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精选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的母亲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〇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前言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孙郁一胡适的影响力一直在某一阶层的学人里，但并不在民间。20世纪晚期的中国小说家们、诗人们，也并不在意他的存在。从50年代开始，他一直是中国大陆冷落的对象，直到20世纪末，亦难说有多少人真正走进了他的世界。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里，他是功勋卓著的人物，其思想与人格，均可谓旷世难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胡适去世后，曾称赞其为“本世纪历史性伟大人物之一，满怀勇气和智慧”；蒋介石在给胡适的挽联上竟写着“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帅表”。这些言辞足以表明对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位置的肯定。理解整个20世纪文化，如果不深入到这位伟大学人的世界里，我们自然无法窥测到这段历史的另一面。而这一面所呈现出的精神秩序，显然在未来的世界里，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胡适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在他的文字背后，一直站着一个和蔼可亲又严谨不苟的学人形象。我读他的书，很少领略到心灵层面的形而上的东西，这一点，他和鲁迅比，有着遥遥的距离。但他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人格的与知识层面上的执着精神，这是历代学人中最少有的品格。论文化史的贡献，他不及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谈白话文写作，亦不如周氏兄弟。但言及对一个时代变革风气，不得不推他为领袖式的人物。成就他事业的，不是政治的与人格的因素，在我看，更主要是他的科学的知识论和民主的作风，此乃历代中华文明史中最缺乏的因子。胡适由于在这两方面不遗余力地奋斗了一生，其诱力当不下于同代的诸多闻人。自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把西方文明带到中土后，中国涌现了几批深明东西方文化的学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在解救中华文明的弊端上，许多学人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从黄遵宪那代人开始，学人们一直面临着这种棘手的选择。胡适出生的时候，中国已进入了清代的末期，他到美国留学的年代，正逢科学主义思潮汹涌之时，文化背景，与魏源、王国维那代人也有了不同。单就对他影响最大的实证主义哲学而言，其在知识论上的革命，对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划时代的。胡适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应当说，被实证主义意识武装起来的他，在日后中国文化革命史上，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后来的五四运动，如果是以基督教的文化为旗帜，或以工业革命为旗帜，均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恰恰是“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范畴，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现代启蒙的根本内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中充当了旗手的角色，也正是他崇尚的科学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在这里，胡适找到了中国人思维结构与知识结构致命的弱点，以此为突破口，他才在文化史上，肩负起了重大的历史使命。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在胡适眼里是充满魅力的精神殿堂。胡适认为，在杜威眼里，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其一，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其二，探究疑虑，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其三，寻找方法，为解决这些难点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其四，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他的困惑或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其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出来。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应当说，这个思路被胡适在总体上继承了下来，它在方法论上，动摇了不可证伪的宗教玄学，也动摇了一切理想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根基。