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华西坝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5-1
ISBN:9787539951843
作者:岱峻
页数:441页
内容概要
岱峻，本名陈代俊，四川资阳人。大学中文系毕业，原四川政协报副总编辑，2012年退休。擅长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研究。2004年出版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发现李庄》一书被台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选为社会学研究生指定读物。
2009年出版学术史随笔《消失的学术城》，该书自序“又一次衣冠南渡” 发表在2009年4期《读书》杂志。
2009年出版民国史人物传记《李济传》（江苏文艺社，2009年8月第一版），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9百佳优秀读物”。
2012年出版文史著作《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8月第一版），许倬云作序，余英时、许倬云、王泛森、王明珂、罗志田推荐。
《读书》（2010年1期）、《博览群书》（2010年2期）、《新民周刊》（2009年7期）以及《新京报》（2010年1月2日）等多家报刊，发表过对岱峻的评论和访谈。
书籍目录
三、农学院院长章之汶
四、卜凯及其农经学派
1 卜凯与赛珍珠
2 卜凯的弟子们
3 遗响与责问
五、中国高校第一园艺学系
1 系主任胡昌炽与橘翁章文才
2风致的学问
第十章 战时中国的医学圣殿
一、东有齐鲁 西有华西
二、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
1 侯宝璋：病理学家的诗情画意
2 神经病学先驱程玉麐
3 林则：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
第十一章 象牙罐，紫檀盖，里面坐了棵小白菜
一、有一门学问叫家政学
二、情殉山川草木
1 刘恩兰：地理学家 大地娇女
2 胡秀英：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
三、We are from Ginling
1 张琼英：活在基督的世界里
2 吕锦瑷：研制摄影感光材料的先行者
3 徐秀芝：奥中友谊的使者
4郑小瑛: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
第十二章 永远的华西坝
一、庆祝胜利
二、走的走 留的留
三、天地玄黄
四、别了，司徒雷登
五、思想改造与院系调整
六、蚌病成珠
1 卜凯农经学派的覆灭
2 新闻的易碎性
3华西边研所的“轮回”
4 林则留下的办公桌
5 芮氏父子的中国梦
七、坝上丰碑
作者简介
★ 最后的教会大学，风流与辉煌
另一个西南联大，骊歌与绝唱
★ 再现民国时期的场景与风物，缺失这页历史，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的步伐或会放缓
★ 复原华西坝五大学的故人故事，缺失这批先生，中国会减损一个高素质的人才方阵
★ 首次全景式还原了抗战时期内迁成都华西坝上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及华西协合大学等五所大学群贤毕至、艰苦办学、学术抗战的空前盛况，及传薪播火、弦歌不辍、延续民族文脉的精神坚守；第一次系统打捞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展现了新闻学、医学、农学、女子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等成就与辉煌。
最后的教会大学的风流与辉煌，另一个西南联大的骊歌与绝唱。首次全景式还原了抗战时期内迁成都华西坝上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及华西协合大学等五所大学群贤毕至、艰苦办学、学术抗战的空前盛况，及传薪播火、弦歌不辍、延续民族文脉的精神坚守；第一次系统打捞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展现了新闻学、医学、农学、女子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等成就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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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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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歌苓原著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1937年南京城破，来自于秦淮河畔的13位妓女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13位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圣诞庆祝会，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小说与电影当然有虚构的部分。不过，包括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和美、日、德、意、荷领事馆、德国俱乐部以及美国鼓楼医院等建立起来的“南京安全区”则是历史事实。金陵女大和金大能成为“安全区”的组成部分，得益于他们教会大学的背景，在当时它们是属于外国产权的设施。八年抗战中，金陵女大和金大同当时全国沦陷区绝大多数大学一样，都踏上了文化西迁的路上—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上。不仅如此，前后迁来的还有齐鲁大学、燕京大学，连同原本就在“坝上”的华西协和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形成“Big Five”，遂有华西坝五大学之称。“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成都，既时尚又有一种文人‘范儿’。”岱峻的新著《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学纪》关注的正是这时期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图：华西协合大学（后更名为华西协和大学）。