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章节试读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四章 - 第四章

税改
一直以为自己念这么多年书，没收入，没缴税。却原来国家百分之九十多的税收来自于交易和购买活动，那要算下来俺得到缴了多少钱啊？！其实本章关于税制改革的内容很多都没看懂，不过这一条还是明白的，低收入者储蓄少，钱都消费了，缴税比例高。高收入者储蓄多，消费掉的钱占总收入比例小，缴税比例也少。
养老金
其实我们很关心，却不知道该如何关心。眼下的事儿都没有弄明白，何况几十年后的事儿呢！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4页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第二章穷人为何受穷

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化的好处由城镇居民享受，而农民没有任何得益。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应该享受利益。最基本的，就是获得土地收益。文中，作者提出了公平交易，自愿交换的想法，任何建立在自由志愿上的交易，都是高效的。在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有效的提升城市化进程，同时弥补30年来城乡之间的剪刀差，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公平。
文末，作者提出了小额贷款的一些经验和前途。提出了放松金融垄断，开放农村金融市场的想法，通过竞争，实现金融行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推动城市化。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07页

什么是人权？我的回答也是简单得出奇，没有特权就是人权。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4页 - 开篇：正视社会不公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4页 - 开篇：正视社会不公

在市场经济里，人们的收入取决于他对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是由要素贡献决定的，提供劳动者获得工资，提供自然资源者获得地租，提供资本者获得利息，贡献得愈多，或者说创造得愈多，分配也愈多。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当特权受限时，人们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而不是追求权势，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发达国家里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但是地位的不平等基本已经消除。可见收入的不平等不容易纠正，而地位的不平等是可以纠正的。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35页

第二处浅尝辄止
用特权社会的文化底蕴来解释城管打人，还想看得深入，可惜一页半就没有了。
本章以宽容主题结束了。为什么这本书的观点如此乐观？可能与遇到如上述问题便打住有关吧！那些平时网络上热门的话题，总能把讨论引向消极。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6页 -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注：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平、平等、平均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公。基于日常表达习惯，三者经常互相代用。关于什么是“公平”，作者在“温和的剥夺”一节（见077页）中作了详细论述。敬请读者留意。）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
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开篇 正视社会不公

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
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非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
对财富的不平等虽然要加以限制，但不能完全消灭，而对权势的不平等是可以而且应该取消的。但是中国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财富不平等大大减少了，但大大发展了地位的不平等。
低价市场存在着浪费。（价格双轨制）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15页 - 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高于主权，实在难以认同，没有主权的保障，哪来人权，南联盟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烈吗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80页 -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注：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平、平等、平均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公。基于日常表达习惯，三者经常互相代用。关于什么是“公平”，作者在“温和的剥夺”一节（见077页）中作了详细论述。敬请读者留意。）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
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1页 -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2、民怨很大的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这个，又否定了一项啊？
中国不是最腐败的，但中国一定是发展中国家里经济发展最快的，这两者一结合起来。那些经济一般的国家，就比中国官员贪腐十倍，所得之财，可及中国官员十一？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第五章走向社会公正

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是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什么是人权？我的回答也是简单得出奇，没有特权就是人权。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把财富等同于物质，物质不改变，财富就不可能增加。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物质没有变化，所以财富也不可能增加。一些经济学家不懂物以稀为贵的道理：物从多余的地方交换到稀缺的地方，价值就増加了。他们不理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辛辛苦苦交换，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如果是等价交换，交换没有利益，参与交换的人都发疯了？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培养了中国人不平等的习惯。多数人反对官吏的特权，但一旦有机会自己也想搞一点。这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官员都是百姓变的，所以实现平等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一个全民族的自我教育过程。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二者几乎是等价的。向往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一旦“事业有成”，对国家和社会并非是一件好事。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7页

