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全集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26597
作者:徐复观
内容概要
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书籍目录
《徐复观全集》所收各类著述，共二十五种，二十六册，全书近八百万字。各册书目如下：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诗的原理》；二、《学术与政治之间》；三、《中国思想史论集》；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五、《中国艺术精神》、《石涛之一研究》；六、《中国文学论集》；七、《两汉思想史》(一)；八、《两汉思想史》(二)；九、《两汉思想史》(三)；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十四、《论智识分子》；十五、《论文化》(一)；十六、《论文化》(二)；十七、《青年与教育》；十八、《论文学》；十九、《论艺术》；二十、《偶思与随笔》；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二十六、《追怀》。
作者简介
.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已发表于9月1日《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刊出时字句略有调整，如“流亡”、“大陆赤化”等表述删去。） 49年大陆易鼎之际，是熊十力与弟子徐复观通信最为频繁的时期。对于赴台的提议，熊认为台湾估计也难保全，自己年老体弱，膝下又有两个女儿，“何必多此一行？”这位新儒家开山祖师，对国民党和新政权均无好感，决定干脆固守原地：“苟全性命时，看看世事浮云苍狗之变。如义不容苟全，则亦自了而已。”在信中，熊十力提醒弟子，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从“佛观”改为“复观”。因为佛家“于宇宙万象作空观而已”，缺乏裁成天地、开物成务的进取精神，与社会了无交涉。复观一词则来自《周易》，乃“复其见天地心”也：“今大地众生，方颠倒以趋于剥，吾夏人尤剥极，其忍不思复乎？”熊认为儒家要想在海外发扬光大，决不可排斥西方学术而走返古之途：“今欲崛起，不可效老辈经师或理学家，必于西洋科学、哲学有基础者，方可进而研儒佛，以系统之理论发挥，否则人不视为学。”与唐君毅、牟宗三两人的纯学院背景不同，徐复观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从军，曾在娘子关、武汉参加对日作战。后转而进入国民政府决策层，一度是蒋介石的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在重庆勉仁书院与熊十力的会面，是他弃政从文的转折点。当时穷困潦倒的熊十力，面对“高官”徐复观的来访，不但没表现出丝毫人情世故，而且还“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于对方，使对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剥落得干干净净…激昂感奋，开启出生命的新机。”共二十六册的《徐复观全集》，大多是四十六岁离开大陆后所作，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格薄迫的结果。徐在海外，遵熊十力之教诲，以辅成万物的精神，致力于将散落、零碎的儒家思想体系化。同时，积极在公共空间中发声，办学办刊物。而后一点，正是港台第二代新儒家与大陆第一代新儒家的显著区别。以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大多专心沉潜学术，甚少在报刊上论政辩学，基本不谈国事。但第二代新儒家到港台后，既有唐君毅与钱穆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举目无亲之地；又有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为新儒家扩大声势。学问事功，二轮并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历史情境的转折。第一代新儒家活动时，五四运动余波未泯，儒家被斥为专制政治的维护者，中国落后的总根源，“人们由于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很容易不深究其所以然之故，而迁怒到中国文化身上。”袁世凯洪宪帝制立儒教，更是使儒家坐实了帮凶之名，这时根本不存在理性评价儒家的可能。但失去大陆后，流亡知识分子们却失望地发现，在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并打倒“孔家店”近三十多年后，结果却是大陆赤化，国民党法西斯化。这一巨大反差，使重估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条件渐渐成熟。知识分子“在九死一生中流亡海外，这应该是政治上大反省的时候，也是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时候。”1949年五月和七月，在香港和台湾分别创立了两种重要刊物：《民主评论》与《自由中国》。前者除了创办人徐复观外，主要人士是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等，谈中国传统文化较多，可视为海外新儒家的核心刊物。后者则以雷震、胡适、殷海光、戴杜衡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谈西方自由民主较多，可视为五四传统的余绪。两刊都认为，国民党失去大陆是因为专制得太多，而绝不是专制得太少。这点共识让它们在创办初期虽远隔海峡，却相互呼应。徐复观回忆这短暂的蜜月期道：“当时大家的目的，好像不仅在于办一个刊物，而在展开一个自由中国的运动，参加的人很多…我们对于此一运动的将来，都抱着欢欣鼓舞的情绪；一般朋友，两边都写文章，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文化上的两个壁垒。”分道扬镳的原因是，《民主评论》主张中国文化的复兴与民主政治不但并行不悖，还能相互汲取有益的养分；《自由中国》则反感传统文化，觉得西方民主之花移植到中国的泥土上，便免不了会凋谢枯萎，所以倾向于否定儒学。学理的分歧，掺杂了意气和血气，最终难以收场。很多时候，真理都不是“越辩越明”的，短兵相接式的一对一论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让保守的越辩越保守，激进的越辩越激进。最典型的就是钱穆和胡适。钱穆在1950年悍然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根本就不是专制，因为科举制已经把平民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不断吸收到政府中，由平民组成的政府，怎么能叫专制呢？