坝上的另一所西南联大“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2005年，曾在成都金陵大学研究社会学的南怀瑾，将清代李玉的词《千钟禄》改编为纪录片《去大后方》主题歌。五所大学中较早迁到华西坝的是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这两所学校如同“龙凤胎”，都由美国教会创办。前者系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在南京创立汇文书院，1910年与美国北长老会及基督会合办的宏育书院合并而成。后者则是由美国浸礼会、监理会、长老会等创建于1913年，1915年9月首批注册的13名女子在南京绣花巷李鸿章故居内开学，1923年新校舍落成于随园陶谷，1930年12月因教育部注册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仍称为金陵女大）。1937年11月，金大校长陈裕光在教育部的斡旋下，分租三艘轮船分三批于11月25日、11月29日和12月3日驶离南京抵达汉口，后又于1838年1月7日入川，3月1日正式开学。随后迁来的齐鲁大学被称为当时国内最早的大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在山东登州城开办的蒙养学堂。不同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齐鲁大学学生的迁移，基本都是逃难。最晚来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1919年，美国教会将晚清创办的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卢沟桥战火之后，燕京大学并没有内迁而是在北平继续办学。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不到半小时日军即封闭学校。当日，孔祥熙在重庆召开燕大校董会，并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胞弟、燕大文学院院长梅贻宝任复校筹备处主任。1942年秋，燕大在成都正式开学。“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和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这是1946年，即将复员的金大、金陵女大、齐鲁和燕京大学共同草拟的一篇纪念碑的碑文。文中提及尽“地主之谊”的华西协和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系毕启（Joseph Beech）、启尔德（O.L.Kilborn）和陶维新（R.T.Davidson）等人着手筹建。由于它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共同开办，又选择华西坝故名华西协和大学。不过，当时的成都市民都称其为“五洋学堂”。早在抗战之前，金陵大学即与美国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伊利诺大学建立了校际协作关系，毕业生可同时接受对方的文凭与学位。华西协和大学亦先后与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而齐鲁大学早在1924年即获得加拿大政府批准的学位授予权，医科毕业生可同授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至于燕京大学，其时更是“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1917年到1936年，燕大毕业生就约有1700名。这五所大学齐聚华西坝上，而人员剧增至3000人上下。据岱峻统计，当时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算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事实上，数字亦表明他们较之于声名日隆的西南联大并不逊色。据学者研究，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同是5个学院，但只有26个系科、2个专修科，学生人数也在3000人左右。不仅如此，当时五所教会大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战时的“Big Five”各种讲座、团契组织、课外活动亦令人目不暇接。大师兼有大厦当时汇聚后方的文教中心，除了昆明（西南联大），犹有“三坝”之说：即汉中的古路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美其名曰“天堂”，古路坝被喻为“地狱”，沙坪坝则称为“人间”。1941年7月26日，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教授来到成都，“参观华西、齐鲁、金陵等大学，会到张凌高、刘世传、陈裕光、吴贻芳四位校长，高巍巍的楼房，绿莹莹的草地，看惯了我们那茅茨不翦，蒿莱不除的校舍，来到此俨然有天上人间之感”。事实上，原华西大学从钟楼到华美宿舍、怀德堂、合德堂（赫裴院）、万德堂、嘉德堂、雅德堂（广益宿舍）、懋德堂（图书馆，含历史博物馆）、再到1942年建成的药剂楼，皆是一色的青砖黑瓦，间以大红柱，大红封檐板。屋脊、飞檐上塑以珍禽异兽，檐下以斗拱为装饰。“在渲染东方色调的同时，也煞费苦心地融入了西洋元素，如楼基、墙柱、砖墙等”。对于“三坝”中“天堂”的华西坝，蒋经国有过一次观感：“我们看到华西坝的建筑和管理，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华西坝是外国人经营的，那里非常清洁整齐。我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再反过来看一看成都，好像是隔了两个世纪。在成都街上有所谓鸟市虫市，那里买鸟的，提鸟笼的，都是些无业的青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厦之谓也。”与西南联大一样，战时华西坝上五所教会大学同样是精英荟萃，大师云集。当时坝上五大校长金大陈裕光、金陵女大吴贻芳、齐鲁刘世传（后为汤吉禾、吴克明）、燕京梅贻宝、华大张凌高，皆国之高士。以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为例，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这位金陵女大1919年首届毕业生—也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后赴美获得密西根大学生物学博士—的风采。