公平与效率是予盾的，革命家追求公平，建设家追求效率，从美国来看，民主党注公平，共和党重效率；毛泽东重公平，邓小平重效率；追求的目标不同，效果也差异很大。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中国经济发展飞速，但社会怨气矛盾大。可能原因：
1、贫富差距。然而香港的贫富差距比大陆大。而且香港弹丸之地，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更容易感受到。反之，大陆的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的差距并不是太大。
2、贪污腐化：从国际水平看这个不太靠谱，中国排70多位。
3、作者的感觉：社会正义缺失。
革命与建设，公平与效率
社会科学研究者有的偏重公平，有的偏重效率。偏公平代表：马克思、毛泽东；偏效率代表：亚当斯密、邓小平。难点在于找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
历史经验表明：公有制、计划经济都是不归路。实现公平并不难，通过暴力很容易实现(土改、建国初的资本主义改造)，公平口号具有正义性。公平实现之后，消灭了富人，不能从根本上让穷人变成富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除了满足了权力的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
在民众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选择更容易偏向公正，甚至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
价格均衡三假设：
1、收益递减；2、人心利己；3、信息流通
然而还有有序的市场制度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取得最好的效率。利用政府和民间的力量让富人的一部分财富流向穷人(税收、慈善)。中国现状：税收基本针对工薪阶层，对底层的帮扶太少；民间慈善受制于政府，政府慈善又陷入贪污等。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无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8页

马克思追求片面公平，对效率没下功夫研究；大家称马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安全的底线？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760页

写得不错。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37页

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26页 - 第五章

大师太敢说话，几篇关于人权与特权的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描述，以史为鉴，乐观的分析，不偏不倚，深入浅出的阐明了道理，又是在禁言的边缘上游走，妙！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7页 - 开篇：正视社会不公

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原文开始>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原文结束>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第四章消除贫富分化

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结底，政府的钱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总体上看，政府从纳税人身上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髙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然也
当然，老百姓要实行监督权，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改善执政效率，增加执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权益，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提髙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看来作者属于温和的改良派
在中国社会目前这种状态下，个人也更倾向于社会改良而不是革命。在已经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下，实行政改，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更好发展。而暴力革命会将取得的成果付之一炬，历史上这么多社会变动，无非是一个轮回接着一个轮回。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改良是更好的选择，推倒重来，代价太大，而且，即使再来一遍，也未必会更好。因此，改良是最好的出路。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83页 - 消除贫富分化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96页

根据普遍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人们物质享受的不断扩大和满足，通过交换所获得的物质享受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人们将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不能通过的满足，如健康、寿命、友谊、环境、求知、创造等。
按：你不爱钱，你爱的是交换。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6页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所以要先追求效率再追求公平，没有效率的公平注定是贫穷。公平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财富的公平，一个人权的公平，好的社会制度鼓励财富的不公平，却努力追求营造人权的公平。你有能力的话，就鼓励你取得一般人无法取得的财富，但这以不能损害他人为前提。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4页

民怨来自于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说：不讲理。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1页 -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的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道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这是茅于轼先生的观点，正义，基本也是整本书的核心论点。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92页 - 食品安全靠什么

作者说如果要保护耕地，那么其他用地也要保护，可是耕地和建筑用地，商业用地能一样吗？将粮食安全托付于西方国家主导的所谓自由市场，显然是不可取的，大豆的教训难道就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至于说石油，石油不自给，那是因为实在没办法自给，所以才有了战略储备，否则大可不必建战略储备，买就是了……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五章 - 第五章

人权
原来先生的书不仅仅是经济学科普啊！
从数学规划，经过经济学，来到人权，道德和制度的领域。
讲人权的一节很长，看了半天，竟然有点开心了。因为本书前面内容的阅读体验都是各种深刻的矛盾冲突，内心也在不断冲突纠结。而人权一节对我原先的悲观看法是个扭转，似乎看到了人类的进步和希望，而不是一向认为的人类早晚玩儿死自己。
历史进程是否可以看成人与人关心演变的过程，奴隶社会的完全不平等，封建社会的基本不平等，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减少平等人权增加。先生说人类近代的发展就是因为把内耗内斗的精力和聪明用到了发展科技上。这似乎挺有道理。从眼前或者还鲜活的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历史中如果看不甚清楚，可以再远些。比如有些还算靠谱的穿越小说里，很容易感觉的穿越主人公和古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各阶层人的态度。
本书容量太大，图书馆催还了我都还没看完。以后继续吧！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第一章顿居在中国

