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编辑》书评

（转）楼顶上的狐狸

2015年8月2日东方早报“珀金斯的成就之所以无法复制，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如今高度产业化的出版界已经不可能再找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氛围。那些年，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更少精确的测算，更多随性的发挥，在规模庞大、分工精细的流水线出现之前，还残留着一点手工作坊式的温暖。”——黄昱宁就像所有水准线以上的传记一样，《天才的编辑》也把传主麦克斯·珀金斯从编辑行业的神还原成了人。所以，如果能打乱这本将近六百页的作品的叙事顺序，我更愿意从珀金斯的一个不太成功的案例谈起。厄斯金·考德威尔进入珀金斯视野时尚且籍籍无名，经过一番可以想象的投稿 / 退稿回合之后，终于有两个短篇被珀金斯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旗下的同名杂志录用。在考德威尔的自述中，珀金斯当时给他开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一个新作者的期望，他们的对话简直类似于一段颇具反转效果的情景剧台词：“二加五十？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可以拿得比这多一点。”“你那么想？那三加五十应该没得说了吧。我们为这两个短篇能付的最多也就这点了，我们得考虑成本。”“那就这么着吧。我还以为两篇加起来总会比三块五多一点。”“三块五？哦，不！我一定是让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三百五十元。”但紧接着情景剧就开始走味：主旋律是考德威尔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单行本《美国的土地》和《烟草路》的销售版税甚至不足以达到他拿走的预付金，聊作和声的是评论界教人难堪的沉默。珀金斯只好婉拒了考德威尔的第三部小说，退稿信写得不无哀怨：“……令人沮丧的销售促使出版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态度打量这部书稿，简直没法跟那些纯粹以销售数据说话、只重实际的人争论。无法向你形容我遗憾的心情。”压垮考德威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经纪人把他引荐给维京出版社时走进了一家合意的餐馆，对方让他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用考虑价格”。考德威尔的眼前不禁浮现出珀金斯唯一请过他的那顿饭：小店，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和一杯橙汁，还有珀金斯那句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在佛蒙特，男人消瘦而饥饿的面容是倍受尊敬的。”于是，怀着对珀金斯的“帮助和忠告”的无限留恋，考德威尔蝉过别枝。新东家接盘的时机刚刚好：在此后的七年中，根据《烟草路》改编的戏剧创下了百老汇的演出纪录，考德威尔的事业从此蒸蒸日上，但他再也没有在斯克里伯纳出书。珀金斯得罪或错失的作家当然不止这一个，原因五花八门。舍伍德·安德森在创作巅峰期过后开始在斯克里伯纳出书，他寄希望于依靠珀金斯重回大师行列，熬到第七年终于大失所望。“你的确对你的一些别的作者显示了巨大的兴趣”，他留下这样伤心的句子，随即绝尘而去，转投别社几个月之后死于腹膜炎。还有一个微妙的例子是福克纳：珀金斯至少有两次将他收罗帐下的机会，最终放弃行动的理由只有一条——怕海明威妒忌。彼时的珀金斯已经是行业传奇，马尔科姆·考利发在《纽约客》上的那篇人物特写《矢志不渝的朋友》将他推上了个人声誉的顶峰——即便如此，他仍然必须在文学生态圈里费心周旋，外圈是口味莫测的读者、难以取悦的评论家和在食物链上毗邻的文学经纪人，内圈是出版社里“纯粹以销售数据说话、只重实际的人”，核心则是编辑与作家在技术与情感上的双重对弈。初衷都是要把这盘棋下到天荒地老的，但中途掀桌走人、谈钱伤感情或者谈感情伤钱的变故也在所难免。只不过，关乎文学，事情就会变得更戏剧化一点。奠定珀金斯编辑生涯的三局棋构成了《天才的编辑》的主体，对手分别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托马斯·沃尔夫，每一个都贴得上大众心目中的“天才”标签：成名够传奇，才华够横溢，起伏够跌宕，辞世够扼腕。这也是这部传记的可读性大大超过期望值的原因——沿着珀金斯的目光，我们窥视了天才们最放松也最任性的时光，发现他们有时候比自己笔下的人物更脆弱。珀金斯对菲茨杰拉德的一席话曾经被反复引用：“不要一味听从我的判断。假如我的判断真的让你在关键之处听从了我，我会感到羞耻，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但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证明，在写作过程中，恰恰是在好几个“关键之处”，珀金斯的判断照亮了菲茨杰拉德艰难跋涉的夜路。现在几乎所有读者都对他如何聚敛巨大财富而困惑不解，觉得应该得到解释，当然，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答案是愚蠢的。你也许可以在这儿那儿插入某些短语，可能的话，安排一些各种各样的事件，轻轻带几笔，暗示他正积极从事某些神秘的事情。你写了他去接电话，何不让他在酒会上与政界、赌场、体坛或随便什么行当的神秘要人商谈的时候，被人看见一两回呢。可能我是在乱出主意，不过这种实话也许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那么长的故事篇幅中完全缺乏解释——或者不说解释，而是某种解释的暗示——我认为是一种不足。他究竟是干什么的，答案即使能说，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无论他是被别人利用的无辜者，还是他卷入到何种程度，都不应该解释。但假如只是隐约勾勒出他某种生意活动的轮廓，倒是可以增加故事中这一部分的真实性。他自称毕业于牛津、当过兵之类的说法，我以为你在实际的叙述过程中会设法逐步让读者知道真相。在引用这段话时我不舍得删去一个字。这已经超越了编辑的职业标准，完全可以载入文学史，成为阐述小说现代性的范本。在这个案例中，编辑敏锐的文字嗅觉以及他在琐碎日常工作中练就的实际操作能力，足以让很多凌虚蹈空的文学教授汗颜。末了，在预见了这部作品的巨大潜力之余（“而所有这些，以及整个悲剧性的情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文学上都有一席之地，借助T. J. 埃克尔堡之力，以及他投向天空、大海，或者城市的那不经意的一瞥，你已赋予了一种永恒之感”），珀金斯又退回一个编辑的位置安守本分：“我不知如何改进，但我相信你总有办法解决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认为它需要加点什么内容来控制节奏和连贯性。”比起多年后以近乎专制的态度“塑造”并伤害了卡佛的著名编辑戈登·利什来，珀金斯的进退有度几乎像一个奇迹。从最后的成品看，作者不仅心甘情愿地采纳了编辑的每一条建议，而且把他俩本来都觉得“松松垮垮”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加固成全书节奏最紧凑、推进速度最坚决的段落。