有学生回忆：一天早晨，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散步时在女生宿舍的窗下发现有一把椅子，原来是一个恋爱晚归的学生被舍监关在外面，只好爬窗户进入宿舍。当时，舍监吓坏了，怕受处分。吴贻芳却由此而担心逾墙者的安全。堵塞不如疏导，于是提议把宿舍楼下的会客厅划出一个界区，隔成几个半封闭的小间，摆些桌椅，提供给约会聊天的恋人。唯一的要求是临走时要带走糖纸瓜壳。不仅如此，当时华西坝上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燕京四大名旦）、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后人记载：华西坝上的陈寅恪一身长袍马褂，一手拿黑布包袱，一手拿一瓶冷开水，步入讲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同为燕大“四大名旦”的李方桂，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在华西坝时期，他为了到理县和松潘一带调查嘉戎藏语，多次胆战心惊穿越横跨岷江的铁索桥。教会大学，外籍“大师”同样不少，金大农学系的赛珍珠第一任丈夫、著名农学家农经学家卜凯就是代表。卜凯在中国近30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发表包括《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在内的多部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著作。真正在坝上掀起热潮的还有两名“洋先生”。1941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吼叫般作了演讲，长满汗毛的手臂不断挥舞。其后是“李旋风”，1943年，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12场演讲，一直持续二十多天，观者如潮。李曾言：此次来成都，花了477元购得了“九大本书”，这些是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梦寐以求的资料。 图：华西坝旧照。教会大学的离歌与绝唱据岱峻整理的资料，截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基督教大学总数占全国大学总数约为12%，学生亦为全国大学学生12%；而基督教大学设备、经费、图书等之百分比皆远过此数，可知基督教大学在设备经费图书上皆占优势”。事实上，教会大学在抗战前的中国整体学术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医学、农林、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商学以及图书馆学等领域，较之中国本土大学，“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首先，以燕京大学新闻系为例，自1942年秋迁到成都恢复办学，一直到1946年复员北平，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同样是硕果辈出。据《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年版），收新闻出版界人物词条108人，其中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师生有9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20名随员中，有燕京大学校友7名，其中4名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其次，在农林方面，金陵大学绝对是一座奇峰。有数据显示，1949年前金陵大学毕业生，占据了农林部门、农研所及各大学农学院的“大半壁河山”。农经学家卜凯及其弟子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等在中国创立了农业经济的“技术学派”，完成了全国土地与农场调查，并将成果付梓出版。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农学家章之汶、沈宗翰培养出“百万华棉”、“小麦2905”等优质良种，掀起战时中国的“绿色革命”—直到1997年，长江流域产量最丰富的小麦品种，还是当年沈宗翰所改良成功的“金大2905”小麦品种。园艺学家胡昌炽、章文才，选育出一大批良种水果尤其是柑橘，带出了一批“玩物得志”的弟子，如景观园林专家汪菊渊、“梅花状元”陈俊愉等。据考证，今日之江津金堂广柑、华西牛奶、幸福梅林，皆是拜这批金陵大学农学系先贤所赐。不仅如此，华西坝无愧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三大医学院优势互补，联合办医院，其中中大医学院的外科和内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华西协和大学的牙科、药学、眼耳鼻喉科最负盛名。取得如此成果的教会大学，甚至令194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感叹道：“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然而，1949年之后，这些教会大学却遇到了万劫不复的致命打击。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的反帝情绪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1952年，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包括金大、金陵女大、齐鲁、燕京和华西协和大学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至此，教会大学成了“绝唱”。 -
