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书评

只评书

刚写的被豆瓣直接“页面失败”毁了，所以只写大概：给2星的原因：第一：标题党。本书文章很短，内容很浅，并且和标题没什么逻辑关系，更是让副标题的“论”字成为笑话。第二：身为打“经济”擦边球的书，没什么数据支撑。这是国内经济圈的通病：从新闻到报告、到书，国内关于经济的东西从来只分析某一面然后告诉你结论，几乎没有数据的罗列与对比与数据产生环境的说明。本书也是如此。那说句实话，能写出本书这种程度的文章的人，在网络上，没有上千也有成百。PS：不推荐阅读。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学习管理也的人，却从来都不曾读懂过经济学，也不曾用经济学去分析过社会。这是我第一遍阅读茅于轼学者的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经济学是个好学科，社会中的现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都能得到比较透彻的解释。中国人的焦虑是贫富差距大，穷的人想爬上去，富的人不敢露富做慈善。解决贫穷的方法不是消除富裕而集体贫穷，而应该是富裕带动消灭贫穷。这其中涉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们很难将蛋糕完全均分（均分最终导致的是集体贫穷），最大的成功是做大蛋糕，是穷人在小比例上有大基数可以分。整本书最集中的思想应该是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用最富的人民的财富去补贴最穷的人民，其中的标准以及方法有待具体思考。

常识与理性

茅老这本书，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关注了很多社会热点问题，18亿亩的耕地红线该不该坚守，政府是否应该提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应不应该有厕所，给农民提供的小额经济贷款利率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等等，他善于用清晰明了的语言，鞭辟入里的学术分析，不炫耀术语，不忽悠艰深理论，通俗易懂，像老师授课一般娓娓道来。以上命题分析出的结论，和一般老百姓的认识大相径庭，但仔细读来却发现功底深厚，不乏道理。也许正是因为茅老的主张与老百姓的认识差距太大，所以在各地出现了很多毫无道理，大肆谩骂茅老的人，还说他是汉奸之类云云。有时看着这些新闻真的挺为中国人可悲可恨，这些批评指责甚至攻击他的人，也许正是茅老大声疾呼保护其利益的人。而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看过他的书，研究过他的理论，还是就是拿着半截就开跑，光看到个结论就开始炮轰。反而作者心态很平和，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什么卖国贼，民主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宽容，就是容许别人批评和讨论，但前提一定是充分尊重对方，就事论事。作者关于人权与主权，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的论述也非常精彩，以简约而不简单厘清了当今很多思维的误区，读来让人不禁拍案称绝。茅老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思想独立于意识形态，独立于社会现实，只忠于学说本身与理性的思考，并毫不动摇地进行宣传和身体力行地推广，我们太缺少这样的学者了，与他相比，那些做不到这些却无理谩骂的各种所谓“专家”，真让人恶心。

一本和题目几乎不搭界的书

语言不吸引人，大概因为看多了教科书，对经济学家叙述事情的语气有一点点排斥。没有都读完，感觉前后重复的挺多，因为都是独立成篇，看来是当时的时评。如果换一个题目，比如就叫生活中的经济学，或者用经济学思考当前中国的问题，等等，都会更好一点，因为这样读者的期望是不同的。如果撇去这一点，可以说是本浅显易懂的社科类书。有几个要MARK的点：1.公平和效率问题里，从经适房中得到好处的不是最低收入的人，是有几十万买的起房子的中低收入者，是城市人，是拥有权力的人。纳税人和富人的钱不是用来补贴最低收入者这说不过去。经适房占用了土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率，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2.社会地位的平等比金钱的平等更重要。比如在服务业里，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享受者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自己是服务享受者就高人一等，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服务提供者而自觉卑微。3.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4.金钱的边际越用递减。从无到有的满足感远远大于从有A到AAA的满足感。名牌产品在生理需求上的效用增加值几乎为零。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5.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是极不公平的，及税收占收入的比重与收入水平成反比。用富人的钱去补贴穷人，或者用普通人的钱去补贴穷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大方向没有错，而现在我们方向都错了，用农村人的钱，损害农村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去补贴城里人，甚至补贴富人（如低价的水费政策）。大概我不是农村人，所以感觉不到这些，读起来也没有爽感。最后一篇北欧行纪写的不错，前面的文章都是理性思维，说的是理性的话，到底有点远离生活的感觉。这篇就很感性了，所以读起来比较性感~加分~

2013.11-2013.12,书抄

茅于轼先生的这本书是一本讲道理的书，像是他几十年观点的总结。所以各部分关联性并不算太强，并且茅先生并不以文笔显著，所以本书的可看性不算特别强，但仍不失为一部好的经济学入门读物，书抄：1，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只能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2，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3，当特权受限制时，人们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而不是追求权势，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中最穷的人，境况也能有所改善。所以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穷人的境况有了好转。相反，在致力于消灭财富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的境况越来越差，因为全社会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受阻。4，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5，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再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6，人权用不着去可以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7，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武力起多大的作用。文明社会里武力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论理；而在野蛮社会里，武力有最后的发言权。8，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如果没有生存和自由，主权就没有意义。9，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培养了中国人不平等的习惯，多数人反对官吏的特权，但一旦有机会自己也想搞一点。这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10，当强调“以国为本”时，各种事物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士们为国捐躯，值得大家敬佩。但是捐躯的理由何在，很少人会去追究。发动战争的人一般自己是不上前线的，死人是死别人，所以叫的很响。11，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利益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牺牲百姓利益的爱国主义。

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

本书的名字有点哗众取宠，有人说是文不符实。其实这本书真的不能解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抛开题目，单看内容，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前半部分主要讲的是社会热点经济问题，围绕经济学的公平和效率，来分析中国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我还是很喜欢作者的观点的。我一直觉得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与人懒惰和贪婪的本性是相矛盾的。如果生产资料是大家的，所有权不明确，那谁会对它负责人呢？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那为什么还要去干呢？看看大跃进时期，再看看眼下的国企，便知道产权不明确带来的是责权的不明确，进而效率低下。所以我觉得共产主义只是个空洞的口号，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作者在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我们要提倡效率，当然也要兼顾公平。经济上的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但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要尽量争取地位上的平等，消除特权。作者认为住房差异是人们贫富差距的最集中表现。作者支持廉租房，而反对经济适用房。他认为廉租房是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帮助社会上最贫困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经济适用房则是政府送给夹心层的一个顺水人情，这样做其实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在经济适用房审批过程中给官员提供了腐败的可能。作为一个在北京工作而买不起房子的人，情感上我期望着政府能为我们做些事，而理性则告诉我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会掉，也不会砸到我头上。对于当下很热的自住商品房，我持观望态度。房价确实低一些，但是位置偏远，周围配套较差，中签几率低。我最担心的是房价低了，房子的质量有保证吗？书的后半部分主要讲的是民权。民权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并且不会妨碍到其他人的权利。没有特权，也就实现了民权。个人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没有细看。我个人还是比较信奉市场主义的，所以书中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如果想对社会热点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且信奉市场主义，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通俗易懂，不管你有没有经济学基础。

心甘情愿被颠覆价值观

这本书讲得很好，其对看问题的角度和分析想当好，读完书后，受益匪浅。作为经济学权威，作者通过经济学的观点来阐述国内存在的一些根本的问题，比如说公平，房价，穷人，富人，人民利益，市场，老年社会等。说到公平，他提出正视社会不公平，因为这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民怨来自于社会正义的缺失。茅于轼的很多观点都是从问题的根本发问并提出解决办法，而且他的观点跟几十年来根植于我们脑海中的固有观念是冲突的，比如他提出的“参考系”说法——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让学生习惯与某种参考系想问题同时拒绝别的参考系。对于市场，他喊出了市场万岁，价格万岁的口号，对于资本主义心有余悸的国人来说，这句话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当他演讲的时候，才会遭到文革式的攻击。茂老应该为得到这样的待遇为荣，这正说明了这些人理屈词穷，糊涂透顶。当然了，老先生提出的有些问题还是有待商榷，比如土地问题，如果如他所说完全私有化，那时候农民如果卖地，就连最后得保障也没有了，而且会被有些人趁火打劫。闲话少叙，且看《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都讲了些什么。1，正视社会不公平，民怨来自于社会正义的缺失。而如何在公平和效率间掌握平衡，这个很重要。。。本应该市场初次分配，政府或非政府二次分配，可是中国的二次分配是逆调节。 2，“蜗居”在中国，把富人变成穷人不可行，咱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过这条老路——保障性住房没有，经济适用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穷人为何受穷，城乡差距过大。茅建议恢复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我觉得还需要探讨，因为如果恢复土地所有权农民可能直接卖地，连最后的保障都失去了，可能会带来更加大的社会动荡。。。小额贷款 4，富人为何为富，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非常陈旧得观念。。。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他们是怕露富。 5，消除贫富分化，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贪污分子最倒霉，不敢露富，享受不到——用税制缩小差距，个调税（收不到富人）——社保基金不是问题（增加税收）——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6，走向社会公平，承认贫富差距，反对地位不公平。应该消除特权，可是没必要提倡无私。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无私是荒唐的。。。市场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不需要通过侵犯人权来纠正贫富差距。——主权，人权，特权的区别——百姓应该彻底根除特权观念，乾隆皇帝下江南就是用特权来解决问题，人们还喜闻乐见，上访也是依靠更高特权解决问题。7，反思人民利益，战争就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人民利益。。。并不完全否定主权和独立的观念，但只有他有利于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才值得追求。。。政治家的利益取决于职业地位和重要性。。。国家功能最主要的是 关于正义的服务和公共服务。8重申市场理念，市场万岁，价格万岁。对财富的创造是劳动和交换（物尽其用），没有劳动，只有资源配置，不算剥削（国人错误根深蒂固的观念）。市场经济还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所以社会能够进步。。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寻找最优组合，须不受阻碍。9未来的世界，中国的隐忧是即将到来的老年社会。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人口红利”，此阶段过去以后变成了人口还债。。。和谐社会就是幸福极大化的社会。。。裁军两个难点，一怕自己裁了别人不裁，二十军火利益集团的反对。