结构封顶之后，在菲茨杰拉德选择困难症发作时，珀金斯又跟泽尔达一起帮助他在一堆拗口的标题中一锤定音：这个“堪称奇迹”（珀金斯语）的中篇小说定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此后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菲茨杰拉德踩着和盖茨比相仿的节奏飞升、坠落，珀金斯则一直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欣喜或担忧。担忧渐渐超过了欣喜，珀金斯通过出版社预支稿费和自掏腰包借钱给菲氏的次数也渐渐超过了他进出其豪宅参加派对的次数。珀金斯曾经写信给朋友，说他垫钱是“因为出版社已经没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可以继续借钱给他。我想让他能够专心写作，避开好莱坞以及诸如此类花天酒地的生活”。海明威同样需要珀金斯在创作与经济上给予长期关注，但这位自认为比菲茨杰拉德“硬汉”一百倍的天才当然会自创一套麻烦，等待珀金斯替他量身定制解决方案。为了海明威，羞涩古板的珀金斯（他表达最强烈的情绪的字眼是“上帝呀”）被迫到老板那里去讨论他小说中的那些粗话该怎么处理。珀金斯实在羞于启齿，于是老板只能发话：“那就写下来吧。”珀金斯只好写下来。老板一瞥便笺簿，摇着头说：“麦克斯，如果海明威听说你连那个词都写不出手，他会怎么看你？”珀金斯很快发现，这一类麻烦成了连续剧。他得耗费好一番口舌，才能说服海明威处理《死在午后》里的“四字词”——即根据大多数州的法规，把四个字母中的两个字母空出来。他甚至得耗费更多的口舌，才获准在《非洲的青山》的校样上，改掉海明威以“母狗”代称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段落。海明威最后只同意把“母狗”都改成female——你可以译成“女的”，也能译成“母的”；既足以使斯泰因暴跳如雷，也能让珀金斯勉强满意。偶尔，当海明威的阳刚指数亟需自我确认时，珀金斯的办公室还得充当战场。他旗下的另一位作者麦克斯·伊斯特曼写过一篇评论海明威的文章，断言其“对自己是个大个子男人这一点还缺乏笃定的自信”，文字风格“堪比在胸口上贴假胸毛”，这段话被海明威直接翻译成了对其性能力的恶毒攻击。可想而知，当他俩在珀金斯办公室巧遇时，一场动作戏便如箭在弦上。海明威先亮出“毛茸茸的胸膛”，然后“笑嘻嘻地上前伸手解开伊斯特曼的衬衫扣子，露出他那光秃秃的、如男人秃顶的胸膛”。为了化解危机，珀金斯甚至也准备解开自己的衬衫，把剧情往自己身上引。然而，来不及了，海明威开始质问，进而朗读那些引发冲突的句子。珀金斯再度试图扑火，自告奋勇把书念下去，但海明威抢过书扔向伊斯特曼，两人终于成功地扭打在一起。不过，若论珀金斯投入的情感强度，则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这两个案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托马斯·沃尔夫。沃尔夫下笔千言，砖头厚的稿子砸到各出版社无人敢接，珀金斯就捡起来一句一句推敲。每次沃尔夫指出他自己愿意删掉的段落，珀金斯反而作势要阻止他：“不，你必须一字不动地保留——这段描写太棒了。”珀金斯就是有这样的本事，从作者血肉间长出的文字会迅速在他身上扎下根，进而长出枝叶来。他习惯于把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有了前面那些感同身受的铺垫，像“缺乏真正的结构”这样的评语就更容易被作者接受。最后，沃尔夫非但没有因为大篇幅删节的建议而沮丧，反而觉得空前的轻松。“在我记忆中，”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具体地告诉我，我写的东西还值那么几个钱。”这一改就足足删去了九万个词，在别处屡遭冷遇的稿子《啊，失去的》成了现象级畅销书《天使，望故乡》，同时，却也种下了多年之后两人渐生嫌隙的祸根：1936年，沃尔夫的宿敌——评论家德·沃托以沃尔夫曾在第二部小说《时间与河流》中向珀金斯致谢（修改的规模与第一部不相上下）为论据，得出了刻薄的结论：“这本书所体现出的组织能力、批判智慧，并不出自艺术家的内心，也不出自他对作品形式和完美的感受，而是出自出版社的办公室。”两人之间所有的积怨都被这条离间计点燃了。这些积怨既有编务琐事中产生的分歧，也有沃尔夫出于作家本能的窥私癖——他总是把珀金斯透露给他的办公室八卦写进小说里。但究其实质，这是任何一对亲密到他们这种程度的人都可能爆发的危机。当珀金斯的太太和沃尔夫的情人艾琳（说到他和艾琳死去活来、纠缠一生的姐弟恋，则又是一个很长的狗血故事）都在抱怨他俩的友情占去了彼此太多的时间时，当沃尔夫在作品中把珀金斯比喻成“狐狸”时（“狡猾的狐狸，你的狡猾是多么单纯，你的单纯又是多么狡猾……你为人公正，眼光犀利……高尚……单纯——但是从来没有在讨价还价中吃过亏！”），这一对“天作之合”就离分手不远了。可想而知，今年好莱坞将《天才的编辑》改编成电影，动用科林·费斯和裘德·洛这样的大卡司，看中的也正是这个爱恨交缠、有多重解读空间的故事——更何况，它还有一个催人泪下的结局：三十八岁的沃尔夫死于脑结核，临终前给已经交恶的珀金斯写信，缅怀往日时光，声言友情不渝：“我永远都会记得三年前你我在船上相见，然后我们登上高楼楼顶，感受下面这座城市和生活的所有奇特、荣耀和力量。”珀金斯的成就之所以无法复制，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如今高度产业化的出版界已经不可能再找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氛围。那些年，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更少精确的测算，更多随性的发挥，在规模庞大、分工精细的流水线出现之前，还残留着一点手工作坊式的温暖。那些年，珀金斯和沃尔夫站在高楼上壮怀激烈，海明威发电报宣告他终于想出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结局——“桥被炸毁”，菲茨杰拉德醉醺醺地说我是一个好蛋你也是一个好蛋，然后开车载着珀金斯一头扎进池塘里。这是珀金斯最爱跟别人讲的笑话，每讲一次，那个池塘的面积便在“狐狸”的描述中被扩大一次。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天才的编辑”，乃是个人与时代的相互成全。归根结底，狐狸究竟是怎样的人？楼顶上的狐狸，池塘里的狐狸，办公室里的狐狸，哪个才是真正的珀金斯？通过这本传记，其实你很难得到特别明确的答案，因为在大部分故事中，他总是自觉充当那个更低调更克制的配角，他习惯于被天才的光辉照耀得面目模糊。我们只知道，在某些方面，珀金斯好像并不适合这个职业。他拼写很差，标点乱用，阅读“慢得像头牛”，但是“他对待文学就像对待生死”。他并不跟所有作家都搭调，最吸引他的，总是那类璀璨夺目却洋溢着悲剧色彩的天才——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跟他的天才都难逃英年早逝的厄运。他固执，拘谨，周期性抑郁。他跟太太的关系从中规中矩到渐趋淡漠，一共生养了五个女儿，还有一个终生默契却不越雷池的女性朋友伊丽莎白·莱蒙。尽管相貌英俊，很容易引起女性的注意，珀金斯却不太擅长与女作家合作，而且终其一生，他对待女性的态度总是自相矛盾，对她们既思慕又厌弃。独处时，他似乎是个十分乏味的人，每天的作息时间雷打不动，走同样的通勤路线，吃同样的午餐。他的热情有一多半都倾注在写给作者的信里，书信的见识与文采在圈里传为美谈。有人忍不住问他：“你自己为何不写作？我觉得你的写作水平会远高于现在大多数写作者。”沉思好几天以后，珀金斯才缓缓作答：“因为我是编辑。”

