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年8月
ISBN:9787805679624
作者:亚·索尔仁尼琴
页数:321页
作者简介
本书包括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玛特辽娜家》等四部优秀作品。正直善良的伊凡·杰尼索维奇无辜被投入劳动营,并要呆上10年。作者仅仅描写了伊凡在劳动营里一天的经历,却充分揭露了人的权利柄遭践踏的冷酷现实,显示出深刻的批判意义。另三部作品分别抨击了官僚体制、揭示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同样具有相当的艺术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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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过得很“幸福”。没有关禁闭、没有到新工地干活（新工地没火烤），中午多喝了一碗粥，晚上还多得到了一份饭。这样的日子真“幸福”。这样的日子伊凡·杰尼索维奇要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因为有三个闰年）。 伊凡·杰尼索维奇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因为他被判了十年。为什么判十年，因为战争爆发了，他一个农民上战场被俘了三天，然后逃了出来，又老实地告诉了上级。所以被判了十年，因为是“间谍”，有特别任务。有什么任务上级不知道，所以写“特别任务”，才判了十年。伊凡·杰尼索维奇没有否认吗？没有，否认就是枪子了。判了十年还可以出来回到妻子身边。 记得前苏联有个笑话。甲问：你犯什么事了，判了几年。乙答：没犯事，二十五年。甲说：胡说，没犯事的都判十年。 可笑吗？对我们来说是的，对伊凡·杰尼索维奇来说是事实。看到最后一行字时，我暗叹道。我真幸福，我没生活在那种时代。 本书是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相当精彩，非常值得阅读。作者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个普通农民在“古拉格群岛”的一天。没有什么政治宣扬（比起作者其他的书）。可以说非常客观，对主人公来说，这一天是非常幸福的。可是对读者来说，反差更巨大。 上帝保佑！历史别重演。 -
劳动营里的犯人，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饭的十分钟、吃午饭的五分钟和吃晚饭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因为在这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不是他（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开端，而是顶峰……——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今天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没有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尔纳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结尾可以算得上对之前的叙述的一个梳理和总结。只是这样的回顾随即被两行对事实的基本交待打入了冰点：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天……小说就结束在这样一条冷静的叙述中。其实整篇小说的语调都是冷静而又含蓄的，甚至还带点幽默感，但是在服刑期间三千六百五十三天中的一天——这样一个时间的横截面上，在劳动营——这样一个荒谬的空间里，作者的这种叙述语调——同时也是小说主人公对待自己的境况的态度——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小说以非常细致的方式在叙述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在劳动营里一天的生活。细节在这里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特别是对一日三餐的描写，更是会给每一个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一日三餐不仅是普通人最最日常的活动，却也是劳动营里的犯人们唯一“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光，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无休止的点名、繁重的劳动中度过的。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把一个最日常化、最“正常”的生活片断置入一个荒谬的语境里，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对比效果，这是这篇小说运用最多的一种技巧。比如写到食物，小说中说燕麦粥在劳动营的食谱里是好东西，因为它很稠、很经饱。但是马上接下来一句就是：“舒霍夫从小就拿燕麦喂马，根本没有想到将来居然会为一小把燕麦而感到如此高兴。”这简直可以看作一个黑色幽默。反过来说，是一个本来看上去还比较“温馨”、比较“舒服”的场景突然被现实的冷酷打断从而被证明只不过是“最坏的遭遇里的最好的情况”。 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的这一天，就是劳动营里“最坏的日子中的最好的一天”。如果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一天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还有什么希望？实际上，劳动营里的犯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希望，他们能做的就是关注眼前的事情：吃、穿、用、如何在条件恶劣和极端艰苦的劳动中活下去等等。时间对他们来说十年和一天是没有分别的，因为每一天都一样，他们唯一能希望的，就是情况不要变得更糟。这样的日子当然可以让人彻底地麻木。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在小说里塑造一群仅仅是麻木的形象。相反，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以及他的很多同伴们身上却依然存有令人尊敬的地方。