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书评

何伟这块奇石

在小学时老师就教给了我们细节描写来根治我们的“流水账”，让我们不再写“今天我去了动物园”，而是“今天我去了动物园见到了憨憨的大熊猫”；中学时细节描写成为了阅读理解时常见的名词，并且还细分为了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此类，然而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我们对于细节的捕捉与把握苍白低效。这让我格外敬佩何伟。他让我明白，细节是石彬伦改装过的手套，是长江带走的那张62分数学试卷，是小龙的《经典故事集》……细节充满了何伟的叙述，细节间漫不经心的衔接让我们仿佛就是谈话的对象，略带慌乱地打量周遭。这些细节无疑是许多其他非虚构类文字工作者所匮乏的。然而仅有细节还不够，将几个，甚至是某一个细节的过分放大往往导致对事件的歪曲和对读者的误导。所以我们才在何伟的书中看到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生活细节，他不评价，只是简单陈述，就像是一个镜头带你扫过中国和许多地方的大街小巷。这些让他的文字切入准确、态度公正、表述清晰，虽时过境迁却令我们倍感亲切。事实上，眼界放宽，与庞大中国相比，何伟用心描述的每个小人物也都是细节。说真的（也许是我读的书少），我没有见到那个中国当代作家能在非虚构类文本中如此大篇幅地讲述普通人，也许是因为中国没有《纽约客》这样的杂志，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各个事件现场间疲于奔命。《奇石》这本书底部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如果我没有记错，作家余华也曾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想，新闻事件是层出不穷的，然而生活在新闻当中的人却有一种恒定性。北京申奥已经过去十余年了，奥运也已过去六年，然而再看《主队》一文，却依然觉得新鲜，依然引发我们思考，甚至会想如果奥运再来一次，魏子淇一家人又会有何举动呢。何伟投注在每一篇文章中的精力、好奇心、探险精神也让人敬佩，《中国巴比松》一文中，看到他在美国寻找陈美子画中的风景，突然觉得是他才让这个故事完整，让大洋两端的城市与市民有了隐隐的关联。也许何伟对于细节的捕捉也要感谢他对于这块土地的陌生。何伟苦于难以让中国人开口倾诉，而我们却一次次畅谈，而不知这是财富，也鲜有写点什么的冲动，毕竟司空见惯，毕竟习以为常。也许今生我无缘成为记者或作家，更难成为何为那样的记者，但我最起码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周遭的事物，当我以异乡人的身份触摸承德、草原、北京等等时，我也开始以异乡人的身份打量徐州，后来我发现，我果然一无所知。

我所熟悉的中国

借自徐筱的书，扉页有何伟的签名及赠言。《幸存者》杀青后，终于可以仔细品读。书里的城市与故事都是我极其熟悉的中国。第一篇《野味》，吃老鼠的经历，其实，他提到的老鼠并不是平日里我们所见的老鼠，我们当地称之为竹鼠，我记忆中从小到大，几乎每年都会吃数次，味道的确耐人寻味。大一在新闻频道实习，郴州官员在下乡后，点名要去一处偏僻的村庄吃辣椒炒竹鼠，可见这的确是众所周知的美味。我的姑父因为钟爱竹鼠，甚至在住所的一楼圈养了近二十只竹鼠，在我们拍摄《梅田》纪录片时，他对我们剧组人说：“杀青饭，我为你们做一只竹鼠。”当然剧组里的北方朋友从未见过此物。姑母因受不了圈养竹鼠的异味，常常为此与姑父争吵，姑父辩解，他人可以领养猫、狗，甚至宠物猪，为何他不能圈养竹鼠。姑母拗不过姑父，只好任其自然，但心中肯定仍旧介意。《新城姑娘》中忙碌的深圳，《永沉江底》的巫山县城，巫山的广东路，深圳宝安希望中学，何伟形容：“巫山新城本身就像是来自远方的繁华”，真是贴切；甚至他时不时提到的涪陵，我都熟悉至极。

既熟悉又陌生的《奇石》

读过何伟（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寻路中国》，自然会对他的新书《奇石》充满期待。《奇石》是一本内容和气质上与《江城》、《寻路中国》有联系的书，比如在对中国的关注、在观察世象的敏锐上；但又有所不同，因为作者的视野不再限于中国，埃及的革命、尼泊尔的和平队、日本的黑道、美国小镇上的药剂师都纳入了他的写作范围，因而具有了某种“全球性”。书中的24篇文章，绝大多数是他发表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专栏。专栏文章不同于单一主题的写作，这让我们在阅读《奇石》时既熟悉又陌生，会产生一些新的阅读体验。《奇石》是书名，也是收录书中的一篇专栏文章的篇名。作者解释：“‘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状类似其他物品的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但在何伟看来，“奇石”又是某种象征，中国的丰富、多元与复杂就像“奇石”，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侧面可以看出中国的不同面貌。这样的思路也在本书许多讲述中国的篇章中反映出来。《野味》中，广东的小镇萝岗那一家家气派非凡的野味餐馆与五花八门的鼠肉菜点，在国人的眼中无非是广东人对食物极致化追求的一种奇特表现，但对何伟这样的欧美人士来说，却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新城姑娘》中的主人公艾米莉曾是何伟在涪陵教英语时的学生，在深圳打工，经过一番纠结，她摆脱了好色的台湾老板，找到了新的工作；而来自煤矿小镇的女孩变成电台主持人，来自甘肃的小文秘靠写作一夜致富，这样每天都在深圳发生的故事，与深圳外围长达一百多公里的铁丝网围墙，是这座南方新兴都市既让人兴奋又留有旧的痕迹的典型体现。描述三峡大坝建造给小城涪陵人的生活带来影响的《永沉江底》一文中，黄宗国对每个人一万元的动迁安置补偿费非常不满，抱怨太少，怪罪当地的干部太过贪腐，许多老年人也不愿离开这块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但出租车驾驶员却对三峡大坝的修建投赞成票，因为他老家的建设因此一下子飞跃了半个世纪，“要是没有三峡大坝，我们还得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诸如此类反映变革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的矛盾社会现象，用“奇石”来作为象征，实在是独具匠心、耐人寻味的，只是我们自己“生在此山中”，有些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何伟的父亲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职业的特性决定了他长于人际交往，善于观察生活。他把自己的这些习惯传授给了儿子。因此，何伟在记者生涯与非虚构写作中体现出的对生活观察的耐心与细致、发现问题的敏锐、思考的深入以及美国人所特有的幽默感，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比如，在《四重奏》一文中，他发现中国驾驶执照考试的训练过程中，学员只学习和排练少数几种情景，对培养驾驶员处理各种实际情况的能力，并无帮助；这让何伟联想到它与中国孩子练习写字过程中的反复抄写非常相似，因而总结出了“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的观点，指出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之所以匮乏，“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何伟的观点，但他指出的中国教育中存在的弊病影响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以姚明为主人公的《离乡还乡》一文中，作者从进入NBA打球的三位中国球员都是中锋，而中国至今还没有培养出更需要热情和技巧的优秀后卫，导致中国国家队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一现象中，敏锐地觉察出中国的举国体育体制的优势与弱点——在群众参与程度不高的程序化体育项目上成果丰硕，但对于需要群众广泛参与的项目上，如篮球的普及上就成效不高了，他进而指出：“哪怕以自由市场为标志的改革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诸多产业，但体育运动这个圈子依旧维持着计划经济”。而《中国巴比松》中，作者由一家工厂老板佩戴的K型钻石与女朋友佩戴的O型耳环联想到两人站在一起就是“万事大吉”的意思；侧写埃及革命的《广场上的清真寺》结尾，穆罕默德说自己的手机在清真寺睡觉时被人偷了，何伟则诙谐地回应自己的钱包第一天也被人偷了。这样闪烁着幽默色彩的笔触，无疑是何伟的招牌风格，也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何伟并没有因为“中国三部曲”的成功而把自己定位成“中国问题专家”，本书中，描写尼泊尔的和平队、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小镇上的“铀寡妇”、深入日本黑道的美国人、埃及革命时广场上的清真寺、美国小镇上兢兢业业的药剂师的篇章，显示出了作者宽广的视野和独特的写作视角。在《铀寡妇》一文中，作者既写了环保组织对科罗拉多州铀矿重新开采项目的抨击与阻止行动，也描述了当地人对铀矿曾经带来的繁荣与辐射对人的伤害既留恋又苦涩的纠结心态，也用可靠的资料说明，“飞机空乘人员每年所接受的与工作的相关的平均辐射量，比核电站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平均辐射量高出一点五倍”，显示了写作者客观理性的态度。《广场上的清真寺》、《阿拉伯之夏》两篇专栏文章，作者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埃及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暴力充斥、异常可怕，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对外国人的态度十分友好，形势在慢慢地恢复正常，马路上的人们依然会给停车问路的驾驶员热情地指路。作者的这些亲身体验与观察，给我们了解埃及革命提供了一个新鲜而独特的视角；也说明了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拒绝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思考，是何等地重要。

“中国纪实三部曲”的母体

《奇石》是何伟（彼得·海斯勒）为《纽约客》所写报道的合集，我偏爱《胡同情缘》、《徒步长城》、《新城姑娘》、《四重奏》、《离乡回乡》、《主队》、《汽车城》、《中国巴比松》等篇。虽出版在后，此书内容却是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的母体。如果将中国比作冰山，这些文章只是撷取了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却潜入水下，展现了更多的内容。从2007年开始，《读库》先后刊发何伟的数篇文章，即“0702”的《胡同儿因缘——一条北京小巷的生生世世》（本书译作“胡同情缘”）、“0704”的《遍走长城》（本书译作“徒步长城”）、“0706”的《中国的速成城市》（未收入本书，2008年获美国国家杂志奖）、“0803”的《幸运之轮——中国学车记》（本书译作“四重奏”）、“0805”的《再访河流》（未收入本书，即《江城》后记《回到涪陵》）、“0902”的《主场作战》（本书译作“主队”）。我就是经由《读库》认识他的，此后关注其“中国纪实三部曲”，可谓水到渠成。我说过，何伟是会影响我将来写作风格与写作方向的作家。他的爱人张彤禾，亦如是。希望何伟、张彤禾及其双胞胎女儿在埃及平安。几年来，埃及局势一波三折，似乎就为配合他们写作似的。期待三年后他们重返中国，来河南生活。转引几段话：驻外记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要琢磨透能把多大程度的自己给涵盖进去：如果故事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成了旅行者日记。目前的普遍趋势是减少作者现身，作者常常是隐而不见的。这就是报纸的标准做法，说是能保持焦点和不偏不倚。不过，这也使主题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我在写到人物时，希望描写我们交流互动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具有同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与我交流，让读者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传达对事情原本的感受——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经历、中国道路上的驾车行驶、搬到科罗拉多的偏僻小镇。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找到办法，既爱说话又爱观察。（《前言》）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这样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产生了王老善这样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居民。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代化，也应该是把胡同精神发扬光大，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是很快就把麦当劳和奥林匹克卫生间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程式之中了吗？然而，当这样的侵扰变成全面的破坏之后，正是他们的灵活多变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这便是老北京的反讽之处：胡同人家最有吸引力的一面为它自己铺就了毁灭之路。（《胡同情缘》）石彬伦相信，修建这一道道城墙确实是出于军事方面的原因；他还相信，自己对于它们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他讨厌把长城加以象征性的利用，尤其讨厌用它来解释中国文化这样的复杂现象。对中国人而言，这一道城墙通常代表着荣耀，外国人则认为它象征着排外。不过，石彬伦觉得这两种认识都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中国人曾经所作所为的体现，”他说道。“是他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而已。”（《徒步长城》）挑点刺儿：第4页第一段第四行，“大老远的”应为“大老远地”；第38页第三段第五行，“考古，历史”应为“考古、历史”；第69页第一段第三行，“iphone”应为“iPhone”；第79页第一段第六行，“他的反应是”后应加冒号；第140页第一段第二、三行，“一幅”应为“一副”；第214页第二段倒数第三行，“四十二个”疑似应为“四十四个”（据上文，十一加三十三）；第261页第二段倒数第三行，“北京《体坛周报》”之说不严谨，可删去“北京”；第381页第三段倒数第二行，“唱”后应加冒号；第436页第三段倒数第一行，“要把他”应为“要把它”；第440页第四段倒数第二行，“是”后应加冒号；第474页第三段第七行，“去年8月份”，应明确年份为宜。此外，全书“叫做”与“叫作”、“看做”与“看作”杂陈，应统一为宜；外国人名的间隔符号多不规范，如第62页第二段第三、四行，“约翰·F·肯尼迪”，应调整一下为宜。