一个初中生看《天才的编辑》的思考

一个初中生看《天才的编辑》的思考首先，我想感谢A·司各特·伯格先生，写出这本令人拍案叫绝的传记。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在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文章，那篇文章的描述使我心动。说来惭愧，把《天才的编辑》列上书单后，就被对于学生党来说，相对高昂的价格减退了部分热情，直到在图书馆中发现它。所以，当我阅读此书的时候是爱不释手的，简直像一只狗熊抱着蜂蜜罐，原谅我这奇怪的比喻。麦克斯•珀金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十分“圣母”的编辑。当然，这个“圣母”不是贬义词，我认为它是做编辑这一行相当重要的特质。我想，这源自于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姆•麦克莱利溺水时，他那先是挣脱，再又犹豫不决的搭救。用他自己的话说，“出自本能的粗心、不负责任和怯懦”，这极大地促成了他“绝不逃避任何责任”的信条。一旦因为他的失误给事情带来一个坏的结果，那么麦克斯的负罪感将会是多么强烈啊！书中的一个片段的描写使我印象极其深刻，说是每次麦克斯坐火车去上班，他总要捧着一大堆书稿在阅读，车厢里的人想和他攀谈，却又怕破坏某个作者的远大前程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们不难想象麦克斯阅读书稿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这无疑是成为一代伟大编辑的条件。麦克斯对作者的照顾，是阅读本书的人有目共睹的。想想吧，每次菲茨杰拉德缺钱的时候是谁给他寄去支票解决燃眉之急的？每次部分作家试图放弃写作，是谁给予他们鼓励？有的作家生病，或者是“身心疲惫”时，是谁一直关心并支持着他们？同时，麦克斯也坚持着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才疏学浅的我，之前以为编辑干的活就是不断地修改，而麦克斯使我认识到编辑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引导，给出创造性的建议。他曾向罗林斯夫人指出“关于一个男孩和他在灌木丛林地带生活的书，正是我们想要的……”。汤姆•沃尔夫在书中给我呈现的形象是一头趴在冰箱上写作的“大象”，工作极其勤奋，珀金斯形容他为“懒惰的反义词”。如此工作造成作品的数量巨大，我想，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啃下巨著不太容易吧。编辑汤姆的作品，麦克斯常常为了删除一小段就得跟他争论上半天。而汤姆又是个固执的人，这为他们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一般来说，作家们往往异常敏感，并且充满了孩子气的幼稚，这使他们比普通人更能捕捉生活中的细节与美。然而，他们也很可能因为某一句话大动肝火，甚至为一些不友善的批评而放弃写作。这时，麦克斯不得不像哄女友一样出来收拾局面，鼓励这些作家们专注于自己的创作，他偶尔还得涉及到作家的感情生活，即使他并不想那么做。就算是他希望作家进行修改，也必须根据不同人的脾气、性格，从而谨慎、委婉的提出自己的建议，生怕触及到雷区。我认为，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那些作家，如同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既能看到父亲对孩子的鼓励、引导，又能看到母亲对孩子感情上的耐心疏导。或许，这所有麦克斯•珀金斯身上体现出来的特质——包容、谨慎、有耐心、责任感强、有同理心以及观察敏锐，造就了“天才的编辑”，也造就了一个时代。

和姑娘们相处

P108 于是独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晚上，麦克斯给她们朗读文学作品，读的最多的是《战争与和平》里的片段。读到关键战役处，他就拿火柴杆向聚精会神的女孩们掩饰俄法军队如何排兵布阵的。他认为，所有的女儿都应该熟知这部小说。他曾对佩吉写到：“因为在那个故事礼物，有一个有史以来除了哈姆雷特之外，被刻画得最好的人物，那就是安德烈公爵。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物，嫁人就要嫁安德烈公爵这样子的人--即使他有点高傲和急躁。