茅于轼：我的理想不是幻想

2013年02月28日10:29 南都周刊 微博 我有话说记者_王宏宇 实习记者_李爽 北京报道摄影_刘浚http://news.sina.com.cn/o/2013-02-28/102926384493.shtml　　这几年中国社会值得注意的两个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抵达过去很多年来的最高点，乃至被联合国认定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另一个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社会的怨气几乎达到顶峰。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84岁的茅因发现经济学中的“择优分配原理”而知名，代表作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经济学专业著作，而是致力于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茅也因在此领域的努力，而在去年获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奖项，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在这本原题为《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的书中，茅于轼给予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即厘清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以人民利益为重，取消特权，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具体策略上，茅主张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另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即要平等还是要建设？二者相权，茅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而应当防止的是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的最大障碍，也即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　　南都周刊×茅于轼　　矛盾的十年　　南都周刊：这本书解释中国人怨气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怨气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我是一个外行人写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我算是内行，对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我不是专家，我是个普通人。看这些问题，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能够独立地、不受限制地想。讨论怨气从哪来的问题，我否定了两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是收入分配和腐化。我说不是，我解释为不讲理。拿出拳头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社会是个善治的社会，不是恶治。老百姓好管理，大家讲理。这种不讲理是从枪杆子出政权开始的。发达国家对内的政治从来不用武力，欠发达国家却相反，对内政治靠武力。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过去十年？　　茅于轼：这是很矛盾的十年。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高，这十年大概是30年中增长最高的。但是也有国进民退，法制松懈，闹出薄熙来这样的事。总的说起来还算可以。　　南都周刊：但重庆事件后，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并没变多，很多人对自由市场决定自由配置有疑问。而且越来越多人还在说“中国模式”。　　茅于轼：他们的看法不对。自由市场永远是对的，这个绝对错不了。重庆的问题也恰好是反市场，现在揭露出来的问题非常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完全是寅吃卯粮，负债好几千亿，怎么还这个钱？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可避免　　南都周刊：很多人认为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把钱转移到国外，会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真的会这么严重吗？　　茅于轼：你要注意，这些人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又回到中国来做生意，很少人彻底跟中国脱离关系。大部分的企业家，生意还在中国做。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做生意需要熟悉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机会确实比外国多。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机会非常多，只要不犯大错误都能赚到钱。影响还是会有的，不过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我看了数据，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3万3千亿。他们拿走的顶多几百亿几千亿。所以在国家间的经济来往中看不出来有多大变化。这件事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南都周刊：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会非常危险。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觉得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在了，只是没有暴露。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泡沫，另一个是银行欠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硬着陆。我想了很久，没法解决。房地产泡沫就是这么多的空房，你要让它住上人就没泡沫了。但你怎么让那么多空房住上人呢？　　南都周刊：通过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吗？　　茅于轼：这个时间很长，最起码得十几年。十几年泡沫不破裂，可能性几乎没有。银行坏账也是一样，它已经坏掉了，怎么填这个窟窿呢？现在只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增长，老百姓存的钱比取的钱多，银行的存款还在增加。坏账再大银行也不怕，就怕你取的多存的少，它马上就要出问题。　　南都周刊：您提到过金融市场改革可以带来新的一波增长，但现在仍没看到实质性的动作。　　茅于轼：是的。大家谈了多年的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能带来很大的利益，GDP能上去。但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没有竞争。现在都是国家的银行，没有民办的银行，所以市场化不起来。有点小变化就是民间借贷很发达，利息率非常高，而银行的利息率非常低。利息率差别这么大说明资源配置非常错误，所以纠正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　　南都周刊：最近也有很多关于房产税的说法，您怎么看待房产税的问题？　　茅于轼：现在的房产税好像是要对付房地产的投机者，压一下房价，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税收的问题要通盘考虑，我们税的问题挺大的。你不能光加房产税，本来税就挺高了还加税。得减别的税，所以这里又涉及到结构问题了。牵涉到整个税制的设计问题，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改税制到现在，将近20年，完全不适应现在的新情况，需要重新设计税制。从这个角度讲我赞成收财产税，因为财产税收的是有钱人，破房子就不要收税了。　　南都周刊：您在书里说中国的税并不高。　　茅于轼：中国税的数额不高，但是税是买服务的，从这方面讲中国的服务就非常贵。税也就太高了，因为你享受的服务没多少，质量也不好。　　讲道理维稳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您之前对于航母、钓鱼岛的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议。　　茅于轼：对。其实老百姓迟早会明白我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将来也要明白。那完全是政治家搞出来的名堂。　　南都周刊：不少人担心有战争的威胁。　　茅于轼：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要把中国变成亡国奴。美国不可能，美国占领了日本占领了德国也没有把它们变成亡国奴啊，日本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亡国奴，它已经占领一回，教训也够惨的了。　　南都周刊：有说法认为您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太理想化，比如说50年之后就没有战争了。　　茅于轼：50年以后没有战争是很有可能的，两代人嘛。不过我的理想不是幻想，跟马克思不一样。我的理想是迟早要走的路，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很现实的，只是比较远。世界和平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走到这条路的，现在也在慢慢地走。比如说裁军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裁军。我比较偏重于理想。但我要强调我的理想不是幻想，不是乌托邦，是最后人类的目标。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都在说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据说高层也在看。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没看这本书。我看到网上谈论这本书，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我觉得很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需要吸取这个教训。法国追求平等自由结果走向反面，变成了没有自由没有法治的状态。　　南都周刊：如果反对暴力革命，那我们想要的东西和现在的维稳有什么区别？　　茅于轼：我们需要稳定，但这样的稳定是讲道理的、法制的。区别是，现在的维稳还是用武力维稳，如果讲道理维稳那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我们需要学会妥协，但是现在情况是有一方妥协，对方不妥协。　　茅于轼：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我让步了你不让步，那我也不让步，双方就对着干，这样结果很糟糕。我觉得从国内的情况看，还是要讲道理，你不让步我就跟你讲道理。国际上很难，但至少在国内我觉得要坚持说理。　　南都周刊：但有人觉得现在舆论环境不如以前。　　茅于轼：不会啊，我的书都出来了（笑）。这个各人有各人的判断，现在还看不出新的趋势变化。

仁者不忧，其实无需焦虑

茅老是真正的在为国家为人民而疾而呼，他的纯粹、执着和理想深深的感染着我。有这份良知和公德心，比知识本身重要的多。1.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2. 放弃私利，回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3.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4.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5. 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6.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7.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功夫研究。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8. 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依然存在。9. 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的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10. 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科接受的公平状态。11. 人类追求平等，虽然在财富的平等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地位平等方面，在对权力的限制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12. 我们应该对收入差距保持宽容，对地位的不平等要努力消除。可惜我们似乎正在走一条相反的路。13. 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的竞争都是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14.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15. 政府用强制手段从农民手里低价拿地，再用所造成的价差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这就是经济适用房政策背后的游戏。它的实质是让农民补贴城里人，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在我国已经扭曲了的收入分配现状中火山浇油。16.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 一言以蔽之，在于没有参与者的自由。17. 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18. 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却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19. 平等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理解。20. 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一是起点的不平等；二是天生的条件不同；三是各人的决策不同；四是个人的运气不同。21. 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农民工普遍超过8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22. 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的身上，这种福利政策就多此一举。它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副作用。那么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会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相互抵消的内耗，而不是增加社会财富。23. 中国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了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地位的不同、权利的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而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可见，却恰恰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24. 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这个结论的推演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式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此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整个市场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是因为自愿的分工和公平的竞争。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知道人权思想逐步被确立，市场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巩固。25. 他们不理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辛辛苦苦交换，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如果是等价交换，交换没有利益，参与交换的人都发疯了？26. 为了纠正这种误解，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应该迫切地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27. 自由的真正意义是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28. 大家都羡慕北欧国家，生活好，社会安定，但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想。芬兰的自杀率在全世界106个国家中排行第14，中国排第27。

一本不错的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经济学读物

这本书讲了中国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市场混乱的根本原因——社会地位不平等，分析很透彻，思路很清晰。书中除了谈到经济问题，还谈到人权、政治问题。人权问题论述立意很好，但是论据却略显不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同，但是现阶段看来，经济全球化程度没有达到废除主权的程度。书中提到了很多现象，值得我们去探索其本质，全方位、系统地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比如：目前中国人仇富，一些人为穷人说话，却为富人做事，影响了社会风气，富人也有人权，只要人家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利，为什么要遭受别人恶骂呢？富人不做慈善，原因是社会风气不正，人人骂之。一个正常的社会，富人无疑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人家做自己的事，没有招谁惹谁，我们难道就因为自己的阿Q精神而骂他们吗？这样只能败坏社会风气。我国在不断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似乎很不重视自由、平等这两个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我认为中国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很严重，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社会中大量的青年才俊考公务员，人身地位的不平等，特权的横行，只能导致更多的人去做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事情，因为他们作恶后不必因此受到惩罚，利用特权去占有资源，无疑使市场经济的恶瘤。更糟糕的是，那些追求特权的人都是极尽聪明才智之士，如果把聪明用在市场交易中（不如开公司、办企业），那岂不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观点值得汲取 然而过分冗余

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低年级学生，私以为整本书就是围绕着“人权”和“民主”两个问题再说。篇章之间重复之处甚多，例如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讨论就出现了好多次。另外，这本书对于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似乎也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对于有经济知识的朋友来说，如果读，请略读，这大概是一本能用三四个小时就读完的书。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转）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注：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平、平等、平均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公。基于日常表达习惯，三者经常互相代用。关于什么是“公平”，作者在“温和的剥夺”一节（见077页）中作了详细论述。敬请读者留意。）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5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 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其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政策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改革开放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与中国相比较，朝鲜的贫困相对突出，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2010年年初，朝鲜和津巴布韦分别发生了两件事。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把旧币换成新币，规定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朝币。超过此数的储蓄不允许兑换，实际上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此举得到大部分穷人的拥护。但是立刻导致经济生活的巨大混乱，大部分交易都停下了，社会损失巨量财富，国家变得更穷了，因此又饿死了许多人。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把白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股份分给当地人。前10年左右，穆加贝宣布剥夺白人农场的土地分给老战士，造成巨大混乱，经济倒退，失业增加，民不聊生。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而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像现在的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想隔绝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能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需要基本的人权来保证。可以说，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不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的。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进步，可是政府对此不鼓励，甚至进行限制。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偏偏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走向危险的境地。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新删

算是一本比较“敢说话”的书籍

算是一本比较“敢说话”的书籍。直视了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住房、贫富差距、人权、军备等。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作者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对于国内的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可以说作者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而对于军备的问题，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愿望是想世界和平。同样，作者也讲述了这个问题的难度。对于本书的整体结构，个人认为框架清楚，但是里面的具体论述稍显零乱，特别是在很多的地方有重复讲述的问题，所以在阅读中感觉有点不太适应。

真的不怎么地

书中的内容和题目没有多大的关系，买这本书是因为题目和作者。可是刚刚读完感觉有点不值，在开篇当中说的还不错，对社会问题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但是之后的七章有点啰嗦，比如一个人权问题他能解释几页，说的一些正确的废话，