一个细节的穿越

《离乡回乡》中有一个细节很有趣：在叙述奇才和火箭比赛第二节间隙，提到了穆奇•诺里斯的汉字文身“患得患失”，穆奇把这个成语曲解为“永不满足”，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姚明当然知道队友犯下的错误，也许是因为在百度百科关于“患得患失”词意解释的相关相册中有他的关系吧。

还是有一点点失望

如果想来怀旧的话可以看看，但是想发现点新东西就会很失望。这种合集，特别像以前歌手跳槽前，老东家出的新歌+精选录音带，骗骗粉丝的钱。何伟眼中的中国，仿佛一直徘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市井间。他习惯于用美国人的角度描写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朴实，那些拿着几百块钱一周工作100多个小时的女工是他的好朋友。而对于21世纪大肆对外掠夺的中国人，那些用资金用智慧砸出一个个商业帝国的中国人，则让他非常陌生。何伟最让人喜欢的是他“接地气”，他能够用小人物描写大时代。但是他对于中国政治过于热心，又使得这种小人物写作方法非常不得力。比如在描写涛哥接班的过程中，他接触不到权利核心，根本不知道那些别墅里发生着什么，只能跟北戴河疗养院中工人聊一聊，用一下民间的流言蜚语写写林彪、江泽民，在侧面推测一下涛哥的接班过程非常顺利。历史的确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也是由英雄创造的。何伟的局限性在于他的圈子太低了，没法了解权利的核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又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非写不可，最终使得此类文章总是没头没脑的，充满着各种谣言和花边。他总说自己因为外国人的身份总受到监视和拒绝，但是您老人家这么写政治，连我这个铁粉都看不下去了。

联系

想说其实不是这本书，不过还是得先夸一下何伟。这位老师的观察力足够出众，很擅长把一些看似杂乱的东西塞到一起，再用一个若隐若现的主线把这些碎片巧妙的联系到一起，不时升华一下他记录这些东西的所谓动机，不过都很克制，没有流于煽情。总之他写的东西大多都算的上有趣。然后我重点想说的是书里的一个故事：何伟在丽水认识了一个画家夫妇，说是画家其实大多数时候的工作都是把代理商提供的照片来临摹成油画而已，他们对画里的风景也并不感兴趣。有张画里的风景看着眼熟，所以何伟就顺手拍了下来。回美国以后他很快就查到了那副画里的风景出处，正是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小城市。他前去询问了画里出现的那些商店或者住户，大家对自己的招牌门脸出现在了万里之外的一个无名的中国小城市的油画里感到吃惊，却都不知道是谁提出的委托。实在是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它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么寻常却又让人惊叹的被莫名的联系在一起。小时候无意间听到某个外国的地名以后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翻出家里的世界地图册，在16开的纸面上寻找和丈量我跟那些陌生的城市之间的距离，那些拗口地名显得如此的神秘和遥不可及。现在也算是去过很多地方了，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小，神秘之处真他妈多。可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活的越久越又觉得这世界小的有点莫名其妙。【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就像前些天神奇的新认识的同学，诡异的又能通过一个中间人跟一个许久没联系的朋友扯上关系，而此时所有的当事人彼此间都远隔上千公里，而且他们毫不知觉，因为只有我发现了这一点。这种事多发生几次，难免会产生一种宿命论的想法，某种未知的指引什么的。但是再转念一想也许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神没那么闲。往深了说，就像Rust Cohle那个丧逼的丧逼观点：【我亲眼见过数千条生命的完结。年轻人、老人。每个人都不质疑自己的真实性，认为自己的感觉和经验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目标，有意义，从不认为自己的是生物界的玩偶。但是真相总会大白，大家都会倒下，一旦提线隔断，所有人都会倒下。】。很多事情怎么看待，偶然或者神启，完全看当事人的选择。就是这么扯淡，也许这个世界的存在远在人类的认知范围之外，哪有那么轻易的真理。不过要是成天去思考这些，要不就成了哲学家要不就是精神病。Rust的观点也完全可以反过来看，你没法感受他人的真实性，有的只有自我感知，而且这个自我也在不停地修正或者改变着，所以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场探险，好的坏的，太多未知在等着，也就只能坦诚点别装逼，活的尽量让你唯一拥有的‘自己’舒坦点的。得出上面这个观点我也算是服了‘我’了，真他妈能瞎扯。（笔者已精神分裂。）（‘笔者’真是个恶心的词。）

美国小镇生活

如果中国三部曲是美国人看中国，那这本书里我喜欢的部分是美国人看美国，尤其是我们从别的地方并不会很常了解到的美国小镇生活。 最喜欢的篇章是多恩医生。多恩医生里对小镇生活有个描述，大意是:我会下象棋，但是这里没人跟你下象棋。他们拿出跳棋，我想这更简单，却连输七八盘。简单，但是水平更高。海女里也有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不喜欢乡下生活的人，到了东京，也不会顺利。喜欢乡下生活的人，到了大城市，有时反而意外的顺利。

三星半

与《寻路中国》相比，《奇石》又失去了一些趣味；有几篇文章与《寻路中国》内容重复；有的文章甚至写得挺差劲。但《奇石》仍比《寻路中国》好。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文化出版社出了一套“五角丛书”，一百多本，每本五角钱，题材丰富，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图书。我读过一些。《人性的弱点》、《幽默的艺术》、《里根家庭秘事》什么的……还有《这就是美国》。当时年纪小，觉得：好新鲜啊。当时我还读过几本《世界之窗》杂志，杂志现已停刊，“世界之窗”变成了浏览器的名字。这浏览器也乏人问津。现在想来，那些书至少为我起到了开拓眼界的作用，让一个其实刚识字还没有几年的小家伙似懂非懂地了解到：世界那么大。然后世界变小了，小成了一个村子。然后又来了革命——IT革命，那两年我正在日本，听小鬼子把口号喊得山响。然后世界就成了平的——那本流行书忒没劲，我怎么也读不下去。然后……前几天看了纪录片，福山雅治旁白的《最后的乐园》，说的是世界上仅剩的那一小撮地面上的仅剩的一小撮动物们的事。总之，世界不再那么大了。从好久好久之前开始，世界就不再那么大了。有了互联网，世界上发生的新鲜事在我眼里都不再新鲜了。因为新鲜事是那么多，没有哪一桩值得我花时间讶异惊叹，并且思索。否则，就会错过——我不知道会错过什么。《中国好歌曲》第二季里有一首《从前慢》，听到时我几乎感到恼怒。那是木心的诗。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知道木心。当然从一开始我就是错的。还有赵牧阳，我早就在听他的专辑了，没料到过他会蓦地又红起来。惊喜之余，竟觉得遭到了背叛。这个世界上不再有那种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这跟何伟的《奇石》有什么关系？

非虚构文章怎么才能写得好看

这个特别游学班的招生信息里，附了一个书单，要求学生申请报名时选读一本，并提交一份读书报告。这份报告其实是入学的一个考核。其中有两本书是我开给学生的：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和《甲骨文》。对于懂行的人来说，仅这个书单就很有吸引力。其他的书是《通往奴役之路》、《文明的进程》等等。好友凌越说：“都是好书，但我一看就知道，何伟的两本一定是你推荐的。”是的，我们还是习惯把彼得·海斯勒叫作何伟。他的作品气质，已经在我们心里刻下痕迹，觉得他就是一位了解中国，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作家。（美国作家、记者何伟，他被认为是对中国最有洞察力的一位西方作家。）虽然上课的时候，我先向学生们讲的是马尔克斯，讲高尔泰，讲巫宁坤，但是，我觉得学习非虚构写作，最好的样板是何伟。何伟前两年就在国内热了起来。最先在大陆正式出版的是《寻路中国》，之后是《江城》，和在台湾出版的《甲骨文》并称“中国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好看，用他者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展现一个我们熟悉又略感陌生的世界。其中《甲骨文》最为深刻丰富，从一个很小的点出发，慢慢追寻展开，引出几条线索，好些个人物。这些人物，看似不太相关，在追寻中，有的相互紧密关照，有的只是和作者发生关联。但由这几条线索穿起展开的这个世界，就是从1949年前至今的中国。从一条线索，我们读到“文革”中自杀的学者陈梦家，因他自杀而精神分裂的妻子赵罗蕤，陈梦家的甲骨文研究，他对汉字简化的反对，延伸至国内现在一位学阀对考古研究的把持，台湾学者对古文化的研究……从另一条线索我们读到，何伟北京的一位老邻居，正在保卫他居住的胡同不被拆迁，在不停地追索中，何伟发现，这位老邻居，竟然是陈梦家夫妇的亲戚，从这里，他又得到更多的资料……另外的一些线索，是一些人的个人轨迹，何伟从他的视角，慢慢展开，从小城走出的学生，想立足新的城市；从新疆出来的维族教师，在北京逗留了几年，终于去到美国。从这部作品，呈现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民族各种复杂问题。这么复杂的现实，何伟居然能用一部作品，统合起来。可惜，很多读者却无缘见到此书。作为权宜之计，我同时向学生推荐了《江城》。《江城》虽是他第一部作品，笔力没有后面的作品老道，但因为那是他初到中国的感受，非常新鲜有趣。我想，这批大学生，虽各自学校专业相异，又来自不同的家乡和家庭，但对故乡、城市、90年代以来的变化，却会有相似感受。有了这个共同的基础，来阅读何伟看到的90年代后期的中国小城，一定非常会心。何伟的作品都是严格的非虚构写作。用他的作品来介绍非虚构写作是最准确的，来学习怎么写，又是最容易的。广义地说，“非虚构写作”，是指一切以现实背景为元素的写作。西方文学界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因其特殊的叙事方法，用来探索新的文学可能性。国内现在通常认为，坚持“事实”、“亲历”、“诚实原则”的写作，不依附或服从任何写作以外的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就能称为“非虚构写作”。这其中还包括新闻调查报告，回忆录等等。这样介绍概念是很难明了，怎样写既符合要求，又能让作品更出色，纪实性与艺术性能同时兼顾。何伟写得那么好看，这其中是有窍门的。他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在大学时的写作课堂上，就把这秘笈教给了他。（何伟和老师约翰·麦克菲）约翰·麦克菲是美国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他不仅自己长期创作，从上世纪60年代，就成为《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从1975年起，就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课堂上推广教授非虚构写作，培养了许多作家。他总结了自己的一套写作方法。这些学习对何伟影响深远。何伟现在谈起老师的方法仍很感激。他说，大部分媒体工作人员都学不到麦克菲课堂上教授的这些，因为报社通常鼓励的写作方法正好与之相反。麦克菲的这个秘笈，简化了说，就是如何呈现一个整体。他给何伟举的例子就是他早年的作品《到乡下来》，本来是写沿着阿拉斯加一条河流的长途旅行，行至途中，看见一头熊，然后他单起一个短章，写这种熊的外貌，生活方式，等等，介绍完了，再回到主线，继续讲述沿河之旅。读者读至此处，会觉得加强了信息，又饶有趣味，并不突兀，对整个地域面貌更加了然于胸。这种写作方式，就是麦克菲强调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写作。从细节到主线，再从主线到旁边的复线，每条线索都由细节构成，线索交织，最后呈现一个整体。这的确跟一般媒体希望记者做到的清晰明确不同，很多读者也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方式，不寻找中心思想，而感受一个整体的世界。麦克菲在他的作品《前世年鉴》里，讲过一个比喻，就像地质时间和人类时间，看似两样毫不相干，地质时间以百万年计，人类察觉不到那种变化，而人每分每秒地生活，结婚生子，修建房子，相当具体，当突发地震，嘣，这才发现两者相遇。他对这种交叉非常着迷，他说：“如果你能把自己从对待数字（比如一百万年）的传统方式中解放出来，那么你就能从人类时间的界限中解脱一点出来。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你根本就没有活过，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又永远活着。”这种交叉，其实也是他作品结构的主要方式。这种方法，何伟在第一本书《江城》里，就已经灵活使用。支撑线索展开，最终交叉的，呈现完整世界的，是一个个细节。把细节充分观察，描摩，这也很像写实绘画。之后的课堂上，我直接把绘画教学的方法引了进来。

