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
出版日期:2013-1
ISBN:9787543221949
作者:刘瑞明
页数:197页
作者简介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的经验证据》是一项旨在探索国有企业拖累经济增长可能途径的研究之成果。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二是由这种效率损失进一步带来的其他效率损失。传统观点强调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而忽略了第二种效率损失。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忽略使得人们在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认识方面受到了限制，也使得人们难以回答改革中诸多现象产生的原因。《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的经验证据》的意图就是重新界定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内涵，探索国有企业损害经济增长的可能途径，为诸多的改革现象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从而拓展人们的认识，并且纠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的经验证据》共分为八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导论；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损失：一个文献综述；生存困境、软预算约束与增长拖累：机制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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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5月12日] 版次：[GB21] 版名：[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米格 博士，广州为什么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金融领域的压抑和所有制歧视现象依然严重？为什么广受诟病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迟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为什么当民营经济的投资渠道在不断地被堵塞时，要素市场的行政垄断表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为什么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在西北大学经济学系刘瑞明博士看来，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现象、这些研究者梦想解决的谜题，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通过构建联系实际、反映现实的理论模型，并使用计量经济学加以实证检验，试图为理解和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刘博士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在整个改革的核心位置。从既有的学术研究看，虽然对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率低下的原因多有争议，但是国有企业的相对效率低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位学者在十数年前已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2/3的中国工业资本和70%的银行贷款，但其产出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一半。大量学术文献也表明，无论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在增长、增长得是快是慢，事实上都慢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只有当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以市场为导向时，生产率的增长才会很好地反映福利的改善，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些前提条件对于国有企业能否成立，恰恰值得怀疑。于是，正如林毅夫等学者早在10年前已发现的那样，“国有企业部门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刘博士就此提出自己的论点：“国有企业拖累了经济增长”。这种拖累不仅仅像传统观点所强调的那样，表现在国有企业本身的微观效率损失；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本身的低效率会拖慢民营企业的发展，扭曲国民经济，最终带来进一步的宏观效率损失。传统观点仅仅强调了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中归属国企本身的效率损失，却忽略了由这种效率损失进一步带来的其他效率损失。刘博士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挖掘国企导致的宏观效率损失，探究国有企业拖累经济增长的可能途径。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的存亡取决于其是否能否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获胜、生存并盈利。那么，为什么大量效率低下、本应遭到淘汰的国有企业依然能够长期存在？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指出了其中一个原因，即亏损的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的直接补贴救助来存活。林毅夫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在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国有企业的救助手段表现出多样性，维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限制市场进入以获取垄断利润，实际上也是以损失社会效率为代价向国企提供的“隐性补贴”。以上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方式，都需要由非国有部门和人民来负担和最终买单，因此构成了额外的“综合赋税”和效率损失。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还不仅止于此。软预算约束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保护，损害市场竞争；软预算约束会诱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让国企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低效率的国企向银行借钱，形成大量金融呆坏账；一个地区的国有企业比重决定了需要保护的国企数量多少、对外来企业施加进入壁垒的高低，进而决定了市场分割程度的大小，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方，地方政府很可能出台种种措施对地方国企实行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削弱了整合市场可能带来的收益；政府通过加大上游要素市场的垄断力量和加成定价来补贴国有企业，形成“上游要素市场垄断，下游产品市场竞争”的格局……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现象，可谓集中表现了国有企业带来的第二层效率损失。中国长期远低于市场利率的官方利率、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以及高准入门槛，都体现出极为强烈的金融压抑特征；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非国有部门在金融信贷方面却面临着种种歧视———虽然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70%，但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正因为要维持大量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继续生存，国家才不得不长期采取了具有偏向性的、损害效率的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和效率误配政策。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对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屡屡不得其力，为什么民间金融一直受到禁止而不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其应有之力，为什么民营经济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一直难以营造”。所有这些，都和庞大的国有经济规模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吊诡的是，刘博士的实证研究指出，恰恰是因为国有企业获得的部分贷款通过一定途径“漏损”到民营企业，以及得益于长期以来未得正名的民间金融的快速成长，这种金融体制才未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更大的拖累效应。刘博士研究的政策含义其实非常鲜明：“要想实现健康快速的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国企改革。而且，从我们的角度看，进行国企改革不仅仅只是起到效率提升的作用，而是通过国企改革带动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刘博士乐观地认为，在公平、公正、公开的透明机制下进行国企改革，至少可以为提高国企效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放松金融管制、消除市场分割、削弱要素垄断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中国顺利实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刘博士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改革思路。鉴于过去30余年的经验，人们原本以为通过“增量改革”的方式，可以让新增的民营经济“外部”力量整合原有的僵化而缺乏效率的“内部”体制，最终实现市场化。“增量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潜在前提是“存量不会影响增量”。可是，刘博士在研究中所揭示的效率低下的国企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恰恰暗示了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增量。改革不仅仅要从“增量改革”入手，还要从“存量改革”入手。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如逆水行舟般的改革都可能会不进则退。一直以来，我们在认识和理解改革时，都着眼于首先将蛋糕做大，而不是拘泥于怎样分好原有的蛋糕。但是，通过刘博士的研究，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原有的存量部分并不应被简单地类比为蛋糕成品，而应该像是有待继续发酵的面团。老面种的大小、品种、成分与风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面团的成长速度、外观、味道与口感。稍不留意，一小块不合格的老面种就有可能毁了被寄予厚望的一整团新面。更重要的是，别指望能从老面种里凭空培养出新的口味，唯一能祈盼的，只能是混杂点新的酵母面种，换一换气候环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与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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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呢。。。 -
然并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