舒霍夫被送入特别劳改营的原因是他在卫国战争中被德军俘虏，虽然趁机逃回了部队，但被逮捕审查，为了活命他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从而以叛国罪被判刑十年。在这以前他是集体农庄的一员，有自己的家庭，还是一位手艺颇好的泥瓦匠。舒霍夫从来没有给过什么人东西，也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劳动营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原则。在劳动营里，就是抽别人剩下的烟头，他也不会低声下气地去乞求；看到同伴收到装有食物的邮包，他也会羡慕，但不会去偷窃，相反还会帮助同伴保护那来之不易的一点食品；劳动营也没有改变他作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一些习惯，比如勤俭、搜集所有有用的东西、加工一些小物品用于交换、不动声色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所有这些都帮助他能够在艰苦的劳动营生涯中活下去。劳动营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大多数被送进这里的犯人都顶着冠冕堂皇却又极端荒谬的判罚。在这里，一方面犯人们是没有什么权利和尊严可言的，另一方面，维持一个劳动营的运行又需要对犯人进行分工，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部分管理或者在厨房、医务室等地的特殊的工作。这些分工也造成了犯人们间的等级区分，加上对属于犯人的有限的那么一点资源的争夺，劳动营中的犯人之间也存在特定的“政治”，这种政治不仅是正常社会中政治的翻版和镜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又呈现出极端残酷的面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偷窃和抢夺、暴力的充斥、运用仅有的一点权力对他人的迫害……当人处在劳动营这样一个本质上非人的环境里的时候，他身上那种最野蛮、最残酷的东西也被逼得无所遁形。但是舒霍夫和他的同伴们却不全是这种人，小说家写出了他们身上一些可贵的品质，一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都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品格，一些彼此扶持、相互关心的温情，一些坚持而不曾放弃的信仰……因为他们身上始终还具备这些东西，他们所受到的严厉判决和残酷刑罚才显得那么荒谬，这个把好人、无辜的人送进集中营里的社会制度才显得那么无情而触目惊心。本质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部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揭露”小说。索尔仁尼琴在这里以冷峻的笔法、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调叙述一个小人物在一个极端荒谬的环境里努力维系最基本的生存的种种活动。表面上，小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悲剧式的情节，主人公的生活无论从其自己的角度还是与劳动营其他犯人的对比而言，都甚至堪称是幸运而顺利的，甚至带有某种喜剧的色彩。但是根本的悲剧在于他何以被送进这样一个非人间的地方，何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权利和做人的基本的尊严被剥夺到如此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种种的努力和期待就带有了强烈的悲怆意味。小说的艺术特色就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展现出来。以一天的时间来反映十年的苦难生涯，矛盾被集中在一个狭小的时空里，而几乎主人公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个在日常情况下都自然不过、轻车熟路的举动都可以成为矛盾的焦点。因此虽然有大量的细节铺陈，但小说的节奏却始终处于紧张之中，紧张得久了，便成为一种单调，让人痛苦的单调，最后再把这层紧张和单调放大到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三天的广袤时间中，令读者在掩卷之余依然对那份真实存在的苦难有着强烈的体验。应该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为索尔仁尼琴公开发表的首部中篇小说，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来看，这也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此后，他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在劳改营度过了8年的监禁。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于1962年11月。其实在1959年，索尔仁尼琴就已创作出小说的雏形——最初的名字叫《854号劳改犯》。此后，他把作品委托朋友送到了文学刊物《新世界》的编辑部。《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他约作者到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见面，提出修改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把书名从《854号劳改犯》改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尽管意识到作品的价值，却仍然不敢擅自作主发表作品，毕竟这是苏联第一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他把作品送给了赫鲁晓夫的文学顾问列别杰夫，据说，当列别杰夫为赫鲁晓夫朗诵这部作品时，赫鲁晓夫听得非常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称赞。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明态度，有些人虽然有一本小说的样本，却可能根本来不及或者没兴趣哪怕是翻一遍，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利用第一书记的权威下令出版该书。