民国时期何以“大师辈出”？时代周报：你是如何了解到华西坝这一段历史的？岱峻：在之前的《发现李庄》等书中，我发现曾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陈寅恪，与所长傅斯年谊兼同窗姻亲，在史语所迁往李庄时曾说，自己碍于交情，不得不去李庄，最后却爽约了；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944年3月举家迁往成都燕京大学；胡厚宣转投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考古学家吴金鼎留英回国，后投笔从戎，复员接受母校之邀主持齐鲁大学文学院；民族学家马长寿在1942年离开李庄的中博院，应聘华西坝的金陵大学人类学教授……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与李庄、与华西坝有着很多瓜葛，而且不约而同地投奔坝上，到底有什么原因？带着这些疑问，我一步一步走上了研究华西坝的过程。事实上，写作过程中，我还多次参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校在成都的校友会活动，近距离地观察他们。我同样试图，从他们的银发、寿斑和苍老的声音中，去拼图坝上的青春记忆。这些年下来，他们也成了我的一份挂牵。除此之外，四川省委老干部曾庆祥和民族学者李绍明多次作为口述史受访者，提供给我大量的史料和照片。时代周报：相较于西南联大，华西坝研究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岱峻：我希望本书是对华西坝五大学全景式的研究。为什么之前研究如此之少，我想原因大体有：一是意识形态的遮蔽。自1949年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中国进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毛泽东说，只有打扫干净屋子才能迎接客人。打扫的是教会大学的过去，迎接的是苏联及东欧客人。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教会大学（尽管上世纪30年代逐步改为私立大学了，但是大家仍习惯称其为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但是，从成都的一二·九运动，我发现其实这些教会大学民主气氛是很浓烈的。其二，五大学与西南联大相比，一是缺乏统一的精神符号，亲历者各执一词。如李约瑟的回忆称其为“基督教五大学”，费正清书中称“成都联合大学”。院系调整后，原西南联大之北大、清华和南开显出持久的影响力，而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已寿终正寝。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说自己代表五大学。如五大学办学纪念碑。其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校史，说到各自原有的部分，都有分解了，故叙述简略，更没有人愿意来做五大学的校史。时代周报：从《发现李庄》到《李济传》，再到《民国衣冠》、《风过华西坝》，你一直将民国时期的“大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何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岱峻：对于民国史，我有一个基本态度，即不神话民国，亦不可污化矮化民国。但必须承认，民国文化教育十分辉煌，这就产生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钱学森天问。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我想主要因为：首先，党化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影响有限，执行力很弱，这给了学术自由有充分的成长空间。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多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方针。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教务委员会，成员全都是教授，由他们来确定课程和管理学校。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日记和史料中在提到某一位教授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大学××专业教授，兼任××系主任或院长。大家都喜欢把教授的称谓放在前面，而把行政职务放在后面。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看重的是学术头衔，而非行政虚名。其次，大师层出不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主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那代知识分子遭遇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次奇耻大辱，一次次民族危机，燃点起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于是他们自觉地把救亡图存当作责任，把学术报国当作目标，把国家民族的崛起视为理想。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说过：“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最后是学术的活跃，一是西风东渐，废旧学开新学以后，传统与新学的激荡对抗辩驳，就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产生很好的动力。 -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迫于局势，先后迁至蓉城。1941年太平洋战火点燃之后，燕京大学被迫解散，旋即复校成都。这四所高等学府与当地的华西协合大学均为教会大学，形成“BigFive”，遂有华西坝五大学之称。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论规模，论师资，论成绩，可以说毫不逊色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对于这几所教会大学，关注民国史的读者可能久闻其名，但真正有深入了解的，恐怕并不多。至于战时教会五大学的“坝上风流”，多亏了岱峻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风过华西坝》以翔实的材料、生动的笔触，让我们得以穿过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尘埃，聆听先贤的謦咳，瞻仰大师的风采。