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书评

又一本王小波传

1997年到2015年，持续不断的小波热说明，小波的价值，以及人心对文学体制叙说和叙事的不满。本书的价值更在于最后一章，神话的诞生与反思。前面八章记述小波成长与生平，都有一条主线：王小波精神特质与文学风格形成的源头所在。应该说，作者言之有物。下面是一些很个人化的摘抄，作者的这些文字，或者有共鸣，或者触动了我长久的疑问，或者有了答案，或者有了新思路。对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言，1957年大跃进运动其实就是一场“预演”。正是由于大跃进的有关“物”的浪漫幻想的失败，有关革命的超越焦虑才变成“人的斗争”。沉默的大多数，才是无法表达的真实：“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幼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沉默的大多数》能看见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思维的乐趣》他对许多歌颂农村苦难生活的作品嗤之以鼻，在王小波看了，这些作品的虚伪在于不承 苦难 是个不好的事情，不肯定通过努力，改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是通过歌颂苦难，获得道德优越感和精神虚幻的满足感。“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些虚伪”--《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山东二插时，王小波以自己的“消极”，展现出他对尊严的维护和对政治的厌恶。“我怎么能没感情呢，不过要我用这个感情跳出个忠字舞，就是杀了我也跳不出……我们都认为，什么感情要是可以随时表演给人看的必定是肉麻的。” -- 写给李银河的信女友以知识为高人一等的资本，而看不到知识的乐趣。-- 《一篇不成功的爱情》在匹兹堡大学师从许倬云，许倬云曾谈到知识分子应理性对待“民族主义”：他说他到五十岁的时候才把爱国主义摆在一边。他认为这一点跟抗战被日本人打出的爱国思想是不同质地的。而直接的原因是他理解到很多罪恶都是打着国家之名进行的。这与王小波后来在国内对《中国可以说不》等民族主义书籍的批判，有明显的血脉相承关系。王小波是深得“现代文明三昧”的，他并不是拿美国来贬低中国，而是追慕一种“健全的理性”。他不是民族主义愤青，但更不是拿着外国时髦理论唬人的“洋务派”。他看到美国的精神根底，比如，他对美国人的理性务实，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精神非常佩服，而这些东西，则属于罗素所说的现代精神常识的范畴。王小波的同性恋研究，和他一贯的文学主题一脉相承，就是通过性关系来透视社会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进而为自由，智慧和尊严命名。《他们的世界》的前言中，李银河和王小波以异性恋的身份，将他们的学术立场概括为“实事求是原则，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这三大研究原则，其实囊括了科学，人权与人道主义的多种标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最后以广为传颂的王小波的一句话做为结束：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以他45年的生命，做到了。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王小波是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之一，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他的作品对 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做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以及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伊塔洛·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小波是个可科研究性极强的作家，本书作者多方面的全面反映了个人及其作品的特点，力荐本书！

《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

本书从王小波接受现状的复杂怪诞现象入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成长动态中的“凡人”王小波，褪去了强加于其的标签，还原真实的个体本身，结合作品分析，呈现了一个秉持自我价值与倔强人生态度的作家王小波。有思想，有深度。

《星空下的“坏孩子”》

房伟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是基于大量资料考证基础上的真实还原，回到历史现场和作品本身，寻找作家真实的自我定位与价值立场。房伟老师在继小说创作、文学评论等文学形式之后，进行新的尝试，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具有人性深度和思想深度的人物传记，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王小波传

“王小波”现象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个案，透过“王小波现象”反映出的中国文坛症候也值得学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房伟的《王小波传》打破了碎片化的研究状况，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王小波的成长动态，从学理性的方面定位了王小波之于文学史的意义，这部传记是极具价值和分量的。

好书，推荐！

王小波是一个传奇，每个人对这个传奇有不同的理解，崇敬的，偏执的，向往的，批评的……各有千秋。对于王小波的认识，但凡发自内心而不至于诋毁的，我们都应予以尊重。作者身为王小波的书迷，以自己的体悟撰写了这部传记，未必得到千万人赞同，但总有一份感动令人共勉。