「天才」的编辑？天才的「编辑」！

一直有在关注理想国的书，而接触到这本书则是因为与专业相关，直觉我会喜欢这本书——即使在看这本书前我从未听说过珀金斯，他的作者里最熟悉的也不过海明威——而事实也并没有让我失望。
最初拿到这本书，对书名没有深究太多，当时是把“天才的”作为形容词来修饰“编辑”，因为珀金斯的才能实在令人钦佩。不过书的英文名是 Editor of Genius,显然天才是个名词。直到专业课老师在课上提到这本书，方才明了汉语的博大精深。是「天才」的编辑，亦是天才的「编辑」，虽然私心里可能更偏向于后者。
读罢这本书，对于编辑这个职业到底是更加热情还是望而却步，我也说不清。但这本书实实在在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每了解这个行业多一点，对未来似乎又坚定了几分，原来编辑比我想象中更丰富，也更有意思，他是建议者，出版者……更是发现者。珀金斯就是这样的发现者，他是伯乐。世上总不缺少天才，不过伯乐总是更为难得。
珀金斯的编辑才能在编沃尔夫的《时间与河流》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书中描写那段时光的段落让人看得酣畅淋漓。他对全书结构的把握，他的冷静与果断，总是让我心生敬畏，害怕亵渎了这份职业。珀金斯不希望待在台前，不想被太多人知道，多次拒绝对他的采访。但我想，这本珀金斯传记的存在——当他真真正正走到台前时——只要多多少少激励了一些后辈，也就够了。
当然这不仅是一部传记，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描述的那样，这是麦克斯·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珀金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的形象跃然纸上。比如海明威是一个骄傲的硬汉，说着“能把他们任何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而珀金斯是个工作狂，是个令人尊敬的长者……
所以，这不应该只是那些拥有编辑理想的年轻人或者相关行业的从业者阅读的书，而是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的书籍。透过这本书，你会了解到那些世界名著是如何诞生的，也会明白那些文学天才的艰辛与崩溃，更能学到一些写作的知识。这是一本丰富多彩的书。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传记，也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么大部头的书——于我而言——虽然按照珀金斯的经验我大概不怎么适合写作，但看完这么一本书还是想要写下些什么。因为它让我知道，一本传记也能那样精彩，那样好看。不过阅读传记自然也有些烦恼，就是读到最后，一颗颗星星的陨落，以及麦克斯本人也终将走向死亡，曲终人散，这是传记最后的归宿，但总是有些难过的。
这无疑是一本好书，排版装帧也很精巧，但正如其他很多读者提到的那样，存在很多错误，除了一些错别字以外，还有些句子因为错误而表述不清。这在理想国系列的书中，还是不太应该的。更何况还是一位出版人的传记。 以下指出我记录下来存疑的几处错误：
p344最后一行 知道惠洛克开口请求 应为 直到惠洛克开口请求
p403 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中题献给沃尔夫的献词 应为 题献给麦克斯的献词
p420 第三段 3—4行，麦克斯赶紧去叫这人的女伴把他带回们的餐桌 这处我也不知如何修改……
最后，怀着诚挚的敬意等待改编的电影。

有一种责任，叫做天才

有一种责任，叫做天才文•心无际A•司各特•伯格的《天才的编辑》一书，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之传记奖。该书重新定义了编辑，定义了天才。原来天才，也可能就是伯乐。也许，珀金斯算不上一个天才的编辑，甚至可以说有些不合格。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他好像并不适合这个职业：拼写很差，标点乱用，阅读“慢得像头牛”。而恰恰就是从这样一个人的手里升起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鼎鼎大名的美国作家。珀金斯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具有非常独到、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又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这是道布尔戴出版社总编辑麦考米克说的。这个天才的编辑，还有着高级营销策划师的一面。 继续用麦考米克的话说，珀金斯是心理分析师、失恋者的顾问、婚姻法律师、职业规划师、或者放款人。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对菲茨杰拉德书稿的评论中，他自作主张地使用代表编辑部的“我们”一词，对作品提出直率的总体意见——“我们会欢迎一个重新考虑出版的机会”。他在给评论家爱丽丝•边克森•邦德的信中说“我们看到……她有技巧，就我们对她的认识来说，她是不可征服的，会完成她承担的工作。”一个简单的词语“我们”，让我们看到了珀金斯对潜力作者作品的负责态度及与编辑部的微妙关系。珀金斯常以发明家自诩。但最伟大的发明家也比不上伟大的诗人。前者只是从外部满足了人的需求，让生活愉快舒适一点，而诗人则改变并丰富了我们的心灵。是的，他是伟大的发明家，因为他发掘了那么多优秀的后来成为名作家的作家。同时也发明了自己！伯乐本身就是千里马，是发现千里马的千里马。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做好自己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珀金斯自己的说法是：“书属于作者”；“因为我是编辑”。作为传记的主人公珀金斯是怎样看待他自己、他的工作、他的辉煌业绩呢？答案也许就隐含在珀金斯最喜爱的莎士比亚一首诗里：“不用再怕骄阳晒蒸，/不用再怕寒风凛冽；/世间工作你已完成……”一代人远去，不可复制，但有一种责任可以延续。世界上每个人都独一无二，都是自己的天才的书写者。只是有的人抵达了，有的尚未抵达，有的无从抵达。