中国的现代启蒙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只有站在这种非功利的、实证的角度上，我们才能找到一条清理旧精神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儒学自然不行，神学亦无疗效，于是只剩下了科学之路。但科学，还必须有民主与自由作保证，这两点，中国自古就没有。所以，他后来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果决、更为醒目的口号：“全面西化”。由于此观点是用英文表述的，译成汉文后被攻击甚多，有人干脆讥之为“洋奴哲学”。但不管人们如何批评他，在根本点上，他欲以美国式的民主制与文化精神，补救中华文明不足的勇气，在他之前，确还是不曾有过。但奇怪的是，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观的胡适，后来却很少在哲学上深入进取，倒是在文学、考古、政治等方面，耗去一生的精力。看他在白话文的倡导，《红楼梦》的考证，美国国会与联合国上的表现，都很难与他早期学过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他确实在渐渐偏离哲学的经院化之路，全力以赴地走向实践的大地。难怪贺麟曾感叹：哲学家胡适很少谈哲学。他一生，也并未建立过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体系，倒是在人生哲学上，耕耘不辍，这一点，大概是理解他的一把钥匙。二不错，只有在理解了杜威哲学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梳理出胡适思想的脉络。但这还不仅仅是其中一点。从这一点生发出的启蒙精神，才是其思想上的原色。那时候最吸引胡适的，不是玄学的静思，他的注意力一直在具体的文化问题上。这便是对语言自身的思考。留学美国时，胡适曾在“文学科学研究部”任文学组的委员。这只是中国学生会的一个自发的组织，那时他便和赵元任等人，讨论过中国的语言文字的问题了。不久，他便在此类问题上陷入了长久的思考中。凭着他对语言的敏感，以及杜威哲学的启发，他突然发现：“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在文学的复杂进程里，不是以思想的变迁与文化的变迁角度来梳理旧迹，而是用思维的变迁的符号——语言的变化，来审视着客体，大概是只有受到过科学哲学训练的人，才会去如此思考的吧？他回忆说：所以在1916年7月底8月初，我就决定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活的语言文字来写白话诗了。在我还没有写出几首白话诗之前，我已决定把我下一个诗集定名为《尝试集》了。这个诗集的名字也明显的表示出我是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运动上面来。“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所以我的以白话文为活文学这一理论，便是已经在小说、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学）领域里，得到实际证明的假设。剩下的只是我的诗界朋友们所设想的韵文了。这剩下的一部分，也正是我那时建议要用一段实际试验来加以证明或反证的。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同上，第149页。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胡适便把这一思路推向了极致，成为了那时“文学革命”中最具号召力的理论。1916年11月，他终于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对新文学提出了八条建议：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八条，均是学人式的“形式”之谈，尚无后来陈独秀在精神层面上的酣畅淋漓的宣言那么激烈。但它却在逻辑的层面上，颠覆了僵死的文言文所呈现出的秩序，可谓在文学的内部演化史上，找到了一个新生的突破口。从语言的进化中，确立新的文化价值观，这是只有在美国文化背景启示下才会有的思路。语言的进化，其实亦是观念的进化，可惜胡适在此就原地踏步了。他尚不具备后来语意学的理论素养，以及由此生成的语言学的更为深厚的理论构架，这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但他在这一时期不断地译介西方的学理，探讨妇女问题、贞操问题、整理国故诸问题，又把“新文化”的概念拓宽了。随着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涌现，胡适的“文学改良”才有了真正的内容。胡适的思想那时并不在生命哲学与人性论的基点上，像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俄国革命思想，与他有着一定的距离。他不是从抽象的人道观上来理解新文化，倒如周作人那样以生物学与希腊精神组合自己的思想，也不像鲁迅那样带着浪漫诗学与尼采的精神。他似乎不想从信念上建立一种什么，而是在生活习惯行为上和知识法则上来寻求新的秩序。虽然，他一开始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有很大的共同性，但出发点与逻辑方式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与诸人的分化。文化启蒙终导致思想上的分道扬镳，乃至形成后来中国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格局，这是青年胡适所始料不及的。三20世纪中国文化的分歧点，最早萌动于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它实际是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种思路的交锋。“五四”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纷纷涌入中国。