书评

1、中国人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公正的缺失，而非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此两点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重要体现，正义无望，且国家如果习惯用谎话来维持社会秩序，则假作真时真亦假，民众会逐渐相信谣言，国家、政府则丧失公信力。2、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理想社会的两股动力，它们通常同时存在，但无论哪种社会体制却又有侧重点，比如在中国解放后的60多年里，毛重在平均，而邓则重在效率。（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3、马克思的理想与现实。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由此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尽管这一过程中科技水平逐步提高，但“各取所需”的理念始终实现不了，原因就在于欲望跟进的速度比马克思的理想更快，从而这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使得人类历史进入歧途。而马克思的革命经济学始终逃不开政治学的范畴，它无法创收，只能做到人和人经济公平，所以它只能成为幻想。4、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使得3亿人脱贫，但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也在增加，似乎平等与效率永远是杆平衡不了的秤砣。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国家面对一个前进中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生存和死亡，这也是中国近些年政经两方面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5、贫穷的原因。暴力革命是实现公平最快的手段，因为公平的口号具有正义性，得到大众的支持，但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但是，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6、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但中国两条路都没有走好，征税对象为工薪阶层，富人逃税；政府本身公益机构扶贫款被贪污、截胡现象普遍严重，而非政府渠道的民间扶贫又多加限制。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趋势和格局。7、财富的不平虽然使人厌恶，但是它又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它有利有弊。特权受限制时，人们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而不是追求权势，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中最穷的人，境况也能有所改善。所以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穷人的境况有了好转。相反，在致力于消灭财富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的境况越来越差，衣食不足，连生存都困难，因为全社会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受阻。地位的平等比财富的平等更重要。中国 1949 年到 1978 的 30 年，走的是相反的路，消灭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财富的不平等大大减少了，但是不但保留了地位的不平等，而且大大发展了这种不平等。农民和城市人的生存划分、人为制造阶级划分、和尚的处级科级划分、八宝山墓地的等级划分。所以改革开放前是只有地位不平等，而今又加了一项财富不平等，所以人的焦虑自然就出来了。8、人和人不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老百姓的头脑中，而且不仅仅封闭保守的农民有这种思想，连知识分子也一样，甚至连高级知识分子也难免。现在看来，在发达国家里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但是地位的不平等基本已经消除。可见收入的不平等不容易纠正，而地位的不平等是可以纠正的。我们应该对收入差距保持宽容，对地位的不平等要努力消除。可惜我们似乎正在走一条相反的路。当前大家关注我国的贫富分化，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但是大家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熟视无睹，任其存在，甚至还在发展。这种轻重失据的社会关注可能会严重误导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9、我国的保障性住房过去一直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廉租房没能占有主导地位。这很值得大家深思。为什么最贫困的人口所急需的廉租房得不到发展，而不靠谱的经适房却能红红火火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最贫困者没能发出他们的声音。有发言权的不是他们，而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会上网，会写文章，会沟通记者。而这些都不是最贫困者的强项。他们非常缺乏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弱势群体。政府和大众看问题不能光听声音，要有自己的独立分析。否则很容易受蒙骗。10、据统计，德国人中只有 22 ％的住户是自己买房的，其他都靠租房解决问题。欧洲其他各国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有美国自有住房的比例特高。现在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美国。我们选择了一个效率更低的市场来解决住房的需求。这实在是中国的不幸。不过我估计，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我国的房屋租赁市场有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我国的收入差距特别大，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少数人买了许多房。这是租赁关系的基础。同时又有大批农村人口进城，解决问题的现实道路就是住房的租赁市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1、在土地面积不变时，增加经适房必定会减少商品房。同时购买商品房的人并没有减少，同样多的人竞争减少了的供应，价格自然会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经适房会推高商品房房价的道理。12、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和成本无关。如果价格等于成本，就永远没有利润，也永远没有亏损。大多数人往往容易误解，以为价格等于成本，或在成本的上下浮动。从长远来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长远是多久？1个月？1年？10年？都有可能。就每时每刻而言，价格只能由供需决定。我国的房价高，根本上是需求旺盛的缘故，或者说买房的人不怕贵，再贵照样要买。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就以为别人也买不起。这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把问题看拧了。观察经济问题可以看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片面性，就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不懂得事物的多面性。比如大多数人都是消费者，所以很容易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这就是片面性。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商品应该提价（比如说大学学费该涨），多半会遭到大众的反对，甚至要挨骂。政府官员应该懂经济学，避免片面性的错误，但是他们往往要讨好群众，所以也不说真话。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谁有能力避免片面性，又不被利益左右？恐怕只有学者了。可是说真话的学者往往被误解，遭人骂。最可悲的是许多人被蒙骗而不自觉，至死不悟（真的死掉了，不是形容词），他们喜欢听那些解气的话，自愿被蒙骗，因为解气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13、造成这种扭曲现象的原因很多。有些人认为是房地产业的企业家造成的，他们追逐利润，不愿意为大众服务，见利忘义。结果他们在舆论面前有很大的压力，有口难辩，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他们没有错。微观经济学可以证明，企业家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有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就是由于不关心企业利润，而把企业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了。14、先说房价虚高。企业作为供给方，总是想方设法提高价格，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买方不是傻瓜，他们会尽量压价。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出高价购买。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14、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么多人不怕房价贵，再贵的房也敢买，把房价抬得高高的？他们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给别人住，就是为了等涨价发财。可是另一面是高房价挺住的空房子，使许多嗷嗷待哺等着要买房的蚁族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恐怕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了。回过头来总结，我们有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就不会得到纠正。15、城里人不但有住房所带来的财富增加，而且在其他社会保障方面也远远超过农村人口。如最低生活保障、公费医疗、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良好的城市服务。这一切农民是被隔离在外的。我国政府的政策设计是针对城市人口而忽略农村人口的。所以说，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未必是市场造成的。相反，市场还缓解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比如农民进城打工，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现在农民的总收入中有一半来自进城打工。农民的这部分收入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市场。16、为了解决和所有权相关的问题，政府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再三强调承包制不变，延长承包期，又说要加强土地的流转，又是土地入股，土地可以作抵押，土地可以置换出租，还有小产权制，花样多得眼花缭乱。但是最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始终避而不谈。而恰恰所有权才是问题的根子。它是绕不过去的。17、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18、国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换句话讲，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19、？如果我们真正对贫苦人充满着同情心，我们一定会欢迎一切对穷人有益的活动。至于出钱做慈善出于什么动机，根本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穷人的生活能否得到改善才是我们关心的事。有些人自己不参加慈善活动，还要对别人的参与吹毛求疵，这种心理很不健康，对社会是不利的。20、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拥有财产会带来剥削者的坏名声，财产的安全缺乏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对策是不声不响地把财产转移去外国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这就是近年来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背景。21、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得到，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22、与其研究如何筹集社保基金，还不如研究如何向高收入阶层征税，以及如何23、为什么提倡施仁政无效？因为万一统治者不施仁政就没有办法纠正他。有人想出了民主，让老百姓选举统治者，这个想法前进了一步。但是选举有其背景。残害人民的萨达姆在伊拉克也搞选举，而且得票率接近百分之百。难道老百姓真的愿意选一个残害自己的人当总统吗？显然不是，只不过被人控制，身不由己。民主选举是不错，但是首先需要有自由，有不被人控制的权利。这就是人权。24、。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时，恨不得有外族的入侵，他们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一些。这正好说明了人权重于主权。主权是虚的，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侵犯主权越来越不容易，联合国在防止侵犯主权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而成为国际间关心的重要课题。借口主权不容侵犯而在国内践踏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强烈批评。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如果没有生存和自由，主权就没有意义。25、民主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从来没有民主的生长土壤，这个词翻得很不准确。民主容易误解为人民当家做主。如果这样理解民主，结果必将是内乱纷争，因为谁都是人民，都有理由当家做主。你是人民要当家做主；我也是人民，也要当家做主，岂不就争起来了吗？把民主理解为协商和宽容，和专制的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说了算不同，争论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有人批评中国人民主讲得太多，宪政讲得太少。这批评是对的，就因为民主这词没有点到要害。当然呼吁民主也是有用的，对主张专制的人会有一点限制。26、在学术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宽容是必需的。不论别人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哪怕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也应该抱着宽容精神。因为正确和错误往往并不容易判断。自己认为正确的未必真的正确，认为错误的未必真的错误。历史上这一类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是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甚至有些非常有水平的学者都在这方面犯错误。写文章挖苦人，其实是损人利己，从让别人痛苦中获得自己的快感。27、为什么得理还要让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能被双方同时接受的客观的理是不存在的。各人立场不同、经验不同、教育和家庭背景不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不同。岂止抽象的“理”不同，连对客观事实也会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认定。例如美国的辛普森案，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截然相反。他或者杀了人，或者没杀人，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事实。但是判决根据不同的物证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刑事审判认定他没杀人，无罪释放；而民事审判认定他杀了人，要赔偿损失。连事实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何况“理”呢。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是非标准，如果大家都坚持按自己的“理”办事，冲突就不可避免。28、全世界反对恐怖主义，能不能见效，就看是否有宽容精神。或者说，现在反恐怖之无效，正因为缺乏宽容的反省精神。以德报怨看似不合理，但它是许多宗教能够存在几百几千年的原因。基督教主张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打，普通人难以理解，但这个主张持续了几千年，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有内在的合理性。29、大规模罪行的主要责任者都是显赫的政治家，对他们起诉，与其说是为了报复，不如说是为了教训后人。社会要达到的目的，是他（们）个人真诚地承认错误，作出最能表示改悔的行动。这样的要求虽然不高，但是对于过去万人之上的领导人来讲，绝不是容易的事；必须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才能放下架子，当着大众的面忏悔。这样的事只有在原来的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倒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良心发现，而是说良心只有在巨大压力之下才能被唤起。30、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当强调“以国为本”时，各种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本来是极简单的事，或者连简单都谈不上，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也会吵得轰轰烈烈，酿成激烈的冲突。31、如果是因为“以人为本”而为国捐躯，那是完全应该的。比如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把中国人当亡国奴，我们坚决不干。因为我们的人受到了伤害，我们要誓死捍卫祖国。这不是国家的尊严，而是百姓的死活。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了。这样的看法恐怕很难为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以国为本”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扭转。这个思想已经贯彻了几千年，谁也不会去想一想这里有什么问题。由于以国为本的误导，枉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可是因为国家的观念太强烈，以至于连性命都显得不重要。其实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今天是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32、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33、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34、爱因斯坦在 1931 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 50 周年的纪念。 1933 年 1 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35、。改革开放 30 年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在出口行业为中国积累了 2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他们所得是极低的工资，但是比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工资被克扣时会提出微弱的抗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 30 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36、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30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信网络等，这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恐怕要100年才能搞得起来。像印度、菲律宾连续几十年电力供应不足，极大地拖累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37、以后人类社会将进入缓慢发展期，人口和寿命只有缓慢的变化。以后的人类社会必须继续依靠人权和市场，因为这能够解决资源稀缺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要求。所以说：市场万岁，价格万岁。38、经济学不研究通过改进技术的致富，只研究如何改进资源的配置来致富。人力、土地、资金、电力等一切资源都有多种用途，如何改进其分配，使浪费减少，人们得到的满足为极大，这是经济学的任务。39、财富和幸福是有联系的。一个人连饭也吃不饱，饿着肚皮，他怎么幸福得起来。一个失业的人，为生活挣扎的人，也很难有幸福感。所以首先要有钱，就国家来讲，就是要有GDP。但是财富和幸福终究不完全一致。幸福感除了物质享受之外，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比如对美的欣赏，包括对自然界的美，对艺术和音乐的美，对数学的美，等等。幸福感也包括对好奇心的满足，追求知识，探索未知，追问宇宙。还有健康的增进，对友谊的享受，从同情心得到的安慰，特别是对自身的陶冶，认识人生，享受人生。这些都不需要花很多钱，和财富的关系不大，都是在财富之外的东西。

值得读

确实是一本良心之作。语言比较口语化，年纪大了，写地书或多或少有点啰嗦，关于世界问题的阐述给人一种理想主义的感觉。读茅老的这本书，对看待中国的热点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给你另一个视角看问题。网上和现实中都有相当规模的反对他的声音，不免觉得这些人有点可悲。被断章取义的论点煽动起来的民粹主义很可怕，也可恨。

取消特权，实现幸福极大化

茅于轼的经济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无论是为“富人说话”，或是“牺牲公平”都是出于这一考虑。而怎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呢？茅于轼认为，自由交换是途径，“自由促进了财富增长，把人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要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茅于轼认为我们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并不是源于市场导致的贫富分化，而是特权导致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无法完全确立。财富的不平等并不等于权势的不平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交换的最大障碍。茅于轼青年时“弃理从经”，而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人权观念没有树立，而特权思想却深入人心，人人畏惧特权阶层，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权思想。“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这种人与人的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就是特权思想。只有确立人权，市场制度才能得以稳固和发展。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对于什么是人权，茅于轼的回答简单得出奇：“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因为人权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特权则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否则就会引起冲突的权利。”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首先要确立人权，在人权确立的基础上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取消特权，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系，社会财富才能得以极大化，才有可能实现幸福的极大化。

我给的三星是满分。

我给的三星是这本书带给我的新思想，新看法的三星。我全给了。这是满分。书中说到的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其实完全可以有全新的看法。比如，作者主张廉租房应该配置低，不应该有私人厕所。这与大家的想法相反（大家都觉得廉租房应该提高条件，善待有困难的人）。可作者认为廉租房是给进城务工人员住的。主要基本生活设施保障了就行。条件不应该更好。因为，廉租房条件好了。住在里面的人不肯搬出去，这会影响别的新进入的农民工的搬入。他们才是最需要廉租房的。他们赚了钱，就应该找更好的房子，搬出去。离开廉租房，把房子让给更需要的人。还有一些这样的事例。比如，作者反对经济适用房。还有，人民利益大于国家利益。这些都很启发人的思维。但是这本书本来应该打四星的。那第四星，我没有给是因为，书里面有些结论根本没有通过严谨的论证而得出。有些话也挺矛盾。所以，我不敢同意。因为看的是电子书，又不能做笔记。又很难再找到。有机会再补充。总之，值得一看。

一本通俗的大众读物—献给那些需要被唤醒的人

作为一个学过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的人，对待这本书的可能稍有不同。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不错的大众读物，深入浅出地解决了一些人心中的疑惑。书中的某些观点，我是赞同的。某些观点的推导与论证，窃以为存在一些问题，且某些论证存在着自我矛盾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与主流经济学有冲突之处，而是确实存在漏洞。仅举本书中的一个观点，“经适房推高商品房价格”，本书给定的前提是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市场。 奇怪之处在于本书前半段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可以搞到经适房，如果中产阶级可以搞到经适房那么显然，经适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是可以相互渗透的，那么经适房推高商品房价格显然是有待商榷的。书中一些观点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可操作性，但这并不是一篇挑刺数落的评论，对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唤醒某些人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值得我们去阅读。

原来是这样的市场主义者

茅于轼，我的印象就是市场主义者，左倾；那种信奉市场竞争，不管竞争失败者死活的冷血动物。我没想到，这两天我为消磨一些难熬的时间，随便翻翻，一本书看了一大半。我对茅于轼和他的理论也很大改观了。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当前的财富和地位不平等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围绕房地产和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展开的。我原来一直在心里说，城乡的二元户籍结构，不仅仅使得改革开放出，农村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使得目前，在城镇化的大势面前，让中国农民进一步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做着榨血榨汗的贡献。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和我这想法差不多的描述，但是茅于轼在描述城市的福利房是在变相想城市居民输入国家资产这里看到了相同的样子。这个思想的认同，让我愿意看这个市场主义者到底还说了什么东西。我觉得茅讲得最好的一部分是人权的知识，以及人权和公平，效率的关系。在他看来，一个讲人权的市场，才能使得一个地方的经济得到增长。而人权的对立面，就是特权，就是法律面前的非人人平等。 一个没有人权的市场，就会使得参与其中的人们内耗，经济开始下滑。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转）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注：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平、平等、平均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公。基于日常表达习惯，三者经常互相代用。关于什么是“公平”，作者在“温和的剥夺”一节（见077页）中作了详细论述。敬请读者留意。）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5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 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其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政策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改革开放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与中国相比较，朝鲜的贫困相对突出，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2010年年初，朝鲜和津巴布韦分别发生了两件事。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把旧币换成新币，规定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朝币。超过此数的储蓄不允许兑换，实际上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此举得到大部分穷人的拥护。但是立刻导致经济生活的巨大混乱，大部分交易都停下了，社会损失巨量财富，国家变得更穷了，因此又饿死了许多人。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把白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股份分给当地人。前10年左右，穆加贝宣布剥夺白人农场的土地分给老战士，造成巨大混乱，经济倒退，失业增加，民不聊生。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而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像现在的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想隔绝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能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需要基本的人权来保证。可以说，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不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的。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进步，可是政府对此不鼓励，甚至进行限制。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偏偏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走向危险的境地。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新删<图片1>

