了民国政治的转折点，从宋教仁被刺开始，袁世凯的野心毕露，各方势力开始撕掉伪装走上前台厮杀，北洋军阀时代由此拉开帷幕。百年回望，我们似乎对于当年的历史有了一个稍微清晰的认识，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叹息久久回响在中华大地上。2013-7-14

民国的开端已注定败局

民国的开端已注定败局　　知春客　　读历史　　2013年是政治家宋教仁遇刺一百周年，《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新近推出，意在解读这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事件。　　1911年的中国，随着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枪响，“永固”了264年大清江山土崩瓦解。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冉冉升起，这个新生的国家似乎充满着无限的活力和可能性，而不到二十个月之后，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另一声枪声，不仅夺走了刚在国会获胜，正踌躇满志准备组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31岁的生命，也彻底撕毁了数十年来方方面面之士绅精英所精心架构的民国宪政蓝图。自此， “二次革命”“洪宪复辟”次第发生，民国政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　　宋教仁之生平事迹，两岸的近现代史大家如陈旭麓、吴相湘皆有的相关编、著刊行于世，但囿于时代所限制，皆未能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其人其事，实为不小的遗憾。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辛亥革命与清帝逊位一百周年，各种学术会议应接不暇，坊间关于此类主题的各家著述也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可有新意、有创见却极罕有。　　张晓波所著之《民国的开端》虽然迟至今年才推出，但文辞雅洁，见识深邃而独到，实为同类书中的佼佼者。本书以宋教仁遇刺之事为切入点，再回溯宋教仁生平革命事迹，然后展开创制民国前后的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与博弈图景包括武昌起义、南北和谈等事件。　　宋教仁之横死，是关系到民初政坛上翻转国运的大事件，作者充分利用现有所能网罗到的资料，既包括报章的新闻实况、亲友同志的追忆缅怀，也涵盖各类民国史事研究著作，经过推敲论证，得出了袁世凯是宋教仁案背后总黑手的结论。　　宋教仁当年携选举大胜之声势，要求实行内阁负责制，即是削去袁世凯大总统之实权，以袁之性格，完全不能接受，于是政治危机只能用子弹最终解决，宋教仁之死也就难以避免。　　据作者考证，在惨案发生后，袁世凯之外的疑凶或如武士英瘐死牢狱，或如赵秉钧暴毙家中，或直接如应夔丞、洪述祖那样直接被杀，无一幸免，其灭口的目的昭然若揭。而宋威胁到袁的权力也为其杀机顿起的主因，袁也确是宋案的最大而直接的受益者，丧失权力的警报立即解除，也无任何力量可以挑战。在《民国的开端》之后，证袁为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与真凶，可以盖棺而论定，再无疑义了。　　在笔者看来，《民国的开端》的最大贡献是将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转换成相对清晰的政治局势分析。特别对于民初政治政局的归纳、梳理最见史料处理的功力。一般读者也得以在了解宋案来龙去脉，前后因果之外，明白当时之微妙情势下，宋氏不得不死，即使侥幸活命，其组阁理政的宏愿也绝难达成。这不仅是因为袁的优势过于绝对，更重要的是，虽有议会政治、选举政治的表象，国民党仍旧不是现代政党，只是一个人心涣散、毫无凝聚力的、形式上的联盟。另一个值得指出的创见是作者用“惰性军事集团”这一概念指代袁世凯及身后执掌中国十几年之久的组织集团。虽也曾有史家将其简化为“武夫当国”，但仔细琢磨下会发现简单化不够恰切。而“惰性军事集团”神来之笔，准确指出了北洋军阀毫无进取之心，因循守旧的心理状态，也点出了其逐鹿中原所依仗的完全是军队武力而已。　　读完《民国的开端》，会发现作者其实已经提示我们，民国政治败局早已在革命爆发前已决定，它败在目标不明确，组织不完备，力量不统一，军事太软弱，更没有召唤、产生出新的政治主体。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是1927年的国民党和1949年的共产党了。

