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话 : 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书评

《哲学对话 : 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一些反思和启发

演讲一：柏拉图《斐多篇》的戏剧人物“在《裴多篇》中，柏拉图似乎正在试验一种能把苏格拉底的怀疑与他自己对真理的探索连接起来的方式。怀疑如今不再先于发现，而是发现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他一再把苏格拉底的启发法（method of enlightenment）表现为先鼓励对话者自由发达自己的各种怀疑，然后再通过发现正确的论法去消除它们。怀疑不可被压制，否则，它们就会破坏理性信念。它们就像我们心中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被施魔法来摆脱恐惧（77d-78a）。但是，被恰当激发的怀疑对哲学家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资产——它能为对真理的探求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引导。而被不恰当激发的怀疑只能是一种障碍，甚至会使我们盲目，看不见就在眼前的真理。我们必须试着让自己少像西米亚斯，多像贝克。”（P28）作者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一系列谈话中的一个转折点，之前谈话主要是苏格拉底占主导，与其谈话的对象几乎都是逻辑上不清晰或者是自以为掌握了某种真理但其实并没有；其之后，苏格拉底则更多退到一个倾听者的位置，很多的推论是彼此合作性质的。作者认为，后期很多对话，是柏拉图在继承苏格拉底之外，又吸取了毕达哥拉斯之流的一些主张。而《裴多篇》虽然属于早期对话，但这里柏拉图其实已经做了某种尝试，其中的另外两个西米亚斯和克贝并非随手拉来的两个人，而是柏拉图自有其打算——西米亚斯所提出的“灵魂即和谐”说实则来源于费罗劳斯的圈子，与其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灵魂不朽”在其之前就已经被毕达哥拉斯之流提出，但其并未真正理解“灵魂不朽”，最终克贝乃被信服。而西米亚斯最终的有所保留，并不意味着对之前苏格拉底论证的削弱，乃是正巧呼应了苏格拉底谈话中的一段对“厌恶辩论”的批判。西米亚斯也说过，贝克的怀疑是建立在审慎之上的。再次，贝克和西米亚斯正好构成了一组恰当的怀疑 vs 不恰当的怀疑。私以为，演讲者对于《裴多篇》的解析，正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教会读者顺着对话者所属的不同的圈子，来分辨哪些主张是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的继承，哪些其建立师承之上的自身的发展。此外，我们也更加清晰地看到柏拉图对话中文学技巧的高超。演讲二 因作者在此被抹去“《对话录》大概代表着这样一个转折点，即把世界比作文本的隐喻在作者们的自我意识中再也不起作用了。当然，我在此所说的"隐喻"其原初含义并非如此，而是对世界及其创造者的关系所做的大概是文学性的描述。那种描述的生命力已经随着启蒙时期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终结，尽管按照我另类的观点，贝克莱曾竭力地想复活它；不过，从那以后，它只是作为隐喻而存在着。休谟所起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运用隐喻来推翻隐喻自身，把它逼向绝境。”（P72）作者这个另类的观点确实有些“神棍”，但也真的很有意思。作者认为Hume的真正企图通过不断闪烁的对话形式将作者从文本中尽可能地消除，从而表达多种声音，更重要的是完整这样一个隐喻：即我们是无法从实际生活中推断出上帝的存在，但这绝对不代表上帝不存在；因此，在文本中，作者消除尽量消除自身，让读者无法找寻，但读者肯定也无法由此推出作者不存在。这样一来，《对话录》第十二篇中 费罗 的转折就显得很好理解了，那些自然倾向或感情倾向是无法通过理智消除的，此转折并不代表对前面十一篇的贯彻和批判的放弃，而是某种开放式的留白。在读正文时，我曾一度很疑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休谟曾说过，其抨击的对象并非宗教本身，而是通俗宗教中的种种迷信和妄见。《对话录》令人最费解的地方之一，莫过于 裴罗 最后的“折回”，其实对于熟悉休谟的人来说，这并不让人感到太过于惊讶。其在《宗教的自然史》的末尾说“相信不可见的理智性力量的普遍倾向如果不是原始本能，至少也是人的本性的一般伴随物”，而私以为这并不与之前对狄美亚“涉及论”的驳斥相矛盾。对涉及论的驳斥乃是对其推论力量缺乏的驳斥，而这里的“自然倾向”，则是一种情感上，理智无法驳斥的自然倾向。因此，正文后面附录中的补充就显得极为重要，这里就可以看出的是通俗宗教和哲学/理性宗教的差别，而前者才是休谟真正想要攻击的。正如《宗教的自然史》中，休谟曾说过，一个完善的圆满的无限的概念是对于普通智识的民众难以企及的，或许这也是休谟攻击必要之所在。但私以为，休谟本质上是非常具有宗教感，甚至说是在捍卫真正的宗教。 演讲者的“隐喻”似乎有些过度阐释，但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读的方式，也不白费休谟老年的一番苦心。