天才捕手珀金斯：成就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男人

根据A. Scott Berg所著《麦克斯·珀金斯：天才们的编辑》改编，由科林·费尔斯主演，麦克斯威尔•珀金斯的传记电影《天才捕手》已上映。文|吴绛枫61岁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弓背弯腰，木讷土气，完全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可他并不在意。他也没怎么在意自己被誉为“美国的编辑元老”、“天才的文学编辑”、“最有影响力的编辑”。当麦考密克，这位能干的曼哈顿青年编辑，向纽约大学三十位选修图书出版课程的同学这样介绍自己时，珀金斯甚至有些茫然。他是在1946年3月，应邀成为了纽约大学的客座讲师，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第一次登上讲台。
在这之前，珀金斯几乎不在类似的公众场合发言，尽管他每年都能收到来自各地的几十封邀请函。他坚信图书编辑应该自我埋没，避免抛头露面，避免读者对编辑的过多关注，避免破坏读者对作者的信赖。可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还是在名作《时间与河流》里隆重地向他致谢，海明威也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提到珀金斯对自己的写作给予的莫大帮助，菲茨杰拉德更是在落魄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写信，表达对珀金斯的感激之情。
关于珀金斯的传奇也不只流传于出版界，人们似乎津津乐道于他当年是如何发现了菲茨杰拉德，并一次又一次接济这个酗酒又缺钱的作家，如何与出版社的高层争辩，出版海明威那本写满“脏字”的著作《太阳照样升起》。珀金斯协助托马斯•沃尔夫删改手稿的两次合作甚至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人们谈论的，是那个文学界佳作频出、群星闪耀的年代，是他三十六年的编辑职业生涯，和他主导的文学品味。他觉得有必要在这个雨夜的课堂上，花三个小时，把他所知晓的倾诉出来。
身为编辑的三十六年
说起他从事了三十六年的编辑工作，珀金斯评价说它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工作中最简单、最艰苦、最令人激动、也是最令人恼怒的，他说过“编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所履行的职责，是任何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工也能干得好的”。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没人会相信崇拜拿破仑的珀金斯会当一辈子的编辑。那时，他可是骄傲的“公子哥”，酗酒斗殴，坐过班房，总是以挑衅的姿态出现在哈佛的剑桥街上。1907年毕业后，他先在波士顿贫民区的市民服务所工作，之后去了纽约，在一家报社当记者，负责“突发事件”的报道，每晚在办公室坐等自杀、火灾、车祸。他厌恶记者飘忽不定的工作时间和三天两头的限时交稿。
说起他1910年入职的斯克里布纳公司，那是一家过于保守的出版公司，只出版久负盛名作家的“正派”作品。他们与斯克里布纳公司长期合作，手稿无需编辑大动干戈，编辑的职责多半被限制在校对样张上。珀金斯当了四年半的广告部经理，才改行做编辑，师从当时出版社德高望重的总编辑布劳内尔。除了校对样张，珀金斯还得处理一些敷衍塞责的杂务，偶尔也被叫去纠正园艺书的语法错误，或是编选教科文库的优秀短篇小说和契诃夫作品的译文。“你们要记住”，珀金斯并没有面向他的听众，开口说“编辑不要对书稿添枝加叶，最多就像一个女仆那样为作者服务”。
说起珀金斯与文字勤勤恳恳打交道的一辈子，1919年时，珀金斯已经是一个颇有前途的青年编辑。1920年珀金斯促成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人间天堂》出版，名声大震。1929年9月同时出版托马斯•沃尔夫和海明威的处女座，《天使望故乡》与《永别了，武器》，把作为新人的两人推向美国文学的风头浪尖，1932年夏天珀金斯被任命为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公司的副经理，主管斯克里布纳公司的出版与经营工作。编辑工作重复枯燥，珀金斯却做得风生水起的缘由是，他相信，每个月有一次，或者每半年又一次，契机出现，没有他人，而只有你能够处理的工作。它会是一本好的手稿，一位有潜力的年轻作者，一个亟待发掘出版商机，你需要耐心，需要等待。
身为编辑的成功契机
菲茨杰拉德是珀金斯遇到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契机。
那是一本十二万字的书稿，是菲茨杰拉德连续三个月的周末写就而成的处女作，是在被众多编辑批评说“根本无法忍受”“读起来很费劲”后才转到了珀金斯的手中。珀金斯也觉得这本书欠缺火候，故事让读者觉得没有在任何情节上达到高潮，也没能有一个恰当的结局。可他欣赏书中洋溢的生活气息，还信告菲茨杰拉德，提出了真诚修改意见。珀金斯非常尊重公司出书的传统标准，但他又挺想冒冒险。所以他比谁都更积极地把全国各地新作者的作品都收集起来，鼓励他们继续创作。珀金斯欣赏有个人风格的新人，菲茨杰拉德便是其中之一。
菲茨杰拉德先后改了两稿，第一稿主要完善了故事的结构，安插了高潮和结局，使它看起来像一部完整的小说，而不是一本由短篇小说、诗歌和速写组成的杂集。第二稿又将小说重写，将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拟好了新的书名。珀金斯三次向编委会发动攻势，尽职尽责地把新到的书稿发给同事传阅。这是一次单枪匹马的挑战，总编辑布劳内尔认为这部改名为《人间天堂》的小说仍旧是“轻浮之作”，老板斯克里布纳更是坦言“我们不能出版一本没有文学价值的小说”。
珀金斯认定菲茨杰拉德是个有才华的写手，认为“一个出版者首先要效忠于人才”，他争辩说“雄心勃勃的菲茨杰拉德能够为这部小说找到其他出版人，而且青年作家们也会跟着他跑”。那还是一个精装书畅销的年代，出版社更加倾向于出版那些知名作家的作品，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出书，可能意味着新书滞销，公司赔钱，声誉受损。在珀金斯的眼中，斯克里布纳的图书出版目录简直无趣得像一潭死水，永远是那么几个名字，他们的书只是让读者得到了消遣，别无他求。他试图改变现状，甚至断言拒绝了菲茨杰拉德这样的青年作家，公司兴许就无异于停业破产了。
后来，《人间天堂》的大获成功证实了珀金斯对小说结构的敏感、市场动向的准确把握，以及慧眼识珠的能力。它作为新人小说在文艺专栏和销售图表中的表现惹人注目，一再加印，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看似是单枪匹马的改革运动中，他逐步把斯克里布纳公司书目上那些老朽之作，换上了那些他希望很可能会更持久不衰的新书。从菲茨杰拉德开始，继而对每一个他接受的新作家，珀金斯一步一步地改变着传统概念中的编辑作用。
身为编辑的职责所在
而一个有所成就的编辑必须不断地发现新作者，培养新作者的才华，出版新作者的作品并赢得评论家的赞誉，以及可观的销售。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人间天堂》的确让那些默默无闻的写作者在珀金斯身上看到了出人头地的希望。菲茨杰拉德的朋友，专栏作家拉德纳，来自特拉华州的青年作家约翰•菲利普斯•马昆德，还有刑事律师亚瑟•特雷恩、侦探小说家威拉德•亨廷•顿莱特都在珀金斯的推崇下出版新作，大获成功。四十岁的珀金斯已然成为了羽翼颇丰的文学编辑，他也发觉在编辑委员会的月会上，为了让同事们听到自己说话，他已无需再提高嗓门，寄给出版社许多不错的书稿现在都直接送到他的手中。