慧星政治家

对于手头这本张晓波的《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我想分别从传主宋教仁、作者对传主的书写，以及书的装帧、排版这三个角度来分别加以讨论。首先，宋教仁是一个慧星型政治家。他的一生非常短暂，1913年被暗杀时只有3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自他1904年与黄兴结识进入革命阵营算起，也才短短十年。这十年间，这十年间，虽然他的政见与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巨子多有不合，但贡献卓著——1904年他全程参与了继兴中会之后第二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的创立；1905年参与同盟会的成立，并一度主持日常工作；1906年编纂《间岛问题》一书；1912年参与武昌革命政府的组建，主持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1912年，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又亲手改组国民党，并任代理理事长；1913年，领导国民党在中华民国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多数……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年间，他就象一颗慧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焕发出了足耀后世的夺目异彩，却因上海车站三声沉闷的枪响而倏忽殒命，只是昙花一现。民国第一狂人章太炎认为他有宰辅之才，是一位兼具革命型领袖和经理型领袖双重特质的政治家，民国前义无返顾投身革命，民国一朝建立，他又迅速转型，最早发出要由革命转向建设民主共和政治的呐喊——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再问诸人！成为第一位倡导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致力于建立现代政党政制，也由此被誉为“民初四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宪政之父。只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民国政治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力量平衡与政治交换的方式达成的，力量占优的一方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和最终的决定权，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政治家的信条。可以说，宋教仁之死是革命不彻底带来的宿命，是实力政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民初共和制和政党政治实践失败的牺牲品。如果说彗星为地球带来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水，那么宋教仁则带给我们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上最为温馨的宪政之梦。据说，他曾在国会大选前密访政敌梁启超，表示应像英美那样，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假如，他的理想得以实现，那将是……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自己的轨道，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他刹那间的闪耀，注定无法永恒的照亮历史的天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死寂。值得玩味的是，宋教仁的被暗杀，成为了民国初年的重大事件，深刻的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它促使孙中山立即再次发动革命，开启了为革命而革命的恶性循环，进入了由“惰性军政集团”（军阀）主导中国革命与政治的一片晦暗之中。由此而后的百年，宪政之梦一直都是中国人心头一缕遥远而微弱的星光，引导着国人蹒跚前行。其次，张晓波所写的并不是一本纯粹的传记，更象是学术文章。这一点倒是无需赘述，他的确是按照书的主次标题来安排内容的——书的主标题就是“民国的开端”。而他在自序中也就说到，在本书中他是把宋教仁作为一个杠杆，以其来撬动对清末民初政治变动的看法的。所以全书除了分析宋教仁遇刺案的真相，介绍他的生平，讨论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形成、人际关系、思想转变及投身革命的情况之外，把宋教仁置于民国前后革命史与政治史的中心，用更多的笔墨对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进行了分析和解读，重点在于其初的帮会与政客，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及宋教仁死后的军阀崛起。同时，也因为宋教仁太过注重理论，生命太短暂，又高度政治化，生活了无趣味，使作者非常难以把他的传记写得象文学作品那样生动，只能偏重于评，而非传，所以最终成就的，就是手头这样一篇“学术论文”。再次，这本书的排版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书的封面与装帧倒是无话可说，淡黄的色调、搭配的图案以及竖排的标题使封面看起来颇有一种民国时的味道，加于标题与宋教仁照片之外的红蓝边框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美中不足的是其排版。一方面是牵涉到数字时，屡屡排版出错，比如62页第8行的“1904”，78页第5行“1930”与其后的“）”，79页第19行的“1903”；另一方面是出现不该有的空格，比如74页第11行“义格”一词中间，就不该有空格；同时，还疑有错讹之处，223页第22行“法理是角度”中的“是”可能应该是“的”。最后需要声明，我对于宋教仁慧星政治家的定义，来自于历史学家丁中江，是他把宋教仁归为慧星型政治明星的。

