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史》书评

费正清的中国“老友记”

在中美两国的邦交史上，绝大多数人是匆匆过客而已，只有少数人能对两国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产生真正的影响，费正清大概是其中之一。　　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曾五度来华，亲历了中国的战乱、革命与建设，他结识交往的，包括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费孝通等中国知识分子。　　可以说，费正清的“老友记”几乎囊括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貌。今年9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裴宜理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如是观点，“在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可以看到在战火纷争、内忧外患、政权分裂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　　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节课，费正清的演讲主题是关于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费正清让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把中国假想成和我们一样是错误的。”裴宜理说。　　“胡适就是中国的伏尔泰”　　1932年2月，25岁的费正清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彼时，他刚从哈佛大学转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英国的对华政策与中英关系。　　乘船抵达吴淞口一周后，日军在上海登陆，费正清赶往北京，他租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是年六月，费正清在北京迎娶了新娘费慰梅。　　不像在北京的许多外国人，费氏夫妇的朋友圈超出了传统西方人团体的界线，他们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又持久的联系。由历史学家蒋廷黻推荐，费正清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职，他与蒋廷黻一起研究清朝总理衙门的文件。　　1932年，费正清第一次见到了胡适，在一封家书中他这样写：“我很惊奇地发现，胡适就是现代的伏尔泰，他坐在我的旁边，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　　当胡适邮寄给费正清其中文回忆录《四十自述》时，费正清极其惊讶，几乎没有人会这么早写自传。这时，他才明白，在1922年杜威来中国讲学期间胡适担任翻译的重要意义。杜威访问期间，正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在北京度过的生活令费正清难忘。早晨，金发高个的他穿着中式的长棉袍，在院子里开始中文学习，费慰梅则在另一间屋子中摆弄他的唐朝拓片，她想将它们复原。此外，他们也保留着自己的爱好，骑马、打网球，在月光下沿着北京的古城墙漫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费氏夫妇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人的中文名即由梁思成根据他们英文名字的译音而起，费正清的英文全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使用这样一个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在费正清的记忆中，梁思成喜欢吃辛辣的食物，而林徽因则喜欢偏酸甜口味。在梁家客厅，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杰出知识分子有了交集，他结识了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　　林徽因在气质上与费慰梅有些相似。晚年在回忆林徽因时，费正清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有着极其敏锐的感受力和广博的兴趣。在社交场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可以说，费氏与梁氏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1934年夏，费氏夫妇与梁氏夫妇作伴，一起在山西滹沱河谷地的磨坊中度夏，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使四人在艰难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主客。　　在中国待了四年之后，1935年12月，费正清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关税的起源》，离开北平回国。费正清日后回忆，“离开思成、徽因让人黯然神伤，共度的日子让我们已不分你我，难以割舍。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亲密的朋友，分别令人心碎。”　　远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山林中的费氏故居，或许是海外保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原始资料最多的地方。费氏夫妇与梁氏夫妇两家多年的通信，还有梁氏夫妇的大量照片，资料被分门别类整理，里面一些内容至今未被公之于众。　　费氏与梁氏的交往，既有友情方面的交流，也有学术上的互相支持。某种程度而言，费氏夫妇的成就，同梁、林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至少费慰梅坦言自己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在建筑界颇有轰动，要归功于梁、林的帮助。1948年，费正清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出版，亦立即寄给已经回到北京的梁思成夫妇。　　援助西南联大知识分子　　1942年8月，费正清被美国情报协调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任命为中国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长达15个月的中国之行，对他的思想和学术观点，这段时间尤为重要，他对中国的一些朦胧印象上升为系统的知识。　　使得费正清改变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对政府的态度，抗战的艰苦条件，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况。　　在到陪都重庆之前，费正清路过昆明与他的故友们再度相逢。此时，林徽因一家已移居昆明郊区，这年9月26日，费正清见到了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足足有5分钟”。　　在1942年给父母的信中，费正清写道：“徽因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地张罗家中的一切事务。用餐次序井然，饭后我们开始滔滔不绝地聊天。徽因还是主讲。傍晚五点半就靠蜡烛照明了，所以八点半是睡觉时间……有不少毛衣但没几件合适的，有床单没有肥皂，有笔没有纸，有报纸但是过期的。”　　是年11月，费正清访问了四川李庄古镇，彼时的李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金陵大学、同济大学等十多家国家级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纷纷迁驻于此，知名专家学者云集。　　费正清在李庄待了一个多星期，由于天气寒冷，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被学者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依我设想，换作美国人，我想大家一定早已丢下书本转而去寻求如何改善生活条件了。