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灯笼》书评

民国初年的女性与婚姻

黄夏/文《中国灯笼》是美国女作家、记者格蕾丝•汤普森•西登1922~1923游历中国所撰的一组札记，成书出版于1924年。与一般外国人写中国不同的是，此书的写作视野不可谓不宏阔，这可能与作者的生活与工作背景息息相关。西登女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走访西欧、日本、印度、埃及、拉丁美洲等文明形态迥然相异的许多国家，这样的全球视野使《中国灯笼》读来别有时代性和前瞻味。作者通过描摹民初十年中国各阶层女性的故事，折射出整个国家于新旧世纪之交所面临的碰撞和抉择，并且，作者还把中国置于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来考察，赋予中国与世界积极互动、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一隅的鲜活印象。1922年11月末，西登女士抵达北京，11月30日9点应邀参加逊帝溥仪的皇后册封礼，一个小时之后拜访时任总统黎元洪，由此拉开了为时不长却异常紧凑的中国行，足迹遍及北京、上海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结识孙中山、熊希龄、溥仪、伍朝枢等名流，并深陷讨伐陈炯明而战火纷飞的广州，直击中国政治分裂和军阀混战背景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过，作者的全球视野并未让她单纯停留在对时局的抨击和感伤之中，而是于失序的混乱中看到西方思想如何渐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在对抗中达成和解，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螺旋式”发展的进程。作者的切入点就是婚姻和女性。西登女士介绍了三种婚姻：上海市民的传统婚姻，紫禁城中西合璧的大婚，以及香港商界的西式婚姻。从作者如摄像机一样精确“直播”这三场婚姻的文字描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她对后两种婚姻的兴趣，足以反映她隐蔽的政治倾向。她对溥仪大婚的描写很带有一点儿喜剧性。1922年12月3日溥仪夫妇在乾清宫举行仪式欢迎来宾道贺，中式礼仪和西洋音乐交相辉映，遗老遗少行跪拜礼，民国代表行鞠躬礼，外国使节则随便得多，在没有暖气供应的现场使劲搓手跺脚地兀自取暖。这个怪异又和谐的场面其实掩盖了这样几件比较敏感的事实。溥仪虽然退位但名义上仍保留皇帝尊号，婚礼也按皇帝规格办理，但皇室既没钱维持这样的排场，民国政府又欠着好几年的皇室专款，因此婚礼“寒酸”到令新娘的外婆、毓朗贝勒福晋吐槽这个婚礼是“用来打发乞丐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遗老遗少还好说，民国代表和驻外使节以什么名义参加典礼呢？于公于私，这都是一件需要精心筹划、兼顾两头，需要含糊某些界限、搁置某些争议、达成某些谅解的事儿。结果呢，仪式办得很好，本来可能扯皮的人们最后都相安无事，西登女士啧啧称奇，我想如果她愿意，一定会用“中庸”来评价皇帝的大婚。因而，循着这样的出发点，我们便能理解西登女士对香港婚姻何以采取批评的态度。在渡海客轮上，作者邂逅了一对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香港年轻未婚夫妇。她对新郎王先生的看法是近乎毁灭性的：“王先生吸收了西方对于成功的定义——挣大钱的能力是成功的基础……他代表了新中国的一类年轻人。在使国家‘进步’方面，他们或许非常成功；但涉及旧中国的文学、艺术、宗教等时，他们却不知道能贡献什么。”对西登女士来说，一个不懂得国家历史经验的人也不可能懂得国家当下的现实，更不能为这个深陷泥淖的国家找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外国经验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地移植到一块移植者不熟悉、不了解的土地上去，正如商贸、机器、军备和钱财可以买来现代发明，但买不来现代文明。西登女士对香港婚姻的态度，是不是有些上纲上线呢？人家结个婚，何必要扯到国家命运上去呢？是的，西登女士是有些求全责备了，但也正因为中国革命的紧迫性，才使她对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年轻中国精英充满期待，使她充满敬意地在其余的篇章中，对冲破传统偏见桎梏的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给予最高的礼赞，并对民初十年中国政治囫囵吞食民主这块“生肉”造成的消化不良，表达切实的担忧。作者重点呈现了中国上层女性在推动女性参政、教育、医疗、银行、慈善、劳动保障等事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她在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的陪同下参观北京西山的“皇家公园学校”，在宋庆龄和宋美龄陪同下参观上海的丝织厂，了解女工和童工的生活与工作状况，等等。不过，总的说来，基于“陪同”所得的观察总是印象大过认知，这部分内容也多主人的转述而非作者的评论，倒是西登女士访问几所女校得到的切身体验，让人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年轻知识女性在中国新旧潮流冲击下所处的位置和肩负的重任。西登女士发现很多女校设置的课程早已与西方接轨，但它们的办学宗旨，却无不落实在“教育中国女性更好地服务于家庭”，“承担母亲和教师的职责”，这样的宗旨显然落后西方两三代人。但在西登女士看来，这个事实尽管令人遗憾，但并不值得批判，因为眼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矛盾只能在现实中以被可接受的方式处理，即使是付出重大代价的妥协。何况家庭教育同样重要，因为，未能与男孩享受同等教育机会的女孩，可以从母亲那里受到教育。就算一丝星星之火，在西登女士眼中也是弥足珍贵的。作者的目光还触及对底层劳动女性的描写。有意思的是，西登女士笔下的民初中国已初具“世界工厂”的气象（尽管大大落后于日本）。这些纺织厂、丝袜厂、葵扇厂、发网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吸收女工和童工，提升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水平，但同时，糟糕的环境与待遇问题，让中国的女性产业工人与男性工人一样卷入如火如荼的国际劳工运动之中。作者认为，再没有比这种从实践中出真知的方式更能唤醒女性的革新意识，“团结就是力量”成为包括歌女在内的广大职业女性最早认同的座右铭。在论及自己的写作初衷时，西登女士写道：“深埋在我东方之旅中的趣味在于了解这处于变动当中的性别状况。我见过埃及、土耳其和近东的巨大变化，很想发掘个人主义在远东所起的作用。”在旅途终了时，西登女士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先驱者，他们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别，就像美国或欧洲”。的确，教育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已使民初十年中国女性中的一部分，先于她们的大多数姐妹走入世界这个地球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