结束于开始的民国

曾靖皓 自由撰稿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两年前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内掀起了出版相关书籍的热潮，不过细细数来，新编的也好，再版的也好，炒冷饭的多，有新意的少，应景的多，严肃的少。但是过了热乎劲儿还在持续关注和研究的书籍就不在此列了，张晓波的《民国的开端——— 宋教仁评传》就是之一。宋教仁作为辛亥革命中的活跃分子，民国初年政坛的风云人物，为其著书立传的名家、大家也有，诸如吴相湘的《宋教仁传》，陈旭麓的《宋教仁传》。而每一部有关民国历史的书里自然也是少不了为他的事迹费点笔墨。加之宋教仁31岁就英年早逝，早年活动记载匮乏，所以研究大多集中在他加入华兴会参加革命活动以后，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宋教仁是一个已经被研究得比较多的人物，张晓波为何要选这样一个人物再给做传呢？(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一来辛亥革命领袖类人物的传记已经是相当多，而其他人物相对还是比较缺乏。二来宋教仁作为革命党中少有的制度设计者和理论家，他在民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对中国之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之前的宋教仁传记，以时代见人物的居多，而以人物见时代的少。如吴相湘先生的著作，对宋教仁各个时期的事迹都是均匀用笔，详述时代背景，再描写人物个体。此种写法当然是传记写作比较常见的，无可厚非，但是缺陷也很明显，如前述与宋教仁有关的资料比较少，所以在人物记述和时代交代上会失衡，不过又要顾及传记作品的束缚，很多时候给人一种离题万里，难中要害，收拢后又很快散开，十分跳跃的感觉。为避免这种局面，作者在《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中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写法，将宋教仁作为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来安排，通过他的一些主要经历和活动来反映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态，还原那个激荡年代的真相。所以该书对宋教仁是重在评，而不是在传，在史料安排上突破了传记的束缚，延伸得更远更深，当然也需要读者更有耐心。评也不是给素来有“盖棺难定论”的宋教仁一个大总结，而是给他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给出一个判断，评估围绕他所发生的事情对后来历史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的书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物记述和评论，而是放大到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的位置，所以本书承载了更多人物传记之外的意义，其新意也正在于此。由此，在结构上张晓波完全放弃了一个人物传记的习惯，不是从人物的线性成长史开始，而是从分析他一生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 被刺杀开始的。然后再从这一扭转中国政治走向的事件出发，去追溯宋教仁的革命经历，深刻剖析北洋军政集团的构成，描述满清贵族集团、汉族士族集团、普通的底层学子甚至是帮会团体在整个民初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状态，组织了一幅中国千年未有的政治大转型的全景，视野上大开大阖，确实难得。宋教仁被刺杀既是一个法律案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以往的分析一般都是含混而言，不做区分。作者则分开来看，各做解释，为后来评价袁世凯集团和革命党在事后的反应提供了清晰的思维路径。首先，作为法律分析，从几份关键证据来看，案件的最终主谋只能指向洪述祖，而不是赵秉钧，更不是袁世凯，相反倒是有很多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二人没有直接参与暗杀。革命党人匆忙指认袁世凯是主谋，实际上是缺乏法律证据的。其次从政治角度分析，宋教仁在民初政坛锋芒毕露，正利用革命党人在南北谈判中给袁世凯设定的制度枷锁来合法的开展政治斗争，并且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这让赵秉钧和袁世凯很难受。正如唐德刚后来所说，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所作所为皱了一下眉头，下面的人便自以为是的起了杀机，从政治上而言，袁世凯的难受让袁世凯集团做出了过激的反应，所以说是袁世凯势力杀了宋教仁是准确的。张晓波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说法。通过这两个层次的分析，反过来看宋教仁所作所为的意义和革命党后来的反应就很清楚了。宋教仁作为一个政治家怀揣着对宪政民主的理想，用民初非常简陋的法治和制度设计在和一个军政集团作斗争，他所希望的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去树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典范，为新生的中国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后来他在给袁世凯的遗言中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怀疑和对赵秉钧的不满，更没有留言要求其革命同志为其武力报仇，其设想仍然是以法治民主的手段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后来袁世凯的所为也没有突破法律的框架。但是恰恰不幸的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把问题停留在第一个层面，而是粗暴而迅速地绕开，以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罪名来替代了法律制裁，直接抛弃了已经有些成效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前提，把法律斗争变回了用拳头说话的革命斗争，随后的中国便再也没有机会在法治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政党斗争来治理国家，完全退回到“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也许有人会问，手握重兵的袁世凯真的会乖乖地遵守法律？张晓波在书中分析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要接受南北议和，南方革命党人的武力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如果要动武又何必要等。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是一个“惰性的军政集团”(张晓波语)，没有政治抱负，只贪恋权力，袁世凯集团正是用自套枷锁的代价换取其政治上的合法来源，从一个军事集团变身为军政集团，所以贸然撕破脸皮是对自己的否定，这也就为宋教仁的法内斗争留下了希望，宋教仁的一切宪政努力的意义就更加彰显了。也许没有战争袁世凯还是会捞权力搞独裁，但毕竟会有一群人用法律的手段来牵制，这也是一个封建了两千多年的民族建立法治民主文化的一个过程，不过这个过程一开始就被二次革命的炮火击碎了。更遗憾的是，之后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之路实际上是对前期革命成果的否认。前面的否认了，后面的又没有势力来保障，所以进入黑暗的军阀时代是无法扭转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教仁理想中的民国在一开始就结束了，而且是结束在自己的同志手中。回望宋教仁的努力，不仅意义非凡，而且中国从此走上宪政民主之途不是没有可能，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民初之路如果走下去浮想联翩了。仅凭这一点，该书就值得一读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有些遗憾的是，在革命党人闹着要再次革命的同时，法律程序其实在同时进行着，该书只用了一笔就带过了。其实如果多做一些后续的发掘和分析，也许一个和平前提下的法治民主建设的希望会更加清晰，也可以为后来人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很专业的民国史《民国的开端 宋教仁评传》

