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书评

精著细译

这本书由于著译者的共同努力而成此段历史国内外人士可以共享的力作。著译过程无须再述，作者对各种史料的搜集爬梳尤其令人敬佩。曾听一个脑残博导“批评”作者如何如何浅薄无知，如何瞎讲一通，直感慨这类拨倒之无知无畏已达无可救药的极品分裂症状态，这也确是对体制内穴术的一个极好注脚。饶佳荣当初没在体制内谋生，有理想有追求，故能成就该译本。在此也呼吁有远见的出版社能以竞争+审校机制广招天下翻译达人一起构筑学术翻译之精品大厦，且以优厚报酬待之。几百年来不缺英文学术经典，民间也不乏翻译高手，但若将佳作交给几个烟酒生叫兽之流去弄，那必定糟蹋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声誉。

我想穿越回去当学生

看完了老美写的西南联大，考据详实，饱含感情，但读起来还是不够有味道，不合拍。最好看的可能是吕芳上的序。我一直在想，这短短八年，衣食住行都极度艰难，教学条件也很差，学生究竟能学到什么；除了因为战争意外聚集到一起的明星教授和学者们，联大对于教育学生究竟有多大的成绩？以下是书中一些有意思的片段。扉页上写的是“献给西南联大的师生”，而不是通常的父母或者妻子，可见作者对于西南联大的感情至深至切。 提到了1937年，北大清华联合招生，12000张试卷录取600名学生，大概是5%的录取率。不好跟现在的高考比较，报考的机制不知道是否一样，尤其是考前还是考完填志愿的差别。网上只有最近三年的考研录取率，大概在12%~14%之间，录取的其中至少60%~70%是保研的，算下来净考的也差不多在5%. 然而，现在跟1937年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大部分优秀的本科生都会选择出国上研究生。 南开被日军摧毁。人人网的南开照片可以看看： http://page.renren.com/601066729/note/850230067原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被毁以后，重新在重庆建立了南开中学。 看到一处写陈诚劝学生们从长沙去昆明，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的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中国最后的希望”，是中国的“国宝”。感叹果然有文化有见识，对比一下另外一边的号召，就是双方政策分歧的一个缩影。另外一边的领导认清了中国社会就是个农民社会，农民社会的治理就用农民的土办法最有效。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危险的。从长沙到昆明的“长征”，很多细节体现着真实，和我们熟悉的历史论调总是光辉高大和坚韧不拔钢铁意志形成了鲜明对比。从选拔过程，到出发前的准备，刚开始的混乱，各种交通工具切换。长沙有权有势的人把家眷送到常德躲避空袭，这些受不了当地消费品匮乏的贵妇人们，打着公车回长沙购物。女人的购物天性啊，死都不怕。历时68天的“长征”终于结束了，我们的240多名联大学生完成了一次野外拉练，第一次接触到大城市以外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由于赶时间而且当地人对于外来者的警惕，并没有机会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中间提到一个事情：入学招了8000多学生，只有3800顺利毕业。 虽然兼容并包，自由开放，联大绝不是学位印刷厂。文学院，开头一段写得非常好，就直接摘抄吧：A great university is built around its faculty.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each professor must be an authority in his or her field. As a collectivity, the faculty must be broad, covering diverse dimension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Beyond these well-understood criteria of excellence, a great faculty should display breadth in its human dimension. A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becomes more interesting as well as more vital when its personalities are as diverse as its ideas. 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退回到学术界，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这一点上，东西一致。 “表象比事实重要“：1941年《大公报》称，有一架开往重庆的飞机载了某位高官的狗，而清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这样一流的学者却未能登机。然后不明真相的联大学生就愤怒了。其实事实是，由于香港受日机空袭的威胁，该飞机未坐满就不得不起飞；而唯一登机的狗，是美国飞行员的。

群英荟萃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后，中国再无大学。联大的解散，自由主义在中国陷入了低潮。无论KMT还是GCD，对知识分子都持不信任态度。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有巨大的壕沟，成为不了引领社会潮流的政治力量。这与古代士的代表——屈原十分相似。