而如今接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中国学者却接受了原始的农村生活，并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　　作为西南联大的两位领袖，蒋梦麟和梅贻琦都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在昆明，费正清见到了蒋梦麟，“蒋梦麟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但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他（梅贻琦）比我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也很破旧，不过为人依然很热情……梅博士的月薪不到600元，一支派克钢笔价格高达6000元……如果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给他高于一年的薪金。”　　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块钱”。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费正清吃惊—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三年时间。　　而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考古学家李济跟费正清说，几乎所有人实际上都在挨饿，李济在当时已失去两个孩子，“他表示知识分子并不介意挨饿，他们只是希望被动员起来，希望所有的阶层能够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上层人士过分的铺张浪费和各种不公平现象。因此大量的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快要死去，另一些则将变成革命者。”　　费正清震惊于西南联大老朋友们的困窘：“我个人的战时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即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他们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　　于是，他向华盛顿作了汇报，“西南联大中原清华大学的教员，作为留美归国的中国学术精英，如今却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之中。”　　在费正清斡旋和推动下，从1943-1947年，26位中国有声望的学者，分四批受邀赴美，其中包括金岳霖、费孝通、陈序经、杨振声、林同济、梅贻宝、陶孟和等人。　　梁思成一家在西南的流亡时间，费氏夫妇给予的帮助亦十分关键，费正清曾五次由重庆飞往昆明与他们相聚，梁思成请求费正清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美国杂志，并告知，如果能成功发表，请用稿费订阅一些杂志。　　1944年11月，梁思成由昆明到重庆，两人一同审阅《中国建筑史》图稿胶卷。日本投降当天，梁思成当时在重庆，为了与病中的林徽因共同庆祝胜利，费与梁由重庆乘飞机到昆明，之后又把林徽因接到重庆住了一些日子。　　与左翼的交往　　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是费正清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除了在上世纪30年代与接受过西方教育、谋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交往之外，费正清在1942年再次访华时又结识了一些来自左翼人士的年轻朋友，这些朋友基本也深受西方教育影响，同时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　　在重庆的中共人士中，龚澎备受费正清的青睐。这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还有她的坦率和一种使西方男士倾倒的魅力。　　龚澎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彭德怀秘书。费正清在这位小姐身上找到费慰梅所具有的豁达、热情的气质和善解人意的能力，“她的性格中精神饱满的面貌，又有对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心……她除了聪敏之外，在这个到处充满唯唯诺诺声音和消磨时间的城市人群中，她是那个敢于发出不同政见的人。”　　这种角色，在舆论开放的美国，本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它往往使西方记者和外交官耳目一新。1943年乔冠华和龚澎结婚时，费正清将一套牛津定制的西服送给乔冠华，作为友谊的见证。　　杨刚是另一位帮助费正清了解中国革命的人。杨刚毕业于燕京大学，翻译过《傲慢与偏见》。1937年杨刚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版，由于战乱，《大公报》先后迁到香港、桂林等地，她也随之搬迁。费正清发现杨刚对于中国现实具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从她身上费正清获知了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复杂角色。　　通过龚澎、杨刚，费正清还接触到同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乔冠华，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交往。　　1943年10月，费正清与茅盾有过交流，“他留着一撮小八字胡，个头矮小，看起来像个日本人。他很正派，但比较严肃。他说如今每个人都在出版越来越多的翻译作品，因为它们容易通过审查。不过翻译作品仍有可能会被删减，但从事翻译更有可能赚到可以糊口的报酬，而倘若你靠写文章或短篇小说为生，不小心涉及错误的思想，那么饭碗就不保了。”　　茅盾对费正清说，“他所认识的或听说的每位作家，都对审查制度和秘密警察感到不满。他自己一直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但他认为对孙中山的思想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目前的政党的所为并没有完全继承他的思想。”　　也正是在这一年，费正清根据自己的观察总结认为：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与中心，在1943年底，蒋介石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的信任和忠诚。　　日后回忆，费正清觉得自己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兴趣受到其家庭影响，即倾向于支持受迫害者的自由主义观点。受此影响，费正清也准备与反对派一同反对既定秩序，虽然他不信奉任何主义学说，但他相信至高无上的法律和个人权利。　　在1944年回到华盛顿时，费正清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全面改革是必须的，但并不是要改变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最终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作为现存革命力量的化身，共产党成为其信仰者生活中类似衣食父母的偶像。”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的朋友杨刚后来的遭际并不幸运，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身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自杀身亡。　　“那似乎是一个飘逝的梦”　　在尼克松访华后的1972年5月，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在离开中国26年后回到北京，开始他在中国为期六周的访问。故地重游，让费正清觉得仿佛是“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　　此时的北京，城墙除了两座城门外都已经被拆除了，这让费正清倍感伤心，他找不回20世纪30年代的美好印象，对他而言，那似乎是一个已飘逝的梦，“城市早已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尽管故宫修整得比以往看起来更加宏伟壮观。”　　费氏夫妇见到了许多故人：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等，他们都是当年“太太的客厅”中的老面孔，只是，主人梁思成与林徽因已不在人世。　　最使费正清不安的或许是“文革”时期的政治空气。费正清的故友乔冠华为他举办了一场晚宴，老友钱端升和金岳霖在晚宴上穿着新制服，坐在一个桌角边，尽可能地远离主人。　　宴会结束后，费正清与钱金二人在房间里叙旧时，他们都为再次重聚感到兴奋激动，只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经历只字不提。　　费正清提及自己因与钱端升联系而同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经历，钱端升并没有说起被指控写信给费正清时的那段相似遭遇。