很专业的民国史《民国的开端 宋教仁评传》前几天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蓝色的边框已经成为了民国的象征，如果再配上红色，让人不禁想起早些年的红蓝铅笔。这两年在图书市场上，关于民国的书太多，用民国热已经不能形容了，简直就是井喷，关于辛亥革命的我就读过了三四本了，民国的学术大师，民国的政治，还有正面战场抗日，民国的人物，总之民国的方方面面你都能够看到，不过关于宋教仁的还真不多。知道这个名字还是从《晚晴历史笔记》系列中看到的，当时印象就特别深刻，一下子就记住了，不是因为他是国民党的首领，更重要的是他特别相信内阁制，相信在中国也能够进行选举，而且积极投身到选举当中，直到最后被刺杀。在各路军阀拥兵自重的当年，这无疑是纸上谈兵，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你能说宋教仁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吗？他不知道选举和内阁走不通吗？其实未必，即便面对如此惨淡的现实，宋教仁还是对民主带有一丝希望，并且全力去争取，所以我们应该佩服这样的人格和勇气。五四运动大家都在高喊民主与科学，可是真正有几个人敢走向民主大路，尤其是遇到危险和挫折的时候，有多少还能够坚持走下去？在这以后我就一直很钦佩宋教仁，但是能够看到宋教仁的资料却很少，提到宋教仁几乎都是当年的那场行刺案件。本来以为这本书是宋教仁传记，里面能够有详细的宋教仁的生平故事，可是没想到，这本书本来还有一个正题名叫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不过是副标题，看了书以后才明白，原来书里面写的多数内容都是辛亥革命，和辛亥以后的政治局势变化，里面直接和宋教仁相关的内容并不是很多。和别的传记不同，书中首先写的就是行刺宋教仁，这也被誉为民国百年迷案之一，这么多年来关于宋教仁的资料内容多数也都集中在那场行刺事件上面了，在本书里更是写得十分详细，而且很客观，只是根据证据来说话，剩下的就只好去猜想了。介绍了刺宋案以后，介绍了宋教仁的早期经历，内容也很简单，作者也很坦诚的说，关于宋教仁的生平资料也的确不多，长大以后就一直闹革命，生活漂泊隐蔽，好容易到了辛亥革命，可以光明正大追求自己的理想了，可是两年后就才三十一岁就被暗杀，所以资料并不多也是有原因的。书中剩下的内容就是写民国初的政治了，辛亥成功是很突然的，出乎革命者们的意料，当时革命党的重要人物一个都不在武昌，所以才推选黎元洪当都督，等革命党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来不及了。结果就形成了民国初期对革命党和各个省份中各种势力对权力的争夺，从这个角度写辛亥，以前还真没太注意，挺有价值的。

早亡让宋教仁失色多少？

历史人物留给世人的面孔，多少都有演义的成分。这不仅是后人重新解构历史人物的需要，也是历史人物得以留名后世的一种方式。宋教仁，这个在民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却没有多少可以演义的成分。为何如此？在此，笔者归纳整合知名作家张晓波在新著《宋教仁评传》中观点，其一历史给宋教仁展现自己的时间太少，在上海遇刺身亡还不足三十一岁；其二宋教仁的崛起太过短暂，还未大展鸿便随着三声枪声陨落了；其三宋教仁私生活中规中矩，即使好事者有心演义宋教仁的生平也找不到演义的立足点。因此，张晓波在该书自序中感慨道：“关于宋教仁，一个很直观的印象。我认为宋教仁是无趣的。”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会最先记住他的贡献，大众则会最先想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如果从大众的角度来看，宋教仁确实有些无趣。更何况在以畅销程度衡量人物传记优劣的今天，缺少“趣事”的宋教仁既然难以吊起大众的口味，也就是难以成为传记作家的首选。赵晓波在此会有“无趣”之谈，多少也是基于现实而生的感慨吧！大众对宋教仁没有多少兴趣，历史却以自己的记忆，向世人展示了宋教仁精彩而又短暂的一生。在民国初年，宋教仁以自己的才华迅速向时代的中心靠拢，其风头甚至盖过孙中山、黄兴等人。以宋教仁此时的表现，纵然不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也必然改变整个民国风雨人物的最终排行榜。面对风头强劲的宋教仁，袁世凯为消解其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威胁，先是尝试高价收买，后又试图抹黑其公众形象，终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作为一个强人，可以向对手选择暂时性妥协，但绝对不会向对手投降。洪述祖等人敢刺杀宋教仁，或许没有得到袁世凯的明确指示，但无疑是他们自以为揣摩好袁世凯心思之后，才采取的行动。在《宋教仁评传》一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对一手资料的分析，找到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终究没有得不到一个确定的说法，多少让人有些失落感，然而这种不确定的说法又何尝不是许多历史疑案最严谨的说法？事实如此，何必强求论述者，读者明白即可。当年，章太炎大骂袁世凯，没有性命之忧，归根到底章太炎是一个谈政治的学问家，至多只是伤了袁世凯的面子。宋教仁没有大骂袁世凯，然而他试图通过组建责任内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刺痛的却是袁世凯的心，最后招致丧命也是必然结果。历史是必然的，但是历史只剩下必然而没有偶然，便会缺少一种跃动的遐想美。以当时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力量而言，宋教仁在政治上要遭遇失败，几乎不可避免。意外的是，宋教仁的失败居然是以被暗杀身亡为标志。这不仅对历史本身是个损失，也是宋教仁本人的遗憾。伟大的帝王需要“向天再借五百年”，来完成自己未尽的大业。宋教仁只需要向天再借五十年甚至是五年，便可以为历史为自己添彩不少。可惜，上天没有向宋教仁再借几年，在其刚过而立之年便“意外”遇刺身亡了。　　