约翰•菲利普斯•马昆德甚至在珀金斯的事业刚起步时，就发现他“最可贵的是，似乎他从来没有小看我们的任何事情与困难，他本人不是一个作家，但是他要比任何一个编辑，任何一个出版人，都更能道出作家的由衷之言”。珀金斯之所以受人信赖，是因为他对写作者们从不吝惜的鼓励，是全身心的投入与认真的编辑态度，是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与不变的耐心。珀金斯说过希望成为一个蹲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子，建议他们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而自己却不想引起他人的任何注意。
珀金斯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他的“将军们”出主意。有时他是大胆的，他告诉那些带着作品来寻去他帮助的作者们，“当你写作时，你必须把自己撇开”。但有时他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一言不发。当一个作家找到珀金斯，喋喋不休地谈起有关他的作品中或生活中悲哀的故事，他只是倾听。珀金斯允许他的作家失败两次、三次，甚至四次，蒙受经济损失而支持不改，耐心等待作家获得重大突破的那一刻。
他曾多次接济酗酒又永远缺钱的菲茨杰拉德，预支版税，刊印短篇小说与连载长篇，想法设法地让他有稳定的收入，以保持安稳的创作状态。1932年成为出版社的副总经理后，他不但要打理出版社的经营业务，还得防止海明威会做出危险的事情，敦促菲茨杰拉德笔耕不辍，解决林•拉德纳因贫困而急出来的肺病与失眠症等。珀金斯与他的作家们亲密得就像是一家人，托马斯•沃尔夫甚至把珀金斯当成是自己的父亲。
在一篇名叫《你不能再回家》的小说中，沃尔夫描述的主人公编辑福克斯，正是以珀金斯为原型塑造的。他这么写到“乔治觉得像福克斯这样的人，做自己的编辑的确是自己莫大的荣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位长辈的尊崇，变成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对他而言，福克斯已经不再只是一位编辑和朋友了。他逐渐从福克斯的身上看到了早已去世的父亲的影子，这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
身为编辑的职业理想
托马斯•沃尔夫，28岁时写就了第一部长篇，35万字。他身高近两米，常常站着写作，把冰箱的顶部当作书桌。正如他以后的作品一样，他的第一部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自传性的。小说草稿堆满了整整一个大板条箱。他写自己的生活，写目之所及的人和事，他用词啰嗦、语言冗长，往往在一段文字里使用十几个相同的单词，往往把十几个形容词叠在一起使用。他本人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尽管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他几乎所有作品都需要经历大篇幅的删减。
那部用板条箱运来的手稿，其实很容易被出版社的编辑们忽略，它杂乱冗长。当他交到了珀金斯的手中时，珀金斯开始相信沃尔夫的天才，并协助这位青年作家整理原稿。珀金斯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与托马斯商量，他做了长长的修改意见和阅读札记，他们几乎每周都碰头。托马斯总是怀念他俩通力合作，修改书稿的时光，那是在珀金斯家附近的咖啡厅里，尽管有争吵、辱骂、妥协，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最终，书稿删去了十万字，还改了书名，出版后，沃尔夫名声大震。
珀金斯承认对那些一时没有主意的作家提过建议，但他强调这样的作品通常都不是他们的上乘之作，虽然他们有时也能够畅销盈利，甚至得到书评界的美誉。“一个作家的上乘之作，是完完全全出自他本人的”。他警告在座的学生，不要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到作者的作品中，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作家的风格。他说“如果你有一个马克•吐温，切勿把他变成一个莎士比亚，因为一个编辑最终能够从一个作者身上发掘的，只能是作者本身所固有的。”协助沃尔夫的编辑工作，确实引起了不少争议。它使评论家和读者们开始怀疑作家沃尔夫的实力。但珀金斯在编辑过程中，力图完整保留的即是沃尔夫本身的特色。
除了恰到好处地让作者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作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珀金斯作为编辑还需要给作者的作品把关。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美国出版商都很在乎作家的声誉。他们认为，出版商的责任就是确保小说无论内容、语调或表达方式，在道德上都必须无懈可击。美国读者想读的是符合主流道德观的书，因此这些书也就能在市场商大买特买。当时，任何书只要在道德上被判“有异议”，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海明威的作品一眼看去就是这类在道德上“有异议”的作品，至少那时不时出现在书稿中的脏话与讽刺，让审阅的编辑们不能适应。珀金斯认定这正是海明威新颖的写作风格，并在力求保持完整的前提下，与海明威协商，把书稿修改到出版的标准。在海明威动荡的生活中，珀金斯成为了一个可靠的、可以信赖的兄长，一个可以求助、可以指望的人。珀金斯打算以《永别了，武器》来扩大海明威的读者。他信告海明威，把小说放在杂志上连载，主要是“使更多的人了解你，广泛地帮助你赢得完全的认识”。提高作者的职业声誉和自我认同，吸引广大的目标群体，以使作者信心慢慢笔耕不辍，源源不断地发挥创造力，是编辑更大的责任。
身为编辑的遗憾所在
有不少人问过珀金斯，为何自己不从事文学创作。他在他的出版工作中，也从来没有流露过未能当上作家的懊恼情绪。他把自己的看法自愿提供给那些有时间、有情趣，致力于某个单独的写作计划的作者，以此来宣泄自己被压抑的写作欲望。虽然珀金斯从来没能成为一个创造性的作家，但他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富有创造性的编辑。《时间与河流》是沃尔夫的第二部长篇，这部以“寻父”为主题的小说，早在沃尔夫从事该书写作之前，珀金斯就曾建议他写过。珀金斯的原意不过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然而沃尔夫却把它当成了一个哲学性的命题。
那个下着雨的夜晚，珀金斯耐心地回答了三十名同学热情好奇的提问。他描述如何与菲茨杰拉德共事，评价菲茨杰拉德的为人，讨论如何让海明威的写作更加成功，透露了他与考德威尔相处的一些趋势。大家似乎一直不愿提及珀金斯与托马斯•沃尔夫的决裂。可当晚余下的时间，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到他与沃尔夫难舍难分的关系，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苦的努力。他都没来得及讲讲与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莫利•卡拉汉、汉密尔顿•巴索的交情，没能说说传记作家道格拉斯•索萨尔•弗里曼、埃蒙德•威尔逊的绯闻趣事，也没时间聊聊手头正在编辑哪些年轻作家的书稿。
他从来没有如此激动过，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下，谈论自己的职业与往事，甚至在接到麦考密克的邀请时，他都没觉得讨论自己的职业是有意义的。他是一个编辑，一个克服了偏见，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事务的编辑。他早已不是那个在哈佛读书时的“公子哥”，其实当他在大一遇见了他人生的导师，当过记者的科普兰教授时，他便一心扑在了学业上，此前，他觉得此前一直是在别人的手中塑造自己，大一之后，他意识到必须自己造就自己，必须使自己脱离旧观念。
他做到了。

