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书评

應該和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對照看

东西方的战术思想是同步发展的，但战略思想发展速度就太不平衡了——这是读完马基雅维利《兵法》后的第一感想。都说中国兵法里饱含谋略，其实西方将帅们也不遑多让。第六卷专门论述了兵法里的诡道：疑兵计、火牛阵、反间计、苦肉计、缓兵计、离间计、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神道设教、诈降、断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但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们，如亚历山大、凯撒、成吉思汗等人的功业，往往并非依赖奇谋巧计而得来，而是一场又一场浴血蹈鋒、正面決战的胜果。对统帅来说，“治军”比“用计”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马基雅维利的六卷《兵法》，大部分内容都是谈论如何选拔、建立、供养、领导一支军队。很多观点和同时代的中国将领戚继光惊人地相似。比如他们都认为：应该从农民和工匠中选拔士兵，因为他们更加吃苦耐劳，服从纪律；军队应该采用制式武器，以便生产和补给；学会保持队形比操练个人武艺更重要；平时要约束士兵严守军纪，但战时应该鼓励和重赏；营寨必须坚固，战利品必须统一分配。甚至他们的偏好也是惊人地相似：都认为弓弩、火枪只能用来壮声势，火炮只能用来轰开城墙，白刃战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军队应以步兵为主，使用多种兵器的士兵组成一个作战小队，骑兵只负责侦察、扰敌和追击等——如果东西方军队在十六世纪相遇，一定很精彩。遗憾的是，西方军队来得太晚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中国的火器技术并不一定亚于西方。但火枪要列装军队，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严格的军事纪律、统一的生产标准。因为冷兵器军队可以如风如火地自由混战，而火枪必须倚赖不动如山的阵型才能发挥威力；而统一的生产标准则更为重要，戚继光就曾经说过明朝的火枪口径不一，铅子大小不均，常有炸裂枪管，伤及自家士兵的危险。他能训练出在大雨中屹立不动的三千士兵，却没有能力让部队装备标准制式的火枪，因为一人向数千万人发号施令的帝国，必然效率低下；一支以维稳安内、慑服平民为主要任务的军队，也不须列装先进武器——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力量决定了军队要装备什么，要向哪里去，能走多远。三个世纪以后，东西方的政治、军事差距已经何止刮目相看而已。其实，在武器没有明显差异的冷兵器时代，世界征服者也基本来自欧洲。那里有远比我们先进的军事理念：军队是国家的利剑，是民众的长城，而不是效忠某个党派，或者某个家族的私兵，仅仅效忠君主的禁卫军则完全是祸乱国家之源（这点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提到过，但那是更晚的明末了）；共和国士兵的战斗意志往往会压倒君主国家的士兵，因为前者是为自己的权益而战，后者是为了他人权益而战；军队应该像机器一样，首先要遵守宪法，然后在军纪、作战条令和明智统帅的指挥下运转；战略战术可以用沙盘推演和数学公式来计算；武器、旗帜务必统一；马基雅维利描述的营寨安置图，井井有条，犹如一座小规模城市，被称为“组织规划和职能效率的一曲赞歌”。这些，是从亚历山大、凯撒到八国联军等所有西方军队征服世界的基础，也是很多东方国家至今尚未能学会的事。马基雅维利虽然以《君主论》扬名中国，但他从来不是西方的商鞅。恰恰相反，他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是古罗马共和国精神的继承人，一生都为反对僭主美第奇家族，捍卫佛罗伦萨议会而战。实施全民兵役制，组建效忠于议会的国民军，是他政治理想的实现手段，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方法：让国民学会接受命令、发布命令、履行义务，保卫权利，才能成长为共和国的成熟公民；而清心寡欲、严格操练的军营生活，又可以帮助公民抵挡堕落、软弱、懒惰、懦弱的习气。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民众有秩序，有武装，有爱国热情的社会，很难产生专制暴君。但军事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军队内是排除竞争，整齐划一，强调绝对服从的。社会则必须容纳多元思想，在法律框架内彼此竞争，方能进步。可以把军队作为文明社会来建设，但绝不能把文明社会建设成军队。国民军离军国民主义，只有一步之遥。马基雅维利最终壮志未酬，贫病而死，而他身后的意大利，所走的道路也并非如他的初衷。不知泉下有灵，长太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