绝对值得一看

“在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不断的转型过程中，出版这样一部作品，有其当代意义。宋教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恰好是他对民初政治转型的努力。他对法制、制度建设的贡献，在同时代的政治领袖人物中是相当突出的，他在辛亥革命的短短十余天的时间内，就草拟了《鄂州约法》，同时，他也力主推动中国政治向完全政党内阁制转化，希望藉此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新政府。”读懂彼时中国，明晰如今时代，历史上总有一些事你得知晓。宋教仁遇刺百年，当今国人，不能不看。内容丰富详实有深度有看头，绝对值得收藏的一本好书

回望百年前的宋教仁遇刺案

今年是宋教仁遇刺被杀一百周年。值此之际，捧读这本《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宋教仁的遇刺事件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谜”，谁是刺客？谁是主谋？一直是众说纷纭。宋教仁遇刺的过程，大致是清楚的。宋教仁3月20日晚搭火车赴北京，他和送行的人们于当日晚上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这时的车站上已有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左右，吴仲华来告，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走在前头，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的地方，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宋教仁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说：“吾中枪矣”！正说话的时候，又听到两声枪响，这时候乘客大乱，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于右任把宋教仁送到医院后，因医生不在，宋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宋教仁对亲人的挚爱对政治的责任心溢于言表！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遭此毒手，死不瞑目啊！ 3月22日上午 4时，宋教仁就不治而死了。痛哉！痛哉！一个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他仅仅活了三十一岁。这没有问题，但到底是谁主使刺杀了宋教仁一直是说法不一。大致是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袁世凯对宋下了毒手。主要理由是袁世凯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本想收买宋教仁，后来由于收买不成，便布置手下杀了宋教仁。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秉钧杀了宋教仁。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是受应夔丞指使杀了宋教仁，赵秉钧给应夔丞的密电中出现过“毁宋”字眼。还有一种说法是陈其美杀宋说，辛亥前同盟会内部发生过两次倒孙中山风潮,在这两次风潮中，宋教仁都没有站在孙中山一方。由此，陈其美等人对宋颇为怀恨。宋教仁临行之前陈其美、应夔丞、等人曾设宴饯行。席间话不投机，竟然出现应夔丞想掏枪给宋一点教训的事情。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在上海，而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回望百年前的宋教仁遇刺案，也许宋教仁到底是谁主使刺杀的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宋教仁的政治思想遗产，民主政治理论。

民国的真实

民国时期的历史我是最不喜欢的，清朝末期的腐败，民国时期的凌乱，那个时期好像是一切都毫无秩序而言，所以关于那时候的历史我是极不关心的，即使读到这段时间的文字，也大致跳过。这样做的后果是对那个时期的一切都模模糊糊，对那个时代的人物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然对宋教仁更是不甚了解。《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让我对当时的历史，对宋教仁之人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这本书比较真实地讲述了民国初期的历史，虽然本书的副标题是宋教仁评传，但书中并没有以宋教仁为主线，作者认为宋教仁在本书中是一个杠杆，以他来撬动对整个时代的看法。面对历史，作者力求把事情讲清楚，客观地对历史进行评价。而历史上发生的各类事情，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晓波能置身事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以宏观的叙述。本书开始便从宋教仁遇刺开始讲起，宋遇刺可以说是一谜案，到如今也不清楚到底谁是主谋。作者的讲述有理有据，无论是引用的一些函电，还是人物的行事方法，均选于一些文献资料，一些观点的抛出作者也不做特别强调，因为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力。所以这本书可信度很高。为什么很多人在研究宋教仁，一个仅31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之所以值得大家去探究，肯定有其理由。民国初期，宋教仁有他个人的政见和策略，他在努力将这些构想实施，虽然无比艰难，但他在努力。《临时约法》的制定，是符合他关于责任内阁制构想的。1912年，民国政坛几度更换总理，恰恰说明内阁总理、总长之位的重要性和实力派之间平衡的困难。当时他为了遏制袁世凯，频繁活动，但最终遇刺，政治抱负也化为泡影。本书中以宋教仁为主线，主要讨论了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形成，人际关系，思想的转变及投身革命的一些情况。一个人物立体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作者把宋教仁安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中，把一个重理论的宋教仁，年轻的宋教仁，高度政治化的宋教仁呈现在我们面前。本书结尾关于宋氏家族的状况也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可以说，这本书是让我们了解民国初期的历史，了解当时一些人物的很实用的教材。