1941年7月26日，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教授来到成都，“参观华西、齐鲁、金陵等大学，会到张凌高、刘世传、陈裕光、吴贻芳四位校长，高巍巍的楼房，绿莹莹的草地，看惯了我们那茅茨不翦，蒿莱不除的校舍，来到此俨然有天上人间之感”。这“天上人间”究竟咋样呢？全书主体共十二章，在我看来，大约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概况（即第一章），讲述五大学荟萃坝上的缘起。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可分别视为生活篇（衣食住、图书馆、茶馆、躲警报、体育锻炼、音乐话剧），情感篇（学生的恋情、教师的情感波澜和婚姻变故），社会篇（教育抗战、学生运动、从军运动、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等）。第三部分（第五至十一章）是重中之重，简言之，是学术篇，详尽介绍了五大学之学人风采及成绩。譬如，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系”的燕大新闻系作育英才，彪炳史册；洋学堂的中国学也不容小觑，燕大有萧公权、李方桂、陈寅恪和吴宓等“四大名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则有顾颉刚和钱穆这样的史学巨擘；华西大学的人类学独树一帜，号称“华西学派”，它的社会学研究也有声有色，蜚声学林；金大拥有全国最好的农学院，扛得起“农业大国的金字招牌”；“东有齐鲁，西有华西”，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打造战时中国的医学圣殿；出身金陵女大的刘恩兰、胡秀英、吕锦瑷、郑小瑛各有成就，巾帼不让须眉。第四部分（即第十二章）是对这段绝唱与骊歌的反思和纪念。抗战打了八年，岱峻先生为撰写这部作品，也倾注了八年的心血。这部力作的诞生，完全是他这些年来致力于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结果。在此之前，他发现了李庄，相继写出《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民国衣冠》等颇受好评的作品。从本书自序可以看出，《风过华西坝》的问题意识就来自他以前的学术积累，而且他定居成都，寓所紧邻华西后坝，占地利之便，得人和之宜，诚可谓胸有丘壑，水到渠成。作者甘于埋首故纸堆，做苦行僧探访历史现场，而且做过数十次访谈，所以书中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也采用了大量难得一见的照片，后人如果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本书是必须细读参考的。当然，本书有些地方似可再作斟酌。第一个缺憾是个别章节安排有失妥当，比如第三章谈蔡文娜、熊佛西的情感两节，感觉稍微逸出了本书的主题，倘若单独结集，或更合适。第六章想要处理的是教会大学中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以及传教士与中国师生之间的问题，这其实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项议题，夹在第三部分“学术篇”中，显得不尽整饬。第二个缺憾是有些议题未能充分展开，除了上面提到的外来文化与中国境遇的问题，还有成都地方整个氛围（社会经济文化形势等）与五大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蔡文娜一节就涉及地方势力的介入），以及五所高校之间的博弈，这些问题都值得分辨厘清。瑕不掩瑜，这到底是一部厚重沉实之作。坝上风流，因岱峻先生之笔墨，而为人所瞩望，确然功不唐捐。
精彩短评 (总计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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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找到的关于抗战时期成都的华西五大学最好的著作，论述非常详尽，覆盖的人事也相当广，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去做调查采访（特别是后人、家属口述史），褒扬了战时大后方堪与西南联大相媲美却因政治等复杂原因久被埋没的教会大学的功绩和在那里任教的学者、培养出的优秀学子，历时八年的付出，为了替这些同样优秀的人们和学校正名，功莫大焉。 -
读一点搁下来，再读一点搁下，再拿起……读这本书的过程，总是需要不断平复心境，哎！ -
有點失望，不過裡面還是有些不錯的素材。筆者用燕大金大材料較多，華大略少 -
岱峻老师的使命感和执着是感人的。 -
未读完。作者用了功夫的。 -
Stories @ Chengtu -
期待很久，直到放假终于在图书馆借到。绝对是诚意之作。期望读到民国学运的记述，不过几乎没提。此外材料选取很一般。感谢万恶英美加帝国主义和传教士们对达尔文世界的救济，关怀与爱在危难间也不曾离去。 -
虽然有媒体热炒的陈寅恪，吴宓，钱穆等大学者在华西坝的诸多细节和花絮，但此书最有价值的是后半部关于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学者的记录，他们也是构成民国文化史的重要一员，对后世的影响远比我们了解大得多。七十年后，总算有岱峻先生历经八年辛劳曲折为其正名和立传，是以五星推荐。 -
we are from GinLing -
对老人们访谈的史料价值比较高，一些素材也生动。以时间为序，对五所学校平行叙述（较侧重燕大和金陵，对华西叙述较少），整体上饾饤拼凑，没有一个太好的脉络。一些细节写的不错，可见后人追慕前贤的拳拳情意，惜议论多突兀且不高明，略有“民国范儿”之嫌。作为科普读物很不错，对了解当时人、事很有帮助，也能看出四川人，尤其是民间文化人骄傲于华西大学的历史渊源所在。对社会学“华西学派”的介绍以人为纲展开，较好。错别字略多。 -
我也没读完？ -
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光是抢救挖掘保存史料就功莫大焉了。书里呈现了五所教会大学的风采，它们同样是民国大学光彩的一页，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只不过由于涉及学校和人物过多，读的时候难免有杂乱之感。金大和金女大保存了那么多珍贵照片，尤其是抗战胜利和复员回首都师生的精神状态，看照片跟看文字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时至今日，中国的私立大学仍然不许自由创办，公立学校问题百出，看看过去时代先哲们如何作为，恍如隔世，欷歔不已。 -
同乡民间文化人竭力之作，但仍然只是拼接组合起的新华书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