首译或重译？

今年六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天才的编辑》的译著，译者是99读书人文学编辑彭伦先生。这本厚达近六百页的作品一出，赢得国内读者一片好评。然而，众多读者不知的是，这本书本非第一次以中文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换句话说，这本译著并非首译，而是重译。而 “重译者”彭伦先生，竞遭到了其中一位“首译者”的非议。 　　 《天才的编辑》一书，曾在198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版译者为孙致礼、伊礼荣、冯文铨、唐慧心和郑启五。郑启五先生在博客上写了一篇题为《话说<天才的编辑>——兼谈首译、重译和修订》的博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c80840102w006.html），对该书的重译，以及整个国内出版市场的重译现象进行批评，甚至还带有些讽刺、否定和贬低的意味，认为重译是“炒冷饭”，说什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郑启五先生这篇博文非但没有根据、缺乏常识，更显示出自己并不宽广胸怀与气度。郑先生开篇便说珀金斯这个名字“大概全福建只有我能脱口而出”，这种言论未免太过草率和自大。然而，中国学界对美国文学的研究，早已今非昔比，对于海明威等人的研究也已无数，岂能像郑先生所想那样，落后到整个福建省都没有知道铂金斯。 　　 郑先生在文中回忆自己翻译的艰辛，以及翻译成果给他所带来的荣耀，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某本译作上所花费的心血，并不能成为阻止其他译者重译这本书的原因。郑先生也是一位出版过著作和译作的学者，有些问题他是应该去了解和学习的。 　　 为什么他自己的译作“一直幽灵般地穿行在所有书市的熙熙攘攘之中”？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译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并不能保证译本得到市场的青睐。周作人兄弟倾注心血、寄予厚望的《域外小说集》，就曾因为审美过于先锋而接受不佳。译作的传播和接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首先，1987年时中国读者对于美国文学的关注程度，绝对不能与今日相比。普通读者对美国文学关注的维度和深度，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会那么热忱地去挖掘与出版相关的材料。其次，当时图书的宣传与流通渠道，相较于今天，自然是有限且狭窄的。现在的译者、出版社、报刊媒体等，都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和推广，而这中优势在八十年代末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郑先生大不必为自己的译作鸣不平，也不要因为新译广受关注而不悦。 为什么要重译？重译，或者说复译（这个说法其实比重译更加准确），被抨击已不止一次了，而且表示抨击的人，大多数都是已有译本的译者。他们的抨击，都暗含着一种好旧恶新的心态。他们都先入为主的认为，新译的质量不会高，组织新译的出版社动机不会纯。甚至有人将重译与抢钱并论！然而，这种无理无据、以偏概全的指责，并无法否定重译的重要性。 　　 重译首先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杜绝了话语的垄断。林纾所翻译的《迦因小传》，在前就有杨紫鳞和包笑天译过，然而林纾新译却包含了此前译本被删掉的不合道德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五四一代当中，成为了自由和爱情的启迪。诚然，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翻译，不太会遭到当时那么严厉的道德审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翻译仍然受到某些不易察觉的审查（既有来自译者自己的，也有来自外界的），而多个译本的存在，就意味着多个对原作的阐释的存在，可以给读者更丰富的选择。 　　 我们不否认劣译的存在，但是翻译的质量高低与是否首译并无必然联系。那些批评论者假想新译的质量不高，担心读者受到毒害。然而，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想当然地认为，那些旧译质量不高，新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拯救读者。鲁迅先生在论复译时，就曾说：“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见：鲁迅《非有复译不可》）所以，作为的译者和出版社，与其毫无事实依据的菲薄他人的译作，倒不如换个角度，为读者有多个选择而感到欣慰。 　　 不仅共时的重译有必要，历时的重译也不能少。语言在不断发展变化，译本也就应该获得更新。作为译者的村上春树就说：“翻译关乎语言技巧……而语言技巧自然会随着语言细节的变化而变化。世上有永恒的作品，但却没有永恒的翻译。因此，我们有必要定期推出新译本，这就像电脑程序需要更新一样。至少，翻译作品的更新可以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而这对读者而言必然是有利的。” （见：http://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lost-in-translation）　　 为什么能重译？郑先生肯定不明白翻译作品也要考虑版权的问题。一部外国作品，中国出版社若需要出中文版，首先是需要从版权所有人处购买版权的。而且，如果是非专有版权，那么该版权在授权期结束后可以由其他出版社购得。所以，只要版权上面没有问题，翻译就是合法的。而且，首译并不意味着拥有中文版版权，而且如果郑先生觉得自己的译著著作权受到侵犯（如被抄袭），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维权，我们作为读者是绝对支持的。　　 知识分子要有胸怀。郑先生的博文，有一种心爱之物被人强夺的惋惜和愤怒，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他希望彭伦先生在书上署“重译”，但是只要彭伦先生遵守了游戏规则，只要他的翻译是依照原作，诚实认真完成的，那么他就只对原作和原作者负责，只需著名“翻译”即可。而且，若要按照郑先生那种无理要求，现在以及将来许多名著，封面岂不是要被“重”字占去大半？ 　　 作为前辈译者，郑先生应该更加胸怀广阔，多给予新译本和年轻译者掌声和鼓励，不要想当然地、含沙射影地说自己被人抄袭。当然，我们也希望彭伦先生在碰到后辈译者时，也能多加鼓励和指正，以期译出更好的作品。唯有秉持这种胸怀宽广、为读者负责的态度，才能像郑先生所说，“开辟中国翻译大业拨乱反正的先河”。

每一个人身边，其实都有一个铂金斯

意外得到这本书，与作者一起分享了他与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的一些故事，原来不是每个人从一开始都是天才，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做什么事情。可以说，铂金斯是伯乐，慧眼独具，造就了文坛巨匠，也成就了自己。每每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都是精彩的能量释放，未来就是要坚持，路，走着走着就直了。每一个人身边，想必都有一个铂金斯，给你勇气，支持你走下去。