民国的开端，民国的尾声

100年前，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遇刺。而立之年，贲志以殁。作为民国的缔造者之一，民初鼓吹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宋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标识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宋教仁遇刺案而起的二次革命，不过是给辛亥这个长时段的革命（指1911年10月至1913年9月，朱宗震语），划上了一个句号。民初共和国，前途蹉跎。而作为长时段辛亥史的最佳中心人物，毫无疑问，是宋教仁。宋是辛亥年间缔造中国民国领袖人物之一、新共和国创制的执行者，并且以其死，在一定程度上的，宣告了辛亥南北大妥协最终失败。这样一个视角，也是张晓波新著《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一书的中心论述。严格来说，这本书并不能被称为一本“宋教仁传”，它很不符合历史传记的体例，甚至本书的中心章节（《革命内部的领导权之争》与《惰性军事集团的开始》两章占去全书2/5篇幅），与宋教仁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作者的用意，该书序言已经说得比较明确，作者并没有写一部传记的兴趣，而是旨在以宋教仁来带动对于“长时段辛亥革命”的总体评论。也就是说，宋教仁不过是讨论辛亥成败的一个契机，而中心杠杆，是民初制度建设与政治实权派（北洋、国民党与立宪派）之间的调和与冲突。正是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民国的开端》采用的是倒叙结构。这本书的第一章（《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生态：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解析的就是宋教仁案。通过对于刺宋案的分析，作者力图给出民初一个大的背景，在一个帮会、游民、政治密探、选举争夺的历史图景上，各派力量紧张对峙。宋之死，只不过是将这种对峙公开化了。宋遇刺，是民国第一大案，也是百年悬案，到底谁刺杀宋教仁，至今莫衷一是。作者对于应夔丞（青帮大佬、刺宋主凶）与洪述祖（应夔丞北京联系人）之间密电的考证，认为刺宋一案，北洋系难以脱离关系。但作者也没有给宋案下一个究竟谁主使的结论，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袁世凯授意；2，袁世凯默许，但未下达明确的指令；3，洪述祖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这三种可能性中哪一种最大？袁世凯是否下达命令，属于袁世凯与洪述祖二人独对，不可能有明确的史料来说明。应夔丞与洪述祖密电中，“毁宋酬勋位”一句，相当关键。作者认为，洪述祖用“勋位”诱导应夔丞刺宋。而“毁”字多有歧意，在此不能解释为“毁谤”，而应解释为“杀宋”。因为洪述祖的信息，是传达给杀人越货的青帮大佬的，并不是一个书生，长于玩文字游戏。再有，“酬勋位”是要得到总统（袁世凯）首肯的事情。所以刺宋行为，是极有可能得到袁世凯默许的。刺宋案的结局，是一连串的蝴蝶效应，最终至于二次革命，民国破裂。这并不是“开端”，而是“结束”。循此逻辑，要追溯“民国的开端”，就要往辛亥革命乃至于更早时间中去解析。本书第二、第三两章，回顾宋教仁辛亥革命之前的生平，重点则放在了清末政治思潮与同盟会内部纷争之上，意在说明，被认为构造民国的革命党人，实则也是在内部争端中联合、分裂，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核心领导力量。作为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昌，甚至不得不在纷乱之中举出前清军事军官黎元洪来出任都督。在辛亥年南北妥协之前，各派势力反复争夺这一核心领导权。甚至于出现了一个悖论性的局面，袁世凯先于南方组建了“北方临时政府”，而当袁的代表想要与南方和谈之时，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完整对应南方的“临时政府”（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1912年1月1日，晚于北方立宪政府的成立）。1912年2月清帝逊位，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多重实力派总算勉强捏合到一起，南北两个政府“统一”到了一起。同盟会得其名（《临时约法》、内阁制框架），北洋系得其实（总统、陆海军总长之位）。按照宋教仁的构想，民国未来的政治框架，将在《临时约法》所确立的内阁制前提下运转。不过，政治家的大构想能否成为现实，需要相应的实力。1912年，民国政坛几度更换总理，恰恰说明内阁总理、总长之位的重要性和实力派之间平衡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过程中，北洋集团，挣脱出了传统政治的藩篱，它从一个前清的军事集团一跃为军政集团。1911年11月，北洋袁世凯组阁（北方内阁），军人集团首次脱离传统政治中文官集团（汉族士绅、满洲亲贵）的束缚，它控制政权，并覆盖了清廷。由此，北方立宪政府尽管是在“君主立宪”前提之下与南方议和，但北洋集团的目的，并不在于政治上对“政体信仰”的坚持，而在于如何更合理地处理清廷。这就是作者提出的本书最关键性的命题——“惰性军政集团”的崛起。北洋系进入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这个集团本身对政体制度框架不感兴趣，更不熟悉现代选举制度。与其说北洋集团接受共和政体，毋宁说是北洋集团更需要一个现代政治的外壳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一如所有的军阀，控制军队始终是军阀得以存续下去的保证。但当一个军事集团上升为领导国家的军政集团之后，北洋集团所有的政治特性，就都呈现出来了。辛亥年的政治变化将该集团提升至了现代国家政权操控者，而其封建军事集团的底色又与现代国家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由此，它成了民国前十七年政坛上“人格分裂”的主角。“人格分裂”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严重的政治惰性。北洋军政集团自身没有使命感，它需要“国家”赋予其使命。当北洋集团作为国家权力(北方)操控者进入南北和谈之际，它既可以赞成立宪君主制，也可以依附于共和制。它既可以为清廷护航，也可以与革命党谈判，甚至还可以拿清廷以要挟革命党，拿革命党以挟制清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在该集团或该集团领导人的权位利益。换句话说，无论君宪与共和，都不过是遮蔽北洋集团利益诉求的政治新衣。1913年，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走完全政党内阁路线的国民党一派，希望通过议会—内阁框架来框住最大的实力派北洋集团。但现实的政治，并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色彩。1913年，宋教仁遇刺上海沪宁车站，大决裂的幕布，终于拉开了。民国的开端，是为民国的尾声。刊《新京报》，此为未删节版。