而胡适则在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中国文化没有价值，不要听徐复观、牟宗三两顽固派的话…包小脚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你们讲中国文化，只是被政治的反动分子利用。儒家对中国影响，不过千分之一，有什么值得讲？”面对这种情况，徐复观陷入两线作战中，一方面批评钱穆良知的迷惘：“假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十亿人民所发出的沉痛的呼声，泼上一盆凉水。”另一方面则批评胡适自到台湾后，在学问上便走回头路：“既不敢明目张胆以高唱自由民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又不能拿出学问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只好回到达到孔家店的老路上去。”而徐复观自己的观点，毋宁说是两者之间的“中”的政治路线，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等几篇长文中。徐复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大方方承认，儒家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尽管可以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奠定思想的根基，然中国本身毕竟不曾出现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却才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正规和坦途。”从孔孟、董仲舒、辕固、眭弘、朱熹到黄宗羲、王夫之、唐甄，儒家一直试图限制君权、澄清政治，他们谈井田、谈明堂、谈选举、谈学校、谈行己有耻，所祈向的方向与西方自由民主并无抵牾。儒学不是专制的护身符，只不过是被专制政治压歪了罢了，结果便是它“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幸福描画出一个真切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上的循环悲剧。”出现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经历过希腊式的城邦国家，罗马式的自然法实践，中世纪神权与政权的分庭抗礼，民主、法治的政治形态，在欧洲有着清晰的历史记忆，但在中国却只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类的含糊记载，儒家隐约记得远古曾有一个“大同”之世，至于其具体情况却说不清道不明。其次，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帝国，在现代交通和通讯设备发明之前，根本不可能像全境有发达运河系统、面积仅如中国小型省的英格兰那样，先在各地投票选举议员，再集中到首都论事。总之二十世纪以前，代议民主制在中国既想不到，也做不到。针对实际情况，儒家不得不弃“大同”而取“小康”，沿用了西周“尊尊亲亲，贤贤”二元并行的做法：王室世袭，以维持秩序；官员则不世袭，以察举或科举制不断选拔优秀士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对这一制度的效用做了精彩阐释：“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弥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事。”为防止前者演变为暴君，后者演变为污吏，儒家将德治主义确立为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即《左传》中所说的：“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儒家道德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徐复观称之为“人格主义底人文宗教”。它注重“自力”而非“外力”，“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考虑过借助外来的上帝、法或国家的力量，反而视其为对人本主义的不信任。但问题在于，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这种道德主义，最终只能成就少数自拔擢于污泥的旷世大儒，“使漫漫长夜中犹见一炬之明，以维系人道之不绝”；但却不能成就多数人，更无法造就一大批基本能遵纪守法之公民。再加上劣币驱逐良币作用，历史上实际在位的儒生，往往是叔孙通、公孙弘之类曲学阿世之辈，结果给人留下儒家就是专制帮凶的坏映像。所以徐复观断言，单靠中国文化，“并不能转换中国的历史条件”，“只能寄望一治一乱的循环，并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待到近代中西全面接触后，中国才迎来历史转机，因为西方的科学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而为法治”；另一方面“提供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两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同时，儒家的“仁”，反过来亦可对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贫富差距等弊端起到弥补作用，发挥出民主政治更高的价值，“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到了这一步，可看出经徐复观的批判性转化后，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到六十年代末其实已经日益趋同，只是当年那场大动肝火的笔战留下的芥蒂暂时还难以平复罢了。最终和解的契机，是1967年《自由中国》主将殷海光罹患胃癌的变故。原本与他交恶的徐复观得知后，立即托人送去三千医药费，并多次与他促膝长谈。两年后，殷海光向徐敞开心扉：“先生为光时常提到所厌恶的人物，但亦为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这种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荡而成。”