抬起头，看看世界

2011年3月份日本发生了大地震，那时候我正好在家。那天上午，我拎着相机独自来到镇上，试图拍下一些照片。我走过造纸厂，拍下了一张它的围墙，它还在运转，烟囱里冒出黄色的烟。我记得读初中时骑自行车上学，经常会在路上看到载着干稻草的拖拉机，稻草堆得老高，远远超过拖拉机本身的容积，我们用有一只手抓住拖拉机上的稻草，一只手扶稳龙头，享受免费的自动行程。据说那些稻草的最终归宿就是这个造纸厂。我继续往前走，街上很安静，可以听到路旁的小超市里人们正在讨论抢购食盐的问题，有一个老人从我前面走过，我拍下了她的背影。然后我一直往下走，走到几乎废弃的火车站，这里曾经有许多传说，我小时候听过最恐怖的故事就是有人被火车撞得五马分尸，需要胆大的人拿蛇皮袋去铁轨附近捡尸体。大人一再告诫，不可以去铁轨附近。现在这里已经没有火车停靠，加速的火车忽略了这座已经萧条的小镇，除了一个厕所和一小片菜地，只有一幢挂着“招待所”招牌的空楼房站在那里。这个曾经热闹过的镇子因为国营工厂的悉数关闭，渐渐被时代抛到了后头，除了街心菜市场那一块，处处都显得宁静。我回到热闹的街心，发现有一个幼儿园开在曾经电影院的后头，一个大院子里很多孩子在疯跑，我走近，举起相机准备拍几张孩子们玩耍的照片，还没等我调好快门，就有一个大姐冲到了我面前，呵斥我不要拍照，并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不干什么，她很生气地看着我，并让我赶紧走开。这次遭遇让我很光火，为什么她对相机这么敏感，不信任？后来我对拍照兴趣减淡，时间也慢慢被工作填满，很少外出，日复一日生活在城市生活的规定日程里，已经很少面临冲突，面临陌生环境。对于这个国家的一切，开始习以为常。当我看到何伟的《江城》时，我知道自己有多糟糕。在那本书里，何伟讲述了他90年代在涪陵某学校教书时的经历，他是个美国人，走在街上会有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但是他仍然乐此不疲的四处行走，记录下了许多精彩的人物和故事。接着又读了《行路中国》，他住在离北京不远的河北农村一户农民的出租房里，开着租来的汽车从北京一路向西行驶，在温州的某个小城观察生活。柴静说，通过何伟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这不仅是外国人视角的关系，更是缘于我们对生活的惰性。以我为例，生活在城市，坐公共交通上下班，吃快餐，看电影，到商场买衣服，去理发店理发，偶尔去城市周边游玩。一切都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都在消费所掌控中，唯一一次例外是信错了网上的指南，跑到了一处偏僻但毫无景致可言的海边村庄，那天天气炎热，摩托车带着我们在山路间穿梭，日后回忆，它可能比去一次游乐场更有意思。但我越来越少有这种体验了。何伟最新出版的《奇石》是他关于中国的第四本书，相对于前三本，这是一本主题并不那么明确的合集，文章从这十年来他为《纽约客》的供稿中选编而成，共24篇，大部分是写中国，但也有几篇关于美国、埃及、日本，总体来说，这仍然是我们熟悉的何伟，虽然短篇没有长篇叙述来得过瘾，但切片式的观察另有一种斑斓。何伟从来不害怕陌生，他去广东吃老鼠肉，去因三峡工程即将淹没的村落寻访，去号称“中国巴比松”的油画村一探究竟，在政治气氛浓厚的北戴河被盯梢，在朝鲜边境的旅社里和一个小偷正面相对……这是我在文章一开头讲那段没头没尾故事的原因，在那一天，我处于一种四处探寻的状态。即使范围很小，却处处吸收着陌生的信息，由于那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小镇，陌生中还夹着熟悉。是何伟的文章唤起了我对于那天的回忆，我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找到对外部世界好奇的感觉，而不是成为一具走到哪里都盯着手机的躯壳。何伟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中国现实和有趣故事，这当然是美妙的阅读体验，而他对于我个人最大的启发，是抬起头多看看眼前。

有一种渴望叫认同

有一种渴望叫认同——读彼得·海斯勒的《奇石: 来自东西方的报道》█禾刀先说点题外话。虽然这只是一部作品合辑，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如果剔除那几篇无关中国主题的章节，兴许更能从中品味到别有的韵味。中文名“何伟”的彼得·海斯勒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审视中国，近年来先后有《江城》和《寻路中国》在中国出版，引起较大反响。与前两本更专注于中国变革时代稍有不同，这本《奇石》的故事时间界限起于2000年止于2012年。在这12年里，中国经过15年马拉松终于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新阶段，先后将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甩在身后。这12年里何伟还有很多重大事件没忘书写，比如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在这一时期，何伟深入到三峡库区、政治敏感重地北戴河、务工者云集的珠三角、奥运期间的长城脚下、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丹东……值得一提的是，对姚明的跟随式采写，不仅充满趣味横生的“姚氏”幽默，还让人感到这个东方巨人在NBA赛场上的走热所带来的某种隐喻。经济快速发展应当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但具体沉淀到某一个体身上时表现又千差万别，尤其是那些远离经济发展中心的边缘群体。本书作品皆独立成章，所以无法形成相互关联的时间线索关系，但从何伟的中国足迹我们还是可以作出这样的梳理，即时间越是往前，越能感觉到一种无所不在的矛盾、艰难、困惑，有时甚至会深陷一种茫然无措的无力感。曾在四川涪陵师范学院师从何伟的少女艾米莉，在无法取得家乡就业机会后，只身南下深圳，凭着一股敢闯与不服输的性格抵御了种种诱惑甚至还有威胁。虽然她的生活依然平平，但至少她在努力做好她自己，而不必像她的那些同学那样按部就班地从事一些乏味的工作，也不必像她的一些工友那样被诱惑拖进人生的漩涡。何伟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太多的不适应，甚至有一道同行的同事因无法适应环境早早打起了退堂鼓。然而，当阔别家乡数十载的何伟衣锦还乡时，一种莫名的陌生和不适感油然而生。相较于他们在北京托运家具时享受到的贵宾式待遇截然不同，当货物抵达美国后，美国公司员工“没穿工作服，搬运效率也不高”。员工们对中国同行工作的细致极为惊讶，他们居然“站在打开的集装箱跟前目瞪口呆”。这种对比的潜台词，或许已经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某种阐释。当然，这12年何伟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太多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经历都那么美好，比如刚刚步入汽车社会的中国人对处理交通事故的方式显得急躁缺少章法，国营汽车租赁公司依旧人情甚于制度——传统僵硬的秩序在打破，但新的秩序尚未有效发挥功用。有必要突出一下《奇石》。不知是否因为一种无法忍受的痛感记忆，何伟将《奇石》故事作为书名。在《奇石》里，玉石商人使出了一个人尽皆知却又屡试不爽的欺诈伎俩，由此何伟得出，“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在他看来是教训，在我们看来，这常常被异化为涵盖衣、食、住、行几乎各个方面的生存技巧，比如近年许多人就明白了三聚氰胺、苏丹红这样一些生僻专业词汇的“深刻内涵”。何伟既是记者作家，同时也是生活的发现者。有趣的是，每当他试着向中国人提问时，中国人常常回以隐而不答，并会反问他的观点，这样的反问常常令他无所适从。从这点上看，虽然在中国呆了十多年，但何伟对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显然了解有限。并不排除这样的反问出于某些本能的警惕，但更多反问恰恰折射出国人对被他人特别是国际认同的潜在渴望。进一步看，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何伟所写的这些事并不新鲜，读者之所以会对这样并不新鲜的故事依然会产生兴趣，或许是寄望透过一位美国作家的文字，洞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视觉观感，更深层次则是渴望更多的认同。在世界快速变“平”、在“地球村”概念越乏成为现实的今天，没有哪一个致力于富强的国家可以置身国际社会之外。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经济才会得到快速发展。不过，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其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理应包含两层意义，即主动投入国际社会的怀抱，同时国际社会能还之以热烈的拥抱，就像姚明走向NBA那样。