1948年钱端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寄居在费正清家中，1949年钱端升选择回国，1957年钱端升被划成右派分子，在此期间，两人保持着通信联系。　　费正清还见到了张奚若。张奚若是“二战”期间昆明自由主义人士中最坚定的个人拥护主义者，令费正清感觉奇怪的是，他变成了一位极力捍卫集体主义的官僚，有一个时期还掌管着高等教育工作，他却幸存了下来，“我们很高兴能再次见面，张奚若滔滔不绝说了很多，但并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他奇迹般高升而幸存下来的秘密，我们更是不得而知。”　　费孝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在那里他学会了种棉花，他向费正清展示了结实的肌肉，那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时锻炼出来的。费孝通的声音压得很低，被告知不准用英语与我们交谈，“我们感觉我们所有的教授朋友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被允许前来欢迎我们，但仅此而已。”　　1949年之后，费梁两家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林徽因死于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死于上世纪70年代初，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在日后的回忆中称：“他们俩都不能再与他们通信，我相信我的父母亲都非常地珍惜与约翰、威尔玛过去的深深友情，虽然他们不能公开地表示出来。无疑，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　　当1979年费正清夫妇再次访问北京，梁从诫有机会去探望他们时，冲进了他们住的宾馆，并且紧紧地拥抱他们，“实际上，这为我父母的缘故要比为我自己的多。我知道他们多年来渴望有这一天。这时我已经差不多50岁了，比我父母最后一次见到约翰和威尔玛的年龄还要大一点。1972年，他们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重访中国，那时我正在乡下劳动，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约翰讲过，对威尔玛和他来说，我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代表中国，这次回来不能见到这些亲爱的老朋友，好像丢失了半个中国。”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刘科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IwMTI0Mw==&mid=203951789&idx=1&sn=a79613298776874d0332b975d894331c#rd

以中国为志业的费正清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给他的一位美国朋友拟了一个中文名字。1942年，当他们在西南后方重遇，这位原名为约翰·金·费尔班克的美国人已经使用了另外一个中文名“范朋克”。为此，梁思成专门给这位朋友讲述了他原先所拟的名字所包含的寓意，那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品格：正直与清白。在他的劝说下，这位美国人就使用梁为其所取的中文名字，日后，“费正清”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里程碑。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费正清是当之无愧的学界领袖。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等专著，以及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等重磅作品，几乎是所有习史者的必读书。在他七十岁时，他的同事们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正是对他学术贡献的充分肯定。七十五岁时，这位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对他从1932年起的中国情缘进行了全面回顾。接触中国、研究中国以及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读罢全书，令人深感其中内容的丰富，既有以其中国研究的发展为线索的学术历程的回忆，也有他几次在中国游历、生活、交游的详尽记载，还有他为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咨询顾问的记录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另外，他还不时用细腻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中国的观感。近代史学研究追求史料的原始性与直接性，官方档案、民间契约、私人日记与回忆录等材料因而得到重视。作为一个在这一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费正清深谙此理。在写作回忆录时，为了真实地呈现自己在各个时期的想法，他在书中多处引用了自己所写的文章、信件和备忘录的内容，力求使之成为“信史”。对研究者而言，这部书可以作为“史料”，对大众而言，这种严谨的风格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费正清，了解他眼中的近代中国。在回忆录中，费正清记录了他从1932年起五十年间与中国的接触。在他的学术历程中，中国最初只是作为外交史和海关与财政研究的对象存在，当他抵达上海后，中国才成为被感知的真实存在。从那时起，他在这里居住，学习中文，感受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探究新鲜的文化现象，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在中国高校任教，真正拥有中国朋友。他的研究生涯就这样悄悄地发生改变：中国从研究对象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既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现代中国的观察家，他甚至参与了若干对中国影响颇大的政策的制定。这些不同的角色让他对中国的认识较其他学者而言更为丰富，中国不再是他要研究的一个符号、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政权，他也不再是简单对中国的某种现象进行概括、分析的专家，而成为现代中国的参与者。就像哈利·波特在拯救小天狼星时被闯入同一时空的自己所搭救一样，在日后继续的中国研究中，在某一时间点上，他也是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被研究对象。闯入某一历史场景中的人成为自己所在历史情境的研究者所造成的身份交错，恐怕只有写《清代学术概论》和《戊戌政变记》时的梁启超才能有比费正清更深的体会。对于这种身份的交错，费正清自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在比较自己与后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大的不同时，他认为，“当时我们中没有人是从我们后来建立类似工厂生产线般的学习体系中出来的……经过这样七年培养的人将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中国人和具体的事物。他们只是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并不能为政府公共政策出谋划策。”（《回忆录》第136页）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态度。他并没有要求所有中国学研究者都成为外交政策顾问，事实上这也不可能。不过，他与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他不止把中国视为一个个可研究的话题，还将中国当成现实中需要面对的存在。他之所以会有与很多研究者相比出现这样的差别，更多是来自他个人的经历，而非他主动的选择。他和与他同时代或时间稍早的中国研究者，一般都有这样的共同经历：学习过汉语、在中国做过短暂居留或游历，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早期传教士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肩负着宗教任务，又与真正的中国社会与政治隔阂较多，总带着自己的文化标尺去测量中国，所以他们的认识总有偏见的色彩；费正清则不同，他对中国的认识更深。就如他同时代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一样，他在中国多处游历，与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对当时在中国对峙的不同党派、思潮也有所了解，他们由此获得的认识是从档案和地方志中了解中国的学者们所无法想象的。