Mark点实际的

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是极不公平的，及税收占收入的比重与收入水平成反比。用富人的钱去补贴穷人，或者用普通人的钱去补贴穷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大方向没有错，而现在我们方向都错了，用农村人的钱，损害农村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去补贴城里人，甚至补贴富人（如低价的水费政策）。 边际分析法：在某一数值上增加一小点，看看利弊相抵后是好处大还是坏处大。社会表扬做慈善的人，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习惯，过去有些人强调做好事要不留名，留了名就不是真正的做好事，这种理论非常有害。为什么我们对待做好事的人如此苛刻呢？正因为做好事的人不够多，所以需要社会的表扬，鼓励大家多做好事。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保护富人，给穷人机会和可能的空间，达到共富的美好未来才是正途。而且，保护富人的财富，也就是保护未来的大家自己，到那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无论国家还是个人。　观察经济问题可以看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片面性，就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不懂得事物的多面性。比如大多数人都是消费者，所以很容易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这就是片面性。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商品应该提价（比如说大学学费该涨），多半会遭到大众的反对，甚至要挨骂。政府官员应该懂经济学，避免片面性的错误，但是他们往往要讨好群众，所以也不说真话。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谁有能力避免片面性，又不被利益左右？恐怕只有学者了。可是说真话的学者往往被误解，遭人骂。最可悲的是许多人被蒙骗而不自觉，至死不悟（真的死掉了，不是形容词），他们喜欢听那些解气的话，自愿被蒙骗，因为解气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 中国的慈善为什么做不起来：1.国民仇富的心态，富人露财的结果是名声更糟；2.　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3.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缺失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0.5

这是茅于轼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本人看了一半左右。闲来无事，暂且先聊聊吧，也算是对其的一种总结。看看自己读书读到了什么份上。首先，中国人之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人民与政府出现对立的状况，其原因是什么社会中出现了太多的不公现象，这个社会缺少公正。人民没有办法享受了公正。在天朝，虽然中共说了人人平等，可是这句话从来也没有真正做到过。官压民的现象屡出不鲜。出现这种滥用职权的原因还是缺乏监督，对职权的约束。在后面，茅老提出了对于贪污腐败，企业要联合起来，合伙对立那伸出贪污之手之人。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关于其在印度的成功经验是怎么回事，留着以后考证吧。经济适用房不该有厕所，而且应该建的再简陋些。这句话经常被媒体拿出来诽谤茅于轼。其实，媒体都是故意曲解这句话的意思。茅于轼在书中就说了，经济适用房根本就是个错误。这是拿着全国人民的钱去帮那些中产阶级买房。可是本来这些钱应该是用来帮助那些极端贫困的连房子都租不起的人。作为一个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所有的人们而不是经常在吵吵闹闹的，稍微有些发言权的人。这里提到一点，政府本身是不产生财富的。所以那些买到经济适用房的，以为是占了政府的便宜，其实是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便宜。政府所有的钱都是通过税收得到的。所以这在笔资助的款项中，政府通过把所有人的钱聚集起来，然后在不均的分配给一些人。当然，很大一部分还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所以，经济适用房还会造成社会的腐败。瞧，多么严重啊。茅于轼认为，政府应该做到是多建一些非常便宜但是条件也差廉租房提供给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端的人，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在一个国家中，有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目前虽然中国的GDP已经回落了很多，在依然在增长。所以不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在中国已经丧失了劳动优势之后，中国的GDP增长该何去何从又是另一个话题，有人说要增加服务行业和创新科技的比重。只有这些才能生产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劳动价值）。第二个即财富的分配，出现了不小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城乡之间的差距也非常的明显。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都是政府在摸索中的错误。关于前面一点，问题是出现税收上。中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交换过程中所收取的税收。穷人的很多钱都用在了购买生活用品上，所有他们所缴纳的税收反而比那些富人更多。因为只要那些富人把钱存在不拿出花，政府就收不到他的税。而且中国的个人税收出现很多问题，逃税现象也很严重。所以有钱的富人都逃税了，只有那些没有任何特权的普通劳动者默默的老实的交着税。城乡之间的福利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关键在于政府将大笔资金投入了城市化的建设，而对于农村关心的很少。这里说到了政府的问题，茅于轼就提出拉一个说法，的确是中共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虽然先阶段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不能盲目的套西方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的。我们的未来的路不一定要走别人走过的路。不过，我们应该加强对于政府的改进。联想到以前农村人居然不能随随便便进城，到现在满中国跑到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也是在进步的，虽然有时候脚步实在太慢了。相比西方的民众监督，政府有了什么问题，就得马上解决相比，这个得等到政府觉得这个问题要是再不解决，中国就得完蛋了。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又不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领导的政策，我们只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影响政府，促进它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了。关于富人，茅于轼提到了中国人特别仇视富人。仇视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富人都不敢捐款了，怕被人民误以为是炫富而被批斗。这么畸形的心态，跟中国的文革时期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全中国都属宣扬着一种幼稚的想法，穷人是伟大的，富人是剥削者，所以是卑鄙的。这就是茅于轼经常提起的，追求公平。可是追求这种公平的结果就是虽然解决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可是所有人都变成穷光蛋了。直到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的经济才有了回升。而我在《穷爸爸 富爸爸》中看到说，富人是通过他们的合法手段得到的财富，有什么可耻的，也不该多交那么多的税。诚然，我们这个社会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仇富心理。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富二代以为他们有钱就可以不断的挑战着我们的底线，给富人披上了一层负面的外衣。仔细的静下心来想想，如果人家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有什么好憎恶他们的呢？就像大家去高考，人家努力或者更聪明，所以得到了更好的成绩，你总不能也嫌恶他吧。想到文革时期通过暴力解决贫富差距就觉得可怕，个人的财产一点都不受保护。所以，富人选择移民不是他们多么喜欢外国，而是因为国内的因素。上次听到宝宝说到一点是，中国的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中国人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我记得当初学历史的时候，书上写的是中共将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了人民，人民第一次得到了土地。现在才知道，卧槽，我TMD的太天真了，居然被人耍了，土地权实际上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的。换句话说，平时这块地，给你种水稻玉米啊什么的，等到政府觉得它有用了，就可以无条件的把它拿走了。实际上，土地上还是政府的。人民只是给政府打工而已。关于土地导致中国房价增长的原因还有政府设置了18亿亩耕地的限制。也就是将可以简称房子的土地稀有化。可是，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18亿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茅于轼说中国即使不设限，其土地生产的粮食也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的（这一点也是他经常被媒体攻击的一点）。至于是不是真的如茅于轼所说的，中国的粮食生产力在不设限18亿亩耕地的条件下也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希望他不要只是给出几个例子，他的天则研究所可以给出更详细的调研报告。当然，本书是一本经济普及书。所以里面的内容讲的其实是蛮简单的，有点浅。而且内容重复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本很清楚的描述了什么是人权的书

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总体说来通俗易懂。清楚的知道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治家利益间的关系；我们接受的教育一直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只有政治家的利益。看了这本书发现我们过去的教育很多是错的，而且是有意这样的误导。通过茅老的深度剖析，知道了该如何看待我们周围的这些现象。书籍的不足之处：重复的地方有些多！但总体来说是一本好书，值得每个爱思考的人细读！

瞎评

茅老师是实在人，并不掩饰自己批判计划、崇尚依赖市场调节的传统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这种思想很容易受到凯恩斯主义者和国内传统计划经济者的围攻。茅老师还批判毛主席时期的政策，因此被很多毛粉称为茅老狗。但我在以下方面欣赏这本书以及茅老师个人：1. 作为弗里德曼奖的获得者，他一直力主通俗经济学，希望普通百姓能明白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对现实的国情来说，功不可没。2. 敢于“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所谓“精明”的中国人习惯于“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不敢为富人声辩，光说不练的鼓吹均财富、批判富人才能得到声誉；而同时为富人办事，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茅敢于反其道而行之：富人有道理、有冤枉的，他敢于解释、申明（当然因此被骂很多）；同时身体力行捐助学校、利用个人影响帮助穷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3. 反对经济适用房，推荐廉租房。4. 让大家分清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个别领导人的利益，防止人民被利用。不得不说，我认为这本书后半部分用大笔墨讲解何为民主、法治、公平等概念值得商榷。茅不是法理学家或者政治学家，这样重笔墨讲解是为了突出真正的市场经济对民主、法治的依赖。但明显这方面的论述功力不够，见解不深。似乎浪费了笔墨，抛弃了经济学的强项，暴露了自己法理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短项。

些许感想

经济学自有其独特的逻辑与思维，因此，有些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论证推理得出的结论难免会让人不是很满意，比如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提高水价、增加道路使用费等，然而这些听起来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却自有其一套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如价格理论、供求理论等。所以，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很多种角度，从经济学出发进行解释剖析只是其中一种路径而已，其得出的结论自有其道理在其中，不能仅仅盯住最后的结论不放，应该将着眼点放在论证的过程，关注背后的理论，也许这样仍然无法认同，但终究会从中发现一些新知，也算一种收获，最起码也多了一个角度认识问题。并且对于社会学问题的研究，本就不应局限于单纯的一种思路，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合理。言论的自由不仅仅在于说出意见，更应说出不同的意见，可以不认同某一种观点，但是绝不能禁止不同的观点。书中对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虽没有绝对的明确区分，但是无疑提供了判断的标准，揭示了本质，能够引人去思考，去评判。事物的好坏，不仅可以通过其产生的结果来评判，也可以在对比之中进行区分孰优孰劣。如果一个事物没有绝对的优势，也没有相对的比较优势，就不应该被重视，应该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律，淘汰旧的，欢迎新的。思维很容易形成定式，改变起来确非易事，但是如果固守是很容易重蹈覆辙的。而改善的方式无疑需要多反思，多对比，敢于创新，善于吸收新事物、新思想，在新旧思维的验证中择优选择。妥协一词是否含有失败的意思？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妥协，是否就意味着妥协的一方失败而另一方胜利呢？因此，书中选择用宽容一词。实际上，宽容中应包含着妥协的意思。有些事情的解决，绝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应该是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其中有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有少数人的利益，最后的结果不仅汇聚的是多数人的思想，也不能缺少少数人的见解。这其中需要妥协的精神，宽容的胸襟，不仅是对少数人的要求，也是多数人应当具备的。

茅于轼先生的美丽与哀愁

即使一个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人，如果此前并不熟悉茅于轼先生，那么对其中很多观点难免会怀疑甚至是反对。实际上，从茅于轼先生最早的择优分配原理到生活中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道德伦理，再到现在的这一本中国人的焦虑从何而来，无一不是用经济学的视觉和观点去解读、去理解社会万象。通过亚马逊中国的Kindle书店购买了电子版，我很快看完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本组织结构严密和细致的书，至少不如此前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书中的很多文章和观点就散见于茅于轼先生近几年来的博客和演讲，并无任何新意。当然，考虑到茅于轼先生是目前很少几个还愿意做经济学科普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经济学家，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书中一以贯之地讲述了茅于轼先生坚持的经济学观点，以及由基本观点所衍生的应对办法。虽然不能随意给别人贴标签，但我认为从这本书来看，茅于轼先生还是一个坚定的市场派，他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坚持用市场而非计划的手段去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坚持精英治国，坚持经济适用房不能有独立厕所，他坚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坚持“18亿亩红线”是错误的。他曾因为上述某些言论被左倾攻击，也曾经因为某些观点让右倾侧目，他坚持他的理性推断，一以继之，不为所动，从这方面来讲，他是美丽的。然而，通读全书，我并没有找到书命所提到问题的答案。中国人的焦虑，到底从何而来呢？从何而来，又会向何而去，有何应对之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茅于轼先生希望用贫富差距、收入分配调节方面入手，他也天真地希望政府、人民都讲道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答案，因为贫富差距并非积累到今天才突然变得不可调和，80 90年代一部分也先富起来了，然而那个时候的焦虑明显和现在不同，现在的焦虑，不仅仅因为贫富差距，更在于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大家都成为了个人主义者。个人的觉醒，面临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还有不放心的食品和空气，如何不焦虑？也知道要讲道理，可是现实情况是，谁会听你讲道理呢？先生呼吁的保护产权，多少年过去了，进步几何？先生呼吁情切，我却看到了深深的哀愁。