十问何伟

6月14日给何伟发去一封电邮，列了10个问题，3天后就收到回邮，答得极认真，让我有点意外。花了很多功夫把英文翻成中文，贴在这里是想让更多读者看到和交流。1、问：首先想知道，您现在正在埃及吗？从观察中国到观察埃及，您的感觉有什么变化？有哪些经历是您预料到的，哪些又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请您讲讲在埃及最近发生的一件让您感到喜悦的事，和一件让您感到沮丧的事。答：Yes, I am in Egypt now. We moved here in October of 2011. It’s really so different from China. First, politically – we’ve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severe turmoil, rapid political change, and a lot of violence. It has been very sobering to witness this. I never saw anything of the sort in China.是的，我现在在埃及。我们是2011年10月迁居到这里来的。这里真的是不同于中国，首先，在政治上，我们经历了严重的骚乱，频繁的政党轮替，还有大量的暴力，这些都需要去严肃地看待。我在中国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Also, the economy is really struggling. People’s lives aren’t improving, and a lot of them are suffering. And it’s harder to be optimistic here, as a writer. In China I usually felt like things were going to get better, because I saw many positive changes, especially economically. Here that hasn’t happened.另外，这里的经济陷入了泥潭，很多人生活艰难。作为一个作家，对此很难乐观。在中国我通常会觉得事情正慢慢变好，因为我看到很多积极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上的。但在埃及我看不到这些东西。The saving grace of Egypt, though, are the people. They are very warm and open; it’s a very human place to work. They are actually much kinder on the street – both to each other and to foreigners – than the Chinese generally are. That’s been the best part about being here. The worst part is the periodic violence. I’ve seen people get badly hurt, and the violence is so senseless.让我欣慰的是埃及的人民，他们非常热情而且开放，让我觉得这里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人民在大街上表现得很友善，不管是对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比中国的情形要好一些。这是这里最值得称颂的部分。而最糟糕的部分则是无休止的暴力，我已经看到人们为此而受到的严重伤害。2、问：离开中国后，再回看之前在中国的经历，您觉得那段经历在您身上留下了什么？有没有哪些改变是您想一直保留的，又有哪些是您想尽快消除的？答：I have to admit, I didn’t have strong ideas about China when I moved there in 1996. I simply hadn’t thought about the country much.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 didn’t have any interest in Asia – it seemed so far away. Maybe this was fortunate, because it meant that I arrived in China without a lot of prejudices. I was quite open to whatever I observed.我得承认，在我1996年第一次去中国之前，对中国这个国家并不了解，没什么印象，去的时候也没考虑太多。在我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对亚洲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它离自己太遥远了。也许这正是我的幸运之处，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不带偏见地来到中国，我可以用非常开放的心态去观察这个国家。Of course,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there changed me profoundly.I arrived when I was 27, as an English teacher, and I left at 38, as an established New Yorker writer who was working on his third book. So my career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And I grew up a great deal, especially during the two years that I lived in China. I think it changed my character in fundamental ways – I became more patient, and also more open-minded. And probably more optimistic. I liked that quality about the Chinese. And I felt like rural Chinese were good at not worrying and not making life harder than it already was. I think I’m pretty good at this now. A lot of Americans create problems for themselves, and that’s something I try hard not to do.当然，这段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我27岁的时候去中国当英语老师，离开的时候38岁，已经成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并且出了三本书。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特别是在我住在那里的两年。我觉得我的性格在根本上被改变了，变得更有耐心、更包容，而且更乐观了。我喜欢中国人的这些特质。我觉得中国的农民很善于在心理上自我开导，把实际上艰难的生活过得很惬意。我现在也已经很擅长这样做了。很多美国人喜欢自寻烦恼，这是我要努力避免的。3、问：《奇石》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在您去埃及之后还能看到您的中文版新书，不过也有一些读者对此不太满足，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旧作的合集，其中部分文章在之前几本书中已经出现过了，还有读者对这本书的编排感到不解，觉得主题有些杂乱，面对这些看法，您会有什么解释？答：It’s a collection of pieces, so it’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books. Serious writers in America often publish books like this. Over the years, I focused on my three China books, but I also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writing magazine stories. This is a different form of writing, and I think it has different benefits from the long-form books. I wanted to collect my favorite pieces, especially since very few of these had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It doesn’t have to be read from beginning to end,in order. I’d like readers to choose what they like – but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se are separate, individual stories. 这是一本文章的精选集，所以不同于我的其他几本书。美国的严肃作家经常会出版这种书。这些年来，我把重点放在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上面，但我也为杂志专栏写了很多其他的文章，相比于写书，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写作。于是我就想把自己喜欢的那些文章集合起来，其中之前在中国出版过的文章只占了一小部分，读者也并不需要按次序从头读到尾。这些故事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我希望读者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来读。In America,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a writer likes to publish such books is that they can be of interest to other writers. As a writer, I often read through collections of pieces by John McPhee, or Joan Didion, or Susan Orlean – writers I admire. It helps me think about my own stories. So one of my goals is to give Chinese writers some ideas for how to approach a story.在美国，作家出版这类选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能引起其他作家的兴趣。作为一个作者，我经常阅读我欣赏的作家的文章选集，比如约翰·麦克菲、琼·狄第恩、苏珊·奥尔琳。这能帮助我思考自己的写作。我出《奇石》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给中国作家一些写作上的参考。Also, I think that some of my best work is here. For example, the story “Dr. Don” is probably my favorite. I also really like “Boomtown Girl,” “Go West,” “Village Voice,” and “Hutong Karma.”另外，这本书集合了我最满意的一些作品，比如《多恩医生》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篇目，还有《新城姑娘》、《去西部》、《胡同情缘》，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4、问：您的写作一大特点就是丰富的细节，这在《奇石》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书里讲到您会随身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让您可以把握到那么多细节？答：It’s basically just a matter of taking as many notes as I can. I try to observe everything I can and write it all down, and then I enter it in my computer. And later when I’m writing, I re-read those notes and pick out the details that seem most interesting. I also take digital photos and use those for reference. I have not done much voice recording but I think I’ll start doing that in the future, since it will help me keep track of things.这只是因为我会尽可能地多做笔记，我会努力观察一切我能观察到的，然后记下来，再录入到电脑里面。 之后当我写作时，我再重新阅读这些笔记并捡取其中那些最有意思的细节。我也会拍很多照片作为参考。我之前很少录音，但以后我可能会开始多做录音工作，因为这能帮助我记录更多事情。5、问：您的书在中国和美国都收获了极高的评价，一个观点是认为您的写作姿态比较客观、平实，写的就是自己观察到的，不太夹杂个人的意见，所以在中美两国都容易被接受，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您的写作幽默感十足，这种幽默感也是您的书大受欢迎的关键。对这些说法，您自己是怎样认为的？答：I think I’m a pretty open-minded person. I don’t have strong political ideas, which probably helps. And it’s true, a good sense of humor helps. I’ve always been somebody who jokes a lot.我自认为是一个心态很开放的人，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观点，这可能对文章的传播有利吧。另外，幽默感肯定也会帮到忙。我一直都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I also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training to do this kind of work. My father is a sociologist, and he is an intensely curious person. He really likes to hear from other people, and to get a glimpse into their thinking and their lives. I’m the same way. When I meet somebody different from me, my instinct is not to judge that person. I just want to understand where he is coming from.我对这项工作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我父亲是个社会学家，他的好奇心很重，很喜欢倾听别人，以此去了解别人的内心和生活。我也是这样，当我遇到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人，我的本能反应不是去评判别人，而是尽量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Also, I developed as a student of literature. I studied literature at Princeton and then at Oxford. It’s a little unusual for an American journalist – most of them will be studying journalism, or politics, or maybe history. With literature, you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character and story. For me, that’s the core. And I think those elements are universal – they appeal to people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另外， 还因为我学的是文学专业，我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文学，后来又去了牛津大学，这对于一个美国记者来说有点不同寻常，其他美国记者学的大都是新闻，或者是政治，也许还有历史。被文学影响后，你就会很注重文字和故事。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关键。而且我认为这些因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起作用。6、问：您花了那么长时间观察中国、讲述中国，这和您的华裔妻子张彤禾有关系吗？她的《打工女孩》去年在中国出版后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您对她的写作又有何评价？有没有想过两人共同合作完成一本书？答：We are both very supportive of each other’s work, and of course very interested. But it’s also true that we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We started dating in 2003, after I had published River Town and when I was working on “Oracle Bones.” And she had already been working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or a while.我们对彼此的工作都非常支持，而且也很感兴趣。但同时我们确实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我们2003年开始约会，那时候我已经出版了《江城》，正在写《甲骨文》，而她已经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We have pretty similar ideas about China, and we both felt like foreign journalism tended to focus too much on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on elites. We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more value in writing about migrants and farmers from the interior – the people who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So that’s what each of us focused on, in our own way. But we will always write separate books. I could never write a book with somebody else. For me, the total control is important, as is the complete personal expression – I can’t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writing with anybody.我们对中国有大体相似的看法，我们都觉得很多外国记者过于关注北京和上海，过于关注精英阶层。而我们相信，把那些离家外出打工的人以及农民当成写作对象是更有价值的，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以我们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注他们。但是我们仍然打算各写各的，我绝对不会和别人合写一本书的。对于我来说，总体上的把握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成为完全个人化的表达。我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这种写作经验。7、问：您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学，后来一直都是以记者的身份进行非虚构写作，有没有想过以后写本小说之类的虚构作品？答：In college I wanted to be a fiction writer, and of course I studied fiction. But I also took John McPhee’s seminar on nonfiction writing, which made me think about it. And after my junior year at Princeton, I had a summer job working as an ethnographer in southeastern Missouri. I researched a remote town called Sikeston, interviewing residents and writing a report about it. So this was really good preparation for journalism. As time passed, I realized that I was better suited to this kind of work. I love writing, but I also love reporting and research. And I could tell that the experience of sitting at a desk and making up things for a novel would not make me happy. I need to get out and meet people, research things, have contact with real life. I don’t expect that I’ll ever return to fiction writing.在大学里，我曾经想过成为一名小说家，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小说理论，但我也同时上过约翰·麦克菲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课程，这让我思考这种写作方式。我在普林斯顿读到大三的时候，曾在密苏里州的东南部做过民族志的暑期实践活动，我研究了一个名为赛克斯顿的偏远小镇，采访了当地的居民，写了一份报告，这对于记者是极好的锻炼。后来，我渐渐发现自己更适合做这种工作。我热爱写作，我也同样热爱调查和报道。我确信，坐在桌子前编造一篇小说不会带给我这种快乐。我需要走出去，观察各种人，研究各种事情，与真实的生活接触。我对重新回到小说领域不抱任何期待。8、问：很多人说您的书是中国作家写不出来的，认为您对中国现实的讲述比中国作家做到的更精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有没有您欣赏的，或是对您的写作有帮助的？答：I think that there’s nothing special about me personally. I had the advantage of a good education, and I happened to b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But there’s no reason that a Chinese writer can’t do this kind of work. The hard thing is not the perspective, I think. The difficult thing is the support. I had the benefit of a good college and post-college education, including very good classes on creative writing. It’s still hard to find such classes in China. And even with this education, it took me almost a decade to develop into a writer.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n 1992; River Town appeared in 2001. What happened during that decade? Well, I joined the Peace Corps, a program that helped me find my way to Fuling, with good support and Chinese language study. And then I was able to write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ventually the New Yorker, which allowed me to live comfortably. America is a big, mature market, and it’s easier for a writer to support himself there. And there’s no government control of what a writer does. I could develop without the pressure of politics.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无非就是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并且在对的时间到了对的地方。中国作家没有理由写不出这种作品。我觉得最困难的不是拥有洞察力，而是得到支持。我就是得益于优质的大学教育，包括一些非常棒的创意写作课程。在中国， 这样的课程还很少见。而且即便经过了这些教育，我还要花费将近十年的努力才真正成为一个作家。我1992年大学毕业，《江城》2001年出版，在那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哦，我加入了和平队，这个组织让我得以来到涪陵，还给了我包括学习中文在内的诸多支持。后来我又得到机会为报纸和杂志写稿，最终成为《纽约客》的专栏作者，这让我可以活得很舒服。美国有非常庞大而成熟的市场，可以让一个作家比较容易养活自己，而且政府对作家的写作不存在任何干预，这让我的写作免于政治压力。This is a problem all over the world.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a writer to develop. Even if you are talented and focused, you probably won’t do much of great value until your 30s. And if your society doesn’t have some way to support you, then maybe you drift off and go into another line or work.作家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炼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便你有才华而且很努力，你可能也要到30岁之后才能体现出价值。而且如果你所处的社会对你没什么支持，你可能就会慢慢放弃，走上另一条路。9、问：您现在还跟四川涪陵和北京三岔的那些人有联系吗？有读者很关心书中一些人物的近况，比如魏嘉，或者在丽水打工的那些人，您有他们现在的消息吗？答：I talk to the Wei family regularly on the phone. We used to talk every two weeks or so, but lately I’ve been slower about it because life here in Cairo has been too demanding. But they are doing well. Wei Jia is healthy and doing very well in school. He’s a smart kid and he seems happy. I hope to make a trip to China in the fall and see him.我经常会跟魏家通电话，一般是每半个月联系一次，但最近频率有所降低，因为开罗的生活正在变得吃力。但我知道魏家人都很好，魏嘉很健康，在学校成绩优异，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而且过得应该很快乐。我希望今年秋天能有一次去中国的旅行，回去看看他。I’m in contact with many of my former students – dozens and dozens. Every semester I send out a letter that goes to more than 50 of them, and I correspond with many of them individually. It’s been a great joy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m for more than 15 years.我还和我以前的很多学生保持着联系，除了每个学期都有一封发给五十几个人的信，我还会跟其中一些人单独联系。在15年里和他们保持着联系，这带给我很多乐趣。The hardest place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has been Lishui. The factory moved, and so did most of the workers. In that world, people have very unstable lives. I was in touch with them for several years but now we’ve lost touch. I hope that I can track some of them down again.最难联系的是和丽水的那些人，因为工厂都搬走了，也带走了那里的多数工人。在那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很不稳定。前几年我还跟他们一直联系着，但现在失去了联系。我希望有朝一日还能找到他们。10、问：您之前写的主要是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但很少写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样会不会有些片面？您有没有回到中国、继续观察中国的计划？还有哪些中国问题是您觉得没有弄明白，有兴趣作进一步了解的？答：I felt like so many people were writing about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it wasn’t necessary for me to do so. My life in the Peace Corps had given me a good foundation for writing about the interior of China. I was comfortable with rural people, and with people who had newly moved to urban environments, and it made sense to tell their stories. And to tell the stories of places that nobody in America had heard of. It seemed more valuable to me. And I enjoyed it – I felt more comfortable in those smaller places. For me, Beijing was a place where I lived and wrote, but rarely researched. Although I did write some stories there – I like “Hutong Karma,” the story about living in old Beijing.我感觉已经有很多人写北京和上海了，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做这个了。我在和平队的生活为我写中国内地的村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农民、打工者们相处得很愉快，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故事的背景美国人听都没听过，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更有价值，我也很享受这一过程，我觉得在这些小地方呆着要更舒服。对于我来说，北京就是一个居住和写作的地方，但我很少去观察研究它，虽然我也写了几个和那儿有关的故事，比如我很喜欢的《胡同情缘》，就是一个有关老北京生活的故事。I think we’ll move back to China in three years. I don’t know what I’ll research. But I think I’ll always be drawn to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It’s so important but it tends to be ignored. There will always be enough people writing about Beijing and Shanghai. It’s good to be focused on something else.三年之后，我就会搬回到中国。我暂时还不知道到时候会研究什么题材，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依然会被中国内地的村镇所吸引，它们是那么重要，但现在似乎被忽视了。仍然还会有足够多的人去写北京和上海，能关注点其他的地方也挺好的。