因缘际会中的西南联大

也许是经常听说西南联大的缘故，平时读书，只要看到跟西南联大相关的内容，我就会格外留心，以至于现在读过的书当中，和联大相关的我都有些印象。以前读过的这类书，大都是联大的校友或者老师所著，并且是以个人回忆录为主。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有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钱穆是联大的教师，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和校友们笔下的浓浓情谊不同，钱穆对于联大的描述要“冷静”很多，并且书中多了些人情世故的描写，不愧是大学者，回忆都有几分“高冷”。相比之下，何兆武对于联大的描述显得最有“情怀”，也很符合当下人们对于联大的想象，虽然是一本口述史，但他的这本书可读性算是最高的，阅读起来真是非常舒服。何炳棣的回忆录则个性十足，处处透着一股“老子很牛”的劲儿。提到西南联大，鹿桥的《未央歌》自然是绕不过的一道坎，他的这本书在西南联大的“造神史”上可谓作用极大。鹿桥也是西南联大校友，本名吴讷孙，在这本小说中，他对联大的学习和生活有一个全景式的描写，不过除了人生赢家余孟勤，其他的角色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如果说上面的那些书只能算是私人记忆，那么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则是一部规规矩矩的历史著作，也算得上是目前为止有关西南联大研究最权威的的著作。我是这几天读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用Kindle看的台湾版，不知道这本书跟大陆版有多少不同，从作者所写的中文版序言来看，大陆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删减，并且书中也没有多少与当局意识形态对抗的内容。相比校友回忆中的西南联大，这本书算得上是全景式西南联大校史。就如作者所说，在今天，西南联大已经作为一个神话出现。实际上，8年西南联大，有着太多的机缘巧合，甚至她引以为傲的学术自由，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才能存在。当西南联大以神话出现在当今的舆论中，我们看到的是联大众星云集的大师们，还有联大引以为傲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当然还有很多联大培养的影响世界的毕业生们。联大何以成为今天仍然让人难以忘怀的神话？易社强实际上在他的这本书中间接地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因缘际会的历史条件。例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都有一群优秀的教授，而且三校此前就已经发生的千丝万缕联系，让这所战时临时组合的大学后来能够运转自如，并没有多少矛盾。到云南之后，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对联大扶持有加，利用龙云和重庆之间的对抗，联大争取到了宝贵的学术自由，即便行政部门始终没有放弃控制联大的努力，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现在想来，联大能有后来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仰仗了当时的政局，再看看我们今天的高校，在重重限制之下，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由多么困难。我想，和联大有关的书已经看了这么多，以后至少应该去云南看看。

九州出版社已出大陆版

读了近三分之一，一部很好的联大校史。夜里读起它，心里总是有些许感动，甚至向往那个时代，做那样的人。联大师生的长征，苦行中饱含诗性。联大师生对教育部对高校的种种控制的斗争，对学术独立自由的追寻都是我们所欠缺的。那样一群人值得我们去记忆，那样一种精神值得我们去追寻。为生命中有那么一点点联大的血脉骄傲，骄傲。

有情趣有功底的大学史

转自《财经》杂志http://magazine.caijing.com.cn/templates/inc/chargecontent2.jsp?id=110444954&time=2010-05-23&cl=106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潜心研究联大校史二十余载，以过人的视角与生动的语言叙述联大校史，可以说是迄今联大研究作品中的上乘力作。　　联大始于“卢沟桥事变”，终于抗战结束，身处最动乱年代，却写下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辉煌一页。它的出现是风云际会的产物，又是民族危亡背景下教育界一大盛事。有人这样评价：这样一所特殊大学的精彩校史，最后有赖一位孜孜的洋学者，奋力以成；中文本则在英文本成书十载后方得以面世，其中作者的用心与坚持，或许只有从三校流离迁移之苦中体会才能获得。