偶然发现一篇腾讯对《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专访，贴来共大家参阅！

受访者：房伟，男，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学术著作《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风景的诱惑》、《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等，并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等，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中国电视金鹰奖艺术论文奖，刘勰文艺奖等。采写：李旭光要点：1.王小波的早年成长环境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从一个主流文学话语塑造的成长空间，发展出了“另类”的独特艺术情境。2.王小波在九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情况下，将一些被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压抑”的元素释放出来了。3.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深化大改革”模式的背景下，我们的文学作品，却在逐渐远离青年们的真实生活。4.通过采访“王小波走狗”系列图书和活动的发起者，发现很多人的文坛境遇很差，有的则已转行干别的。5.王小波之所以在1992年—1997年几年间迅速崛起，离不开很多著名作家、编辑和文化人的推崇、鼓励。王小波也是革命下的蛋腾讯文化：您在书中对王小波早期的成长环境做了细致的梳理，在您看来，这种环境对他以后的写作生活具体起到了那几个方面的作用？房伟：构成作家的艺术和精神世界的因素很多，早年成长环境非常重要。因此，曾有过所有文学写作都是“成长”文学的说法。如果说，王小波的早年成长环境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就在于他从一个主流文学话语塑造的成长空间，发展出了“另类”的独特艺术情境。我在《王小波传》中，对从成方街到铁狮子胡同到人大林园楼、教育部大木仓胡同等具体的王小波的成长环境，有很多资料的采集分析，而着眼点也正是在于“革命北京—后革命北京”。从年龄上讲，王小波是标准的50后，出生于新中国，少年经历了文革的铁血狂想，青年时代遭遇了上山下乡的苦涩回忆，成年后，则历经恢复高考、出国热，然后回国当学者、作家，这些经历和同时代作家相比，并不具有特别的“经验传奇性”。但认真考察王小波的成长语境与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从“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是王小波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成长特征。这两个因素，在王小波笔下，都是“反思”性质的。对比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同样是在该时空环境中长大，相对大一点的作家，如40年代末期出生的刘心武、张承志，或小一点的作家，如50年代后期出生的王朔，王小波对“革命北京—后革命北京”的持续关注和反思，是一以贯之的，几乎是他所有作品的主导性氛围。对于革命与后革命意义而言，《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作品，写了革命形态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似水流年》《三十而立》等作品，则写出了革命的理念转变为后革命的形态之后，个体自由的困境问题；《红拂夜奔》《万寿寺》《白银时代》等作品，看似是一种历史的戏仿和未来的幻想，然而，却存在一种鲁迅式的“杂文历史小说”的写作精神，它的目光牢牢指向当下，在一个更超脱、自由的层面，将“革命与后革命”的故事，变成了历史和未来的“寓言”。同时，“北京”是指他成长的特殊地理环境，既是革命的中心，也是后革命的故事焦点，这让他的作品有了一种地理主体性的激情，但又有别于王朔式的“俗人调侃”。他的小说故事，大多发生在北京，《黄金时代》的云南边陲的破鞋与流氓的激情往事，也有一个北京的现在时态的地理参照，《万寿寺》更拿现实中北京万寿寺，一个失忆的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故事，与想象的薛嵩的湘西凤凰寨，形成鲜明对比。《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中的长安与洛阳，也给我们一种灿烂至极的“首都式”中心想象，可以说，正是“革命北京”与“后革命北京”，既构成了王小波的成长语境，也由此生发出了他独特的艺术思维与批判精神。与王小波相比，当下自由主义太多精英化腾讯文化：在王小波离世17年后来评价他，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在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写作中，能否将其评价为创造自由主义理念写作范型的文学家？房伟：这里，其实存在一个话语塑造的问题。自由主义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的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问题”，离不开我们对于20世纪九十年代这个特殊语境的认定和分析。我个人认为，王小波的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其成就还主要在文学领域，而非思想史领域，也就是说，他的自由主义表达，还是用文学的感性形式，而且，与九十年代思想圈内的自由主义表述，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至少王小波的表达，是更为朴素的，也是更为常识化的，而九十年代的很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却大多太过于精英化。可以说，王小波是一个具“开创”作用的作家。他在九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情况下，将一些被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压抑”的元素释放出来了，比如说，自由、智慧、理性、个体性等。这些元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其存在服从于“革命”或“民族国家”、“现代化”等宏大概念——正像“革命加恋爱”小说，恋爱从来都是被革命牺牲的献祭品，而《黄金时代》《革命时代的爱情》中，恋爱却构成了对革命的反讽和对抗。