操持各种新思潮的人，许多都钟情于新的观念，其热情颇令人鼓舞。应当说，这些域外新精神，对当时的启蒙，特别是对旧文化的颠覆力，是巨大的。但胡适不久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认为：“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他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便全面地表示了这一观点。李大钊看到此文后，写了反驳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认为真正的、有现实性的“主义”不应放弃，在众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最重要、最正确的。他认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指陈独秀）和先生（指胡适）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遇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主义之下，一切社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言外之意，“主义”在一定时期，比“问题”更为重要。但胡适则恰恰相反，他说：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无论范围大小，都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种主义的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决不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性；但是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必须经过一番理想的作用；这层理想的作用，不可错认作问题本身的抽象性。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说主义的原起，虽是个体的，主义的应用，有时带着几分普遍性。但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参与这场争论的还有蓝公武等人。这场争论可惜未能在学理的层面上继续下去，不久便被政治风潮遮掩过去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中国人如何选择新的生存方式的步骤，即路的如何走法。坦率讲，扯起一面旗帜，一拥而上，是容易做到的。但认真地进行学术研究，从实际中寻找具体运作的方式，是殊难之事。胡适十分悲壮地选择了后者，其遭到的不解与日俱增。他的思路，自然否定了社会的巨变，与文化保守主义在某些方面交织在一起。联想起他后来和国民党政府的某些联系，便可证明，这是他的思路造成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陆学者不断批判他的思想，是有其根据的。胡适世界中的实证主义确是中国文人最难具有的思维，这一思维因为是科学革命的产物，故在中国便成孤掌之状。一个衰弱的民族，在危难之时，最易接受的是精神信仰，一种“主义”和号召，要比沉稳、冷静的实证主义更具有魅力。胡适一生苦苦追求的，是一种科学、自由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然而在庸众与传统势力面前，他能说服谁呢？没有丝毫宗教情绪与神秘精神的胡适，除了在学人面前展示了他特有的风采外，对民众，他的影响甚微。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确是孤独的。四在文学写作与治学方面，胡适并不寂寞。他的一生，在白话文的倡导与考据学上，一直颇受人认可。了解胡适，不可不深入到他的这一领域，在这一领域，寄寓着他一生不渝的价值理想与生命情思。我们现在看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对胡适的评价文字（包括书信），是可以感受到他在当时的地位的。这一点，连他的前辈梁启超等人，也不得不佩服。胡适的新文学思想，最早体现在白话诗的写作上。用白话来写诗，在他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却举起了白话文的大旗，于今回想可谓杰出的先驱。现在说起白话诗，已很少有人会想起胡适来了。除了文学史上不能不提及他外，新诗选集里，实在找不到他一篇像样子的作品。这是他的可叹之事。“但开风气不为师”，虽清醒得可以，但与鲁迅这类人比起来，在新文学的写作实践上，他值得夸耀之处并不很多。但他的诗话是好的，无论谈旧诗，还是新诗，他都是一个通人。他对诗自身的鉴赏力很高，加之一肚子考据学墨水，所以文章写起来别有一番味道。诗话可以有各式的写法，胡适走的是史家的路子，即，不拘于一文一诗、一时一事，而是以流动的观念看作品，于是文章便生出苍然之色。胡适的诗话从早年到晚年，思想变化不大，谈艺术性少，讲文体与思想上的规律多，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我在他的几十篇文章中，看出了他性格中一贯的东西，也看出了他精神上的一种原色。早期的胡适，力主文学革命，把精力均放到白话文的开拓上。说白话文有前途，在当时是要有勇气的，这并不为世俗社会所接受。胡适的观点并不是凭空提出，杜撰着新奇的理论。看他论述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便可知道，倡导白话诗、白话文，实在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使然。胡适大约从文体的演变史悟出了这些所以，谈《诗经》，讲《楚辞》，以及后来的唐诗宋词等，他眼中看到的，是人性的自然解放和自然发展的历史。他论述词的演变，看到的是白话口语对文体的影响，这自然加深了他对改革文言、进行文学革命的信心。因此，看他对古今诗人的评说，大抵很少心灵上的呼应式的读解，而是远远地站在历史的一端，对其流变的模式任意评说。