经济学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继财经郎眼节目开播后，我就开始喜欢上经济了，因为是门外汉，所以希望能听到简单而明白的解释，于是断断续续看了些经济学的书。这本书应该算是第三本，给四星是觉得里面内容好多有重复，几个理论前前后后写了三遍甚至四遍，觉得稍显冗长。但内容很精彩，看法和角度很新颖，稍微有颠覆脑中固有观念的意味。茅于轼，对于我这个工科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不了解他在经济学中的贡献和成就，我只是尝试去看看被放到这样高度的经济学者会不会给大家讲一个可以懂得的理论而已。当然结果是令我满意的。书中关于否定劳动价值论的部分我觉得很精彩，先不说论点论据等，就是这种怀疑权威的精神就值得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已经被广大人们所熟知，不管你懂不懂得这个理论，至少你接受这样一种理论。而作者提供了另外一个看问题的思路，即从劳动和交换的行为创造价值来看待问题。通过交换改变了资源的配置，物得以尽其用，减少了各式各样的浪费。交换使双方都获利，这才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第二个比较喜欢的观点是关于经济适用房的全局式的解读，从全面的角度去分析，认为国家的政策明显倾向中低收入者而不是最穷的穷人，是政策设计中明显的失误。就个人而言，我也想通过国家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来解决住房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国家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确实有待商榷。最穷的人是不会上网的，也没有足够开放的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反而是这种中低收入者，有这种可能能表达自己的诉求。就算抛开这种论调，经济适用房是否就是好的了呢？这种所谓的帮助中低收入的方法其实远远满足不了这个层次人群的数量，于是出现了供不应求，从而出现腐败等问题，真正受益的可能只是中低收入者的少数。第三个印象深刻的观点即人权。作者对人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释，表达了和谐社会需要人权的保证，市场经济中也需要人权的保证，如果真能达到作者所描绘的那种社会，我觉得达到共富的目标就已经不远了。人权高于主权，国家是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才产生的，它是保护人们的，要时刻牢记它存在的起因。第四个是关于保护富人的论调。广大人们都还是普通人，但是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但是我们中的太多的人仇富，羡慕嫉妒恨，恨不得把富人的财产拿来分给每个人。但是通过作者的解释，我看到了，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保护富人，给穷人机会和可能的空间，达到共富的美好未来才是正途。而且，保护富人的财富，也就是保护未来的大家自己，到那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其实财富的不断增加并不能带来同样倍数的幸福感，人们还有很多需求，比如感情，希望，才能等不只是能拿钱买来的。第五个，就是幸福感。我们在追求日益鼓起来的口袋的时候，一定要切记，我们不是为了钱而存在的。财富和幸福感终究不是一回事，生活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留恋，对美的欣赏，好奇心的满足，知识的学习，探索宇宙，健康的身体，强大的内心，对友谊的享受，认识人生等。追求幸福，而不是追求财富，我们我们不要我们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最后的杂记中有一个观点很新颖，即 坐标系。我们看待问题应该从不同的参考系出发全面的看待问题。跳出我们脑子中固有参考系，从另一个方面去看，看明白这许多事情背后的真相，经济学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

中国人焦虑的来源

日前，俄罗斯宣布实行全民医疗免费制度。这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在坊间媒介引起巨大轰动，呼唤中国实行同样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对现行医疗制度不满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的确，中国现行的医疗制度是存在问题，但，改革的方向绝对不是实现全民免费。全民免费我们尝试过，在人民公社时期，全国人民吃饭都不要钱，美好的共产式的想法结局是带来全民的饥荒。在考虑免费医疗的时候，一定要先问问，免费以后医疗的钱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是政府来承担这笔费用，政府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政府的钱都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税收。由政府来承担这笔费用从而实现了免费医疗以后，意味着政府必须征收更多的税收来填补免费医疗中产生的天价费用缺口，这也给政府扩张权利获得特权甚至腐败带来机会；免费医疗以后，意味着医生的收入将会进一步的降低或者变成相对固定的模式，降低了行业的竞争会导致积极性和进取心缺失，从而使得整个医疗水平下降，不利于医疗的长远发展。解决的办法是医疗实现充分的市场化，由市场来决定哪些医疗机构应该存在，由市场决定哪些医生应该拿更高的报酬。有人会说，这样对穷人不利，实际上，市场化是最公平的解决方案，通过市场竞争，会产生更好的医疗机构，同时也会让医疗价格在供求关系的平衡下达到合理的位置。反观现行的医疗制度，人民抱怨看不起病，医务人员抱怨收入过少，由此产生大量的医疗纠纷，政府显得左右为难。充分市场化是经济学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这些观点，在茅于轼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里都能找到答案。茅于轼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他试图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现实存在的问题，其中就有他知名的饱受争议的关于廉租房不应该建私人厕所观点的解释，这个观点在提出来的时候，几乎受到了所有人的批评，富人骂穷人也骂，实际上，看了他的文章，就会知道他的观点绝非头脑发热一时兴起。文章认为，廉租房是为低收入人群服务的，在现有阶段，建设更多的廉租房为更多的人服务是要务，而非高标准建设。“廉租房的建筑标准低，既是对穷人的歧视，又是对穷人的帮助和实惠。他们花很少的代价，能够住上比过去好的住房。靠的是全国纳税人出钱，帮助低收入群众改善一点生活。但是最终走出贫困，开的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廉租房标准上，既不合理，也没有可能。因为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得国家。将来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可以建高标准的廉租房”。茅于轼反对建设经济适用房，他认为国家建设保障性住房就应该建设廉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因为经济适用房不是为最低收入者服务的，而是为中产服务的，这本身就不合理。加上经济适用房建设分配过程中有复杂的审批程序，这样就给特权和腐败带来可能。现实证明茅于轼是对的，经济适用房建设超过标准甚至成为豪宅、经济适用房都被有权力有背景的人得到而没有真正达到目的、经济适用房建设过程中相关单位出现腐败……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过程中，极大的伤害了农民的利益，经济适用房大多依靠低价征收农民土地或者用集体进行建设，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失去了土地却没有得到较好的回报，建设起来的房屋也没有享受的权利。这是不断发生土地纠纷的来源之一。茅于轼认为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依然要从市场出发，房价高是由于供给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增加土地供给，开放耕地供给，对此茅于轼认为18亿亩的耕地红线的提法存在问题并且应该改进（具体可见《粮食安全靠什么》一文），唯有这样才能实现房价的下跌。用财政收入建设廉租房给穷人，而收入较好的人应该进入商品房市场，通过市场调节来到达房价的平衡。茅于轼的这些观点几乎都是他从经济学出发考虑问题而得到的，所以喊出“市场万岁，价格万岁”的声音。他认为中国人存在的问题是财富差距和地位差距，财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一个人比其他人付出多自然应该得到更多享受更多，财富的差距是不可能消灭的，也正因为有财富的差距才有人类的进步。另一个差距是地位的差距，这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这是一个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但的确存在的差距，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实现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只有消灭地位的差距，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消除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他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用了将近十章的内容告诉我们：社会不公的现实是我们眼前必须面对的，改革才是出路；住房难的问题并非无解；穷人为何受穷，穷人的出路是更加开放的小额贷款和不断兴起的民间融资；富人之所以富是有原因的，仇富是没有出路的；消除贫富分化的手段在于更加合理的税收制度，而现行的税收制度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应该改革；社会公正需要自由需要对人权的尊重；相对而言，人们更应该关注人民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充分市场化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也才能解决水价电价上涨等老大难的问题……关于未来，茅于轼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届时将会面临新的问题；他认为战争本身不能消灭战争，这从美国近期一系列的战争可以得到印证；裁军和气候变暖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翻看茅于轼的微博，评论里批评甚至谩骂的人不在少数，这源于他一贯的直言不讳，源于他对问题分析的一针见血。他坚持对历史问题如文革进行批评，对现实问题进行批评，这让许多毛左暴跳如雷，甚至一度将他放在所谓“汉奸榜”的榜首。这让我想到了国庆时候央视关于爱国的采访，有人认为不会唱红歌不会说颂词就不是爱国，对着镜头没说感谢国家就是不爱国……我以为，抵制日货未必就是爱国，会唱红歌未必就是爱国，口号喊的响未必就是爱国，熟悉领导人及其历史未必就是爱国……真正的爱国者是为这个国家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断奋斗的人，是在这个国家发生危机，不管这个危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都能勇敢捍卫自身权利捍卫他人权利的人。央视在采访任志强什么是爱国是，任志强答：“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以让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生活的更好，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问怎么怎么证明爱的深度，他答：“批评越重，爱的越深，放纵政府滥用权力的，恰是最不爱国的行为。”茅于轼就是任志强所说爱国者最好的例子！

五星推荐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常见的很多问题，很中立的分析，不站在政府的角度，也不站在财富的角度，亦不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没有去讨好哪一方，仅仅从理性的、客观的、理想的经济学的角度为中国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见解和建议。或许很多的观点和意见都不会被采纳，可是对于我们却多了份理想中得社会在心中。好书，五星推荐。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豆瓣这个写笔记还是这个样子啊，太生硬了，不方便用。1 新知： 实现市场经济分析到最后竟然是人权的平等。2茅老说 买件衣服，一万块跟一百块的差距，除了品质外，剩下的没有那么大差距。感觉像是老一辈想法呢。 至少服饰方面，只谈品质 价钱，不谈审美设计。3关于爱国主义的理论，恐怕是茅老遭受攻击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吧。需要继续思考，关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4到最后谈到关于消除战争，人类和平这种宏大的话题，茅老也用经济学思路去分析，视野够开阔的，嗯，经济学帝国。5自己对于经济学的认识和学习， 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不成体系，逻辑思考太粗糙。一方面是自己水平太浅，另外一方面是经济问题往往比较复杂，如果需要理清需花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或许自己应该从抓主脉开始。

为掏心窝的话点赞

茅老是在网上被骂很多的人。但是相比哗众取宠的郎咸平之流，这样的经济学家才是充满对国家、对社会的深刻爱意的，称得上是人文经济学。茅老提到：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问题。马克思主义追求公平，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因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改革要做的是消除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而非收入不平等。从这个根本角度出发，很多时候，替富人说话，实际上却是在帮穷人办事。这与那些均贫富的空洞口号相比，少了人气，却是在实实在在地让每一个人活得更好。