他怀着研究目的来到中国，而且还曾在中国的大学中任职，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对他所见到的中国现象尽其所能地去认识、去理解，而不是像法官一样去评判。同时，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有一些与他交流对中国的看法的美国友人，能够让他思考中国问题时获得各方面的意见。在思考关于中国的问题时，他能够站在历史的当场，而不是纵身跳上云端俯瞰中国，而俯瞰在很多时候正是在他之后的学者们常用的姿态。如果说以早期传教士为代表的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多的偏见，那么费正清之后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看待中国时更多时候是怀着一种傲慢。借助各种政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方法，他们在研究时比费正清更为客观理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与欧美并非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当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并对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质疑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摆脱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并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去看待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们也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成与现代世界若即若离的一个异类，看似尊重，实际上却未必友好。有时，他们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或是后来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恐怕只有一墙之隔。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恰巧在“傲慢”与“偏见”这两种立场之间，没有傲慢，不带偏见。他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与自己多年对中国的实际感受密不可分。作为来自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他眼中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富有生命力，但在发展上，又与他所见过的欧美世界不同。在文化与习俗上，中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但其经济和政治与欧美又存在着忽明忽暗的联系，越是受欧美影响较强的区域，中国自身的特色就越弱，相应地，欧美的色彩就越重；受欧美影响较弱的区域，就表现出较为传统的中国特征，欧美的色彩则淡得多，甚至完全不见踪迹。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正与这些不同区域的现代化程度相关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所见到的中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对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的研究是他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可能会成为他解释现代中国诞生的突破口。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934年到1935年，他接触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强行开辟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几个通商城市的早期档案，在其中发现了自由贸易背后巧取豪夺的历史，又进而在日常生活中见识了和档案记载几乎如出一辙的现象，并对通商城市里中国人的生活与社会阶层问题有所了解。于是，他将问题聚焦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上，从贸易与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并试图对西方在其中的作用做出评估。这种研究思路，可以视为费正清理论的基础。然而，只有这样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按部就班地进行研究工作，可能他会成为一个外交史专家或贸易史学者，而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轨迹做出全景式的描述。另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也并非他计划中的研究题目，他之所以会关注这个宏观的问题，完全缘于他的在华经历，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1933年，在他第二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资助失败之后，生计问题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难题。要在中国继续生活并进行研究，就必须有一笔固定的资金，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一笔可以使用的现成资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坐享其成的补贴后，威尔玛和我需要在北京开始谋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是语言老师所无法提供的。”（《回忆录》第100页）生活的需要，让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而在充分的了解之后，他的研究获得了意外的灵感。他开始将中国本身而非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在各个时期写下的文字中，他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研究课题的关注。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农村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政府组织及其政策、国共之争等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现实问题促使他思考，让他将自己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的现状联系起来。强烈的现实性成为其中国研究的重要特征，也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源源不断地产生灵感。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怀，就是费正清学术的第一推动力。因为生活的缘故，他深入了解了中国，因为了解，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从美国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不自觉地将西方社会的一些标准带入到了他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去。因而，他的立场与他选取的评价标准，也就具有了柯文所批评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严格来说，作为中国学研究的外国学者，没有人能够完全放弃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立场，绝对客观地去观察中国，费正清的问题也不在此。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学说，设定了一个极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的存在，认为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宏观的解释体系，他假设了两个整体的存在：作为整体的、稳定的中国传统，以及作为整体的、形成冲击合力的现代西方。