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书评

重构国史"大事因缘"："华夏人本主义"、"宗法基因"与孙、老、墨之学

今年出版的中文史学著作中，《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当称最值得关注的一本。虽然是旧稿重录，但以何前辈名重当世，整理者范毅军、何汉威两先生都以精审谨严著称，书后有何汉威先生长篇的后记，是不可错过的习史范本。本身所收，要以何先生退休后转治上古思想史的论文为主，因此书名以《思想制度史论》，是实至名归的。只有三篇例外，即《北魏洛阳城郭规划》《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以及附录的《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是三篇被放在全书最后，想是从体例、主题考虑的。除该三篇以外，其余诸篇论文，排位十二章，第一章《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最末一篇《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十二篇文章全不按发表时间，但反而可见一种思想与研究的推进。后记没有交代此种编排是何先生生前手订，或何、范两位先生出自己意，但确是一种很好的编排。何先生晚年二十余年的上古思想史研究要旨，是在确证：1、中华文明的宗教/意识形态，或者用politc belong 来表述亦可，是建基于宗法模式的。（或称华夏文明，或用民国前半常用的中国本部一词亦无不可，何先生自己也在文章中使用“中国本部”一词，盖他受基础教育时，尚在顾颉刚、傅斯年等提倡“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前。）2、进而，中华文明的宇宙论、认识论也是建基于宗法模式的。3、诸子学说中所有现在阐释为形而上认识论的，其实质都是激烈竞争中产生的“道术”即“南面之术”，即君王统驭术的伦理化表述。这些研究鲜明地针对当代新儒家作激烈的辩驳，这自不待言，在此之外，也有很强烈的写给大陆读者的意味。不仅广泛征引大陆学界研究，而且使用“解放前”、“解放后”这样奉国朝“正朔”的词语。如果对照他和余英时在1978年之后前来大陆的遭际，这种态度的巨大差异是颇可玩味的。何先生虽然处理思想史，但功底一仍社会经济史。上古史料匮乏，很多推论，不免倚重多步推测，而不是没步骤都有确凿史料支撑，但是读来心有戚戚，大概是路数相近。更重要的，则是何先生强大的情景推理能力。何炳棣先生难以置信而又令人不得不信的功夫，就是他强大的情景推演能力。我所视作“情景推演”的能力，是针对具有一定限制性的材料，从环境、形势、人性诸多角度考虑，从而得出从材料文字中无法推出，但又极可能是材料所富含的意义分析。这种能力，虽然依靠史料阅读积累为基础，但仅是阅读史料，是不能得到的。有天赋的原因，也有通过人生阅历、横向多学科知识的掌握，以及纵向历史大趋势的把握，从而对史料描述的情景与趋势，“不能不如此”的推断。中国史家有所谓“心证”的说法，也可以做此理解。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其应用是因人人殊，而且难以复制的。何炳棣先生天纵英才，其“情景推演”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在明清史研究中，史料数量庞大，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依靠情景推演，或者，史料数量庞大到无法全盘掌握，因而不能情景推演。所以，虽然他的两本名著已经显露出其强大的分析能力，但还未充分彰显他在情景推演方面的高超水准，而他晚年的这一系列论文，则在这一点显露无疑。以他讨论“天”与“天命”为例，他为证明“天”与“帝”在商代晚期已经是同义词，在已无新材料可用的情况下，提出用“平行推理”（p95）的方式论证。所谓平行推理，是找一组有充足材料，而情景类似的历史事件作为对照组，以说明“同理同心”的情况下，古人也可能类似如此。被他拉来做对照组的，是法王亨利四世。亨利四世本为新教徒，但因继承法王王统，而不得不改信天主教。何炳棣欲以此说明的道理，是在周初，周公发动对“三监”的战争，为此对殷商降众发布的讲话，即《尚书·多士》，其中所提到的“帝”，绝不可能是周族独有的神，而只能是商族旧有的神，否则在本来已经临近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周公仍将本族的神凌驾于至高地位，只能促使更多殷商降众反叛而已。这就是我所说的何炳棣先生的“情景推演”能力，其实他是先构建了一个分析史料的情景，从而推出史料“不能不如此”的分析结果。至于这一系列研究的结论，或者说背后的情怀，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一份大悲悯。他将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的渊源定格在宗法模式的思维，这是由农业经济形态、早期王朝的政治局势多方的情景予以证实。最终下延，以张载《西铭》句句考证，坐实宗法意识形态始终居于中国精英与政治的主流价值中。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竞争发展的推演，将诸子学说为后代阐述衍生的形而上部分，尽行剥去，留下赤裸的政治哲学内核。这套以宗法为思维方式的政治哲学，其优劣之处，都看在何老眼里，更难得他在横向世界史的范畴中，评估它的位置。他将之名为“华夏人本主义”，既看到其中重视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重视每个人的生命延续，具有世界史中独一无二的社会意义，使得生命个体在中国历史中，很早就得到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较少差别的尊重。同时也不隐晦，将宇宙论与政治结构，全都放在宗法模式中思考，也桎梏了这个文明的发展走向。历史的发展，无可如何，亦无优劣之分。唯有后代人不断从历史分析中获得反省与扬弃之道。何先生在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将墨学、秦国崛起、（作为后来专制制度起源的）秦制与墨学、孙子学、道家等诸子学间的关系，串联为一奇诡的上古史诗。这段“大事因缘”，虽缺乏充分史料的支撑，却适足为此后国史发展轨迹的象征：仁爱非攻的墨家，促成秦国武力崛起；由奇诡之道的孙子学，衍生出老、庄的辨正思维，又转为刑名家之言。即令后世真有新史料证明何老的推测完全为错，此一段对上古国史的曲折窥探，亦足称不朽之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