天生的焦虑

茅于轼是近年来极具争议的一位经济学家。记得还在读本科那会，嘴上念的出名字的经济学家也就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等“大牛”们，当时专业知识尚浅，无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只会和大多数“无知之幕”背后的人群一样人云亦云。对于茅于轼老人家，“人云”的说法也是黑白分明，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也有人指着鼻子骂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到底是怎样的立场和态度会让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承受着各种天壤之别的头衔？于是我从主流西方经济学教材堆中钻出来，抽空读完了这本赫然挺立在畅销书架上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焦虑是由紧张、焦急、忧虑、担心和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恐惧和焦虑的根源。中国当下的社会焦虑，已不仅仅存在和盛行于社会弱势群体，既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当中，如公务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白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也存在于各个地区当中，如东部、西部地区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这种背景下，论《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本身就已经不是仅仅靠经济学就能厘清的了。然而，通读全书，我并没有找到书名所提到问题的答案。中国人的焦虑，到底从何而来呢？从何而来，又会向何而去，有何应对之策呢？书中前面3章才基本涉及这个话题，例如社会地位不公、财富分配不均、房价高的供需分析，这里面是茅老的个人观点，其中不仅有其个人经济学主张，也包括对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传统思想的思考和解析。就前面4个章节来看，这书应该算是切题的，但是后面那些章节，基本都是通过例子用简单朴实的话讲更宏观的方面，例如市场制度、政府与官员、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世界和平、粮食与耕地...这些难免让更加关注个人微观层面的读者不感兴趣。 对于我个人来说，恰恰我最感兴趣摘录最多的，就是后面这部分文字。因为这促使我更有效的通过这本书来提炼和捕捉茅老的思想立场。书的开篇直指社会不公，一针见血地表明“不讲理”制造了社会各种深层矛盾。“我们应该对收入差距保持宽容，对地位的不平等要努力消除”。书中主要观点可以提炼为一下几点：一、“蜗居”在中国----私人厕所理论茅老赞成发展廉租房，但是认为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样有私人厕所。茅老尤其强调廉租房不应该有私人厕所，主要是为了防止低标准的廉租房（为收入最低的那部分所建）沦为经济适用房的“下场”，最后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侵占”。相反，茅老反对经济适用房政策，他认为“设计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就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应该为最低收入者、住房确有困难者提供过得去的住房，这就是廉租房，或者给他们住房货币补贴，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便宜住房。经济适用房设计产权，是为了满足个人对房产的占有欲，那不是政府的义务。”对于高房价，茅老将其归因于“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再加上土地供应不足，是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价格。‘供需决定价格’是经济学的铁则，不论事务如何复杂，这个道理永远不会过时。”从这里可以看出茅老是个彻底的市场主义者，反对不必要的计划。在供给方面，茅老将矛头直指“开发土地的不足”，强调18亿亩红线政策是绝对的错误。虽然这一点在书中的后半部分有专门解释，但是在讨论房屋供给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见茅老对“过度限制农田转用于开发地”这项政策的否定；在需求方面，茅老再次一语惊人，“现在房价高，是买方愿意，而且也有钱高价购买。是他们，而不是房地产商抬高了房价”。最后总结出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这些再次验证了茅老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也是其观点颇具争议的体现之一。二、穷人为何受穷在茅老看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未必是市场造成的。相反，市场还缓解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稍微学过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人都可以判断，这一观点是过于激进的。众所周知，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政府在二次分配上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从税收还是从转移支付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并非倒行逆施。同时，茅老还专门论述了自己在农村小额贷款方面的见解，强调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立场。三、富人如何为富在茅老眼里，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在这一前提下，“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事实上，中国目前上的仇富心态都是针对被茅老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富有阶层，但不得不承认，仇富心态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群众对社会不公的怨愤，另一方面又恶化了社会整体情绪，不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同时，茅老认为“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个人觉得茅老的观点略显单薄。在中国企业做慈善不是为了避税就是为了企业形象最终仍归于利润，个人做慈善则有恐于慈善资金的使用不善。因此，慈善组织的不健全也是我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四、给政府打分----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作为自由主义者，茅老坚持“大市场，小政府”，但也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改善执政效率，增加执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权益，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提高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老人家对于政府治理的观点不得不称之为前沿独到同时又略显天真的，尤其是对省会城市的评分机制。构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工作给予评价，这一大胆创新的机制为我们绘画了美好图景，可是其在我国政府机构中具体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又让人不禁望洋兴叹。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正在发生全方位、大幅度而且是急剧的调整，社会风险因素的空前增加，加上许多社会成员信仰的缺失，出现社会焦虑现象也算正常。单从消除焦虑的角度考虑，增加老百姓的钱包，能够从容应对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建构正常的秩序和规则体系，让未来可以预期；真正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权力为本，效果可能更加立竿见影。“一千个经济学家就会有一千零一个经济学理论”，尽信经济学家，不如不信。而我们作为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必须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应有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和理性判断，像一缕刺眼的阳光暴露被权力和无知蒙蔽的常识。读完《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也深刻体会到这位耄耋老人仍矗立在风口浪尖的原因，但不得不说，在“屁股决定脑袋”的现实社会中，像茅于轼这样敢于独立地发出自己声音，用“深刻的同情、丰富的学识、明澈的理性”来体察底层民众的“焦虑”，确实是稀少难得的。最后，以书中最后两句话结束：“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

管制经济学的好书

初步了解茅于轼先生还是在浙大读书时，当时在苏振华老师的《管制经济学》课堂上，苏老师把茅于轼的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是否保留的文章作为课堂讨论的课题，我当时比较幼稚，看到一个背景资料是茅先生的论文研究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我想当然的认为是西方国家阴谋论，资助我国赞同市场经济、放松管制的经济学家鼓吹自由贸易，由此在课堂上还和苏老师起了争论，认为18亿亩耕地的红线必须保持，否则我国必将出现粮食危机，但读了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后，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觉得自己白受了经济学的训练，仍如同愤青般只会扣大帽子，没有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使得自己对经济的理解仍是如此肤浅。此书是一本经济学的普及读本，也是管制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本好的著作，书中更多的强调政府不能为一已私利，在不该管制的领域滥用管制，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进而扭曲了价格的调节机制。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只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进行管制，其他领域逐步私有化，不与民争利，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的加速发展。我国ZF也一直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也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但由于ZF从管制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使得改革举步维艰，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发展畸形的市场经济，最终损害的还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只有让“看得见的手”回到自己应有的轨道上，经济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不讨好的直言

这本书是个杂文集，大概的脉络倒不是中国人民的焦虑，而是指出目前许多人理解社会的错误逻辑。茅老先生讲的公平与效率，仇富问题和人权构建，相互交织，观点清楚，说理平实，值得一观。尤其是仇富问题，其实它也是个公平效率冲突的问题，更加是人权保障问题。古之以来，就有人认为，只要打击豪强，抢夺富户，就可实现大同。但是，实际上是把人家拉下水一起穷，甚至更糟糕。这类剥夺行为其实也是人权的侵犯，对一个稳定社会的建构毫无好处。老先生不断提醒，之前历史犯的大错误，其中绵延的逻辑至今还很流行，现今更要谨慎。另外需要提出的一点，就是“好心办坏事”。有些看似不错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上起反作用，类似税制、经适房等等，令人哭笑不得。所以制定政策或者评价政策的时候，并不是靠“政治正确”，而是观察实效。一味批评社会或者臭骂决策者并不是解决之道（当然这也并不表明社会和决策者不该肩负责任）。人类社会运行自有其诡异之处，正如人类自己也是善恶相间，并非单纯理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些普通大众如果能够认同这一点，各适本性，互相尊重，想必“焦虑”精神也能够少一点。这本书没有给出什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是提出了一点构想和建议，倒是算实在。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完美方案，只能是边干边想，实践出真知了。

一位说真话的学者，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

茅于轼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他说的很多话在我看来，虽然不中听，但确实很在理，比如“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样才能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但我们国家恰好是反着来的，而且发展趋势是甚至连话都懒得替穷人说了。这本书应该是茅于轼的一些文章的收集，所以文章和文章之间有时候难免会有重复，且前后条理不是很清晰，但并不影响作者观点的正确性（当然我也并不同意他所有的观点），尤其是对于土地所有制以及经济适用房的批判，我觉得十分在理。书中甚至对土地公有制提出了质疑，土地公有，到底是归谁所有呢？其实就是土地归Gov所有。而且茅老在书中不断的强调Gov是不挣钱的，而是花钱的，同时不断的强调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说到了点子上。但问题是发现问题很难，想让Gov承认问题更难，想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更是难上加难，这就需要我们一代代人不断努力了。书是不错，文章也有内容，可惜了我是不懂这个题目为什么叫做“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我是没有什么印象书中是否有“焦虑”二字。不过却不得不承认，印个这样的名字更能在书店中吸引读者的目光。无论如何，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理应尊敬。

一个良心学者的苦口婆心

这是一本良心学者写的通俗的经济学读物，作者竭力揭示了背后的深层原因（碍于现行的出版审查原因，很多东西没有挑明）。这是一本即使接受国内「正统」商科的普通人都值得一读的书，与所谓的「xx五 国家重点图书」不同，这是与国内生活密切相关且揭示背后真相的书。茅于轼是个不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没事写些经济学普及的博客文章，业内不待见，钱也赚不到几个，还遭来一群愤青的断章取义以及人身攻击。为啥不学学人家郎咸平，多会讨好民众啊，百姓爱听啥说啥，名利双收。或者学学人家「专家」识时务，也好闷声发发财。真是个傻老头！