终于在1962年11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正是小说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从这篇小说的出版过程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受到的赫鲁晓夫当局的重视和好评来看，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此后随着下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的地位和境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几年后写成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均未获准出版。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1971年，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著名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1974 年2月他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流亡到联邦德国，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除了《古拉格群岛》以外，还有《牛犊顶橡树》以及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的《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苏联解体以后，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他的全部作品也得以在祖国正式出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瑞典皇家学院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这一事件在文学范畴之外确实也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如今，索尔仁尼琴在西方的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很高，他们将《古拉格群岛》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但是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同样曾经流亡西方的俄罗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那里，对于这部索尔仁尼琴最著名的作品的评价却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分歧在苏联解体多年之后依然存在，这一点尤其耐人寻味。《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了1918—1956年苏联劳改营的情况。这部书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尝试》，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换言之，这部书依然具有虚构和想象交织的小说的性质。撇开其庞杂的内容、琐碎而令人难以卒读的文笔不谈，这部作品所叙述的“历史真相”的真实性就受到很多人的怀疑，至少作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视角带有某种程度的偏颇。1974年被苏联作协开除、从1980年底以后流亡联邦德国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沃伊诺维奇在2002年5月出版的一篇访谈中，评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不是他创作的开端，而是顶峰，后来便开始走下坡路。”撇开对索氏其他的小说的评价不谈，沃伊诺维奇对《伊》的艺术水准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就我对《古拉格群岛》有限的阅读而言，至少在小说的叙事和表达的技巧以及由此造就的作品的感染力方面，我觉得篇幅远小得多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得更为优秀。 -
摘自《名作欣赏》 作者：仵从巨俄罗斯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2008年秋以90岁高龄谢世,这位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次被放大并被置于俄罗斯与世界的视野中。 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都是一个总可说、总说不(甚)清亦说不尽的话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世界文学史上,他属于那类色彩最是丰富、思想最为复杂、评价最具争议、成绩又最伟大的一类作家。 说他色彩最是丰富,是指他的人生经历与体验。当他还是6个月的母腹胎儿时,父亲即因在狩猎中受伤死去;当他26岁(1944年)时,母亲因肺结核病故;事隔一年之后,又因在与友人通信中流露对斯大林的不满,虽身系红军大尉且在东普鲁士前线因作战勇敢曾获两枚勋章的他被捕,关进“劳改营”,获刑八年;1952年即34岁时,再患腹股沟恶性肿瘤动手术;1953年秋又染胃癌,不得不连续接受放射治疗(他的长篇名作《癌病房》即与此经历直接相关);虽然有1956年前苏联最高法院“解除流放”的通知和苏共20大之后的“平反”,但仍有“克格勃”(俄罗斯前总统、现总理、有可能又是下任总统的普京曾效力的所谓“强力部门”)在1965年、1971年先后多次“抄家”、“搜查”,此种处境直到其58岁(1974年)以再次被捕而“告终”:他被褫夺国籍、24小时后强制驱逐出境送往西德(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德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等200余人恭迎了这位高贵的“流亡者”);黄鹤一去20年——直到“剧变”之后的1994年,访美的叶利钦总统电话诚邀,曾放言“我将活着回到祖国”的索尔仁尼琴才凯旋式地结束流亡,自美国“体面”归来。而此后之十余年,他又不时身处“剧变”与“动荡”的俄罗斯的“变革”漩流之中。 “公”生活斑斓,“私”生活也斑驳:他22岁(1940)时与其中学同事娜塔莉娅•列舍托芙斯卡雅结婚,后因政治原因也因妻子的首先选择被迫离婚,但又在后来的1956年6月复婚,可9年后的1967年两人再次分居,并在1973年3月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在此前之1969年,索尔仁尼琴与莫斯科大学的助教、亦有离婚经历的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博士相识,20岁之差距并未妨碍彼此相知之感,他们先是同居,后在1973年正式结婚。索尔仁尼琴并非杯水主义的水性杨花之辈,与前妻离散,政治因素是浓重的阴影;与后妻聚合,乃灵犀相通之结果。事实上,斯维特洛娃在作家身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是妻子、文字秘书、事务代理人、评论者以及整个家庭生活的打理者。坎坷曲折的公生活与私生活为小说家索尔仁尼琴的90岁月涂上了极是丰富的色彩。 说他思想最复杂,是因为在可谓漫长的人生春秋中,其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与他同时兼有的作家与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不无关系。无疑,在“十月革命”隆隆炮声中问世的索尔仁尼琴早期是有其“革命”信念的,但作为一个“思想者”,这位罗斯托夫大学数学专业并获取“斯大林奖金”的优等生并未领“斯大林(主义)”的情。相反,经验与思考使他在心智的不断成长中产生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怀疑,他也因此招致牢狱之灾。但迫害是他成长与走向伟大、深刻的营养。他在挣脱“苏维埃意识”上不断奋力前行。1962年他写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并因时为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的“一句话”得以发表,既是他的文学之幸,也是他的政治之灾——成功的刺激使他在同一方向上的执著脚步更加坚定也急促,终于为苏联当局不堪容忍,即使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也不能对他有所保护,批判、开除(作协)、逮捕、驱逐出境等一系列政治高压使他更深刻地体会、认知了专制与极权之罪恶。流亡20年,他写作、思考、旅游、演讲、做报告。别有意味的是,他不仅激烈地抨击“苏共意识形态”,他也同时尖锐地攻击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他们慷慨的“收留”似全不领情;他同样不曾礼遇诚邀他归来的总统叶利钦。1998年,他直言拒绝了叶利钦为他的80寿辰准备的礼物:安德烈勋章;对继叶利钦之后登上总统宝座且成为如今“俄罗斯偶像”的普京,他似乎留了些“面子”:两人之间保持了良好关系,索尔仁尼琴也接受了这位“强力”总统的生日鲜花…… 一个有如是性格、表现、思想、经历的人,成为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在前苏联时期,其作品其思想备受批判(自然也有高声喝彩者)并不奇怪,但“苏东波”剧变之后,凯旋式归来的索尔仁尼琴也仍处在所谓“左”与“右”的争议、甚至夹击之中:激烈者认为其属“过时人物”,仍有“苏维埃意识”,属“保守”;保守者认为其思想激烈,是前苏联与俄罗斯传统的“颠覆者”,属“激进”。索尔仁尼琴究竟为何?这的确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结论的问题。但大体把握一下索尔仁尼琴的思想脉络或谱系,让人很容易想到的是他伟大的前辈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寻求俄罗斯的出路,但他既欣赏西欧社会又不完全认同,他热爱传统的俄罗斯但又不全盘接纳,他总想在非西欧非斯拉夫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他也因此成为西欧派与斯拉夫主义者批评攻击的对象(他也长期是前苏联既肯定又否定的人物:“两个托尔斯泰”之说便是明证之一)。索尔仁尼琴也是俄罗斯复兴“第三条道路”的探求者。但他的时代语境却远较当年复杂:因为“斯大林主义”有别于“沙皇农奴制”、前苏联之“剧变”与“动荡”有别于19世纪俄罗斯的“沉闷”与“停滞”、“全球化”之时有别于当年世界彼此间的相对封闭。又加之,索尔仁尼琴似乎是永远地“持不同政见”、永远地在“批评与否定”,其争议势所必然。但有一根本点却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他对俄罗斯、对世界、对人类生根于“善”的“大爱”,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社会的不懈追求,对“真”或“真理”的艰苦探究与奋力维护。也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无论人们在“具体中”如何争议纷纭,在“抽象中”,他都应该被认定是拥有伟大灵魂的“思想者”与“殉道者”。 自然,经历之丰富多彩、思想之复杂深刻与争议之纷纭不息并不能最终让他走向文学的“诺贝尔”。他在文学上的被承认无疑有政治因素,但更因文学成就。他广涉小说、随笔、史诗、散文、政论、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他以“介入”的人道主义者的姿态与“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锲而不舍地咬住了社会性甚至政治性题材:革命、战争、流放、专制、极权、劳改营、监狱等逻辑一体的内容;他在艺术上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传统,以一种俄罗斯式的伟大的朴素——没有凌空蹈虚的眩目技法,没有巴罗克式的花里胡哨,只有若黑白两色的木刻一般的冷峻真实——构筑起自己艺术的长城。他1962年在苏联大型文学月刊《新世界》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一天》轰动了前苏联与西方世界,成为“解冻文学”的强劲一波;而此后,他的力作、杰作相继问世,其中要者包括:长篇小说《癌病房》(1970,巴黎;1990,莫斯科);文学随笔集《牛犊顶橡树》(1975,巴黎);长篇小说《第一圈》(1968,巴黎;1990,莫斯科);180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1973,巴黎;1989,莫斯科);史诗性巨著、“三部曲”历史小说《红轮》(《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1983——1990;巴黎;莫斯科)。这些作品是他作为作家与思想者整个创作与写作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深得人民之喜爱,许多作品都是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地下流传后又在国外出版再在俄罗斯面世的。