他的关于“作诗如同说话”、“语必由衷，不师古人”、“诗须废律”等观点，在当时均为振聋发聩。其文章新颖、逼人、温和的口气，读了让人久久不忘。旧时诗话家写作，阐诗意，解史疑，谈感慨，有着很高的雅兴。刘勰、钟嵘、沈约、严羽诸人文思浩瀚，体亦精湛。但有意推一新声，开辟新时代者尚少。胡适可说是中国诗界革命史上，在理论上贡献最大者。20世纪中国新诗的出现，实在和他的努力有关。他在留学日记中曾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文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这种思路，当时响应者甚少，但不久便被世人所认同。这并非胡适一人之力所为，而是历史进化的结果。他不过把握了历史的时机而已。但我们读他那时的呼喊之文，可见其用心的良苦。启蒙者的伟大，都留在了这类有趣的诗话语录里了。严格地说，胡适是从未有意去写“诗话”体的文章，他的行文也并不讲究。但为什么好读呢？一是有学识，二是有思想。这两点实在不易。比如他谈“文学堕落之原因在于‘文胜质’”，论据是令人信服的。“诗不可摹仿古人”，亦是对文学史充分体味后的结论。他说民间文学可以上升为正统文学，以南北朝民歌为例，所谈环环相扣，颇令人信服。旧文学家是很少看上民歌的，胡适却独自于此发掘出奇意，对后代学者的影响不容小视。他介绍清末的宋诗运动，直陈其弊，读了真是快意。而批评章太炎极端的复古论调，以史为依据，并不给人强词夺理之感。这些文章都有着同样一个声音：文学是进化的。这声音像隆隆的雷声，给我们文坛带来了巨大的惊喜。00胡适认为诗要“通达”，要有“力量”，这样才能叫作美。他自己写不出这类的诗来，但却在理论上用力倡导之。他评陶渊明、评韦庄、评晏殊等人，用的是这一尺子；谈郭沫若、康白情、陈梦家诸新诗人，亦是这一尺子。总觉得他不仅是在写诗评，那些对通达、流利、自然的写作文体的呼唤，似乎是对人性解放的呼唤。这一呼唤不是从人生与哲学角度切入的，但文字间流出的，却是一种博大的人间情愫。他曾研究过外国十四行诗和中国古诗的韵律，从文学的流变中，发现了文学史是不断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他的自觉化了的史家感觉，使他一直在警惕复古主义的滋长。他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并不像古人那么深深地沉浸下去，而是远远地指点，悟出其中的利弊来。那些关于诗词选注的诗话，我们读了，感到确是进化的力量。他在古诗中，发现的是如何进行文体的解放，这种多年一以贯之的思路，如今想来，多与他的哲学意识有关吧。文学的革命，说起来，便是思维革命。胡适关于白话文学、白话诗的主张，在哲学意识上难说有什么突破之处，但在诗学的思维方式上，却殊多奇想。中国历代治诗史者，不能在此意义上批评文学，恐怕便是缺少新式哲学思维之故。胡适谈诗的文字，我最喜欢的，还是关于旧体诗的部分。那里的考据颇为精当，虽只点点滴滴，但锐气扑人。如《胡笳十八拍》非蔡琰之作，说得合理；关于欧阳修也写过艳词的评述，亦多妙处；对李清照身世的辨析，毫无臆断之处。胡适承认自己是个有历史癖的人，他不是从人性的角度印证文学，而是从文学变迁的历程来发现人性，这恰好与五四时代许多先驱形成对照。他后来远离政治，疏远左翼文化，大概从这一治学思路中，可以找到些佐证。但胡适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对文学外在的形式过于在意，从而忽略了人生体验的价值。仅从文体的变迁来把握文学，是看不到艺术深层力量的。他自己没有留下一首好诗，便说明人生体味的贫乏。没有苦难，没有危机感，即便出现过这类情绪，但书斋气过于浓厚的个性，又往往消解了这一切。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关于诗的文章他写了许多，但大抵一种调子，在艺术本体上没有多少创见。与后来新起的朱湘、艾青比，他在诗话上，确是落伍了。其实，他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在本质上，他是一个史家，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诗人。看他后来在考据学、史学上的贡献，我觉得诗话写作实在是他一生中次要的东西。“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引用得很好。一个人的一生，能在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对社会有所贡献已属不易。何况像胡适这样的人，在几个领域几个方面开了时代风气之先，确是值得后人景仰。明于此，我们在读其作品时，便不会过于挑剔了。五胡适的名气大，“五四”后，因倡导白话文而称世一时，人缘又好，故请他作序的人颇多。胡适写序跋，不像梁启超、陈独秀那样领袖气，而是温和地叙述，娓娓地道来，有时竟把序写成论文式的东西。所以，读起来颇好，也是个享受。在新文化诸干将中，他的题记写得最具学究气，在知识上给人的启发也是颇大的。欲了解胡适的思想，看他为自己或别人写下的序跋，便大致可感受到其治学思路。接触他的文章，最吸引我的，不是其题旨，而是其独有的方法，即逻辑上的力量，这是在他之前的所有文人中最缺少的东西。胡适的序跋，大多与“整理国故”有关，几乎涉及了他一生治学的许多方面。我以为这里不仅有他的治学理想，也可以见其人生的态度。他平易近人的一面，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面，在此均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其中给我的开导，为别一类人文章中所少有。胡适序跋中关于古小说的考证与古代哲学著作的论述为最多。读起来一是觉得国学根底厚，有洋洋大气；二是甄别史籍的目光迥别他人，实证的力量大于臆断，绝无自恃聪明的傲态。这使我想起他关于研究国学的新原则和方法，他说：“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此方法一反宋儒的附会、清儒的拘谨，兼收前人之长，又参之西洋实证哲学原则，可以说在“五四”后诸“整理国故”的大师中，是允推独步的闻人。