简评&大量书摘

作为一个焦虑中的中国人，看到这书名应该会好奇书中到底能够给我们一些怎样的解答，尤其当作者是严谨、正义的茅老先生时。我也是这样的心理，因为我当初读了茅老《生活中的经济学》之后喜欢上茅老的朴实、正义。但是如果想要通过这书，找到如何在中国大环境中逃离让自己焦虑的答案的话，恐怕谁都会失望。因为为书中前面3章才基本涉及这个话题，例如社会地位不公、财富分配不均、房价高的供需分析，这里面是茅老的个人观点，其中不仅有其个人经济学主张，也包括对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传统思想的思考和解析。就前面4个章节来看，这书应该算是切题（指书名）的，但是后面那些章节，基本都是通过例子用简单朴实的话讲更宏观（或更「虚」，不是贬义）的方面，例如市场制度、政府与官员、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世界和平、粮食与耕地...这些难免让更加关注个人微观层面的读者不感兴趣。对于我个人来说，恰恰我最感兴趣摘录最多的，就是后面这部分文字。例如那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其实跟个人是非常相关的，只不过在这个国度我们大概都忘了个人有什么权利，因为我们经常被来自各方的人们忽悠着，渐渐忘记了自己拥有的权利。例如爱国就一定要无脑地砸日本车吗？维护国家主权就一定要不顾轻重缓急地保护钓鱼岛吗？诸如此类的反思，应该能够激起读者去思考这一些问题（难道你不关心个人利益？），尽管到最后我们并不同意茅老的观点。我原先个人的一些观点和书中所写基本一致，是书中更全面、清晰的阐述帮我理清了思路。因此，从后半部分来说，不算是那么切题的。另外，书中一些篇节是茅老的相同观点的重复阐述，这也是书中一个不足。看到有些读者在书评里指出不切题、重复阐述的问题而低评本书、茅老先生，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有个人观点。-- 关于不切题如果看完书中后半部分，倒不如说这是作者或出版社特意起这个片面的书名来掩盖后半部分那些敏.感话题的，那些观点的阐述实在和当下大环境排斥的（跟传统观念有冲突），先不说当局的不欢迎，作为普通民众的读者也未必赞同。另外，这种做法也可以看作出版社的一种营销手段，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关于正文观点的重复阐述读者说茅老年纪大了啰嗦、记性不好，但我觉得能够有条理有逻辑地阐述那些观点，这不是记性不好的老人家可以写得出来的吧。又有说其实是博客上一些文章的汇集，这本来没啥问题，但我认为这应该是出版社、责任编辑的问题，本来作者提供内容，出版社、编辑是要进行润色等等操作的，正文重复的问题本来应该有删除或其他处理的。只不过出版社、编辑出于各种考虑忽略或偷懒不称职罢了。个人对于此类性质、话题的书籍，只要不是纯粹忽悠的，就有好好读并思考的价值。何况作者是一个靠谱、关注民生、说真话的老人家？！说实话，茅老是一个「天真」的人，他能乐观地相信美好事物的到来。以书中最后两句话结束：「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P.S. 这书是在多看书城买的，才￥12，亚马逊中国也能买到 Kindle 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正版电子书。用装了多看系统的 Kindle 和 多看App 交替着读完，多看支持笔记导出非常方便，值得推荐。---------- 以下是书摘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当前大家关注我国的贫富分化，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但是大家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熟视无睹，任其存在，甚至还在发展。有人不怕贵 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观察经济问题可以看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片面性，就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不懂得事物的多面性。比如大多数人都是消费者，所以很容易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这就是片面性。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商品应该提价（比如说大学学费该涨），多半会遭到大众的反对，甚至要挨骂。政府官员应该懂经济学，避免片面性的错误，但是他们往往要讨好群众，所以也不说真话。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谁有能力避免片面性，又不被利益左右？恐怕只有学者了。可是说真话的学者往往被误解，遭人骂。最可悲的是许多人被蒙骗而不自觉，至死不悟（真的死掉了，不是形容词），他们喜欢听那些解气的话，自愿被蒙骗，因为解气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要买好房子、大房子、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差距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 再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特别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高利润是维持不长的，只要竞争一出现，高利润就慢慢消失了。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的竞争都是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现在土地要求通过公开拍卖，据统计，拍卖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土地市场没有培养起来，还是政府垄断着，高利润就有可能长期存在。资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利率还没有放开，获取资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关系。所以，房地产商都特别注意和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市场经济问题多多，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都离不开政府。可以说，大企业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么多人不怕房价贵，再贵的房也敢买，把房价抬得高高的？他们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给别人住，就是为了等涨价发财。可是另一面是高房价挺住的空房子，使许多嗷嗷待哺等着要买房的蚁族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恐怕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了。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但是我想要强调的还不是经适房，更严重的是十多年前停止福利分房时，把几乎全部国有住房以低价卖给了住房者。这个价格基本上不包括土地的成本。即使有一点，也十分有限。因为当时土地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差不多每一个住公房的家庭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自己的住房。其实就是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没有流到贪污腐化者的手里，而是流到了城市住房者的手里。所以也还说得过去。此中虽然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件，但是最大的不公平发生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这样大的国有资产分给了城里人，农村人口丝毫捞不着。当时大城市每个家庭的分配利益大概都在几十万元。这么大的利益分配极大地扩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金融机构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特点就是经营别人的钱。如果只是经营自己的钱，就不是金融，而是一般的企业。固守传统思想的经常是同一批人。改革者不断冒着挨批挨整的风险，固守传统的人却坐享其成。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谁有“革.命.造.反”的权利？ 慈善不是交易如果我们真正对贫苦人充满着同情心，我们一定会欢迎一切对穷人有益的活动。至于出钱做慈善出于什么动机，根本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穷人的生活能否得到改善才是我们关心的事。有些人自己不参加慈善活动，还要对别人的参与吹毛求疵，这种心理很不健康，对社会是不利的。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不大，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温和的剥夺 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社会公平是真问题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我原先是学工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改行去研究经济。其实说偶然也不偶然，我从青年时代起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使人民富足起来。学工程也出于这个目的。后来发现中国受穷的原因并不是科技落后——那是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穷是因为经济制度错了，搞了计划经济。再后来，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权思想。我所知道的经济学既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自学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我学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算不用功，可是越学越糊涂。用我学理工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那一套逻辑。交换的本质，交换如何依赖于产权，交换与分工的相互依存，阻碍交换的交易成本，以及交换的推动力，即人们逐利的本性。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这个结论的推演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是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此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整个市场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是因为自愿的分工和公平的竞争。可以设想，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必定自发产生市场制度。可是这与人类历史的事实相悖。交换在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反复出现过，但市场制度是近三四百年中才建立起来的。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直到人权思想逐步被确立，市场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巩固。所以我们看到，现今世界上，凡是人权比较被尊重的地方，市场制度都比较健全；人权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市场制度。 什么是人权？我的回答也是简单得出奇，没有特权就是人权。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因为人权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特权则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否则就会引起冲突的权利。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我得出人与人地位等价的理论。用它来解释自由主义，竟得出超乎常规的理解，即自由主义理想是一种个人修养，每个人都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他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理想。用人与人等价关系来分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发现这个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让另一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它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从来的道德信条是人必须无私，人间一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引起的。但用等价关系来看待人际关系，得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人有私心是符合人权的。丑恶现象并非由于个人有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己的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与人不是等价关系时，穷人与富人，弱者与强者。还有遵守公共秩序也要求人们克制私心。公共秩序是公众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本人。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提倡无私对不对？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对。有私心的人提倡无私，是叫别人无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别人的私。即使真正做到毫无例外地人人无私，这个社会也并不美好。人都没有了私心，人还追求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人们以为自己无私可以服务于别人，让别人改善处境。可悲的是别人也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为别人着想，别人并不领情。无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不过一部分人有私，另外一部分人无私，倒是能够互相配合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当无私的那部分人？谁应该当有私的那部分人，倒是一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能够解决的，那就是承认人可以，甚至应该有私心，但是不得侵犯别人的私。或者说，私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不允许一部分人有特权可以侵犯别人的私。而这就是人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从国际的角度看或者从国内的角度看，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的主权观念。国家的观念由来已久，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动摇。比如在中国，忠君报国，为国捐躯，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男子汉的模范是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可耻的是投降敌人，当汉奸。在日本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换成了忠于天皇，并加了一个武士道精神。这种主权观念的特点是不问人权，不计对个人有什么后果，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哪怕老百姓经受巨大的灾难也在所不惜。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的观念经过长期传播，渗透得无处不在。体育竞赛跟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国际纠纷不问是非曲直，只有敌我之分。如果国家有领土之争，不问对当地百姓怎样，只求本国疆域能够扩大。这跟人权观念截然不同。根据人权至上的观念，如果对百姓有利，有没有主权根本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当然，在当今世界政治的格局下，主权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必要的）。亡国奴之所以不可当，正因为丧失了人权。真正关系到个人生存状态的是人权，不是主权。我们要把颠倒了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恢复正常，让人权高于主权。 细察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际纠纷都是因为主权问题，是以国为界、互不相让造成的。极少是人权问题引发的。霸权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才发生的，恐怖主义也是针对国家的，不是针对人民的。如果取消了国家，不会有任何人去制造原子弹，恐怖主义也失去了攻击的对象。许多所谓的大是大非，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某些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消除了国界这些是非也就没有了。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像欧盟20多个国家共用一个宪法，货币也要统一，跨国旅行不需要签证。有许多国家允许百姓持有双重国籍。这种种现象说明主权观念日益淡薄，世界大同的理想可能并不遥远。但是几千年形成的牢固观念肯定是不容易退出的，我们要做观念澄清的长期努力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人权和主权，孰重孰轻？ 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这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反复宣扬的道理。至于为什么主权不容侵犯，很少给予说明。似乎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天然合理的。然而主权之所以有用，正因为它能够保障百姓的人权。国家这种组织的确是百姓所需要的。首先它可以抵抗外侮。不能抵御外侮，百姓就要做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外国人可以随便抓你，关你，杀你。你怎么能没有主权。其次，它可以保证治安。最后是提供公共服务。如果国家政府不能保证人权，反而还侵犯老百姓的人权，这样的政府要它何用。可见人权先于主权主权。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主权，但是百姓的人权得到很好保证，主权有没有就无关紧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时，恨不得有外族的入侵，他们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一些。这正好说明了人权重于主权。主权是虚的，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侵犯主权越来越不容易，联合国在防止侵犯主权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而成为国际间关心的重要课题。借口主权不容侵犯而在国内践踏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强烈批评。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如果没有生存和自由，主权就没有意义。特权观念不仅存在于特权者的头脑中，同样存在于没有特权的普通百姓心中。事实上，政府官员就是普通百姓穿上了制服变成的。所以，彻底根除特权的办法，是百姓们自我教育，唤起自身的人权观，启发人权意识，进而参与捍卫人权的各种组织与活动，如工会、农会、纳税人协会、社区组织、参加陪审工作、旁听法院的审判、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意见，等等。 不要以为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整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是这两方面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商一致。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主张专政的人不讲宽容还情有可原，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也缺乏宽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二者几乎是等价的。向往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一旦“事业有成”，对国家和社会并非是一件好事。宽容是一副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的坏事。虽然宽容本身也可能犯错误，纵容了坏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错误。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宽容是指放弃对别人指责的权利。奴隶对奴隶主就谈不上宽容，因为他根本没有指责主人的权利。一个孤儿引发的国际纠纷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了。这样的看法恐怕很难为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以国为本”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扭转。这个思想已经贯彻了几千年，谁也不会去想一想这里有什么问题。由于以国为本的误导，枉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可是因为国家的观念太强烈，以至于连性命都显得不重要。其实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今天是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2010年是越南战争结束35周年，美国再一次举行纪念会，悼念越战中死去的5万多美国人。今天看来这些人死得太冤了。美国参与越战打了败仗，并没有防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更没想到改革后的越南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许越南也在悼念在越战中牺牲的人，但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美国人。美国也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越南人。这就是“以国为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以人为本”，越战中死的人都是人，死得都很冤枉，都应该悼念。战争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都说对方是错的，是反动的，是违反人们利益的。到底谁对谁错，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但是就死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自己个人的生死问题。政府把他们动员来到战场上，面对敌方的武装，已经不容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死对方。因为你不杀对方，对方就会杀你。他们被迫去杀一个和自己相仿的年轻人。他也有父母妻子，有温暖的家庭，有个人的抱负。但是到了战场，这一切都被抛到脑后，杀戮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里是“以国为本”。揭穿千年谎言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惹是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第八，不同政治体制对政治家的约束不同。 在一国之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执政者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允许批评，反而容易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家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表现。 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在专政国家，执政者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部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是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于是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惩处。 为了消除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政治家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说，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要想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自己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政治家的把戏 再谈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实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应该的。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被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符合正义的行为，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的观点。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不能被统治者接受，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统治者的教育，已经习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百姓。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利益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牺牲百姓利益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百姓。爱人民，这才是终极真理。发动战争有数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位的。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能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人命关天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到现代，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它对待百姓生命的态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百姓的生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说自己是完全为人民的，是人民利益至上的。几千年以来统治阶级所培养的国家理论，其最大的特点是颠倒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了人民之上。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那些人。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实际上就是把统治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叫老百姓为他们服务，甚至于为他们卖命，为他们牺牲。这个理论教育百姓，要为国牺牲，精忠报国，宁死不屈，为国捐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怕牺牲，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等等。而从来不说国家为了百姓的利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点牺牲。比如牺牲一点国家的尊严，让百姓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如果统治者有绝对的权威，就没有必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是绝对的弱者，丝毫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更谈不上保护自己的财产。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有求于百姓的就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会用各种方法，说服动员，抓壮丁，欺骗，许诺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或者封官许愿，把百姓中的领头人变成自己的合伙人，把他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还教育百姓，对敌人要狠，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投降。统治者编写各种故事，其目的无非就是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从来不检讨过去对穷苦百姓的承诺是否兑了现，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在视百姓如草芥的统治者心目中，百姓的生命是无所谓的。他们永远不会说，打仗时如果胜利无望是可以投降的，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也是可以投降的。总之，统治者的心中是没有百姓的利益的。他们颠倒了国家和百姓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为什么会有国家的最基本道理。“中国奇迹”背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这种悲惨的局面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成功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农村的状况，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欢迎。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在出口行业为中国积累了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他们所得是极低的工资，但是比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工资被克扣时会提出微弱的抗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寻找“人间天堂” 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制裁有错误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而不是报复。要让犯错误的人认识是非，切不可引起更大的仇视。如果冤冤相报，社会和谐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如此。美国对待恐怖分子一味打击，带有复仇的动机，事情不会有结果。恐怖分子枉杀无辜的人，是极端的错误。但是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理解恐怖分子仇恨心理的来源，这才能化解它。战争不能消灭战争 世界和平的逻辑与现实用历史的眼光看，二战后几场大的战争没有哪一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没有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以教训，懂得以后不要再有无谓的战争。相反，各国还在大量制造军火，购买军火，扩充兵力，炫耀武力，准备打仗。联合国安理会到处奔走灭火，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良策。一度热火朝天的全球裁军呼声似乎销声匿迹，现实是口头上都说要和平，而事实上大家都在改进武器，精益求精。要说各国的政治家都想打仗，也不见得。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是稍有理智的人也不大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发动战争。我相信，如果有机会让全世界的人民举手表决要不要战争，99%都会反对战争。既然国家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什么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准备打仗？被称为世界和平宪兵的美国，事实上成了最大的杀手。大家都要和平，大家又都在摩拳擦掌。理想和事实的巨大背离，说明我们对和平的性质有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北欧行纪大家都羡慕北欧国家，生活好，社会安定，但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想。芬兰的自杀率在全世界106个国家中排行第14，中国排第27。从自杀率来看，芬兰人很不快乐，而且芬兰人酗酒严重，男女平均年龄相差达10岁，和俄罗斯相似。别人认为的，和他们自己感受的，可能很不一样。例如，不丹是一个穷国，又是世界上百姓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但是很少有人会愿意移民到不丹去，做那儿的快乐居民。这证明别人认为他们并不那么幸福。到底我们要的是主观幸福还是客观幸福，如何能将二者统一起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客观上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可是不满足感似乎越来越严重。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主观幸福感和客观指标之间分歧那么大。芬兰自杀率高据说和气候有关。冬天有半年很少见到太阳，人容易患抑郁症。所以到了夏天大家欢天喜地，全国放假。我们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想躲到树阴下去，可当地人个个找有太阳的地方去晒。前几年东南亚海啸，泰国普吉岛上有上千瑞典人被淹死，就是去找太阳的。海啸过后瑞典人照去不误。阳光有多重要，只有失去了它才会感觉到。芬兰民族是很独特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据说芬兰文是拼音文字中最难学的一种。虽然只有500万人口，但是有自己很发达的出版业。图书馆到处都有，书店也很多。据说是因为冬天长，没处可去，就猫在家里读书。中文是全世界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我们从来不愁因人少而没人读书，我们愁的是人虽多而读书的人少，有钱花在吃喝玩乐上，不愿意买书读。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多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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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心静气看这本书

茅老这本书的内容在他的几次演讲中大多都有提过，应该是汇集了他在几个场合反复讲了多次的观点，相对系统化。对茅老的反对声不少，看了这边书，也能理解很多人的反对声。于我而言，这本书最大的受益是启发了思考，不是沿袭中国上千年的观念去认知中国，去认知党。中国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等级文化、规矩文化，这也让很多人思考问题出现了禁锢。这本书能打通你的思想局限，睁眼看世界。你无需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但只要沉心静气看完，有几点与你产生共鸣，这本书的价值就体现了。