天才的摆渡人

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这三位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美国作家，在人们已经周知的那些标签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交集：他们非凡的文学事业，事实上始于同一位伯乐，并且终其一生得到此人鼎力襄助。年轻的菲茨杰拉德在给海明威的一封信中，称这个人是“我们共同的父亲”。海明威将《老人与海》题献给他，以表对他的敬意。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的献词中感谢他与作者“共同度过苦涩、无望和疑虑的日子”，没有他的“付出和关照，也就没有这本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对于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Max Perkins）是一个大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天才作家，在三十六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一个编辑像他那样，发现那么多有才华的作者，出版他们的作品。1943年，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接受《纽约客》邀约采访珀金斯后写道：“珀金斯在当今的文学界最像一个伟人，传奇故事就像一棵加斯科涅的橡树周围的松露一样聚集在他四周。”但编辑这个行当对于书业之外的人来说始终神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珀金斯并不为公众所知。
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传记作家A. 司各特•伯格的《天才的编辑》（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一书出版才得以改变。这是一本关于编辑出版真正重要的著作，作者基于扎实的第一手资料（花费了大量时间做研究、采访、搜集资料），从编辑和作家如何一起共事的角度，再现了一个黄金年代不为人知（而又无比重要的）文学现场。如果不是因为伯格及时的打捞工作，珀金斯的生平恐怕就从此湮没了。事实上，在英文版出版之前，珀金斯几乎已被文学界彻底遗忘，以至于这本书一面世就在艺文界引起热议（“居然有过这样的人！”），并一举拿下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4年，改变自这本书并由伯格亲自参与编剧的电影《天才捕手》（Genius）正式开机，由金像奖影帝科林•费斯、影后妮可•基德曼和裘德•洛等联袂主演。珀金斯和他的天才们的故事，至此已进入流行文化的视野。
书名“天才的编辑”本身有双关的意思，既可以说他是天才们的编辑，也可以是指编辑本人的天才，这本书本质上就是一个天才穷其一生去帮助别的天才完成抱负的故事。麦克斯·珀金斯的主要成就是他物色培养了一批文坛新秀，手下召集起了美国人最爱的文艺帮派，这个帮派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和朋友们。这些年轻作者“用全新的语言道出战后世界的新价值观”，通过出版这些新人新作，珀金斯切切实实地影响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准。一个人做成了如今一堆出版社办不到的事，除了时代造化，有赖于他自身的文学造诣、独到的眼光，以及与才华出众的作者打交道的能力。珀金斯是个典型的新英格兰绅士，个性低调克制，但他可以陪海明威去湾流钓大鱼，帮沃尔夫处理感情纠纷，在他自信心（经常）不足的时候给他支持，也可以帮菲茨杰拉德找中介租房子，在他陷入“一团糟的困境”时设法为他预支和透支版税，一再把他从崩溃边缘拽回来，并在很多年里成了他实际上的财务监管人。要做天才们的编辑，总之你得无所不能。
传记聚焦于珀金斯与作者们的关系，除了中国读者今天熟悉以及不那么熟悉的，珀金斯的作者名单还包括丘吉尔、柯立芝总统等政要。但如果只想扒点文学八卦打发几个时辰，这本书可能是会令人失望的。相比《我与兰登书屋》的贝内特•瑟夫，珀金斯是更纯粹意义上的编辑，从亲自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人间天堂》到最后一部《从这里到永恒》，珀金斯的日常是扎扎实实的编辑实务。
伯格在书中大量引述了珀金斯与作者们的来往信函。在编辑生涯中，珀金斯向秘书口授了成千上万封信，对于今天的编辑人和写作者来说，这些书信是一座富矿。珀金斯许多作者说他“谈文学能比任何作家都谈得好”并非溢美，这些书信堪称文学创作的经典指南（现在有各种结集的版本）。它们像是出自一位非凡评论家的手笔，兼有作家的敏感和出版人的务实。虽然珀金斯认为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加东西，充其量只是释放能量，但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具体到每一部作品，一位编辑在各个阶段高明的介入。
珀金斯说他想要做“坐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人，指导将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不被人发现”。他会像药剂师开处方一样，给作者们适时提供创造性的建议，帮助他们构思故事情节，指点他们运用素材，确定作品结构，给书起标题，甚至规划职业生涯。他像国际基甸会派发圣经一样送给几乎每个作者一本《战争与和平》，热情推荐他们细读，或者在他们懈怠的时候送去一本特意挑选的书，“完全贴合你的口味、性情，但又有足够的兴奋点启发你往新的方向思考”。至于他的“三个儿子”：菲茨杰拉德被普遍认为是他自己最好的编辑，珀金斯在创作上给他的帮助通常是大结构方面的；沃尔夫的写作汪洋恣肆，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珀金斯要为他竖立写作规范和边界，制订结构，大刀阔斧删改——把沃尔夫的作品从沃尔夫写的庞然大物里面找了出来；而对于海明威，介入的时机与技巧同样关键。
除了可以当作一本编辑出版从业人员的必备参考书，这本书也是一本好看的文学传记。作家的禀赋往往跟他们的个性成正比，珀金斯的主要作者无不被非凡的才华驱遣着去过一种激烈动荡的人生，对于传记来说这提供了丰富的戏剧性。伯格总的来说笔调克制，恰到好处地设置悬念，拿捏节奏，但也会在某个间歇，焦距突然一变，将读者拉近他细心渲染的情绪氛围。在后半部分，珀金斯的作者们渐次凋零，先是沃尔夫，接着是菲茨，林•拉德纳，关于这些伤逝的哀恸篇章感人至深。在珀金斯与沃尔夫的故事中，伯格的笔法尤为精彩。托马斯•沃尔夫是珀金斯编辑生涯最重要的发现，也是他一生付出心血最多、唯一能在公私两边自由出入的作者。沃尔夫英年早逝，弥留之际与编辑和解。珀金斯前往北卡莱罗莱纳参加沃尔夫的葬礼，伯格这样描写这令他“悲痛至极”的一天：“但镇上的大多数人都悼念这位著名的小镇之子。人们涌入第一长老会教堂唱赞美诗，聆听颂词，颂词中有《时间与河流》中的一个片段。灵柩车经过通往河畔墓园的道路时，男人们在路边站成一排，脱帽致意。落葬时，珀金斯不忍多看，虽然他是荣誉抬棺人。他避开人群，独自在树丛中站着。他讨厌这一切仪式。正如他在沃尔夫生前所扮演的角色那样，此时珀金斯也站在幕后。”
对于文学读者，尤其是热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天使望故乡》的人来说，这本书应该会给予极大的满足：它再现了这些20世纪最重要文学作品诞生的细节始末。比如我们会看到22岁的菲茨杰拉德“大杂烩”般的处女作初稿，怎样在珀金斯点石成金的指导下改写重构，蜕去瑕疵，终于释放出它完整的光芒与活力。这些故事让我们意识到，假如我们看到了钻石般有着完美切面的作品，那只是冰山一角。作者与编辑为成就一部杰作而进行的各种努力，所有灵感、思考、取舍、打磨，不断融入作品的最终面貌，而这个过程本身在出版之际就已结束，并被抹除。在这种意义上，伯格挖掘大量第一手资料对珀金斯生平的追迹是一种抢救，他的工作召唤了那些封存于作品中的文学幽灵。
编辑人麦克斯•珀金斯一生坚持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每个行业都有珀金斯这样的人，隐藏在幕后，塑造影响整个环境，其中的佼佼者，堪称隐秘而伟大。珀金斯将文学看得大过生死。应该感谢这位天才作者的摆渡人，他的生平不应湮没。

为了这位天才的编辑

首先声明，不管是珀金斯本人，还是这本书，都值得超五星。扣掉一星，是因为编辑。作为同行，知道编辑这样一本大书的辛苦；特别又是关于珀金斯这样一位传主，心中的忐忑可想而知。不过，这都不能构成书中出现的那些错误的理由。究其原因，窃以为，是过于着急或偷懒了。不论哪个原因，都愧对了读者，愧对了广西师大。关于书中的一些错误，论坛里已有朋友指出。读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需要查证的地方，例如：P200“珀金斯&考德威尔”；P401倒数第三段“汤姆到沃尔夫家”；P403第二段“题献给沃尔夫的献词”......从中可以出，最大的问题是人物名称的混乱。如果非要一个解释，应该是和珀金斯自己的回忆录有关。但还是那句话，这不构成理由。希望，再版的时候，能看到一个最好的“天才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