有了这一科学精神，他的视野便别于他人，文章纵横捭阖，态度之认真，考据之细致，推理之严谨，均非同代人可相提并论。怀疑精神、求真精神，是他一生中最具诱力的两个特征。中国旧的典籍太多，时间又长，汗漫的地方比比皆是。又因为历代王权在史料上倾注的功利思想过浓，史籍都不免涂上一层颜色，使后人难以分出它的原色。胡适是一眼就看出其背后复杂的东西的。他所做的，不是简单的教义的宣解，而是一种思维的方法，一种去伪存真的思路。看他考订《红楼梦》的文字，论述古小说诸版本的态度，都有这种严明精神在内。例如关于《红楼梦》，在胡适之前可以说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研究文字，大多是牵强附会的东西。胡适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法，考究各种版本，校辑诸家典籍，从中考证出曹雪芹的家世，使后人终于看清了其中的原委，此项工作，可谓功勋卓著，开一代考据新学之风。读他的文章，觉得在跟着他涉水过山，枯燥的版本目录之学，原来却有着那样多的趣味，思想者的推理论证中那种理性的愉悦，从他的笔下悠然地飘来。翻看他的《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大致可看出他研究小说的有趣方法。他往往先弄清著者的来历、版本的优劣，然后才是作品的思想和技巧。这类文章几乎没有通篇的“主义”高调，也无旧式学究毫无生气的叙述语态。在他的文字背后，你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新型的智者，在混沌之中开辟新路的场景。他后来写下的《〈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陶弘景的〈真诰〉考》等，更可看到他治学上的严谨和开拓精神。我记得他曾为中国禅宗问题，专门跑到英国和法国查找敦煌当年散失的资料，他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所下的气力，确是够大的。一方面有朴学的考据功底，另一方面多史家与哲人的风范，于是一堆干瘪的古志旧籍，便在他那儿生出诸种思想，一本本历史的糊涂账，在其实证的精神之下，终于有了眉目。大概还没有一个人的考据文字，会像胡适那样，其背后流动着如此鲜活的理性力量。他不是文体家，语言亦不讲究，但那种逻辑精神，那种温和又不失肃穆的口吻，让我感到一种久违了的亲切。要讲治学，在版本目录学领域，他是个大师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虽尚不及章太炎、鲁迅、顾颉刚，但其治学中自觉化了的求实思想，和迥于他人的史学胆识，我以为是难得的。他确是在以人道的精神看世界，以美的目光发现世界。他对历史诸家学说的评语，对佛学、儒教的微词，都可看出他现代人的智慧。如果不是科学的方法论滋养了他，要有这样的成果，是难想象的。我一直觉得，他和鲁迅、周作人一样，是现代中国难得的精神清道夫。他的第一功绩是促成了白话文的胜利，为中国语言由古典走向现代，立下赫赫战绩。读他为《小雨点》作的序文，便可想象他留学美国时，为打破古典语言而做出的诸多努力。他的白话诗写得并不好，像个孩子蹒跚地走路。可正是这艰难的第一步，才有了后来文学的起飞，这是不易的。他的另一功绩，是颇有力度地清理了中国旧的遗产。这一方面，他用力最勤，我已在上文说过。第三，我以为他确立了中国文人和学者的新型人格，即以平和、中正的目光看事，以求实、温和的态度待人。例如，他在文中批评过梁漱溟、冯友兰的学术观点，可并不以言废人，与诸位依旧有友人之交；驳斥过蔡元培的“红学”理论，而心中依然称他是一代伟人；鲁迅晚年曾多有讥刺他的文字，但他从不还击，当有人毁坏鲁迅之名时，他却站出，平和地道出鲁迅的非凡之处。近代以来，文人多偏激狂躁之语，但殊少平和公正之心，此乃中国最不易建立的人生态度。自胡适出，我们才有了这类不凡之气的人。仅此一点，中国文人性格便多了一种与世界交流的活力。这对后人的影响，可说是极其深远的。胡适一生，以治学为本，以立人为根，可说是个两袖清风的学人。他曾短期介入过政治，但并不谙熟官场。所以，读他的文字，是感受不到多少深味现实的哲学锐气。他的序跋，又不像美文家那样以艺术精神灌注文字，讲求的却一直是知识、方法，读起来像听一位长者的聊天。晚清以来，谈版本目录之学的人，多流于藏书家的雅兴，文字间疏散出的常是恬然之情。但到了胡适那里，其情趣来了大的转变，史实的求真、勘误才是他追求的目标。我从他整理古籍留下的题跋中，第一次领略到了考据过程的美，论证的美。思维着的灵魂是动人的，尤其是这种逆俗的思维，它照例亦可让人感受到其中的快慰。他论述唐代文人的生平，常推翻前人的定论，那种考证的严谨是令人信服的。他对“儒学”中牵强附会之风的校正，可谓锐气浩然，使我们终于知道以往的“儒学”中一些荒诞之所。他关于《三国演义》、《水浒》、《儿女英雄传》等书的论述，言他人所未言，句句有本，篇篇有根，从实证出发，理出了中国文学史中的诸多头绪。治中国史学者，历代学人可谓多矣，但独少有胡适这类大气者。此无他，乃思维方式与哲学意识不同古人之故也。中国学人中，最少科学哲学根底者，所以，整理国故，倘不参之以西学精神，仅以乾嘉学派之法而治之，终不免小家子气。胡适给人的振奋，恐怕就在于此吧！中国的古籍浩若烟海，可整理者真不知有多少。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确是丰富的，可真正能用现代人目光，进行思索、探赜的，还远远不够。胡适一生，把多半精力用于此处，且开一代风气之先，这很不简单。读一个人的序跋集，一是可见其学问状态，二是能察其人生境界。胡适的为文为人，都在这儿表现得十分出色。文如其人，在他那儿是并不差的。胡适以后的书话家们，虽在文体之美上超过于他，但在谈版本目录之学时，有他那种洞悉古迹、审察毫分的鉴赏目光者，还很少、很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字，有着非同小可的价值。六我一直觉得，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胡适的学术生涯便真正终结了。虽然二战结束后他又开始了文化活动，但很难说比过去有什么质的突破。自20年代开始，他便不断摇摆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频繁的社会交往，与国民政府忽远忽近的关系，使他开始摆脱于纯学人的书斋生活，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与文化舞台上重要的人物。