民国的开端，民国的尾声

100年前，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遇刺。而立之年，贲志以殁。作为民国的缔造者之一，民初鼓吹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宋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标识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宋教仁遇刺案而起的二次革命，不过是给辛亥这个长时段的革命（指1911年10月至1913年9月，朱宗震语），划上了一个句号。民初共和国，前途蹉跎。而作为长时段辛亥史的最佳中心人物，毫无疑问，是宋教仁。宋是辛亥年间缔造中国民国领袖人物之一、新共和国创制的执行者，并且以其死，在一定程度上的，宣告了辛亥南北大妥协最终失败。这样一个视角，也是张晓波新著《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一书的中心论述。严格来说，这本书并不能被称为一本“宋教仁传”，它很不符合历史传记的体例，甚至本书的中心章节（《革命内部的领导权之争》与《惰性军事集团的开始》两章占去全书2/5篇幅），与宋教仁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作者的用意，该书序言已经说得比较明确，作者并没有写一部传记的兴趣，而是旨在以宋教仁来带动对于“长时段辛亥革命”的总体评论。也就是说，宋教仁不过是讨论辛亥成败的一个契机，而中心杠杆，是民初制度建设与政治实权派（北洋、国民党与立宪派）之间的调和与冲突。正是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民国的开端》采用的是倒叙结构。这本书的第一章（《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生态：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再探》），解析的就是宋教仁案。通过对于刺宋案的分析，作者力图给出民初一个大的背景，在一个帮会、游民、政治密探、选举争夺的历史图景上，各派力量紧张对峙。宋之死，只不过是将这种对峙公开化了。宋遇刺，是民国第一大案，也是百年悬案，到底谁刺杀宋教仁，至今莫衷一是。作者对于应夔丞（青帮大佬、刺宋主凶）与洪述祖（应夔丞北京联系人）之间密电的考证，认为刺宋一案，北洋系难以脱离关系。但作者也没有给宋案下一个究竟谁主使的结论，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袁世凯授意；2，袁世凯默许，但未下达明确的指令；3，洪述祖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这三种可能性中哪一种最大？袁世凯是否下达命令，属于袁世凯与洪述祖二人独对，不可能有明确的史料来说明。应夔丞与洪述祖密电中，“毁宋酬勋位”一句，相当关键。作者认为，洪述祖用“勋位”诱导应夔丞刺宋。而“毁”字多有歧意，在此不能解释为“毁谤”，而应解释为“杀宋”。因为洪述祖的信息，是传达给杀人越货的青帮大佬的，并不是一个书生，长于玩文字游戏。再有，“酬勋位”是要得到总统（袁世凯）首肯的事情。所以刺宋行为，是极有可能得到袁世凯默许的。刺宋案的结局，是一连串的蝴蝶效应，最终至于二次革命，民国破裂。这并不是“开端”，而是“结束”。循此逻辑，要追溯“民国的开端”，就要往辛亥革命乃至于更早时间中去解析。本书第二、第三两章，回顾宋教仁辛亥革命之前的生平，重点则放在了清末政治思潮与同盟会内部纷争之上，意在说明，被认为构造民国的革命党人，实则也是在内部争端中联合、分裂，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核心领导力量。作为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昌，甚至不得不在纷乱之中举出前清军事军官黎元洪来出任都督。在辛亥年南北妥协之前，各派势力反复争夺这一核心领导权。甚至于出现了一个悖论性的局面，袁世凯先于南方组建了“北方临时政府”，而当袁的代表想要与南方和谈之时，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完整对应南方的“临时政府”（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1912年1月1日，晚于北方立宪政府的成立）。1912年2月清帝逊位，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多重实力派总算勉强捏合到一起，南北两个政府“统一”到了一起。同盟会得其名（《临时约法》、内阁制框架），北洋系得其实（总统、陆海军总长之位）。按照宋教仁的构想，民国未来的政治框架，将在《临时约法》所确立的内阁制前提下运转。不过，政治家的大构想能否成为现实，需要相应的实力。1912年，民国政坛几度更换总理，恰恰说明内阁总理、总长之位的重要性和实力派之间平衡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过程中，北洋集团，挣脱出了传统政治的藩篱，它从一个前清的军事集团一跃为军政集团。1911年11月，北洋袁世凯组阁（北方内阁），军人集团首次脱离传统政治中文官集团（汉族士绅、满洲亲贵）的束缚，它控制政权，并覆盖了清廷。由此，北方立宪政府尽管是在“君主立宪”前提之下与南方议和，但北洋集团的目的，并不在于政治上对“政体信仰”的坚持，而在于如何更合理地处理清廷。这就是作者提出的本书最关键性的命题——“惰性军政集团”的崛起。北洋系进入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这个集团本身对政体制度框架不感兴趣，更不熟悉现代选举制度。与其说北洋集团接受共和政体，毋宁说是北洋集团更需要一个现代政治的外壳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一如所有的军阀，控制军队始终是军阀得以存续下去的保证。但当一个军事集团上升为领导国家的军政集团之后，北洋集团所有的政治特性，就都呈现出来了。辛亥年的政治变化将该集团提升至了现代国家政权操控者，而其封建军事集团的底色又与现代国家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由此，它成了民国前十七年政坛上“人格分裂”的主角。“人格分裂”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严重的政治惰性。北洋军政集团自身没有使命感，它需要“国家”赋予其使命。当北洋集团作为国家权力(北方)操控者进入南北和谈之际，它既可以赞成立宪君主制，也可以依附于共和制。它既可以为清廷护航，也可以与革命党谈判，甚至还可以拿清廷以要挟革命党，拿革命党以挟制清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在该集团或该集团领导人的权位利益。换句话说，无论君宪与共和，都不过是遮蔽北洋集团利益诉求的政治新衣。1913年，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走完全政党内阁路线的国民党一派，希望通过议会—内阁框架来框住最大的实力派北洋集团。但现实的政治，并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色彩。1913年，宋教仁遇刺上海沪宁车站，大决裂的幕布，终于拉开了。民国的开端，是为民国的尾声。