和《寻路中国》、《甲骨文》重复太多

这是海斯勒的第四本书，四本书已全部读完，我可以被称作海斯勒粉了。但这第四本书却有点失望。书确实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但不知道是看多了厌倦了还是胃口更挑剔了，读起来不像前三本趣味性那么强了。本书还有一个不爽的问题，就是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有大量重复的篇章。本书共有24章，其中有11张与前两本重复。与《甲骨文》重复也就罢了，毕竟本书未能在大陆出版，但和《寻路中国》重复就有点过了。重也就罢了，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的基础上又有增加、删减和修改，让我读也不是不读也不是，很不爽。最喜欢《去西部》《多恩医生》两篇。海斯勒的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叙事方式依然很老道，基本不评价、不结论，只是描写、描述。但总会在不经意间用一两句不浅显的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独特的美式幽默回味无穷。关于埃及的两篇《广场上的清真寺》和《阿拉伯之夏》，由于话题沉重，没有了幽默。这两篇感觉缺少参与感和介入感，读来淡淡的，缺少温情。《恕我直言》用普通的语言、平实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不普通的、非正常的故事，掀开了关于日本黑社会的一角。海斯勒非常擅长观察和挖掘，从一个视角切入挖掘到深处，用通俗易懂、简洁朴实的语言再呈现、展示。这才是真正的作家，约翰，他的老师，应该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师，教会他说话、表达、讲故事，为他点个赞。

奇石

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一个作家的笔，要如何赶上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从2000到2012，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终于，在何伟的笔下，你不仅能读到奇形怪状的中国。徒步长城，甲骨冰冷。从江城到新城，当年的艾米莉，已然成了大姑娘。美国的西部，日本的黑道，尼泊尔的和平队，埃及的清真寺。十二年来，何伟用心记录的，不止是中国。

朱科：如何“陌生化”中国？

朱科 微信公众号：书评之乱2012年12月，作家孙甘露做客崔永元当时在央视的节目《小崔说事》，批判当下娱乐的变异的文化工业。主持人在节目里念了一篇孙甘露的文章《让能够娱乐我们的人来娱乐我们吧！》“在我的少年时代，看电影属于聚众之一种。好几百人凑在一块，嘻嘻哈哈的，在军营的操场上，或者在某家新而简陋的郊区影院里。……几乎是在一瞬之间，这种情形被差不多彻底颠覆。为大尺幅银幕制作的影片被压缩成烙饼式的光盘，观影变成了个人在家中秘密进行的阅读活动，尽量少的人在一起观看，而后，和尽量多的人谈论——在各种场合，倾慕、玩味、讥讽乃至唾弃，评论电影已经成了看电影的天然衍生的部分，电影被过度的阐释，仿佛不如此就不曾被观看过似的。”这时“蔫儿坏”的崔永元终于憋不住了，问孙甘露：“您是不是说，现在看电影的人少了，都看碟了，有的还在网上看，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也不用买票。我说的和您想要表达的意思一样吗？”孙甘露笑着说：“表达的意思是一样，你表达得更好。”观众大笑。作家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表达，抽象，深邃，能指时而宏大时而细微，且富于哲理与思辨，韵味无穷。然而，不管这一切“形而上”的意义符号让人如何折服，都有可能因为“名嘴”或者段子手的几句调侃，被“降维打击”（Dimensionality Reduction），成为笑料。当然，思想的“维度”从来都是由高降低易、由低升高难，好的“陌生化”表达永远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长时间经验积累的结果。如何将司空见惯的中国社会“陌生化”，用最具可读性的方式呈现略显“间离”的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臻乎完美。他总是能够破除中国媒体人独有的“自动化”语言壁垒，使中国读者对自己司空见惯的漠然、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重新进入曾经扮演的“角色”，或兴奋或感动或扑哧一乐，获得新奇的阅读和审美体验。就连何伟的继任者欧逸文，也不得不佩服“何伟是一个更好的作者”。2014年出版的《奇石》（Strange Stones），是何伟在担任《纽约客》驻华记者时期的文章合集。在《江城》与《寻路中国》在内地热销，而《甲骨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内地出版的时候，把不那么“敏感”的文章重新编排成内地版以飨读者，倒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奇石》的封底就有了下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不认识何伟，就请从这本《奇石》开始。如果你已经读过《江城》、《寻路中国》，甚至是《甲骨文》，那么，更不应该错过何伟的这颗‘奇石’。”“陌生化”叙事需要在文章的开头就给读者以阅读体验上的“碾压感”。在《野味》一文的开头，何伟直接引用了鼠肉餐馆女服务员的问话“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读者这时大概会突然眉头一皱，产生短暂的不适感，心里泛嘀咕“吃老鼠？太恶心了吧”。作者接着说“在萝岗，我已经习惯于做出艰难的抉择”，并开始对萝岗这个广东省以野味著称的小村子做背景介绍，才将读者拉回正常视角。当然，何伟没有忘记契诃夫那句名言“如果第一幕在墙头挂上一支剑的话，那么最后一幕一定要让剑出鞘”，在经过和鼠肉店老板一番略显滑稽的交谈后，他终于在第一节的末尾“让剑出了鞘”——他选了“小老鼠”。《当你长大》讲述的是三个路边卖黄盘的未成年人的故事。文章刚一开头也是“直入式”，没有丝毫铺垫：“小陆、小张和小刘在桥头等我。他们的年龄分别为十岁、十二岁和十四岁，来自四川北部的同一个村子。他们说，他们辍学后来到南方，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我三天前在深圳市区见到他们，他们想让我买黄色光碟。”来自农村的未成年人，辍学，繁华都市的街头，黄色光碟……几个十分关键的元素，被密集地放在文首，让未成年人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地下黄色光碟交易浮出水面，引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四重奏》是作者回忆自己在中国开车的四个小故事。四个故事的开头分别是“第一起事故不是我的错”“第二起事故也不是我的错”“我跟第三起事故没有任何关系”“第四起事故完全是我的错”。作者行文看似平淡无奇、漫不经心，内里的表达逻辑却十分缜密。当读者品味到故事与故事之间的钩连，以及每次事故的荒诞，就能明白作者是强忍住自己的表达欲，而采用的欲扬先抑。读到文中埋好的“包袱”时，都会被作者冷不丁儿的幽默，给深深“碾压”。和中国的记者一样，何伟的文章总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但是他毕竟是美国人，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各种左派“主义”的洗脑，而且他所服务的《纽约客》杂志就是以西方人为目标读者，因此，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陌生化”表达从何伟下笔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这当然是外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虽然何伟一直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但他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并不急于把自己想象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的态度很客观、很冷静，甚至会加入很多便于西方读者理解的背景介绍和比喻。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冷静判断，让何伟的文章虽然充斥着个人经验，但却十分精致贴切，使中国读者在稍有间离感的同时又倍觉亲切。何伟觉得，“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一切都有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有急就章的好手。”这样的切身体会，可以用来突显“马路杀手”被批量生产的荒诞，更可以推而广之，指代当下中国到处弥漫的浮躁心态。在《胡同情缘》里，何伟糊里糊涂地被精明的自行车修理工老杨用来当“洋婚托儿”。何伟从未向老杨提起过自己的意大利血统，但是老杨硬是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他和意大利有关系。最后，何伟无可奈何地说：“总算学到了一条宝贵的胡同教训：永远不要低估自行车修理工知道多少事情。”每当北京举办各种大型活动，比如开全国“两会”“党代会”或者高规格的比赛时，大街小巷总会有“朝阳区群众”一类的便衣出现。在《主队》一文里，何伟对中国便衣的刻画十分传神。他说，“在中国，便衣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三四十岁的魁梧男子，穿着纽扣式衬衣、黑色裤子和廉价皮鞋。他们几乎清一色留平头。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溜达，盯着固定的目标。为了敷衍了事的掩饰作用，比赛围观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国旗，只是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使劲挥舞。他们拿着国旗的手靠近臀部，仿佛握着武器随时准备射击。”大多数国人对便衣并没有好感，但是也习以为常，根本没有把这些“理所当然”写下来的意识，可是何伟帮助大家记录下来了。关于中国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何伟捕捉得很到位：“中国人对免费赠品情有独钟，随时有志愿者免费发放各种物品：塑料旗、廉价的硬纸板望远镜、印有麦当劳图案的房子”。当魏子淇一家在外游玩遇上小雨时，“一家人穿着免费的雨披坐在那里显得特别高兴”，因为他们用的东西是免费的。在描写芜湖的汽车工业时，何伟还捎带写了儒家对经商的负面看法，并联想到了鸦片战争，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开放市场，人家总能找到借口并诉诸武力”。一句话就把近代中国的屈辱过程点出来了。另外，对于到处泛滥的工业区、开发区，何伟并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一句“在中国，只要顺着某条路走下去，肯定能找到一片更加崭新的开发区”，瞬间让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了相当直观的印象。何伟的“陌生化”写法虽然可读性高，但是对于中国媒体人来说几乎没有可操作性。他的继任者欧逸文说，重要原因就是成本。《纽约客》作为精英杂志，不少报道都花费不菲。欧逸文有一次做报道，整个旅行的过程就六个月，在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去印度，之后到中国，从西部回到北京。何伟又何尝不是如此？《纽约客》的记者从来没有因为成本的问题而使采访陷入困境，编辑从来没有因为成本太高而不让记者去写故事。中国没有《纽约客》，也就没有中国的“何伟”，也就没有中国自己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当然，作为“知远体”的创始人，许知远听到这话也许会不服气。

