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

章节摘录

当我在奈尔为本书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看到这些评论时，我问朱迪，奈尔是不是中国通，是不是很了解中国新闻界？朱迪说，不是。朱迪和他素不相识，2007年在纽约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向他提到这本尚未完成的书，请他写序。奈尔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你发来几个样章看看吧。朱迪把当时整理好的五六篇访谈发给他，一个星期之后，就收到了奈尔写来的序言。我觉得，奈尔的感觉非常准确。什么是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简单来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平衡表达不同方面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只表述一方面的意见。要尊重受访者，而不是无视他们的权利。是同受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这些看似很浅显的道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用我们的访谈对象之一、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话来说：“对新闻工作最大的挑战是自我的新闻检查。你在写的时候就自问，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即使这样写没有问题，你也觉得有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王军曾率先报道了北京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问题，以及城市发展与居民利益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矛盾。这些问题，既不是北京独有，也不是中国特色。但是这类问题的报道往往可能得罪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而被认为“敏感”，报道难度很大。而王军却能凭借把握好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平衡表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而不是炒作，成功地碰了若干大家以为很敏感的问题，有些报道还促成了问题的解决。所以，王军有充足的理由通过我们这本书告诉世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职业素养是不是不讲理想？完全不是。我们访谈的记者和未能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新闻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激情，他们以追求事实为己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于事业当中。与此同时，他们对市场化的利弊也有清醒的认识。王军说：“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把记者搞得很紧张。我恰恰觉得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媒体。”另一位访谈对象，当时也是新华社记者的林谷，与王军不谋而合地谈到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新闻控制，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功课。天底下新闻管制无所不在，无论是伊拉克的战场还是中国一个小城镇的僻静街巷这种管制都会有。问题是你如何做到有职业素养，如何公正对待受访者，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如何把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都传达出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真正有理想的新闻人终归也会得益于市场。“人类需要理想——而理想可以交易，”王军说，“我写的书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本书；我的这个刊物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个刊物。”“从问题出发来报道”不能否认，在中国，来自各方面对新闻界的限制还比较多。但是职业素养给了这些新闻人一种底气和智慧，恰如其分地报道所谓敏感的“负面新闻”。当时在新华社从事对外报道的林谷对我们说：“我们就是从问题出发来报道的。我们的报道涵盖了各种问题，从农村妇女的自杀到家庭暴力、同性恋、性别不平等以及艾滋病危机，种种问题。我们并不老是说我们的伟大祖国一片繁荣富强，而是体现出我们在严肃地观察、思考和面对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林谷曾经写过深圳一个打工仔出身的律师，是如何在为打工仔维权的。这篇报道揭示了一些处于弱势边缘的群体，“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原始的资本主义角落里”。但是他的报道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里表达愤慨，而是也采访了当地的法院和劳动部门，了解他们怎样处理这样的劳工争端问题，还采访了劳动部有关政策法规的官员以及人民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这就使报道以一种很开阔的视野展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遇到怎样的问题，中国的方方面面如何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报道，其实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最后，香港《南华早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林谷认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中国记者维权报道的兴起，这是互动的，但是这也是对新闻记者的一个挑战，因为维权报道必然涉及不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记者，你能偏向哪一方吗？你能走多远？如何保持你的公正？”他说，“我觉得还是要记住一点，即使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平衡，也要公正。你至少要去找官员谈话，让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们拒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这个过程不能够省略。职业的表现在于你不能专门报道血海深仇，你得能抓住深层的原因，背后有什么故事，为什么会这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怕写问题。事实上，越是我们有些部门想遮掩的问题，越是西方媒体要渲染的。你不说话，就等于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媒体。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开诚布公，那些西方媒体反而倒会听我们的了，这才能谈得上引导国际舆论。《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鲁伊说，对有些比较敏感话题“更客观更实际”的报道，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现在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媒体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评判，“给大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一些以前会更敏感的话题，现在也有办法去说它”。社会存在问题，才有了对新闻这个行业的客观需要。用林谷的话说，就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缺乏一种透明度，缺乏一种公众参与，缺乏一种更健全的民主机制。这些根源上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我们会永远不断地报道这样一些问题。”

前言

看到这部书稿，我沉浸在感动之中。这种感动似乎突然而至，如风如雾，弥漫心中。静心体味，感动或许出于三重原由。我的第一重感动来自本书的两作者，熊蕾和朱迪。我为两位职业记者选择了这样一个智慧的角度，观察今日中国新闻界的现状，从而向人们解读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变迁而感动。熊蕾是我要尊称为大姐的人，这不仅因为她年龄大我几岁，而且因为她在新闻领域的专业造诣让我敬重。她用英文写作的那些新闻特稿，让我下决心把她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新闻报道的专业原则与工作方法。在我的心目中，熊蕾大姐是那种在不动声色之间觉察风云变幻的人，她似乎天生就应该当记者。她总是能够平心静气地讲述一些乍看起来离主流生活过于偏远，而听到结尾却会为之警醒和震动的故事。熊蕾大姐和我说，这本书的起因是她和朱迪的一次谈话。她们谈到当前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后起之秀，朱迪觉得应该让西方，主要是美国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认识一下中国新闻界的年轻一代。朱迪说：“美国人一说起中国新闻，就觉得是铁板一块，控制很严。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也是在以很职业的方式从事着新闻工作的。中国的新闻，并不完全是那些美国人所想像的那个样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中，传媒业的发展不仅扩大着信息传播的时空维度，而且作用着社会的变革。今天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直接推进了公共知情范围的扩大、公共表达空间的拓展、公众监督权利的加强和公众协商机制的完善，进而推进着整个公民社会的建造，推进着中国的文明进程。如何将今天的新闻教育与新闻传播的生动实践相结合，与深刻改变着新闻传播形态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与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相结合，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给予我们的一一个重要的经验启迪就是要坚持开放，不断变革，自主创新。我们越是开放，我们就越能汲取强大自身的大千世界的能量；我们越是变革，我们就越能突破旧式束缚赢得全新的发展；我们越是创新，我们就越能够享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拥有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　　——高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内容概要

熊蕾，原新华社高级编辑，曾在新华社从事中国新闻对外报道25年。与他人合作主持编辑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变革中的中国妇女和儿童》和《中国环境透视》等英文图书，译著有《吉姆爷》、《音乐教育的哲学》。现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新闻系客座教授，兼做一些新闻评论。

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因为事实在那里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让人们把心扉向你敞开媒体自我人格的形成刚刚开始抗拒新闻的易碎兴趣能带人走一千里新闻是一个有理想的行业记者不是工作，是生活新闻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职业你必须有一颗爱心我对群众体育报道非常有感情快乐幸福每一天每天的时间都不是自己的记者不可能比公众知道得多看出那些标志性事件赶紧做最大的挑战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打捞和保留历史的细节真诚的决斗致谢

编辑推荐

《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中文版的书名为《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书。我们只是希望从一个侧面给愿意了解中国的海外读者，展示一些真实的状况。平心而论，从些美国读者的反馈看，这《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2008年5月，我和美国爱奥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朱迪·波罗鲍姆合著的一《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在美国出版了。这就是关于中国新闻界变化的口述实录——《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变脸》（China Ink: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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