好好读书不负光阴

由看《巨流河》和《1949》，想看当时大批学生求学的状况，西南联大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据说是写联大做好的著作。《未央歌》又是某年的畅销书，而且是被禁了好多年的小说，于是都找来看，未央歌看了一些，文字很美，尤其写联大校园的感觉很不错。《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基本上看完了，读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感触。三所大学迁到长沙，从长沙迁往昆明，高等教育的薪火相传，教授学者辗转千里，国民政府保护本国教育，培养人才所作的努力，大批学生的持学不缀都那么值得肯定。在开篇，联大的长征里，学生从长沙徒步到昆明，这一路上的辛苦艰险，求学的执着和坚忍都让我觉得感动。这可不是我们现在去上大学，坐了火车、飞机，就到了目的地。徒步团的学生们要避过战火、土匪、疾病、饥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才能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上一个还不知道校舍在哪里、老师是否都到位了的学校。可是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翻山越岭，历经艰辛到达昆明。除了学生，徒步团里的老师一样让人尊敬，老师说来说去还是书生，之前北平和天津的生活还是优渥的，但选择了徒步团，就是选择了一条艰苦的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的学术眼光依然独到，他们的学术思维依然活跃，如闻一多研究西南地区的语言文字，包括社会学系的师生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习俗等。还有地质系的研究西南独特的地形地貌。真的很了不起。当然除了徒步团，其他还有约八百名师生走铁路-海路路线。先乘火车到广州，接着到香港，然后从香港乘船到海防，继而又乘坐火车经河内到达昆明，求学路艰苦可见一斑。文法学院最早设在蒙自，（蒙自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中心，也是滇南中心城市核心区）也是源于昆明当时的校舍不敷使用，联大学生的到来给这个地方带来了让当地人新奇的东西，但同此前的长沙和衡山一样，“蒙自也是一段插曲。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表面上远离战争的纷扰，实际上弥漫着流亡的苦楚。那里没有书，没有图书馆，没有博物馆，也没有电影院，避难者找到了一种不同的思想和精神食粮。在古老的蒙自城内，文法学院学生担负着传播现代文明的责任；城外，他们在南湖道家式的宁静中得到解脱。四月，都市知识分子对蒙自这个流亡之地还感到惴惴不安，到了八月却变得流连再三，难以割舍”。书中对南湖美景的描写，当时教授、学生们的生活，咖啡馆、还有美丽的南湖，看上去真是流亡文人偏安一隅的景致。但不能否认，学生和老师在流亡中的乐观态度，李宓自作围棋子，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湖畔漫步，学生咖啡馆的怡情。但蒙自的人间乐土，仍然蕴藏着极大的爱国情怀，陈寅恪“北归端恐待来生”的悲叹，学生到处发表演讲，张贴海报，唱爱国歌曲。这一切都对蒙自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法学院在联大的几个月里，“教育和社会方面的重要变化业已开始。在联大两性平等模式的影响下，当地男女关系逐渐走向开放。1939年5月的一份报告指出，蒙自的姑娘已不再打着雨伞出门了。43男女同校的中学已建立，少数年轻人开始报考像联大这样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联大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进入蒙自，不仅提高了当地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带去了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观念”。所以美丽的蒙自提供了学习的乐土，危难中的西南联大则给蒙自带来了进步和开化。联大与云南人，提到联大就不得不提到龙云，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我想着民主堡垒的赞誉与他支持联大有着莫大的关系。联大的学风，纵观全书，联大的学风让人敬佩，学生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稀缺的学术资料，实验仪器，还有恶劣的生活环境，记得一个细节，学生们没有钱点灯，于是都到城里有电灯的茶馆里看书，也算现代版的凿壁偷光。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学生们的生活日益艰苦，没有钱买书，甚至衣物都只有一套，但是理学院、工学院的师生们创造各种条件，自制实验仪器，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学术研究，包括地质系的师生，躬身田野研究西南地貌，获得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各系的学生们抢占图书馆，轮读教科书，这是我们先进大学里所难以见到的。所以在这样的学风影响下，虽然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不满9年，就读学生不过八千，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邓稼先、王希季，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西南联大校友成为业务和政治骨干。在台湾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联大校友，也不乏其人。联大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在于它有良好的学风，还与整个学校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教授治校而不是党派治校，政治治校。这一点让我在读书的时候深为感慨。教授们绝不会仰国民政府之鼻息，在课程设置上，三民主义作为理论课根本没有人选修，也没有教授愿意去开设，学校也没有作为必要的学分强制学生去修，最后这门课就不了了之，甚至自动给学生算了学分。对于政治的渗透，学校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但是三青团和群社，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学生组织，又能同时在学校开展活动。此外，大学一年级的通才教育，使得所有的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裨益良多。在这样宽松民主的环境下，加上联大的济济良师，出人才是不难想象的。暂时有感于此，读完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