文学成就的“量”与文学水准的“质”以及政治因素的风力把索尔仁尼琴最终送上了不朽作家的台基。“政治”并未使索尔仁尼琴减色,相反,他让俄国人民与世界读者看到了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证明自己伟大的人道主义担当。正如他对世界的肃然一问:“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回到《一天》这部中篇小说。凡读过是作者,一定会有读之不难的感觉。这也正是前文所说:索尔仁尼琴以一种“伟大的朴素”写就或叙述了主人公舒霍夫(伊凡•杰尼索维奇)“一天”的故事: 清晨五点钟,舒霍夫被劳改营(铁锤敲打悬挂着的钢轨)的“晨钟”唤醒——“一天”的生活开始了:“200人睡在50张臭虫成堆的双层铺上”的劳改营营房慢慢起身响动了。其叙述在内容的脉络上有如一笔流水账:起床、身上不舒服、琢磨是否要去医务所混个病假、去看守屋擦地板、吃早餐、上医务所、返回营房准备6点半的出工、出工前的搜查搜身、出工者行进队伍、在热电厂工地干活、在工地厨房用餐、在工地砌墙、返回营地前的搜身、返回营地途中、回到营地、进食堂用晚餐、上床入睡或一天的“结束”。 如果问作家是怎样讲述的,那只不过是在所有的这些活动(what)前加上一个词:“如何”(How)起床、用餐、出工、行进……如此内容,根本谈不上情节或故事的“起伏跌宕”,甚至语言也不见有声色的华美,对以“文如看山不喜平”、“有声有色”为文学通则的东西方读者何以产生那种街谈巷议洛阳纸贵“轰动性”效应呢? 首先,也是根本的原因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部中篇中第一次用“真话”说出了劳改营的“真相”,进而揭示了“极权专制是罪恶的、毁灭人的”这一“真理”。“劳改营”之俄文词“ЛаΓеръ”与纳粹“集中营”同词同义｡亦如集中营,它是极权专制的前苏联惩罚、迫害、摧残各种“犯人”尤是“政治犯”的恐怖所在。正如小说中所揭示的:侮辱、折磨、摧残、饥饿、病魔、拷打、虐待、盘剥甚至枪杀,便是劳改营日常的现实与真相。发生于前苏联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解冻文学思潮”,前有爱伦堡(1891-1967)的长篇小说《解冻》(1954-1956)、格罗斯曼(1905-1964)的巨著《生存与命运》(1961)、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名作《日瓦格医生》(1948-1956)先行,后有索尔尼仁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1962继之。《一天》之独特价值在于:《解冻》之重心在“人际关系与文艺生活的新变化”;被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之重心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日瓦格医生》之重心在于“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40年的际遇”;《一天》则以全部的注意力聚焦于从未被正面、全面揭示的“劳改营”以及“劳改营”完整版的“日常生活”。它无疑具有“当时”的认知意义。俄罗斯人与世界首次看到了生活在“铅灰色的背景上”的“劳改营人”与他们的“生活”。 但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当时”。当它今天引起中国读者兴趣的时候,其作用是与西方读者不尽一致的:对中国的广大读者、尤青少年读者具有“补课”的性质——那曾经是我们的“苏联老大哥”的“历史真实”,但亦有“启示”或警示的性质——我们曾有过的历史迷失、历史罪责并未得到相应的“揭示”:“反右”、“大跃进”、“三年灾害”、“文革”浩劫等等仍在半遮半掩之中。我们一方面感到欣慰的是:有尤风伟、章诒和在写“反右”、“土改”(《中国一九五七》《往事并不如烟》与《1948》),有张贤亮、余华在写“文革”(《绿化树》《活着》),有阎连科在以寓言反思“五十年”(《受活》),有杨显惠在写“反右”与“饥饿”(《告别夹边沟》),但对于我们拥有的可谓丰富的当代“历史遗产”而言,写出来的仍只是冰山一角,探及的也只是地之表层。我们还需要中国的索尔尼仁琴,需要中国的《一天》这样说真话、披露真相、揭示真理的作品。用索尔尼仁琴的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其次,《一天》在艺术上也有太令人激赏处。比如它极其冷静、克制、甚至超然的叙述。令人恐怖的苦难却以平静甚至漠然的语调诉出,其艺术张力极为巨大。这在阅读中怕是最易感受到的东西。这是成熟的、深刻的艺术家至为宝贵的艺术经验与能力。 又如它以素描甚至如记录片一般的冷峻写实。我们看到的是日常的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场景、动作或器物,但他们都在索尔仁尼琴雕刀一般的笔下如木刻一样立体地呈现或活跃在我们面前。索尔尼仁琴的同胞同行、以《日日夜夜》名世的小说家西蒙诺夫(1915-1979)将之写实描述为“简洁而锋利”。稍加留意作品中写到的“吃饭”、“皮鞋”、“讨烟头”、“烤脚”、“邮包”、“面包皮”、“禁闭室”、“搜身”、“清点人数”等相关章节或段落或句子,便会有过目不忘、思之凄然复悚然感。这也正是构成所谓“伟大的朴素”的组成部分。再如——这一点在艺术上似乎更见突出——它的人物。在大约13万字的小说规模中,作家写了大大小小30多个人物。各个人物所用笔墨自然丰俭不同。30多个人物中,至少有十几位人物令人印象至深:主人公舒霍夫之善良、坚定、执着自不必说;那位仅仅因为是富农子弟便被逐出军营、自此便流离失所最终进了劳改营的队长安德烈•普罗科菲伊奇,其坚强、成熟、狡猾与凶狠只要在叙述中露脸便跃然纸上;还有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曾经的舰长,认真、有派头、有身份感,但在劳动营的饥饿与超生理极限的强劳作中几乎倒毙,在得到一碗份外的“没有一点油水”的粥时,这个绕过整个欧洲并且在北极航线上航行过的中校,张开干裂的双唇,露出一丝内疚的微笑……“他感到幸福”!人被非人化摧残后的卑贱性令人心酸;还有像胡狼一样随时找剩饭残渣烟头丝毫不顾人之颜面的曾经的“大首长”、坐过“小轿车”的费久科夫;判刑25年但聪明幽默又乐观的吉尔加斯;从纳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三逃三抓最终得脱却又因其“俘虏”身份被再关进苏维埃劳改营的聋子辛尼卡;甚至用笔寥寥的食堂主任与营房总监等恶狠人物,都令人有见其人闻其声觉其味之感。人物的成功是《一天》成功的重要因素。 另外,小说家也会在朴素的叙述中朴素地写出意义上却一点儿也不朴素的意味深长的句子(或俄罗斯的格言)。比如:“严寒固然厉害,可队长比严寒还要厉害”;“让别人去羡慕人家手里的萝卜粗吧”;(食堂里拥挤着等待吃饭的犯人围坐在桌子旁边)“像向日葵里的瓜子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冒里冒失的虱子总是头一个掉到梳子上——自投罗网”等等。 