作者提出的“廉租房应该设公用厕所“被人怒斥，说是赤裸裸的显示了对穷人的歧视。但听他这么分析，我深以为然，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是要系统的解决一个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廉租房为为了保障最低收入者的住房权，所以，通过”公用厕所“的手段，一方面降低建房成本，另一方面，还能有效的保障廉租房的退出机制。低标准只是为了满足最低需求，一旦有更高要求，就会选择主动退出。联想社会上出现的这么多廉租房只进不出的现象，不禁为作者的这一提议拍案击节。
对于经济适用房政策，作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根本就不应出台这个政策。对此，我持保留态度。诚如作者所言，政府资源是由社会劳动者共同创造的。作为保障房的受益者，中产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度远远大于低收入者，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讲社会资源适当分配给中产者，这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贪腐，我们要做的是要改革经适房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完全取消这个政策。
对于房地产的症结，我对作者提出的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理由表示支持。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
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
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久违了，茅于轼大师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0页 -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全部

首先他没有想到，公有制不可能让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只能由少数人代表公众来实施，结果把真正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变成了旁观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其次，他没有想到私有制固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的问题更大。因为大家对公共财产漫不经心，缺乏责任感，官僚风气盛行，企业普遍亏损，效益低下，社会弥漫着懒惰气氛。生产萎缩，民众生活困难，连粮食都不够吃，成为短缺经济。这和私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所以后来发展的趋势不是公有化，而是世界性的私有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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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大家享受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丑恶现象，感到对市场经济的不满。但是应该区分正常的市场和扭曲的市场。有些人把丑恶归罪于人的自利本性。这就错了。丑恶并不是自利造成的，而是妨碍了别人的自利，或者说，是因为损人利己。市场应该是利人利己，如果大家按照这个原则来做事，绝大部分的丑恶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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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人权定义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与人权相对立的是特权。特权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如果更多的人都要享受这种权利就会引起冲突。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下面的一些权利应该属于人权：
1.生存权是人权。
2.人身不受侵犯。
3.隐私权是人权。
4.思想自由属于人权。
5.听和看的自由是人权。
6.言论自由是人权。
7.对物的所有权，属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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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根本原因是它无法产生出价格信号，最终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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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人权先于主权。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主权，但是百姓的人权得到很好保证，主权有没有就无关紧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时，恨不得有外族的入侵，他们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一些。这正好说明了人权重于主权。主权是虚的，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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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过去是为了将来，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往者不可悔，来者犹可追，我们对过去政治运动的肇事者采取了相当大的宽容态度，才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如果无穷无尽地追究过去，彼此纠缠，还有什么建设可言。当然，宽容不等于文过饰非，不吸取过去的教训。否则，历史的悲剧灾难还可能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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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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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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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一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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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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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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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利益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牺牲百姓利益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百姓。爱人民，这才是终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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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以来，劳动价值论主宰了经济学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基础就是劳动价值论。反对这一理论的人在某些国家被当做“反革命”处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是以此为依据的。中国虽然走上了致富之路，但劳动价值论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许多政策、法律，更不用说学校里的教科书，还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这造成理论和实际的严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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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财富的创造是靠劳动和交换，缺一不可。劳动创造物，交换使得物尽其用。所谓的等价交换是错误的。既然等价，何必交换？经济学讲的资源配置就是物尽其用。财富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交换，而不在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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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产劳动，只有配置改变，这样赚的钱是不是剥削？按照劳动价值论，这就是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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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什么有效？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说明方法。张维迎在他的书中强调了两点：“一是个人想得利，首先要为别人创造价值；二是市场还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它防止偷懒，捡小便宜，使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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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的角度看，三代人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就是4-2-1的家庭人口结构。第三代的一个孩子上面面对一双父母，这对父母又各自面对上面的一双祖父母。当孩子长大成人时，由于人口的寿命延长，祖父母还活着，他们的年龄可能是60到80岁。在他们去世之前的二三十年中，需要生活，需要医疗，这些负担统统要由唯一的第三代承担。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由红利型转变成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将来是要偿还的。因此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红利，而是一笔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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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战争来制止战争”的逻辑，背后的假定是“我是爱好和平的，你的战争欲望要靠我来制止”。这显然是一种单方面的看法，对方如果也这么想，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要使这种想法有效，先要判定是谁在发动战争。真正发动战争的一方不会承认是自己想打仗，总是说对方如何如何迫使我们不得不打仗。当然，真正的战争发动者心里很明白为什么要主动打仗，但是他们告诉老百姓的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用战争制止战争”的另外一种表述是“战争分成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的战争是正义的，你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所以要用我的正义之战来制止你的非正义之战”。可是战争要能打得起来，一定要把自己的战争说成是正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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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百姓都需要懂一点经济学，它能帮助你看清许多事物，不至于被蒙骗。怎样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学水平？其实并不难，只要看到问题的正反两方面，不要只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对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够深入到事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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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房价，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供需双方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供过于求就会降价。买方或卖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决定价格。买方都想压价，卖方都想抬价，但是受对方的限制，只有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时价格才会涨落。房价涨就是因为供不应求，有人愿意出高价。光是开发商想抬价，没有买方的购买意愿，抬价只能是空想。所以说，房价涨是有人愿意出高价去买房。没有钱买房的人以为别人也没有钱，那就错了。
==========对价格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观察者的立场而被扭曲。大多数人都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价格低总是受欢迎，抬价总是遭反对。但是如果从生产者的立场看，结果就相反，提价才受欢迎。所以价格不是低了好，也不是高了好，而是恰当最好。什么是恰当的价格？竞争条件下自由浮动的价格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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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群众都喜欢政府补贴。公园不要收门票，公交车能免费，经济适用房价格低，都很受欢迎。但是如果问一声“政府补贴的钱从哪儿来”，就能发现许多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换句话讲，供应都是有成本的。我们买了便宜货，成本并没有降，就必定有人受损，只不过受损的人并不那么明显，大家就被蒙骗了。公园的维护，绿化，卫生，都有成本。更何况如果拿公园的土地做开发，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公园要收门票。现在不收门票，就是拿公众的利益在补贴游公园的人。这样是否合理？各有各的看法。公交补贴，是拿市民交的税补贴坐公交的人，差不多是大家补贴大家，有点多此一举。与其公交补贴，不如减少点税，个人照样买票，谁也不欠谁的，也许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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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样的观点，资金应该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比如能够支付高利息的项目。从资金有效配置的观点出发，钱首先应该满足利息率最高的项目，然后才用于利息率次高的项目。这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最有利的。高利贷之所以利息率特别高，是因为它被禁止，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入发放高利贷。供给少，价格就高。如果开放高利贷，有钱的人都去放高利贷，利息率必定会降低。我们也反对高利贷，但是解决的办法不是禁止，而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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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系问题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因此它是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问题，甚至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想提高认识水平，必须懂得为何参考系的改变能获取新知识。回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改变参考系的历史经验，一个人不论学问做得多深，如果不能跳出固定参考系的局限，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发现和真正的创新。我国学者很容易受固定参考系之累，做学问受到很大的限制。有必要认真回顾参考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作用，让它成为每一个学者的必修课，并以此来影响普通大众，提高我国总体的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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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是指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四国。这四国不但在地理上互相接近，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历史上关系非常密切（大部分时间是互相争战）。在全世界各大洲中，各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北欧的特点是社会发展领先，人均收入高，政治安定，政府廉洁，收入分配差距小，所以成为许多人向往的社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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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61页 - 反思人民利益