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传统，传统是否就稳定到无法出现自身的变革，冲击究竟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冲击是否一定会带来中国的变革，等等。不过，在美国中国学建立初期，这样的理论模式从整体上解释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联系起来，直至今日，虽然美国中国学研究已经进入全新阶段，但还没有出现在整体解释上能够完全取代这一学说的新框架——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中国学研究基本是针对个案的、专门领域的考察，不具有整体性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冲击—回应”学说本身是综合性的、高度概括的解释模式。强调西方的冲击，以及在冲击之下中国以日益现代化作为回应，在费正清的认识之中，还有现实案例可以作为佐证，那就是他参与过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十分明白地说明，对中美关系的兴趣，使他关注美国对华政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重要影响，他又开始参与政策的讨论。他本人多次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无论是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支援，还是战后美国对国共两党应该采取的态度，又或是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对华接触的必要性等等。在这些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他越发感觉到这种“冲击—回应”效应的存在，这应该是他的理论组成的最后一块拼图。费正清对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变革作为“回应”的描述，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不如说是从现实出发的一种历史假设，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望。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这个古老的大国产生了虔诚的热爱。正因如此，他才会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并试图用自己的专业研究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推动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回忆录里，他把自己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讲演看作是与他祖父在各地布道传教类似的行为，并且坦陈：“我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救赎美国……我的演讲会解释我们由于对中国现实的不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朝鲜以及越南的大量灾难，并且这种情况可能再一次发生。”（《回忆录》第6—7页。）“救赎”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作为学者，他把自己关于中国的研究介绍给听众，就像他的祖父把福音布给信徒；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像他的祖父试图通过传教拯救听众的灵魂。作为学者，他大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置身事外，做一个专业领域内的教授，因为他对中国的感情，使他在进行学术活动的同时还要投身于政策研究，尽管只是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出现。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两篇著名的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费正清身上，学术也好，政治也好，他的选择总是与中国有关。如果说他有一个确定的志业，那就应该是中国。因为他深爱中国，所以在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时，他强调政策的选择要把中国的利益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想从中国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最简单古老的互惠思想。”（《回忆录》第205页）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思路并未获得真正的政策制定者的赞同。二战结束以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结合自己多年来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做出了预测，并提出美国不应再支持蒋介石的观点。同时，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也做出了独特的判断，并预言其胜利之后也不会成为莫斯科的附庸。他此时的立场是，美国不应再介入中国的内战，至少不应再支持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在内战结束后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的交往。很可惜，他的观点没有被采纳，美国人对蒋的支持，最后换来的，是胜利者发布的《别了，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他并未直白地表露自己对中国的爱，但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种挚爱。他写到过对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政府的失望，写到过同时被海峡两岸误解的委屈与伤感，也写到过在卡特总统举办的晚宴上没有和邓小平进行中国式的怀旧与聚会觉得遗憾，这一切细节的描述里，都含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爱”字。他还写到过一个细节：二战期间，他到达中国西南的后方，看到中国学者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还继续进行研究，他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并觉得如果换了美国学者，必将扔下书本寻求生计。他把中国当做一面镜子，以此自省，镜中的美国与面前的中国之镜在他心中是平等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么彼此地位对等的“冲击—回应”模式或许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吧。正是因为对中国的挚爱，让他对中国发生的变化也有中国式的体认。1972年5月，当费正清在中美关系解冻后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为他赐名的旧友梁思成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而北京也非旧时模样。那座由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门组成的古老都市曾令青年费正清为之折服。他在回忆录中非常感性地慨叹：“如今我们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种充满遗憾的哀叹，与他的老友梁思成看到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被拆毁时的感受何其相似。尽管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多年不通信，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却仍在同一时空之内，可惜的是，他们都无法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彼此了。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张耐冬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IwMTI0Mw==&mid=203871039&idx=1&sn=5e1855cd1c4f5e837c53dbe9e00f3772#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