还有一段是我忍不住要特别引用在这里的(尽管可引处、可引证处太多太多),就是小说的结尾: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今天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立“社会主义生活小城”[没有任何保暖条件劳动极为严酷的旷野工地——笔者加注]。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舒霍夫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尔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 这算幸福吗?!这算哪门子幸福?!然而这就是幸福!这是苏维埃劳改营的“幸福”!伊凡•杰尼索维奇们的“幸福”!人已降至动物水准线上的“幸福”!多么卑微以至卑贱!多么可怜又多么心酸!然而索尔尼仁琴似乎犹嫌这黑色幽默式的文字还不够“味”,又写下了最后的两行: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个闰年,所以还得加上三天…… 这样的小说,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文字读来是令过来人、不曾经历的人都会有沉重感的。没有人寻求沉重,但这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生活与历史。选择“遗忘”是对历史的轻佻与罪恶;选择“记忆”是对历史的认真与负责。“记忆”不是为了“算账”,“记忆”是为了如是的生活与历史 “不再”。2002年,我的一个本科学生——22岁的女生——毕业论文要以《古拉格群岛》为题时,不夸张地说,我“吃了一惊”:要知道还读长篇原著的本科生已如珍稀动物日渐稀少;要知道本科生碰这样的题目极少;要知道本科生不碰这样的作品不知道这样的作家极多极多;要知道1996年12月群众出版社出版标价96元的《古拉格群岛》中译本的版权页上仍“自我保护”地印着“内部发行”。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节选,感到很痛苦。” “你读过全书吗?” “没有,但我想读,也想做这个题目。” 这是我们的对话。中文系时今仍有这样的学生甚至让我“受宠若惊”。我借了自己收藏的《古拉格群岛》给她。我当了她的指导教师。她的论文在完成后获得了“优秀”。获此等级她应该参加全系范围的论文答辩。她在偷偷喝了半瓶啤酒壮胆后走上了“优秀”论文的答辩席。面对幼稚的、质疑性的诘问,她答道:“假如你读过《古拉格群岛》,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大气之答令掌声四起。 在告别学校的毕业酒会上,她举着一杯酒,热泪洗面,对我说: “老师,这是我四年大学生活中最光辉的时刻。” “感谢索尔仁尼琴吧!”我说。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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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最后的良心的短篇集 -
“上帝，你毕竟在天上。你长久地忍耐，重重地惩罚吧。” -
劳动营里的犯人，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饭的十分钟、吃午饭的五分钟和吃晚饭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因为在这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不是他（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开端，而是顶峰……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今天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没有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尔纳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
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结尾可以算得上对之前的叙述的一个梳理和总结。只是这样的回顾随即被两行对事实的基本交待打入了冰点：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天……
小说就结束在这样一条冷静的叙述中。其实整篇小说的语调都是冷静而又含蓄的，甚至还带点幽默感，但是在服刑期间三千六百五十三天中的一天——这样一个时间的横截面上，在劳动营——这样一个荒谬的空间里，作者的这种叙述语调——同时也是小说主人公对待自己的境况的态度——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效果。
小说以非常细致的方式在叙述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在劳动营里一天的生活。细节在这里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特别是对一日三餐的描写，更是会给每一个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一日三餐不仅是普通人最最日常的活动，却也是劳动营里的犯人们唯一“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光，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无休止的点名、繁重的劳动中度过的。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把一个最日常化、最“正常”的生活片断置入一个荒谬的语境里，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对比效果，这是这篇小说运用最多的一种技巧。比如写到食物，小说中说燕麦粥在劳动营的食谱里是好东西，因为它很稠、很经饱。但是马上接下来一句就是：“舒霍夫从小就拿燕麦喂马，根本没有想到将来居然会为一小把燕麦而感到如此高兴。”
这简直可以看作一个黑色幽默。反过来说，是一个本来看上去还比较“温馨”、比较“舒服”的场景突然被现实的冷酷打断从而被证明只不过是“最坏的遭遇里的最好的情况”。 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的这一天，就是劳动营里“最坏的日子中的最好的一天”。
