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至上》书评

《人民至上》略述

导论罗岗说到这本书的任务在于“重新寻找‘二十世纪中国’的‘剧情主线’”，对此首先要对原有的“剧情主线”进行反思，他认为当下时兴的“主线”有两条：一调动“地方”消解“国家”，二是运用“文化”对抗“政治”。前一条主线与“在中国发现历史”说紧密联系，柯文认为以往的中国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冲击—回应”、“现代化（传统—现代）”、“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革命）”三种】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提出要回到对地方、区域、省份的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中国近代发展的脉络与动力。柯文在一种“政治正确”的旗帜之下，将“现代化”与“民族主义”这样的宏观视角与“西方中心论”相联系使之污名化，这样无视了中国近代通过不断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并在此过程中深刻参与到“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事实。反观地方研究，要使得琐碎的“特殊性的研究”到宏观的“通论性的问题”也必然需要理论跳跃，甚至只是“理论冒险”，并不能达到其所标榜的切实性。后一条主线力图“文化”来把握近代中国的脉络，但无论是以往用“文化”来阐释中国的“劣败”，还是现在以之证明中国的“优胜”，甚至高远地提出21世纪中国将由“民族国家”变为“文明国家”，都必须首先承认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为争取‘自主权’和‘独立权’的斗争与努力”才是“21世纪中国‘历史文明’回归”的历史前提与坚实基础。据此，罗岗认为，“政治”与“国家”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消解的“剧情主线”，“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革命”建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既为“现代中国”创造了内在规定性（“人民共和”），也规划着相匹配的政治形式（“宪政国家”），只有认识到“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一最大的政治，才能深入把握这一“剧情主线”。一、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革命主体的下移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也即是皇权、绅权、民权三者的迭代，而绅士阶级在这一过程其中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明清时期由于专制皇权恶化，儒家知识分子由“得君行道”转为“觉民行道”，由上层路线转为“乡治”路线。【余英时】同时在明末直接代表皇权控制地方的“里甲制度”崩溃之后，一种由官、民、绅共治的“乡里空间”开始形成，而“绅”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明末如东林党运动以及黄宗羲等思想者的言论（如黄所说的“民权”实是指“富民乡绅的权利”、顾炎武“封建论”所描画的当时“乡治”的蓝图），标志着绅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并开始承担起历史使命。而这一“乡里空间”的发展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开始有了“质”的变化，清政府为了抵御叛乱不得不分权给地方，导致了淮军、湘军为代表的“军事地方化”，民初的军阀政治于此肇源。而“辛亥革命”在“乡里空间”膨胀、地方势力兴起的基础上以“联省”的形式展开，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沟口雄三】这一“乡里空间”为核心的历史叙事，隐含着沟口从中国传统内部发现“革命”动力的意图，但却难以解释何以中国最终并未停留在“联省自治”而走向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时“民国”确立的“主权在民”的原则，也与“乡里空间”的“士绅主导”颇有差距。沟口只看“士绅主导”理想化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势力膨胀的“权绅化”与其“劣绅化”相伴随的一面，没有解释为何士绅阶层由革命的主体转为革命的对象之一。二、“辛亥革命”虽然褒贬不一，但其树立的“以四万万为主”的“民国理想”与“人民主权”却异常可贵。一方面这种“人民主权”的确立，是对原先“士绅主导”合法性的颠覆。对此，罗岗颇为精彩地对鲁迅与其笔下的“阿Q”进行一种双重视阈的解读来说明这一问题。首先就鲁迅来说，其作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不屑于士绅阶级“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的虚伪意图，【瞿秋白】力图到回到“故乡”的“荒野”上，去寻找“群众”的“野兽性”。而其笔下的“阿Q”就体现了鲁迅的这一思考，罗岗认为，小说开篇“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这一情节颇有意味，赵太爷之所以不准阿Q姓赵仅仅是因为他“穷”，便认为“不配”，这实际上活描出一个底层乡民如何在实际的“乡村秩序”中被驱逐被欺凌，展现出与宗族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伦理习俗和秩序的败坏。而这一“乡里空间”的崩溃导致着“士绅主导”合法性的终结与其历史位置的变换：正是因为赵老太爷把他从“乡里空间”中驱逐出来，才使得阿Q“想要革命”，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士大夫支配民众”的构图，那么“假洋鬼子”必定和“赵秀才”之类“咸与维新”而不许阿Q“革命”。由此，“士绅主导”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建国”的一环必须要被超越，“人民主权”的确立就标志这种超越的开始。而另一方面，“民国理想”和“人民主权”又起着一种规范作用，为民国政治危机的克服提供思想资源。而这一危机主要在于“代议制”民主与其相关的“党派政治”的“代表性”的丧失，而这一危机的典型事件即是袁世凯被议会“民主”地恭立为皇帝。（在论述这一思路时，罗岗还以施密特的“主权”理论为工具，但论述中似乎无法贴合。或许我理解的浅薄，还需指教。）三、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升“劳动”的意义与确立“劳动”的价值的历史，用“劳动”来确保“人民”的“主体”，把“人民”作为“劳动”的“道德”来源。而这里的“劳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与合作化密切联系的“集体劳动”。如果我们不从由结果的成败，而是从“集体劳动”和农业合作化所面对的历史境遇出发，能得到深刻地多认识。首先，必须一定程度上改造“个体经济”所依赖的基本单元——家庭，将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只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进工厂、进学校，才有革命军，才有劳动力市场，才有知识分子等，才能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其次土地改革仅仅能解决“农民土地所有”的“起点公平”的问题，自发的“小农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社会建设必须要打破这一“传统的循环”，还需要“集体劳动”的提倡。再次，“集体劳动”可以看做新中国在工业建设中，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以高度的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低成本的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的资本，最终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原始积累。毛认为，坚持集体劳动取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才能避免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按照“劳动”尺度，而不顾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弃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实现劳动关系的平等。四、由上一章以“毛时代”为论述中心转入对“邓时代”的论述，罗岗认为作邓的重大政治规划与遗产在于对“共同富裕”的阐发。“共同富裕”的理想不仅接续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传统”，同时有着其更为深远的根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在意识层面就是造就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以此内化规训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资源，而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在西方历史上的标志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私”和“欲”的追求与提倡，因此以此为视角反观中国，往往将容易晚明对“私”、“欲”的肯定视为中国的个体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性的发端。但正如沟口雄三所强调的，这一时期思想家所高扬的“私”并非指向“个人”而是指向“乡村共同体”，是与“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皇权相对，毋宁是另一种层次上的“公”。而这一传统流衍为明末清初时期私有制“民土”观的确立和民众自下而上要求土地“均”等的分配要求→清代普及开来的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宗族制的“公有”→太平天国的“国家”共同体性质的公有→孙文等革命派“平均地权、耕者有其地”的土地政策→毛泽东的国家共同体的土地国有化政策。【沟口雄三】另一方面，这一传统也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一系列“自下而上”的改革上，如“苏南模式”如南街村、华西村等都力图运用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再分配体制来应对当下的市场经济实践，形成了各具形态的“共同体”经济。【费孝通】而这种以“共同体”为依托，利用相对廉价但熟练的劳动力在相对小规模的单位工作的“勤劳革命”，与西方资本和能源密集的大工业发展模式相比，是一条迥异但绝非落伍的道路。其优势正在于“动员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比西方道路更充分吸收运用劳动力，更少以来资本和机器取代劳动力。【杉原熏】“勤劳革命”继承着中国的“共同体”传统，并指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