从彼得·海斯勒到何伟

念书时，羞涩的彼得·海斯勒喜欢读作家选集，把那当做范例，希望从中获得写作的魔力。那时，他认为小说是一种高级的文体，顺利成章地渴望成为小说家。事不遂愿，他后来成为了何伟，一个“有一点儿笨”，“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的人。但是，他终于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文章辑于一册。只不过，这些文章都是非虚构的故事。在十多年的写作中，他发现了自己观察与采访的能力，并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名叫《奇石》的选集，成书过程就是一个在成长中认识自我的故事，普通而富有教益。就像许多其他故事一样，它的价值不在于主人公有多出名，而在于反映了人的普遍情感——一个年轻人如何寻找人生位置，如何建立自信以及保持人本该有的真挚和善良。书中24个关于美国、中国和埃及（也许还有日本）的故事，跨度约为12年，正好是彼得·海斯勒成为何伟，然后又成为“布特洛斯”（他的埃及名字大概这样发音）的过程——那是一个“比何伟更笨”的人。在《奇石》的前言中，何伟提到一位名叫牛康民的社会学老师。从上海来的牛老师，发明了一种对付美国人的小把戏——“创造性口吃”，“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对方一旦感觉害怕节外生枝，从而主动大事化小，就中了他的圈套。这种策略性的自我间离，在何伟看来，是一种很好用的办法。“中国三部曲”（《寻路中国》《江城》以及未出版简体中文版的《甲骨文》）的成功，部分可以归功于他在旁观和介入中的有效切换。但是，无论写作技巧还是采访方法，都不是作品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奇石》中，有许多人和事与“中国三部曲”交叉，譬如女孩艾米莉，三岔村的魏子琪一家，以及丽水“油画村”的故事。那些故事，不只是简单的采访和写作，同样是何伟生命的一部分。在写作《江城》时，“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江城》前言，P4）。魏子琪的孩子重病时，何伟也会一同焦虑和哭泣。“发生那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作者，而只是一个朋友……我必须帮助他们。”理解“他人的痛苦”的同理心，无疑是种宝贵的特质，同样可以在包括记者、作家在内的许多人身上找到。而如何平衡情感与理智，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看起来，何伟做得还不错。大学期间，他曾在父亲所在的密苏里大学实习。在学校的医院里，他接触到受伤的士兵以及癌症患者。20岁左右的年轻人，要直观地去理解疾痛、身体和生死的意义，并试图减轻他们的痛苦，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无比真实。如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所言，“对疾痛的研究，是教育我们每个人认识人的境况，包括普遍的苦痛和死亡的一种基础”。三年级暑假时，凯洛格基金会（W. K. Kellogg Foundation）提供去密苏里州小城塞克斯顿（Sikeston）开展田野调查的机会。博士生们不愿意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而何伟则跑去做与自己专业基本无关的研究。除去五六十页的民族志论文，在这个种族问题严重、经济凋敝的小城，他发现“对每一种人，采访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办法，弹性的，灵活很重要”。作为介入者、旁观者的经验，以小见大的视角，以及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都影响到了他未来的写作，譬如涪陵，以及按照订单绘制油画的“中国巴比松”。对全球化的持续关注，被凝结在克制而风趣的文字当中。他认为许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而他自己也不喜欢理论和“主义”。所以，他更乐于关注这种世界性潮流对个人思想、生活的影响。“全球化当然对个人有影响，但是不要简单地批评什么。”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让他对世界及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加沉静的认识，以至于“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有了“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他希望，在“9·11”与伊拉克战争之后，他的作品能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世界的复杂性：“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什么，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了解那儿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对他来说，达成这种沟通的途径之一，就是用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非虚构作品来记录发展中国家的故事。实际上，《奇石》的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中文读者有机会看到“中国三部曲”之外的何伟——那个写美国的彼得·海斯勒以及写埃及的“布特洛斯”。关于美国的篇目中，《多恩医生》尤其迷人，甚至可以说是全书最好的一篇。他不动声色地记录了多恩医生戏剧性的生命历程。多恩医生是个好人，他的善良中虽然掺杂着伤痛，但没有因此在时光流逝中减损。由多恩医生与乡邻的互动，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美国“小地方”、小社区的人情味。从偶然了解到多恩医生的故事，并开始采访，到想清楚该如何铺陈故事，何伟花了超过一年时间。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篇，也是最受美国读者欢迎的一篇。探索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或者更文艺地说“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毫无疑问是一场有趣的冒险。故事的主人公是这样，写故事的人也同样如此。羞涩、敏感也许可以归结为与生俱来的天性，但洞察力、清醒与坚定等品质，就更应该放到后天的教养与自我实现的背景中。何伟说，很感谢他充满热情与好奇心的社会学家父亲，营造了宽松的家庭氛围。他的前同事，也是他的译者李雪顺曾写道，何伟的父亲说，坚信“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听到这里，何伟乐不可支地问，“这是我父亲说的吗？”，开心，还流露出羞涩和感动。像他笔下的多恩医生一样，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何伟的笑容里，也有种与时间紧密关联的情感。财新网微信公众号及文化频道 140914