胡适的介入政治，自然不是官欲使然，他不过是试图把现代民主思想输送到政府中去。学理的普及化，倘仅靠教义，还远远不够，以政治的力量导以民主，则比一千个书生力量更大。他先是任北京大学校长，倡导“好政府主义”，后出使美国，任驻美大使，晚年回台湾在“中央研究院”任院长，一生之中，出没于官与学之间，且声望愈隆，连蒋介石也不敢怠慢。这样的学人，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可谓少见得很。1922年5月，胡适主持了《努力周报》，这个“谈政治”的刊物，包蕴着他的政治理想。他试图以文人的良知去感化政客，在中国建立一个好人政治与好人政府。他曾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由哲学而文学而政治，可以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广阔的领域，一介书生，欲在此处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说他很近似于孔子，当不是过誉之词。胡适看到，在中国，虚无主义不行，无政府主义亦不行，中国欲强大起来，具有真正的民主，必须有一个好的政府。基于对美国政府的理解，他认为建立一个健全的、由素质高的职员组成的政府，是当务之急。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指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是很真诚的誓言，但在那时带有一丝理想主义痕迹也是无疑。胡适的理想主义，乃立足于当下，非虚无缥缈之音。他的思路还是建立在对一些行为方式规范的基点上。但做到此点，谈何容易！“好政府”谈来谈去，丝毫未影响中国的政局，军阀的混战，众党的争斗，终使胡适变得尴尬起来。难怪汤尔和这样对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批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吧。”文人谈政治，不免理想化、书斋化，胡适一生在官场上处处碰壁，恐怕与不谙世俗有关。文武之道，在中国向难融合，官场，尤其是军阀混杂的官场，是不讲什么教义的。但胡适偏偏要以清白之身立于其间，以异样的声音显示其价值，这便是他可爱的一面。他是个做事的人，建立秩序是他一生的梦想。这一点，他不像鲁迅那样沉入到生存意义的拷问里，以心灵的内省来直面人生。胡适与鲁迅同样是看到了中国国民的心理弱点，鲁迅走的是改造国民性的批判之路，胡适却是走着一条建立新国民精神的途径。破坏是容易的，但建设并不那么简单。总觉得胡适是在架空中楼阁，基础不坚牢，颓倒是自然的了。而鲁迅却一直在深挖着祖坟，一直在黑暗中挺进，虽没有明析性与终结的理性，但那自省的深与目光的深，比胡适要多了一份形而上的力量。鲁迅是从不与政府合作的，这一点，决定了他与胡适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道路。同样是建设新文化，一个趋于显，一个近于隐，这两个互相对照的世界，可映照出现代中国人不同的精神路向吧。胡适不遗余力地参与对政治的影响，正像他在考据学的贡献一样，是为了奠定现代人的一种思路。20世纪30年代末，他受蒋介石之邀，出任驻美国大使，可以说是他一生在政治生涯中最风光的事情。在抗战的年头，与美国人打交道，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那些年月，为了中国的形象，他的努力是巨大的，他以现代学人的机智和通达，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运用于外交场合上，这是历届大使中最少有的风采。一个学人，最后在二战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历史的使然。胡适的非凡才华，也在此得到了一定的外化。但他不久就发现，自己为之努力的政府，并不能真正主宰中国。他对蒋介石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虽然他一直与蒋有着不断的摩擦），但政府的腐败、无能，无疑要崩溃于人民的起义之中。这时候他的心境是异常苍凉的。当四十年代末他离开大陆的时候，他的心在流血。此前他还做着教育兴国的梦，在辞去驻美大使职位后，还主持过一段北京大学的工作，他试图在教育、文化界寻找新的立足点，以此来影响中国的现代进程。但他发现，一切均毫无用处，“问题”派，终于被推翻，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他一生中精神受到的最大挫折。多年的参政与社会交往，使他不能从容地从事研究工作，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一直未能续写出来，一些重大的考据文章也搁浅在书桌里。从那时起，他差不多把精力分散到文化组织、领导等活动上，尽管仍有些零散的论文发表出来，但不系统性、不连续性，限制了他的思想在深度上的发展。晚年的胡适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位社会活动家。他竭力避开政治，但政治却一直在找他。他对国民党专制的批驳，对民主作风的倡导，使他实际上成了台湾民主的精神领袖。撇开治学不谈，仅在倡明民主与法制，以及世界主义的方面看，他的挣扎也足以使其英名不朽。从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开始，一直到晚年沉浮于官场与学海之间，胡适写下了中国现代史一页动人的篇章。这是一个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人。一个躬身于中华民族事业的彬彬君子。胡适的作品是一个宝库，你千万不可把它简单地作为文学和政治来读，我以为它是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不朽的人生哲学。在这个哲学里，透着20世纪中国文人的苦难史和微茫的希冀。