本书只值十元

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作者的观点确实很符合实际，是一本物有所值的书。但从中段开始就逐渐偏离了著作的题目，书中许多理论是重复的（茅老师年纪大了，表示理解），而且本书读来总感觉有点修士在传道的感觉，理论虽然美妙，但真的要做到确实很难，我们只能祈祷世界向好的一面发展了。最后，向茅老师致敬！

常识的阳光

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应有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和理性判断，像一缕刺眼的阳光暴露被权力和无知蒙蔽的常识。或者作者所倡导的理论本身即常识。故不论它是照亮常识的阳光，还是被阳光照亮的常识，我都认为《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是一本关切社会财富和我们每个人权利平等的常识普及之作。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是彻底的市场论者，反对不必要的计划，因为计划不仅浪费、效率低下，还滋生腐败。他认为人权是市场制度的基础，人权是人人都可以享受，且不会产生冲突的权利，与特权相对。这又让他成为一个民本主义学者。他不赞成劳动价值论，坚持市场交换创造社会财富。他在人权、市场制度、交换的基础上，推导出许多我们难得一闻，却令我们信服或已逐渐被现实所证实的理论，如保护富人，经济适用房政策是错误的，廉租房应取消私人厕所，人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反战，人权高于主权，揭示人民、国家、政治家三者利益不是一回事。如若综合茅于轼的上述基本理论，我们将得到以下图景：由于人权得到保障，特权就无法逍遥，偶尔侵犯人权的案件也将很快得到公正的纠正。人权的保障即私有财产也获得保障，产权交换有了前提，市场制度为产权交换提供自由和规则，于是社会财富得到创造。市场是讲究效率的，在市场第一次分配时，财富很可能走向不均，那么合理的分配制度作为财富的第二次分配，如向富人征高税以资助最应资助的穷人，而不是中间阶层，再通过鼓励慈善事业作为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能尽量使贫富差距缩小到可容忍的范围内。这就是公平。由于人权观念的确立，任何政党、政府、国家行动的目标都应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如果人权是第一位的，那么就应该警惕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在很多时候都与人民利益相悖。一个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国家，战争是不容易打响的，因为人的生命最为宝贵，所以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独立研究的发现常常与现实惯常的现象不符。在我们这个时代，独立思考尚且不易，更遑论坚持独立地发表言论。支持茅于轼的人说他是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与其说是良心，不如说是不昧自己的专业和研究。“天则”二字即顺应天然，人权是天赋之权，坚持“天则”的原则即在客观上带来利于人民的良心。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不昧自己的专业和研究，不屈从于权势和既得利益者的压力，不发表苟且言论，那么，作为普通大众的我们，何能如此容易被蛊惑而对常识无知，是非难分？不解和质疑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理论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冲击，甚至超过了自身伦理所能承受的范围，因为它离教科书和现实的政治教化太远了。可是，令人痛心的非不解和质疑，乃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和莫须有的罪名。而恰恰咒骂得最凶的，所谓长沙市的抗议者之流，正是茅于轼三番五次鼓吹其利益必须得以保护的那些群体。这些抗议早已脱离教养和理性，但它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我想问那些高举横幅大放东方红歌曲以及网络上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辱骂的人们，第一，你们是否完整阅读过茅于轼的文章？还是在有限字数的微博上断章取义，见到“廉租房应取消私人厕所”的断句就愤怒他歧视低收入群体？抑或仅是道听途说，用愚昧而麻木的大脑像复读机一样表达了实际是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恐慌？第二，如果你们阅读过，是否曾静下心来用理性和常识严肃地做出判断，理解其中的逻辑？依据上述综合的理论所获得的图景，我丝毫看不出他有卖国的倾向、美国人豸养的痕迹、颠覆国家的企图。反倒看出，他是一位把人权放在首位的民本主义学者，这也即说，他要维护的正是天底下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普罗大众的权利。可是无知、愚昧和疯狂像一堵神经质的高墙，把常识和照亮常识的阳光统统挡在墙外，井底之蛙似的抛掷自身本应有的权利，缺乏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阴暗潮湿的角落任凭政客和既得利益者的教化，竟然还得意自诩自己站在实际是虚伪的正义一边，比如慷慨激昂的爱国，比如义愤填膺地维护领袖声誉，比如踩在侵犯他人人权的阶梯上献媚特权而到头来损害的将是自己，唯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是何其可悲又危险？常识可以戳穿谎言，治愈无知和愚昧。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向我们普及的与其说是经济学常识，不如说是人权常识。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中，“人权”二字像是从未被发明一样难以寻觅。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关于它的启蒙努力都被有效弱化了，以至于当你得到你应得的权利时，你却感觉是特权者的恩赐。其他常识也一样。久而久之，我们就都生活在谎言遍地、特权横行、思考匮乏、判断无力，以及麻木不仁的境况中。是时候，让常识的阳光照射进来，同时揭露被蒙蔽的常识。

一部低水平的著作

首先，从题目看“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题目宏大，必然反映出本书的内容应该是相当宏观宽广的。在开篇中作者通过对比大陆与香港的基尼系数【1】和国外政治更腐败，得出了中国人的焦虑主要来自社会不公，而非收入差距和政治腐败，感觉这样的分析还行，毕竟社会不公确实是国民关心的大问题，并且社会不公也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而作者在第一章中，由社会不公这一点引入到经济不平等上，而经济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住房上【2】（我个人认为经济不平等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居高不下的CPI，住房只是其中一方面，且并非主要方面，因为人们买不起房还可以租房住，但日用百货却是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且离不开的）。说回房价高这个话题，作者并没有展开说房价高的原因何在，反倒抓住经适房这点反复抨击【3】，最后这章整个成了经适房存在不合理性的答疑篇，想必这才是作者的初衷。他想说经适房，就从公平说起，再到住房，再到经适房，可谓用心良苦。在第二章中作者开始说收入差距了，又是以基尼系数为证据引到城乡差距大是引发整体社会收入差距大的原因【4】，这个我不否定，农村人口生存条件和赚钱能力确实和城市有很大差距，但城市人口也存在着收入差距大的现象，作者却只字未提，因为作者要引述到下一个要点：小额贷款【5】，和第一章一样，又是大篇幅的叙述，论述有理，却没提增加农村建设的其他细节，例如农民增产增收，农村社会保障，保护农村的相关法制建设等。和上一章一样，作者仍旧就其单一方面细抠，严重的虎头蛇尾，与章节“穷人为何受穷”主题严重偏离。第三章，作者提到了企业家为国家发展献出重大贡献，他们极尽劳苦，受尽委屈却还要被许多人批评有“原罪”。【6】并提出“进一步改革还要靠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的作用就很难实现，认为企业家有原罪，以后叫他们怎么办，缺少了他们的作用，国家是祸是福。”我想说的是，企业家确实在改革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原罪”，按照上述作者的话，似乎因为企业家地位作用重大，反而免除了他们的原罪了（至少我个人认为你可以不追究企业家的原罪，但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承认了并改正过来为社会做贡献，没人会追究你的原罪，原谅你是人民的选择，没必要因为不可或缺的地位就逼迫我们闭嘴吧）。这一章作者还提到了企业家慈善，他说企业家慈善并非出自为保护自身稳定和获得荣誉，因而并非是一种交易（这点我不认同，企业家通过社会慈善显然是可以获得广告宣传，社会形象，税收优惠等好处，甚至还有当地官商交易，官创造了业绩，商有了被给予的绿卡，这如何不是一种交易）。这一章的内容与“富人为何为富”似乎也不是很切入。第四章作者提到人们获得财富的方式：一是通过正当的市场交易。二是非市场原因（包括合法的彩票、遗产等方式获得财富，另外就是非法收入），作者针对了市场因素，讨论了“社保基金不能增加社会的公平性”【7】和“我国税制不利于穷人”【8】，正当我期待作者会接下来论述我们最关注的非法敛财时，我等到的却是本章的结尾（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仇视依靠公平交易、个人奋斗而来的财富，我们不仇视姚明和马云，相反我们仇视的是那些非法敛财和嚣张跋扈的“二代”们，这才是我们真正焦虑和愤恨的，结果作者避开不谈此处）第五、六章“走向社会公正”和“反思人民利益”。这两章内容比较接近，先讨论人权的重要意义，然后提出国权应为人权服务，应低于人权。这两章内容还算与主题贴近，可惜的是大量的篇幅就围绕上述两点绕圈子了，车轱辘话反复唠叨，基本上就是一个内容展开-总结-再展开-在总结，反反复复都是那些内容，就连阐述用的事例也是一用再用，什么美苏冷战、二战、抗战等等不停的重复出现（例如冲绳岛之战，日本失败逼迫岛民集体自杀就出现了三次，说战争双方都有家人、都互不相识，因为互为敌人的缘故而残杀也出现了三次，还多次提出了政治家发动战争却不上前线，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浪费了大好篇幅，几句话的内容却用了几章，让我们感叹，作者毕竟不是政治学和哲学家，能提出的干货实在不多。（而且国权低于人权也是完全不且实际的，中国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本就是家天下的国家，是非常崇尚集体主义的，是有集体精神和对组织的归属感的，这就是中国人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化，作者想改变这种现状无异于要颠覆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习惯，说起来在理，看起来容易，实际上是根本难以实现的）相对全书来说第七章“重申市场理念”是比较不错的章节，也符合作者经济学家的专业范畴，其中提出“耕地红线”和“水价上涨”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只是后来“耕地红线”和“水价上涨”问题又被反复拿来提到，避免不了啰嗦。第八章“未来的世界”也是不错的，先是提倡放开“生育政策”【9】，然后说要从GDP追求到人民幸福的追求，最后说要裁减战争支出来保护环境（关于最后一点，作者提到战争对双方都无益，裁军并不难，我想指出战争军备本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过程，看似你减少了我就跟着减少，实际上却是没有人愿意率先裁军，这其中的利益和目的复杂，仅仅把军事博弈简单归因未免儿戏）。附记中也有许多令人吐槽之处，第一篇“如何提高你的经济学水平”，前面经适房、小额贷款、水价上涨又一次出现，而如何提高经济学水平这一主题也没有具体体现。第三篇“为什么要保护耕地”看题目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其实如果作者单独拿经适房、小额贷款、人权、耕地红线来阐述，本是不错的选择，这些方面也比较热点，作者说理也不错，可是放在过于广泛的主题中就显得以偏概全，不切题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资历如此深的老学者会犯这种错误。而整本书的反复说理、事例的反复运用、语言的极尽啰嗦又不免我们想到作者是否是因为年龄原因而养成啰嗦的习惯。看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情面上我从一星增加到亮星，而这两星差评在豆瓣上又没被体现出来，不知是什么缘故。【1】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高，但未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和大的民怨。香港面积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基尼系数大事可以理解的。【2】房价之所以高是因为有人不怕贵。开发商为了利益希望房价高；高收入人群无适当投资机会于是购置房产。因此解决住房问题面临三大难题：（1）收入分配不均。（2）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3）金融市场没有更多投资渠道。【3】作者赞成建设廉租房，反对经适房。原因如下：（1）经适房针对中等收入者，并非社会最下层。（2）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低价征地损害了农民利益。（3）滋生腐败。（4）买卖市场不如租赁市场效率高。【4】我国收入差距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从基尼系数来看，城市是0.32；农村是0.37；城乡相结合是0.45。这其中主要原因是：（1）公房私有化使城市家庭受益。（2）城市人口社保政策优越。（3）政府重城市轻农村政策。【5】农村小额贷款的体会：（1）小额贷款要靠市场拉动。（2）应了解农民对资金的需求。（3）高利息是小额贷款的必要。（4）小额贷款需要商业化。（5）小额贷款机构需要独立经营。（6）又存又贷必定是发展方向。（7）小额贷款机构应更多地吸纳私人资本进入。【6】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非常陈旧的观点。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或者说，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者得到利息、自然资源所有者得到租金。【7】社保基金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1）穷人存储有限，依然受穷。（2）损害效率，造成浪费。为了充盈社保基金就需要向富人多征税。【8】我国税制不利于穷人。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比例比富人多。因为我国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流转有关，即消费。富人消费占总收入比例低，穷人则相反。个人收入调节税本是用于缓解贫富差距的，但我国未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上的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9】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年、1990年、2000年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实行了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主要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常还的。如果限制生育的政策长期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的老龄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小学生人数是1.5亿，现在降低到1亿，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了一半。可见年轻人占人口中的比例收缩的非常显著，他们长大后将表现为劳动力的不足。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将是一个严重缺乏劳动力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将极大的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这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而不是只生1个。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都在缓慢下降。像日本、中国台湾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更不用说澳大利亚那些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可是并不见效，百姓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我国的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