【专访】何伟：书写中国是为了记忆不被忘却

受访者：何伟采访者：李唐专题地址：http://book.sina.com.cn/z/hewei/index.shtml谈写作：“‘非虚构’就是你写的是真实的”新浪读书：您对“非虚构”这种文体怎么看？它既不是虚构文学，但也不算新闻报道，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热点事件……何伟：“非虚构”在美国的传统是比较长的，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有一些美国的作家是很重视“非虚构”的。在大学时，我专门读了一个关于“非虚构”的课程，现在我听说在美国关于“非虚构”的课要更多，这是一个传统。但是在美国“非虚构”是很奇怪的定义，它是“Non fiction”，不是说“是”什么东西，而是说“不是”什么东西，很难下一个定义。但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你写的是真实，不能去创造什么东西。当然，你可以用小说的手法来写，不能虚构但可以借用方法。新浪读书：在开始写作时，您是否会列一个提纲，或者有某种规划？还是说依靠灵感让它自动产生？何伟：我写之前都有提纲，但我也会改。我是比较灵活的。有时打算那么做，但做完后可能会有所变化。新浪读书：在文章中，您说道每天都会写作。而像《寻路中国》这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故事，您是一边写一边观察，还是等素材积累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写作？您如何构建这部作品？何伟：积累素材是非常重要的，你收集不好、采访不好，根本没法去写。但有时材料又太多了，分类就变得很重要。比如按A、B、C、D……那样地分类，按照时间、地点等等，如果我要找一个东西会很快，当然这是在提纲之前要做的。每一个分类我都会认真地看，然后开始思考提纲，最后动笔写。我的老师也是用这个方法。新浪读书：您在与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会主动引导一些东西吗？会有一定目的性吗？何伟：我不希望每个采访都那么正式。开始的时会比较正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开始慢慢习惯我，我可以在受访者旁边，在他/她工作的时候观察，会看他/她跟其他人是如何接触和交流的，这是最理想的。我正在写一个药剂师的故事，我采访他很多次，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他工作时，我待在旁边，没有采访，而是看他与顾客之间如何交流。在写《寻路中国》工厂的部分时经常是这样的，我看他们平日里怎么交流，这样会很自然。但是，这样做很需要时间，你不能第一次碰到一个人就这样做。我曾经在新疆采访导演姜文——那时我时间比较多，他就对我说：“你和其他的记者不一样，你不提问题。”我就是观察他跟其他人的交流。新浪读书：卡波蒂曾经说过，写作前要“先将情感耗尽，然后才觉得自己冷静得足以分析它并使之形象化”这样才能写出完美的、有控制力的作品，不至于失控。那么您在写作中是包含情感，还是努力使自己做到冷静客观的呢？何伟：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我写作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必须要向读者介绍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新浪读书：外国人的身份会带来很多便利，但同时也使人们可能并不是真实生活中的那个样子面对您，导致某些东西变形了或被遮掩了起来，您会担心这个问题吗？何伟：有时确实会有这个担心，这也是我花费时间多的原因。第一次碰到一个人可能会不太自然，但是会慢慢自然起来。新浪读书：亨利-米勒曾经说过，“每天听人家讲另一种语言，会让你自己的语言变得锐利，让你意识到以前无法察觉的微妙之处。”您在中国和埃及都待了很长时间，您现在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是否与此有关？何伟：我学习汉语还有阿拉伯语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学习一门外语对于你的写作、思想有很大好处。你的角度会多改变一些，对我自己的发展很重要。我来中国之前，我没有写过什么太丰富的东西，都是一些游记之类，都不太深。离开涪陵以后，我就开始写一种比较深层次的文章了，我觉得这跟学汉语是有很大关系的。我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学了汉语和阿拉伯语以后，我对英文也更理解了，写作水平也有了提高。当你太过熟悉自己的语言，你无法再发现这门语言好的特色。但是当你生活在其它语言中，再去反观自己的语言，是很有帮助的。新浪读书：您在写作时有什么习惯吗？比如卡波蒂必须躺着写，而海明威则习惯站着写作……何伟：我没有什么特殊习惯。我只是需要安静，不要有音乐，一个人，不要有旁人，必须一个人。.说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前途很重要”新浪读书：您的书中似乎很少涉及到都市题材，但《奇石》中那篇《胡同情缘》我觉得非常棒。您有没有打算写一写都市人的生活？或者是否打算写一些中国其他的群体？何伟：《奇石》这本书是我把所有在《纽约客》写的文章收集起来的，我很喜欢这些故事，所以我收集了起来。在美国有这个传统，一个作家，尤其是“非虚构”作家，积累到某一程度，他们会把他们写的故事、文章收集起来。目前我还没有打算写中国的都市题材，两三年后我和彤禾会回中国，但是具体写什么东西现在说还太早。来了以后再看，有什么比较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我从1996年到2007年在中国这段时间，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流动人口上。很多人从农村去了城市，一些人本来是穷的，后来变成了中产阶级，所以我写的大多数都是这类人。我觉得应该写他们，对于历史而言，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但是以后很难说，因为两三年后中国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我想我可能会写一些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跟我当初来中国时不一样了。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前途来说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年代都会有合适的题材。九十年代可能写流动人口比较合适，而现在会不一样。新浪读书：当初赛珍珠曾遭遇到退稿，出版商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大众对中国没有丝毫兴趣。”现在情况如何？美国读者会关心这些中国故事吗？中国人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那么您就满足一下这种心理，跟我们说说当代中国在西方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印象？何伟：西方读者比以前欢迎了。我写《江城》的时候大多数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有好多编辑告诉我——那是1998年——你写得很好啊，但是我们觉得读者对中国不太感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的小地方。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有许多这样的书了，美国的读者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了。当然，还是存在一些偏见。他们比较重视政治，但比以前好多了。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也比以前多了，九十年代几乎没有学中文的人，现在在很多中学都开始学中文了。在美国有不少人对中国感到害怕。中国现在越来越有权力，越来越强大，经济越来越好。他们会害怕中国的竞争。还有一些人怕与中国发生战争。这些人的思想比较传统。还有一部分美国人，他们觉得中国是个机会，这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原因，对前途和工作会有好处。但是近两年，将中国视为竞争者的人比以前更多了。这与“共产主义”这个词有关。在美国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还有一些禁忌。新浪读书：您在写作时是否有意地希望成为西方读者了解真实中国的一个窗口？何伟：我写的时候没有过多去想读者。我更多去想的是书中的人物、故事还有责任。我最重要的不是给读者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之类的，而是去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民众，这样他们对中国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论缘起：“我的写作动力是不想忘记这段经历”新浪读书：听说您当时来中国时对中国并没有太多了解。何伟：是的，但我觉得是好的。那时很多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跟中国的联系并不紧密，所以写出来的也全是比较传统的对中国的认识。而我的经验不是从课本上来的，是从涪陵，是从真实而来。新浪读书：当初您决定写中国故事，是否受到了某些触动？何伟：可能一个原因是，我在涪陵的时候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没有一本是对我的情况比较合适的，它们大多数是关于政治或者大历史的，没有关于本地的。所以一个简单的目的是，给那些像我一样来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一本关于本地的书。那时大部分外国记者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们没有机会来写这样的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关于“幽默感”。我觉得中国人的幽默感很不错，看到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可以让美国读者知道，这不是一个悲伤的地方。新浪读书：您觉得在中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自身有没有什么东西被这个国家改变了？包括性格，或者习惯等等……何伟：大多数的变化是在涪陵的时候。从我刚到涪陵到离开涪陵，我的变化非常大。我刚来的时候思想是比较空白的，觉得这里的人就是比较穷的。但是后来我知道不应该这么说，他们的生活也很丰富，他们也有思想。来了以后，他们于我而言才成为了真实的人，而在这之前我觉得中国人都一样，分不出来谁是谁。新浪读书：您曾说当初写完《江城》时，没想到会受到读者欢迎。那么，当初推动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呢？何伟：我写《江城》时跟出版社还没有什么联系，我写它最根本的原因，是让我自己不要忘记那段经历。我在涪陵的经验，我认为很宝贵也很有意思，我要快点写，我不要忘记了。那时我写书还不太成熟，我怕十年之后我看那些资料，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那时我刚离开涪陵，在父母那里，我认为自己可以花四五个月的时间来写，如果书能卖出去当然好，我很高兴，如果没成功也没问题，因为我不会忘记那些东西了。.杂谈：“作家是可以帮助这个国家的”新浪读书：我曾看到有许多文学青年看过您的书后也产生了写此类题材的想法，作为前辈，您对于处理这类题材有什么心得体会吗？何伟：我当然要鼓励他们。首先要多读一些书，然后就是采访、研究。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知道，“非虚构”是了解世界与自己一个很好的工具。中国现在正要决定走哪条路，作家是可以帮助这个国家的。新浪读书：中国有句古话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显然，您已经行过了万里路，那么您觉得阅读的意义如何？何伟：我读书多的时候是在大学时代，特别是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读了很多很多，对我的教育有很好的影响。我参加和平队来中国以后，就读的少一些了，因为那时我要学习中文。但是我的基础是从书来的，读书是一部分，后来我在外面跟人交流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开始时你比较努力读很多书，然后你应该经历一些事情，积累经验。现在我读得比较多的是关于埃及的，我还读了很多关于历史、考古方面的书，因为我要涉及埃及的历史。读文学类的东西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但年轻时读了许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时间我还是要读文学，但现在没办法，工作和生活都很忙。（平时会读一些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吗？）我现在在埃及，就不怎么读关于中国的东西了，我不希望想太多关于中国的事，这会对工作有影响。新浪读书：您看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吗？有没有喜欢的中国作家？请列举一二。何伟：我比较喜欢传统的。还有鲁迅，高行健的《灵山》，还有马健的一本游记《红尘》，以及廖亦武。我现在对梁鸿很感兴趣，有许多人都推荐她。但我看中国字不是很好，大多数都是翻译来的，但她的书还没有翻译。莫言我也看过，但不多。近几年来我书读的不多，这是一个缺点。

评《奇石》

与他的《江城》、《寻路中国》一样，《奇石》的风格太“何伟”了，不足以让我惊喜了。有些章节似乎和《甲骨文》有重复，很多细节的罗列。何伟的章节与章节之间没有什么关联，跳过其中任意章节，或者只读其中的任意章节都ok，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他关于中国的章节，比如胡同，比如海滩峰会什么的。我一直觉得，何伟可以把这本书中关于中国的章节整合在一起，把关于埃及的部分整合在一起，把关于美国的部分整合在一起，然后分别取一个名字，作为三个大的部分，比如“中国篇”、“埃及篇”、“美国篇”什么的，不过他没有怎么做，他把关于这些部分的章节打散，互相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他这么做是故意的，让读者在各个主题的跳跃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新奇感。

彼得•海斯勒——《奇石》

1．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真的是“大杂烩”——尤其是如果你没看过彼得•海斯勒（何伟）的其它中国题材作品，比如《江城》、《寻路中国》，或者《甲骨文》，你可能真的搞不懂他在这本“新作”中写的是什么。出于对何伟其它作品的偏爱，我倒愿意把这本书的内容当做是串起他一段段精彩生活的链条：链条上，他在江城涪陵、北京三岔小山村以及浙江开发区的经历和记述，就如一颗颗珍珠，精彩夺目。但是，如果何伟的下一本书还是这种水准的话，显然他留给我的良好印象会被大打折扣的。2．书名为《奇石》，书腰上的这句“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似乎想要解释其含义，但显然并不确切。一是收入的内容并不限于中国，还包括日本、埃及，以及几篇专门介绍美国的章节，这些内容跟中国真的没有关系；其二，书中有一篇名为“奇石”（第171页），但其内容并未很好地点题。倒是第331页中一句并不起眼的话，“如果你是外人，联想肯定会有差异”，可以很好解释“奇石”的深刻含义。3．该书目录之前一页有一小段“作者说明”——“海滩峰会”、“桥上风景”、“突袭美国”和“全力冲刺”四章内容略有删节。关于这四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peterhessler.net。看到这一段，给人的失望感是无以复加的。正如你费尽心机找到了一套追寻已久的邮票，到手后却发现少了一张，不成其为一套了；或者是淘到了一件精美的瓷器，却发现它的碗口有个缺口；又或者是开了一辆拉风的豪车，车前盖上有着一个碗大的凹陷……反正让人非常膈应。这一页“批发”的说明，比在正文里到处是“……”的做法厚道多了，其效果也有如民国期间报纸的“开天窗”，此时无字胜有字，一切尽在不言中。看来，一直期待的海斯勒的《甲骨文》中文版怕是没那么容易出版了。顺便说一句，海斯勒的个人网站，俺们上不了，好像是被屏蔽了。4．看过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的几本书，包括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寻路中国》和这本《奇石》，海斯勒夫人张彤禾的《打工女孩》，还有迈克尔•麦尔的《再会，老北京》，不得不对这些老外深入基层、扎根一线的钉子精神深感佩服。看来，只有亲身经历，加上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才能写出剖析社会的优秀作品。===>>>http://blog.sina.com.cn/showpin

何伟和水草

曾几何时，中国人并不在乎外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和灿烂悠久文化上的足够自信使得人们明白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未来的方向。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惊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极端的自信变成了极端的自卑，人们开始在乎外国人眼中的自己，生怕自己显得落后、愚昧、给祖国抹了黑。这种情绪酝酿久了往往又表现为用极端的自尊掩饰自卑，对一切批评的声音不分青红皂白地挥舞起愤怒的拳头，例如最近网友们发起的抵制杜汶泽的行动。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在中国多年最深刻感受到的就是人们这种矛盾的心理，无论是他早年在江城涪陵准备录一段视频作为告别的纪念的时候，还是他在广东萝岗著名的鼠肉餐馆准备采访餐厅经理的时候，他都发现了人们对外国人的那种敏感态度。他们既对他感到好奇，渴望得到他的认可，又生怕他利用这些东西去抹黑中国人的形象——这种情感也是很多读者在阅读时所抱有的。不少读者希望在他笔下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而不理解他为什么将视角放的那么低，聚焦在普通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上。虽然他们不能否认他的文字足够真实，但是如果这是中国作家写出来的话，他们的被冒犯感要少得多。如果用王国维“隔与不隔”的理论来看，他们希望外国人看中国的角度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带着朦胧的美感的，而字字句句都在眼前的不隔，却让人有近乡情怯之感。而对何伟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站在什么角度来看中国，而是他以什么样的身份来看中国。辛弃疾有句词说：“事无两样，人心别。”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文化视野和价值观念的人眼中，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观感。例如，清乾隆年间的朝鲜访华使团中，有一名随行的秀才朴趾源将所见所闻写成《热河日记》一书，其间处处充满了对文化母国中国的无条件赞美。对中国边境小镇里一户普通农家的粪堆，他都惊叹道：“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然而十余年之后，英使马戛尔尼所著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虽然对清皇室的奢靡大感惊叹，但是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此种宽大衣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何伟曾经在《甲骨文》里提出：“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站在中心，那扩散在他眼中是必然的；但如果从外面一步步走进去，一个文化看起来将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他所选择的身份，他不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带着固化的社会文化观念来看中国，轻易以自己的情感来做出判断；也不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用走马观花的态度来报道中国，所有的观点都从视觉和提问中获得。他明白，任何智识上的傲慢都会带来偏见，而中国语言博大精深，被访者口不对心的情况时有发生。要想接近真正的中国，唯一的方法是在中国长时间的生活，像普通中国人那样地去生活，和普通的中国人做朋友，观察那些社会变革在他们身上造成的烙印。他和菊儿胡同“WC俱乐部”的主席、香烟小贩王肇新下象棋、吃烤串、与到北戴河疗养的大庆石油工人们聚餐饮啤酒、陪着他在江城的学生艾米莉在深圳的夜色中收听广播“夜空不寂寞”……他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不好奇、不发问，就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样，亲身感受人们是如何被这个国度所改变，又是怎样改变这个国度的。他是历史的见证者，而非评判者。他笔下的中国比其他人笔下的中国更迷人，更生动。因为真正的中国就像木心评价红楼梦的诗一样，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而何伟的文字就如水草玛瑙一样，将水草最鲜活生动的姿态永远地凝固在了《奇石》之中。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商业行为请豆邮，谢谢。）