对话的哲学

　　无论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抑或就本质而言，“对话”或许都是一种主要的语言表达，而对于语言的研究也向来是哲学思考的重要主题。近20年前，在英国国家学术院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中，参与讨论的哲学教授们就“哲学对话”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哲学对话：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对话》），便集结于那次研讨会。　　《对话》由三篇演讲构成，收录了关于西方哲学史上三位著名哲学家之作品的探讨。首先便是柏拉图。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如今留存于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以对话形式完成的。戴维•塞德利以柏拉图对话的名篇《斐多》为话题，探讨了对话形式在柏拉图进行思想阐述时所发挥的精妙作用。通过精心挑选并刻画其他几位对话人物，即西米亚斯、克贝等，柏拉图展现了他眼中的苏格拉底，并进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哲学。如果对于《斐多》乃至全部柏拉图作品，仅从其表述的内容来进行理解和把握，这固然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丰富的哲学思想，然而，对于“对话”形式本身的忽视也将使人们失去领略柏拉图哲学更丰富内涵的机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形式”与“质料”两者之间，前者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对于柏拉图哲学对话的关注，也应当不仅仅停留于对其内容的读经般的分析，根据文章作者的角度，如果能够对这些作品进行某种统领式的结构性把握，读者将发现更多未曾言传的柏拉图的思想秘密。通过对于对话形式的关注，作品中不同人物由于性格与学识的不同，在对话的过程中也具有了不同的表现：有人因为自己原初对于理论的轻信而在最终导致了对于结论的过度怀疑，而有人虽然在开始时对论证充满质疑，而最后却能够达到某种认同与信奉。人物的这些不同表现，一方面推动着对话的进行，另一方面也由于采用了对话形式而得以实现。　　《对话》的第二篇是关于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的思考。乔纳森•丹西认为，通过以对话形式来写作，休谟将自己从作品中“抹去”，虽说哲学著作理应是哲学家思想的明确表达。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休谟，休谟抨击传统虚假的形而上学，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思考即哲学思考应该以我们的理智范围即经验为限，超出这一限度的思考都是非法的和无从确定的。正因如此，对于休谟来说，在作品中将自己“抹去”，并不是一种随意的选择或者偶然的写作尝试，也不是迫于社会环境的压力而怕暴露自我、被他人抓住话柄；相反，他在作品中清除自身痕迹的愿望是问题的性质本身使然，也就是说，对于超出理智范围的问题的思考，休谟唯一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而在对话中“抹去”作者恰恰传达出他对创造者是否存在这样的超出理智范围的问题的没有立场的立场。与柏拉图对话相比，丹西认为，《自然宗教对话录》无论在义理上还是结构上都更加错综复杂，但是，无论如何，对话形式一经被采用，它也对哲学思想的表述发挥着与对话形式之于柏拉图著作那般如出一辙的作用，那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以默示的方式显示在对话形式本身当中。　　第三篇演讲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近年来，对于维氏哲学的研究是思想界的一大热点。《对话》一书关注的是哲学著作中的对话，而正如简•希尔本人所认为的那样，维特根斯坦是否的确使用了对话的形式来完成他的著作，这本身便是一个理论问题。当然，希尔的观点是肯定的，至少在那部可谓横空出世的《哲学研究》中是如此。相较于柏拉图通过对话来丰富文本的张力、婉转表达他自己在思想上的创新，或者休谟以对话形式“抹去”自己、从而言说问题的不可言说性或不可解决性，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对话可谓是一种“自问自答”般的思想“交流”：它是富于跳跃的，也更是逻辑的；是看似零散的，却又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来说，这种独特的对话形式，也几乎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内容本身。对于曾经阅读过维特根斯坦作品的读者来说，他的哲学是富于启发性的，而困惑也往往由此而生。从对话角度看待维特根斯坦哲学，这为我们理解其思想提供了一种独特而可靠的途径，而能够为读者提供阅读哲学著作的新途径，也是《对话》一书中三篇演讲的共同愿望。　　《哲学对话：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是围绕“对话”这一视角展开的哲学探讨。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对话》一书具备了对于原始文本的精到解读，于是可以是一种思想研究的极好补充和提示；对于热爱思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以在我们阅读柏拉图等大师作品的同时，提供某些平时自己或许未曾留意到的细节，也因此可以成为一种饶有趣味的阅读体验。本书的译者张志平先生，长期研究欧陆哲学，相信他的译文可以为读者们“聆听”大师的哲学对话，提供一个良好的剧场，而从中或许可以引发出更多的关于“对话”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