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定型》书评

《帝国定型》：“称霸”的起点

今天，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超级大国”的地位仍无人撼动。通常认为，美国如今的地位，是依靠两次大战中的正确决策与利益攫取实现的。然而实际上，通过这本《帝国定型》，读者不难发现，美国人的“称霸”之路，始于19世纪最后十年的“帝国定型”。“称霸”从危机开始时至今日，人们对于所谓“危机”的认识已经足够全面，它意味着势在必行的变化，而变化，往往是成就奇迹的契机。美国人的历史很短，短得连阶级还没来得及完全分化便迎来了第一次繁荣——来自旧大陆的开拓者们在广袤的新大路上为自己镀金。所谓的“第一次繁荣”，正是对西部疆界不断开拓的结果。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陆上疆域总有尽头，美国人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恰恰是边界拓荒濒临尽头所致。失去了原有的“扩张”发展模式的美国人，经济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停滞，工人、农民失地失业现象严重，“地产泡沫”造成连锁反应。一时间，美国人仿佛全体陷入了动荡与不安中，对前途茫然无措。美国人开始思考摆脱危机的方法。他们并没有抛弃“扩张式”的发展模式，而是在失掉陆上优势后将目光投向大海。于是美国经济、政治的重心开始向海外偏转。在这十年间，美国人总共做了三件事：一是调整关税政策；二是对海军进行合理扩建；三是调整并严格贯彻指向明确的外交政策。仔细思考不难发觉，此三决策的出发点皆是出于“海外扩张”的目的。事实证明，通过如此“定型”，美国人的确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如何寻找“不存在的答案”美国人可以迅速摆脱危机，实现“定型”，一举奠定“称霸”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面对危机时冷静的应对与果敢的决策。正如作者徐弃郁在书中谈到的，“思想的力量在这一时期确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实任何民族都不缺少天才，但美国社会的机制却总能让“少数天才”发挥决定性作用。物质上的危机究竟会不会作用于社会心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对于自己所在的社会抱有怎样的心理，而国民心理的养成，又需要合理地、恰切地、可以发挥个人才智又不至僭越的顶层设计“保驾护航”。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团”的发光发热，可以看做是“美国式民主”在广袤的处女地上生根后的开花结果。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先后经历了哈里森、克利夫兰、麦金利三任总统，而执政党也经历了从共和到民主再到共和的交替。但令人意外的是，即便如此，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调整却具有极好的延续性。仅以关税调整为例，从哈里森政府的互惠型关税到克利夫兰政府的延续，再到麦金利政府的低关税政策，即使在不同利益背景下，美国人仍能达成并坚持“共识”，则成为美国人取得极高决策效率的关键。政府在权力制约之下必然要选择更有利于发展的道路，或许是这一因素的最终成立的原因。米兰•昆德拉说，历史的答案，并不能在历史中被寻见。事实上，“美国模式”尽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在积极的作为之外，美国人在外交上推广的霸权主义，在经济扩张式的资本入侵仍是不可取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于故纸堆中觅真知”，最终仍要结合实际，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大国之路”！

“美式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当下的美国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国家，从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理念，到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的商业形象，这些美国文化的象征深深烙印在世界各地。尤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力量更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美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之大，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出其右。与一些老牌帝国相比，美国建国的时间显然并不算太长，而它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后来居上，一方面取决于其地大物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制度。另外，关键时期的关键选择也同样不容忽视——正是思想、物质与机遇三者的结合，决定了美国的发展道路和霸权模式，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美国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在有关“美式帝国”的论著中，徐弃郁先生的《帝国定型》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作者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全面论述“美式帝国”的成因，而是选取了1890年~1900年作为关键的时间段，以历史的“原点”为切入点，解读美国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追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型帝国”的关键十年。所谓“原点”，徐先生以为：“就是后来帝国的所有要素及其运行规律都已具备，只等时机成熟后的充分发育和扩展；同时其逻辑关系还没有变得复杂，生成的机理也相对容易把握。”以这个标准揆诸美国崛起的历史，其最佳的“原点”应该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个十年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始，以在华“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从“关闭”到“开放”，既标示着美国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正式转型，也意味着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美式帝国”的正式定型。事实上，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经济虽然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但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却也同样突出，并最终酿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过，经济危机有时并非全然都是坏事，它固然能够对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却也可以转化成为一种动力，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对于彼时的美国来说，即堪称是一个将危机转化为动力的范例。因为正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让美国的思想界与决策层彼此互动，展开了一系列美国经济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从而达成一致共识，就此决定了“边疆关闭”与“海外扩张”的基本路径——即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为基础，运用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力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将巨大的产能过剩转化为一种国家优势，以制度性设计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以渗入与渗透的方式，建立一个不受边界限制的新型帝国。应该说这种以贸易扩张为主的海外扩张的模式还是非常成功的。短短十年间，它不仅帮助美国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同时也以无形化有形，让美国的民主体制和工业文明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它既使得美国一举成为“太平洋帝国”，又避免了传统帝国因领土扩张所带来的政治和财政成本过高而招致的失败。当然，“美式帝国”的形成虽然端赖对外贸易扩张的成功，但在诸多细节方面，却与传统帝国的形成并无本质差异。比如虚张声势的战争威胁，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乃至军事征服、经济侵略等等，一样都不缺少。彼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这样说道：“我们需要夏威夷甚于需要加利福尼亚，这就是天定命运。”而美国的天定命运，说穿了就是别国被入侵、遭剥夺的厄运。就像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照会，站在别国的领土上大谈“公平交易”，其本身不就显得非常荒唐吗？作为帝国定型的关键时期，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美国可谓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体现在徐先生笔下，既能够看出“美式帝国”形成的过程，也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制度和战略的规律性的东西。诸如，在开放的体系中实现和维持主导性经济技术的领先地位，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对外行为的方式，较高的成本敏感度和良好的成本控制度等等。如果说美国成功的历史难以复制，但其成功的经验却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借鉴意义。原作者：王淼原载于：新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