欧盟的成立，作者说是先进理念，苏联也是联合体，作者却说是暴力兼并……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开篇正视社会不公

讲得不错，社会的两大问题就是公平和效率，不可能把两者完全兼顾。效率用来创造财富，公平用来分配财富，整个社会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
公平又分两类，财富的公平和权势的公平（即地位的公平），财富公平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均贫富”从来都是用来唬人的口号。但财富的公平可以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间接达到，通过国家税收等方式来完成。地位的公平则可用通过人权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做到。所以我们要做的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杜绝权势压迫，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这本书的论点和古罗马人的经济观很相似：必须承认个人的私利，并且政府要保障个人私利，有了个人的私利，社会公利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52页 - 反思人民利益

原来美国出兵伊拉克 惹了很多的争议 仅仅因为结果伊拉克人民活的更糟 那如果最后伊拉克人民活得更好了 那是不是就说美国又解放了世界人民？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2页 -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两种不公平)

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
财富的不平等不等于权势的不平等。
古往今来，财富的不平等没有取得进展，但是权力的平等却有长足的进步(现在没奴隶了)。
财富的不平等虽然使人厌恶，但是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它激励人多创造、贡献，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
财富与权势的最大不同：权势是排他性的，而财富不是。
财富不平等的一个来源：权势的不平等导致，集权者掠夺财富，降低了效率。
财富的不平等要加以限制，但不能消除。而对于权势的不平等则应该消除。中国人在权势不平等的关注上低于财富的不平等。知识分子分心中的犬儒思想。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3页 - 中国的怨念从哪里来