如果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一天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还有什么希望？实际上，劳动营里的犯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希望，他们能做的就是关注眼前的事情：吃、穿、用、如何在条件恶劣和极端艰苦的劳动中活下去等等。时间对他们来说十年和一天是没有分别的，因为每一天都一样，他们唯一能希望的，就是情况不要变得更糟。
这样的日子当然可以让人彻底地麻木。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在小说里塑造一群仅仅是麻木的形象。相反，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以及他的很多同伴们身上却依然存有令人尊敬的地方。舒霍夫被送入特别劳改营的原因是他在卫国战争中被德军俘虏，虽然趁机逃回了部队，但被逮捕审查，为了活命他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从而以叛国罪被判刑十年。在这以前他是集体农庄的一员，有自己的家庭，还是一位手艺颇好的泥瓦匠。舒霍夫从来没有给过什么人东西，也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劳动营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原则。在劳动营里，就是抽别人剩下的烟头，他也不会低声下气地去乞求；看到同伴收到装有食物的邮包，他也会羡慕，但不会去偷窃，相反还会帮助同伴保护那来之不易的一点食品；劳动营也没有改变他作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一些习惯，比如勤俭、搜集所有有用的东西、加工一些小物品用于交换、不动声色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所有这些都帮助他能够在艰苦的劳动营生涯中活下去。
劳动营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大多数被送进这里的犯人都顶着冠冕堂皇却又极端荒谬的判罚。在这里，一方面犯人们是没有什么权利和尊严可言的，另一方面，维持一个劳动营的运行又需要对犯人进行分工，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部分管理或者在厨房、医务室等地的特殊的工作。这些分工也造成了犯人们间的等级区分，加上对属于犯人的有限的那么一点资源的争夺，劳动营中的犯人之间也存在特定的“政治”，这种政治不仅是正常社会中政治的翻版和镜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又呈现出极端残酷的面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偷窃和抢夺、暴力的充斥、运用仅有的一点权力对他人的迫害……当人处在劳动营这样一个本质上非人的环境里的时候，他身上那种最野蛮、最残酷的东西也被逼得无所遁形。
但是舒霍夫和他的同伴们却不全是这种人，小说家写出了他们身上一些可贵的品质，一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都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品格，一些彼此扶持、相互关心的温情，一些坚持而不曾放弃的信仰……因为他们身上始终还具备这些东西，他们所受到的严厉判决和残酷刑罚才显得那么荒谬，这个把好人、无辜的人送进集中营里的社会制度才显得那么无情而触目惊心。
本质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部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揭露”小说。索尔仁尼琴在这里以冷峻的笔法、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调叙述一个小人物在一个极端荒谬的环境里努力维系最基本的生存的种种活动。表面上，小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悲剧式的情节，主人公的生活无论从其自己的角度还是与劳动营其他犯人的对比而言，都甚至堪称是幸运而顺利的，甚至带有某种喜剧的色彩。但是根本的悲剧在于他何以被送进这样一个非人间的地方，何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权利和做人的基本的尊严被剥夺到如此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种种的努力和期待就带有了强烈的悲怆意味。
小说的艺术特色就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展现出来。以一天的时间来反映十年的苦难生涯，矛盾被集中在一个狭小的时空里，而几乎主人公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个在日常情况下都自然不过、轻车熟路的举动都可以成为矛盾的焦点。因此虽然有大量的细节铺陈，但小说的节奏却始终处于紧张之中，紧张得久了，便成为一种单调，让人痛苦的单调，最后再把这层紧张和单调放大到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三天的广袤时间中，令读者在掩卷之余依然对那份真实存在的苦难有着强烈的体验。
应该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为索尔仁尼琴公开发表的首部中篇小说，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来看，这也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此后，他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在劳改营度过了8年的监禁。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于1962年11月。其实在1959年，索尔仁尼琴就已创作出小说的雏形——最初的名字叫《854号劳改犯》。此后，他把作品委托朋友送到了文学刊物《新世界》的编辑部。