教仁一去，民主随之远去

以前,我曾经在维基百科上看过很多关于宋教仁的词条。所以对宋教仁的政治理念和被刺杀前后的事件都比较清晰。我一直认为,宋教仁一死，三权分立和民主政治也随之远去了。而且,民国众多人才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扛起宋教仁的大旗。从此,中华民族与民主渐行渐远。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如今台湾已经实现了宋教仁当年的政治理念。我住在五道口,所以经常去万圣书园。昨天晚上去万圣，正巧看到了这本书,于是端起来花了一个小时看完了。这本书并没有特别之处，也是把宋教仁遇刺前后的民国近况讲述了一遍，其中还包括了宋教仁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宋教仁家族的一些事。本书还详细的讲到了，在孙中山第一次组建共和政府时，孙中山曾提名宋教仁为内务部长(总理），却被其他议员反对， 最终孙中山提名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也讲到了，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担任农林总长。本书的最后,也就是宋教仁的政治高峰期，宋教仁改组国民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专心于实业， 所以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的第一任理事长，主持新诞生的国民党的建党工作。如果不出意外,宋教仁将成为下一任内阁的总理，然后将英国的内阁制引入共和国，而且宋教仁是一个尊重法治的人。 如果宋教仁不出意外，1913年的中国将走上日本和英国曾经走过的民主政治道路。历史不能假设。

难得的干货丰富的书

辛亥革命过程中，北洋集团，挣脱出了传统政治的藩篱，它从一个前清的军事集团一跃为军政集团。1911年11月，北洋袁世凯组阁（北方内阁），军人集团首次脱离传统政治中文官集团（汉族士绅、满洲亲贵）的束缚，它控制政权，并覆盖了清廷。由此，北方立宪政府尽管是在“君主立宪”前提之下与南方议和，但北洋集团的目的，并不在于政治上对“政体信仰”的坚持，而在于如何更合理地处理清廷。这就是作者提出的本书最关键性的命题——“惰性军政集团”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