想要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
一切都要讲理，也就应该在社会中设置诸多规则，于是就有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法规，以至于，律师，都是有主攻方向的。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37页 - “蜗居”在中国

全国有6000万间住宅6个月内电表没有转动。有将近1/4的房子卖出后没有人入住。
我国的股票市场，一年的换手次数达到7次，外国的换手率只有一两次，说明投机活动太多。
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毛注重平均，邓重视效率。
花园口决堤
还有作者关于经济适用房的理论很是正确
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7页 - 第七章重申市场理念

财富的创造是靠劳动和交换，缺一不可。劳动创造物，交换使得物尽其用……财富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交换，而不在增加物。
交换不是零和游戏，它有净的产出。这和传统经济学所说的“等价交换”正好相反。之所以有等价交换的想法，是由于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物品的价值多少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花去的劳动量，交换前后物品没有变，所以其价值也不变。殊不知物品的价值取决于是谁拥有它，以及时间、地点等条件。同样的香蕉，在广州消费掉和在北京消费掉，其价值是不同的，因为广州人经常吃香蕉，而北京人难得吃得到香蕉。
平等地位的讨价还价，自由的选择权利，是交换能使双方同时获利的必要条件。
建立完善市场的根本性障碍何在，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产权的明晰，而未注意到市场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即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247页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2页 -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牢骚之多，民怨之大，令人惊讶。有人认为是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人认为是贪污腐化导致，然而，茅于轼指出，民怨的根本在于社会正义的丧失，“特别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第三章富人如何为富

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这才是勇士。替穷人说话立场正确，能够赢得一阵好评，替富人办事能够获得理由，赚个盆满钵满，这应该算是一个理性人的正常选择。所以，反过来做的人才是有勇气的人。要知道，替穷人说话的人，不一定替穷人办事，就如果那幅著名的漫画一样：表面上对你好的人，不一定就是真的对你好。他宁愿伸手去拉深陷地洞的人，也不愿把梯子放上，让你上来，真正的口蜜腹剑。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页 - 1

重读此书，有新收获。
一是弄明白了社保基金问题，即社会养老问题。清楚了最核心的关节点，即当时人所消耗的，只能是当时所产出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对于社会体来说，不存在储蓄一说，当年人们吃的食品基本还是要当年（包括同一时期）产出的，不可能是若干年前节省下来的食品。寅吃卯粮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可以的，但对于全社会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社保基金缺口，并不是一个真问题，问题在于国家本年的社会产品产出，能不能足够国民当年的消耗。
二是作者对于国内政治的判断，令我佩服。这本书第一版印制于2013年2月，其中一篇文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谈到国内政治基本属于精英治国，近三十年来走过的发展道路证明效果不错，作者也认可精英治国对于国家发展的优势：政策有力，方向明确，行动迅速等等。但作者提出，当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政治精英内部滋生出大量利益集团，彼此利用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背，足以误国。要改变此种面，必须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出现，也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推动变革。而且，精英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文章末尾，作者写道：“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30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果然不久，党内强有力的人物出现了，出现了铁腕治党，重新提倡宗旨，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茅于轼是我崇敬的学者，其政治理念也是与我所信服的相同。希望最近的打压行动，不要对他造成影响。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封底 - 封底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5页 - 开篇：正视社会不公

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最发到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笔记-第10页 -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命题，也是很有趣的反问。
中国3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有没有后来居上者不知道，但是千古居首应该是没差的。
但是百姓们似乎并不幸福。
为什么不高兴？哪里来的怨气？
茅于轼先生用排除法来一一道来。
1、比较普遍的说法的贫富差距造成民怨 茅于轼先生说不是这样的。他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在于城市居民与村镇居民之间。而城市居民之间、村镇居民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基尼系数差不多0.45。还比不上香港严重。但是香港都没有那么大的民怨，大陆有，反向证明了大陆的民怨源头，不是贫富差距。
私以为，这个反向证明的逻辑性并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香港与大陆的贫富差距都很大，但香港人不因为贫富差有大民怨，那么大陆的大民怨就不是因为贫富差距？不具有同等条件做直线推导吧？不论经济、文化氛围、政治气氛都不一样，都会导致一个问题，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或许香港有这些民怨的宣泄口，使得贫富差在香港不是问题，但在大陆它就不是问题了？
我留一个疑问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