《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他约作者到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见面，提出修改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把书名从《854号劳改犯》改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尽管意识到作品的价值，却仍然不敢擅自作主发表作品，毕竟这是苏联第一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他把作品送给了赫鲁晓夫的文学顾问列别杰夫，据说，当列别杰夫为赫鲁晓夫朗诵这部作品时，赫鲁晓夫听得非常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称赞。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明态度，有些人虽然有一本小说的样本，却可能根本来不及或者没兴趣哪怕是翻一遍，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利用第一书记的权威下令出版该书。终于在1962年11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正是小说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
从这篇小说的出版过程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受到的赫鲁晓夫当局的重视和好评来看，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此后随着下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的地位和境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几年后写成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均未获准出版。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1971年，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著名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1974 年2月他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流亡到联邦德国，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除了《古拉格群岛》以外，还有《牛犊顶橡树》以及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的《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苏联解体以后，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他的全部作品也得以在祖国正式出版。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瑞典皇家学院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这一事件在文学范畴之外确实也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如今，索尔仁尼琴在西方的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很高，他们将《古拉格群岛》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但是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同样曾经流亡西方的俄罗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那里，对于这部索尔仁尼琴最著名的作品的评价却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分歧在苏联解体多年之后依然存在，这一点尤其耐人寻味。《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了1918—1956年苏联劳改营的情况。这部书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尝试》，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换言之，这部书依然具有虚构和想象交织的小说的性质。撇开其庞杂的内容、琐碎而令人难以卒读的文笔不谈，这部作品所叙述的“历史真相”的真实性就受到很多人的怀疑，至少作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视角带有某种程度的偏颇。
1974年被苏联作协开除、从1980年底以后流亡联邦德国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沃伊诺维奇在2002年5月出版的一篇访谈中，评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不是他创作的开端，而是顶峰，后来便开始走下坡路。”撇开对索氏其他的小说的评价不谈，沃伊诺维奇对《伊》的艺术水准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就我对《古拉格群岛》有限的阅读而言，至少在小说的叙事和表达的技巧以及由此造就的作品的感染力方面，我觉得篇幅远小得多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得更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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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营里的一天，或许得有很坚强才能捱得过去，但真正置身于里，还是可以很平淡，人对苦难的忍受力远超出自己所以为的... -
起初和最终,文学都是建立于政治之上的~ -
不值得过的生活里也有让人觉得不那么糟的细节，如果没有从生活细节里发现快乐的能力，人就没法活呀~ -
珍爱生命，远离苏联文学，尤其是集中营文学。 -
因为尊敬 -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天……
于是，这样的书他从头到尾可以写三千六百五十三本。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本…… -
又是深重的苦难，让我想到《死屋手记》。劳改营和集中营在俄语中是同一个词，非常耐人寻味。 -
补记 -
苦难可感受，不能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