内容概要

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原名胡洪骍，又名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书籍目录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诗歌编

蝴蝶

中秋

虞美人•戏朱经农

江上

一念

鸽子

老鸦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五首）

老洛伯“AuldRobinCray”

四月二十五夜关不住了！

“应该”

“威权”

乐观

一颗遭劫的星

一笑

湖上

梦与诗

十一月二十四夜

双十节的鬼歌

希望

晨星篇

西湖

秘魔崖夜月

也是微云

散文编

文学改良刍议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归国杂感

论短篇小说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易卜生主义

贞操问题

不朽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

四论问题与主义

新生活

谈新诗

什么是文学

杜威先生与中国

十七年的回顾

差不多先生传

读书

庐山游记（节选）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我的母亲

追悼志摩

逼上梁山

平绥路旅行小记

信心与反省

三论信心与反省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记辜鸿铭

高梦旦先生小传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自由主义

序跋编

《尝试集》再版自序

《吴虞文录》序

《蕙的风》序

《科学与人生观》序

《词选》自序

跋《白屋文话》

《人权论集》序

《四十自述》自序

《师门五年记》序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书信编

致胡近仁

寄陈独秀

答钱玄同

答朱经农

给沈尹默

致郭沫若、郁达夫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致刘公任

致胡祖望

复吴晗

致徐志摩

答陈英斌

致罗尔纲（三札）

致吴健雄

致俞平伯

致张爱玲

日记编

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三则）

一九一四年六月七日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二则）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创作要目

编辑推荐

《名家文库•典藏版:胡适精选集》作者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祖师，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其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蔡元培、蒋介石、林语堂、冯友兰、李敖、余英时共同推崇；收入《文学改良刍议》等名篇。

作者简介

《名家文库•典藏版:胡适精选集》分诗歌编，散文编，序跋编和书信、日记编四部分，每编又以时间为序进行了编排。每一部分都从胡适的这类作品中优中选优，尽量选入胡适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及其影响广泛的作品。譬如在“诗歌编”中，此书选取了胡适在现代白话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蝴蝶》《鸽子》《“应该”》等；在“散文编”中，此书选入了胡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改良诌议》《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信心与反省》等散文名篇；在“序跋编”中，此书选入了《 序》《 序》等文章，从中我们能窥到胡适的一些诗歌、人权理念和治学方法等；“书信、日记编”中，所选书信事关现代文学史和胡适的一些为人之道，所选日记较少，但少而精，从中我们也可窥得书信当时的一些思想珠玑。总之，这是一本国内有关胡适作品集中较为出色的一部作品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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