中国奇石歧路，何伟其人其书

学校里有位外教，人高马大，面白绝顶，孑然穿梭在校园里的时候，格外引人注意。去年十一，黄金周里这位外教没有选择去北京、上海、青岛等地方游玩，而跑到了学校附近，烟台的一个小村落里，一次在英语角闲聊的时候我们问他为什么去那儿，他说他想见见the real China（真正的中国）。2014年10月7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17.6万亿美元，小幅领先美国的17.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而从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来看，2014年中国经济占比16.5%，也是小幅超越美国0.2个百分点。中国又一次在不知不觉中“被”第一。2013年暑假，我在山东潍坊临朐县的一个山村支教，吃住都在学生家里。每天早上5点的时候，我尚在睡与醒之际纠缠，学生的父亲便上山打理作物，7点多当我们正吃着早饭时，他刚好风尘仆仆地回来。夜间坐在院里纳凉的时候学生父亲和我们闲扯时讲到，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来，他现在已经在浙江或者哪里打工呢。去年冬天，我在学校当地的一家报社实习，带我的老师二十七八岁，家在东北，祖籍山东，可能是闯关东时候过去的，现在又回到威海，前不久我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他，老师的id认证已经由齐鲁晚报变成了同程网，人也不在这里而去了北京，想起当初带我们时他已经透露出有去北京发展的想法，“在威海我这年纪算是比较大了，但在北京我还正年轻！”这是最近对我影响最大的四位陌生人之三，之四是他，彼得·海勒斯，或者叫他的中文名，何伟。上世纪90年代，在剑桥读完文学硕士的彼得·海勒斯决定将写作作为终生职业，随后以和平队成员的身份在重庆涪陵当了两年外教，遂开始对中国的近距离观察，并在两年后创作出非虚构文学作品《江城》。伴随着“中国热”在美国及世界其他英语国家的升温，《江城》适逢其时，一经出版就成为当年非虚构作品中的畅销书（bestseller），何伟也遂而被赞赏为“关注当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当代中国的种种变革，无论政治当面、经济方面亦或是文化教育领域，均应追溯于36年前的改革开放前后，而市场机制的建立更需往后推算至尚未遥远的1992年，何伟在4年后来到中国。两种文化在海勒斯的意识领域里不断纠缠变化，生发出他对中国这个古老民族更深刻的认识与认同，不同于我们从课本上或其他人的著述上了解的美利坚合众国，何伟全然以自己的眼睛和身体观察和感受着中国。在《江城》里，何伟喜欢讨论涪陵当地人对他的兴趣甚于他对涪陵的兴趣，在90年代很少见到外国友人到访的涪陵，何伟初初露面便引起当地人极大的兴趣；而在《奇石》里，何伟已经不再表现出那种因为相互间的陌生而引起的相互间的兴趣，面对何伟，书中的人物不再手持放大镜仔细端详，不知该如何拿捏分寸对待这位国际友人，而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打招呼，说声“Hello”、“Thank you”等等。作为非虚构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书中的人物即是现实里活生生的人，作品本身即是对我们身处时代的记录。《奇石》的书名取自书中第9篇文章篇名，是何伟与在《江城》中出现过的，同在涪陵师专任教的和平队成员麦克·高提格在河北境内110国道上发生的故事。在当地一家奇石店，高提格走过柜台时衣服“恰巧”扫到了玉雕帆船，店员索赔2000元人民币，何伟与高提格觉得事出蹊跷，门口这时又突然出现3个大汉，更让他们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最终何伟与高提格付了50元人民币匆匆离开了奇石店，店员与那3个河北汉子并没有追来。海勒斯在中国呆了很久，久到他已经不是一位客人，而是一个朋友，是可以招呼到家里吃顿晚饭的朋友，海勒斯摇身一变，成了何伟。孔子在两千年前曾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身为《纽约客》驻华记者的何伟，似乎并未受到很多欢迎，甚至没有受到官方应持有的出于礼貌的尊重。《海滩峰会》一文记叙了北戴河的秘密会议，这个秘密会议并没与它的名字那么隐秘，你知道它就发生在北戴河的海滨，但你无法了解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所有的国内媒体达成共识，在会议结束之前不对会议进行任何报道。每年夏季，党内高层以及退休的元老会在此就党内重要问题讨论定案，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国家领导人的平稳过渡，何伟转述一位专家的观点，“北戴河会议将是权力交接的第一现场”。政治围城的当下中国，神秘主义虽较之数十年前已有减弱但仍盛行，即使资深记者也只能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推测未来的政治走向，比如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初次亮相前的一分钟，外界对此届政治局是7是9尚无定论，凤凰卫视的一位资深记者注意到前台地毯上的7个定位点，推测本届政治局常委应有7位，果不其然。何伟初到北戴河便与当地的便衣发生摩擦。出于职业习惯，何伟像一个间谍，在风雨欲来的北戴河走走停停，不时拿出一个小本子写些东西，引起当地便衣的警觉，便衣要求查看何伟的笔记本，何伟不从，一番争论后何伟捍卫了自己身为记者的尊严，但也由此惹上了麻烦，直到何伟离开，总有两个便衣跟踪着他。《永沉江底》记叙三峡大坝蓄水期当地村民的迁徙，何伟用纪录片式的笔法描写了周家与黄家这两户人家整理家私的过程，长江水以每小时15厘米的速度上升，房屋里甚至已经有了积水，村民匆忙把贵重物品装上卡车，在江水尚未淹没道路时转移至安全地带。周姓人家所在的村庄名唤龙门村，政府将整个村子从长江流域搬迁至遥远的珠江流域，安置在广东省的一块土地上重建新村，而周姓人家与村里其他几户人家留了下来，重了最后一季庄稼，希望赶在江水上来以前收获。不过，江水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世代生活在长江边上的周家人静默地看着田地落到江底，之后奔赴他乡。时代即是洪流，身处其中的人们仿佛古龙书卷里的侠客，默默哀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时代的飘蓬、水中落花。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从孙中山的最初构想，到毛泽东的慷慨豪语，历史记住了国家领导人的豪迈，赞赏他们超前的战略眼光与谨慎的计划实施，却逐渐淡忘这些飘蓬落蕊也曾经不计流离地为了国家民生付出了许多。如今，何伟已将笔触从中国转向埃及。今日的埃及相对于中国，更具有书写与记录的意义，中国已经走过了疾风骤雨的改革阶段，而这一阶段，是埃及正在经历的，打破旧序，在混乱失序中重建新的秩序，从军事独裁走向政党政治，埃及的风云变换对穆斯林世界的发展演变有示范和引路的作用，对于喜欢以时代变动为写作主题的海勒斯而言，栉风沐雨之中的埃及，以及整个中东，再拓展至整个穆斯林世界，已经更具有吸引力，值得大书特书，大讲特讲。《奇石》中的两篇文章，《广场上的清真寺》和《阿拉伯之夏》，海勒斯不以正义的语调向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军人执政开火，他的文字客观内敛，安静地记录下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上示威人群的千姿百态，以电影作喻，何伟的摄影机是在示威群众中的，而非站在远处取得远景。抗议活动仍在进行，人群与警方的冲突不断发生，暴力活动也此起彼伏，海勒斯有时作为一名看客，从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的一窗打量广场上的混乱失序，又时而成为示威群众中的一员，在广场上与示威者接触，甚至被小偷偷走了钱包。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海勒斯不无讽刺地写到，唯一使政治家感兴趣的是政权更迭中自己的位置与站队，“谢赫·马兹哈醉心于宣传革命理想，却缺乏参与广场上乱糟糟的具体事务的兴趣，其他的政治人物与政党采取了类似的策略。”选择成为作家，是一条路，创作非虚构文学，是一条不归路，并非因为踏上这条路后便不能回归，而是这条路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相比，同样精彩万分，刻画现实，其实已经足够。

无题

我不知道这是算好事还是坏事，近几年读闲书容易动感情，什么掩卷长叹，毛发耸动，老泪纵横之类的状况越来越多。何伟的中国三部曲，除了《甲骨文》因为懒了，没有读完其他两部都很喜欢。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江城》里面那个四处碰壁的外洋鬼子，不喜欢他在《寻路中国》里面游刃有余的样子。也许是他有一个记者的身份，他的东西，大部分是白描，有些自己的思考与分析，只会有少量“我不喜欢这样”、“她做的不错”之类的一句话点评，不会装逼去批判。在他的书里，我可以感受到一种克制——尽量让一切（离奇）的故事显得朴素。凡事秉持这一风格的作家我都很喜欢，汪曾祺啦，雷蒙德.卡佛啦，写完《冬牧场》的李娟啦一个人外国人的视角下的中国，有很多让我觉得陌生的东西。他写道：“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这样的说法，多少缓解了我对自己国家的无知而感到的尴尬。”一无所知是好的，写东西的时候会少一些司空见惯，我更欣赏的是他尽量不带偏见的去对待异国风俗——他甚至在广东吃过老鼠。《奇石》里面大部分的文章来之中国三部曲，还有一些是关于美国和日本的报道，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扑面而来，引诱我拿自己的生活去对比。想来想去，那些纸上的片段会让我兴奋，到底不会让我去奋不顾身复制别人。不是说我做不到奋不顾身，只是过了为了一段文字的描述去奋不顾身的年纪了。我一度放弃思考“到底要怎样去生活”这一问题，因为总是拿不定主意，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打算放过我，找各种机会跑到我面前晃悠。每次面对它都是一次煎熬，这算是我对目前生活状态不满意的明证。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念头在心里涌出来，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散入四肢百骸，像命运一样牵引着我前进的脚步。从此我会经历很多，好的和不好的。那个问题依旧会在，只是对我不再重要。这一天，我很期待。

没有了惊喜感

这次的奇石很让我失望，但是我文采不够，没办法表达出我的见解。只是觉得这次的阅读比较乏味，也许是习惯了他写东西的套路。不知道是不是他观察的对象没有改变，读到一半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了。我总是向他要求新的东西，是不是太过不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