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回忆录（上中下）》书评

鲁迅是一面镜子

要看回忆文字，我以为最好还是亲人或极熟的朋友的。一般人拜谒过一两次，就来大笔一挥，“访问”咧，“走近”咧，“印象”咧，谁也没说不行，但只怕谈不上庐山真面目。看亲近的人的回忆，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出回忆者自己的轮廓。外人偶得机会觐见大师，脑子里先就灌满了社会上流行的看法，也许话都没说上几句，仰之弥高，瞻之在前，早已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结论也就大抵落套。只有贴身的人，像拿破仑的秘书一样，“看着他发脾气，看着他打呼噜，看着他追女人”，自以为，别人也以为有了“回忆”的资格，那才能写出又见传主肖像，又显传者风格的文章。这一点，魔鬼早就对钱钟书先生谈过了（《写在人生边上》），不必我再来饶舌。鲁迅至交好友做的几部回忆著作，从前也通看过的，现在被人摆到一起来，互相对照，更能看出许多味道。许寿裳是这许多作者中鲁迅最老的朋友，说不定也是最老实的朋友。《亡友鲁迅印象记》，总的说来是老实人的老实文章。倘若一个从不知道鲁迅的人读了这部回忆，他只会得出如此的印象：鲁迅是一个好人，一个勤奋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一个舍己为人的人，但看不出他是怎样一个伟人。许寿裳的志向、处世，许多地方与鲁迅同，但他毕生都在校园中，后期又与鲁迅睽违两地，他的好处是写出了鲁迅极亲和的一面。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他一反赞扬鲁迅为民族献身的时调，屡屡愤恨于鲁迅晚年病中“心境的寂寞”、“精力的剥削”和“经济的窘迫”，在肯定“鲁迅是伟大的”的同时，悲愤地喊出“竟不幸以孤寂穷苦以终，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非老朋友，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可怪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结集出版时（那已是许寿裳死后），居然将这些话统统删去了！这就是说，那时候连悼念追忆，也是要有统一的调子的。更受限制的当然是未亡人许广平。《欣慰的纪念》收的是解放前的回忆文字，却不伦不类地让冯雪峰来作序（冯的《回忆鲁迅》是一种“下结论”的写法），到了1960年许广平写《鲁迅回忆录》，干脆是“本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然而没有法子。因此我欣赏的是许广平早期的一些很“个人化”的回忆，一些很细的地方。比如鲁迅在和海婴很高兴地玩，她就不知道该由他们去，还是上前分开他们，因为鲁迅事后必感叹又耗费了太多光阴。许广平担当的是一个很为难的角色，她是在男女平权观念下成长的一代，但她嫁给了鲁迅，于是社会、历史都指定了她“照顾他”的身份。当许广平沉痛地回忆她从前不理解鲁迅为何要夜里工作，直到自己提笔作文才体会到夜深人静的好处时，我的心弦从反方向悸动了：这位北京女师大的高材生，婚后竟从无自己的写作生活（相比之下，四十年代的杨绛虽然也要做“灶下婢”，总还有《称心如意》等剧本发表）。许广平也记下了自己无奈的抱怨：“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不过这样的字句后来就统不见了。不可能绕过周作人。虽然回忆者和论者多将1923年兄弟失和的原因完全归诸周作人的卑劣和糊涂，许广平甚至指责他和他太太“剥削鲁迅，犹如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劳动人民一样”。而周作人在鲁迅死后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故家》等书，又往往被人解释为“拿死尸卖钱”。但是仔细地读一读上述几本书，又不得不承认，周作人不愧是鲁迅毕生关爱和推崇的作家，不愧为与鲁迅并称中国新文学“一对颠扑不破的重镇”，他对乃兄的了解，虽不能说毫无偏见，但却无人能及（同为兄弟的周建人就要差得远），鲁迅和许广平都提到过他的“无动于衷”和“昏”，但那大约只是在生活上政治上，试看他对鲁迅早年生活的描摹和分析，何其精敏、深入，为鲁迅后来文学和学术发展所勾勒出的思想线索，又是何其简要、明晰。这不禁提醒我们：当早年“兄弟怡怡”之时，树人作人是怎样的不分彼此、联袂并肩，恐怕不是仅仅由鲁迅的友悌、忍让可以做到的。周氏兄弟同根异途，仍然是文学史上一个参不透的谜。这是一套众人“看”鲁迅的书，不过几十年尘埃落定，作者大半已归道山，文章也有了定评，反过来看，鲁迅倒好象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各色人的种种形相，真切、诚挚、虚伪、矫饰、委琐、古怪（像王志之那样，一见遗体就嚎啕大哭，对鲁迅亲手为他修改的作品却置之不顾，怕也不在少数）。不知怎么搞的，这套书的封面，画的似乎就是这么一面镜子！（6/9/99 11:17 PM）（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734期9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