受徐复观的影响，缠绵病榻两年多的殷海光最终领悟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重生命体验甚于抽象知识，所以不能凭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观念，二而是康德的超验观念，三是黑格尔的体系哲学，四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那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但说完这席话后，他的生命便仅存最后一周了。蒙文通曾言，战国末年儒家法夏法殷，其实就是融汇墨法。同理，民国六十年前后，以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第二代，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援自由主义之菁华入儒的历史任务。同时，港台自由主义者也从一开始的极端排斥，到逐渐接受新儒学，并因而更接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原义——无论洛克（John Locke）、穆勒（J. S. Mill），或是柏克（Edmund Burke）及阿克顿（Lord Acton），都认为推进民主自由，须以尊重和改进，而不是以毁灭传统为基础。港台知识分子群体中两大阵营的相互认可，终于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保守的中国文化复兴派和西化的欧美自由派二川之激荡沸腾，放乎东海而波澜以息。2014-8-22尹敏志/文 -
贝叶文 编辑，广州《徐复观全集》第一次由徐复观先生哲嗣、台湾大学徐武军教授等人编辑整理，《徐复观全集》共计26册，并由九州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此全集不只收集了徐复观生前所有收集到的文字，还结集了徐复观亲友所写的回忆文章为最后一册的《追怀》，其中也透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徐复观1928年留学日本，曾就读日本士官学校，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军职，参与过国军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国共合作抗日，1943年他奉命派驻延安第十八集团军(共军改编的国军番号)担任联络参谋工作，当时国军无人愿意去延安，徐复观颇有深入虎穴的胆量。徐复观派驻延安期间曾与中共高层多有直接接触，并观察延安政情、军情。据徐复观好友、曾任重庆行营上校秘书的涂寿眉的回忆文章(《追怀·我所知道的徐复观》)，某次延安集会，曾有侮辱蒋介石的言论，徐复观听到后绝食抗议，后来毛泽东派叶剑英等给徐道歉才算了事。据朱渊明回忆(《追怀》P227)，有一次，毛和徐复观谈军事，除了谈游击战以外，又说假如他统有三个军，必要时可以牺牲一个军，保全两个。徐说“你的见解战略上可以说得通，可是在政略上则不可以”，毛问什么道理？他说现在德意日三国组织轴心同盟，与世界为敌，一旦战局逆转，怎样去牺牲一个国家，保全其他两个国家？谁能赞成这种意见？毛脸色大变。我由此联想到1957年毛泽东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爆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认为“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类似这样的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了酝酿，只是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类似言论而已。徐复观回到重庆后又将所见所闻写成书面报告，由涂寿眉转侍从室呈交蒋介石，并因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徐复观还批评毛泽东当时口称革命，在窑洞里仍抽大炮台香烟，专讲享受。但他也提醒蒋介石：中共虽困在延安，但他们有所用心，不可轻看。同时他认为国民党必须改革，要注意民心向背。徐复观早年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曾是个“鲁迅迷”(徐复观语)，但后来则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和自由、民主思想，对鲁迅等左翼文人有了不同的看法。在《悲鲁迅》(收入《论智识分子》分册)一文中，他认为：“鲁迅首先把这种社会的黑暗面，通过深刻而精炼的文字，呐喊了出来，这实是出于仁心的使命感，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但他又指出，我国农村中的人民，乃是“愚昧中的伟大”的人民，不仅有悲惨黑暗的一面，也有顽强或光明的一面，而鲁迅则把两面的真实都转向一面发展了。徐复观还批评鲁迅因为被国民党排挤于是走向反对国民党和赞同暴力革命的苏联立场，认为鲁迅“积极方面，不能利用批评为改进的力量；消极方面，不能以容忍减少敌人，则可悲的自不止鲁迅一人了。”对于鲁迅的共产主义立场，徐复观认为：“鲁迅被中共捧为中国的高尔基，倘若高尔基不死，能逃过史达林(即斯大林)的魔爪吗？鲁迅不死，能逃掉胡风们的同一命运吗？”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悼念章士钊先生》一文中，徐复观借章士钊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攀附政治力量来做靠山，没有独立精神，“知识分子的生存，必须凭借学术以外的势力。凭借得上的便际会风云，凭借不上的便穷愁潦倒。”徐对章士钊晚节颇多讥讽：“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风云人物，章先生能由段祺瑞、杜月笙而凭借上毛泽东，这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要算是旷百世而难一遇的成就。”我过去一直认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类似冯友兰、熊十力，都是带有“得君行道”的情结，然而看了徐复观先生的文字和他亲友的回忆文章，觉得人品、气节还真不能跟一个人的思想画等号。必须承认新儒家学者间政治思想立场的差异巨大。抗战胜利，梁漱溟也去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规格接待，梁极为震撼，回到重庆，有一天在唐君毅家里做客，牟宗三等人也在，梁漱溟言谈之间极力称许毛泽东，说其“天资高，天生豁达……”大有“天生圣人，得君行道”的味道，牟宗三听了无法忍受，当即反驳，梁漱溟无言以对。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4-06/22/content_3265204.htm?div=-1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收录文章尺度极大，尤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