而我们同样可以说，正是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之后，在对人的欲望的合法性的肯定，在“强调发展”的语境下，王小波的文学，才有了发生发展的土壤。当然，是否可以把王小波的创作叫做“自由主义写作范型”，也值得商榷。因为王小波和当代文学也不是完全隔绝的，尽管，他的创作受西方影响很深，但很多东西，又和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孤立地来谈“自由主义”，也有一定偏颇。青年当然要偏激腾讯文化：王小波去世后，青年群体在纪念他的时候表现为激情狂热，梁鸿老师将其称为“并非巴赫金式的狂欢化，而是王朔意义上的激愤”，在您看来，这种情绪对于小波推崇的理念在中国的推行有哪些正面作用？会否消解其理念的某些积极部分？房伟：作为一个70后作者，一个“曾经”的青年，我对你说的“青年群体的狂热”深有感触。这也是我写作这本《王小波传》的初衷。我19岁那年，大学毕业，正赶上朱镕基时代大学生最后一批包分配，因为没有关系和门路，原则上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就在老家当地的肉联厂里当了几年工人。在阴暗潮湿的宿舍里，当我带着一身血污和疲惫，在昏黄的灯光下第一次阅读王小波，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作为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屌丝青年，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国企的青年大学毕业生，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的一个作家，应该让更多的青年人知道他的作品！后来我读研、读博，以至于到现在，王小波都是我持续关注并研究的作家。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曾见到很多作家朋友，特别是中老年作家朋友，对王小波在青年中的影响，感到迷惑与不可理解。这里面一个巨大的隔阂就是，我们新时期以来塑造的纯文学话语方式，与九十年代之后的青年们的生活与思想的情况，已经相去甚远。新时期文学有着“现代化巨型叙事”的传统，那些青春激情与叛逆的故事，都有着民族国家式的英雄塑造，例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读来，也是非常感人的；另一个方面，所谓“个人话语”，在80年代末期出现，却相对表现出对技术层面的迷恋，及先锋式的贵族化审美激情。这主要表现在先锋小说、九十年代的欲望叙事等，似乎谈到“个人话语”，就是非常时髦的纯艺术玩意儿。而“个人话语”中所蕴含的价值普世性，对当下生存现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在那些作品中却很少能找到。因此，在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深化大改革”模式的背景下，我们的文学作品，却在逐渐远离青年们的真实生活。而那时青年们生活的一大背景，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生活，就是我们不再是“天之骄子”，我们中的大部分，或毕业就进入公司，或在国企改革中被甩入社会，为生活而努力挣扎着。我们不会再有八十年代青年们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至少对于我来说，当我在车间挥汗如雨地砍猪肉，经常连续几个月拿不上一分钱工资，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让我认同“分享艰难”式的庄严使命感，“一地鸡毛”式的公务员的灰败生存感，或先锋小说的技术表演，就有很大隔阂，既没有共鸣，也很难形成“价值的标高”。而青年之所以叫做青年，因为他比中老年人，有更多的激情和反抗精神，也有更多地对“正能量”的激烈认同。而我们纯文学化的“个人话语”，则在“价值塑造”上明显不足，大多是解构性的，或极端概念叙事，阎连科的《炸裂志》，用极端的解构去描述新时期中国历史，其实正反映了“纯文学话语”发育到今天非常大的弊端。而王小波之所以被青年们认同，一个很大的原因，在我看来，他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转型中，为青年们描绘出了一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的“价值信仰境界”。这种价值信仰，不是高调的，而是一种低调的、常识性质的。它让青年们在精神上有了价值建构感，也有强烈的现实情感共鸣。进入新世纪，青年们则被分为了“高富帅”和“屌丝”。在巨大就业压力，生存压力，情感压力下，在房子、车子、孩子的三座大山下，王小波式的个人主义，其自由、智慧、反抗权力、创造力、性爱，这些正面的东西，对青年们而言，同样很有吸引力了。当然，这种青年们的情绪，也有负面作用，那就是很多青年仅将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当做某种情绪宣泄的渠道，而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例如，对王小波的神话。这也是我在《王小波传》中的一个写作初衷，就是通过史料和真实的情境还原，为青年们展现出一个“常人形态”下的王小波。这和王小波的优秀才华并不矛盾，相反，可能让大家更为清晰地了解他的现实选择。例如，“王小波的辞职”被塑造成的一个反体制神话，而王小波之死，也被塑造成一个穷困潦倒式的，曹雪芹式的“殉道者”。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九十年代初期王小波的具体生活情境，经济收入和文坛与他的互动，对这些问题，也许就会有更为理性的，也更为成熟的看法，而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些人或某些媒体的简单定位。“走狗式”的热炒难免疲软腾讯文化：从这17年的情况来看，青年群体对王小波祭奠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有没有明显的变化？是犬儒多了还是自由理念秉持者多了？房伟：这些祭奠，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纪念王小波宣泄情绪，另一种则是将那份感动和珍惜，收藏入内心，化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美学取向。王小波先生去世的这17年，也是他被不断神话的过程，几乎隔几年就会有一个新闻事件，如王小波裸体雕塑等。但17年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我当时喜欢王小波的时候是青年，现在就是中年人了。如果只停留在“走狗式”的热炒，就很有可能会疲软下去，悲观下去。因为，王小波虽然成为了一个关注热点，但王小波式的思想，王小波式的写作，在当今文坛，依然是“少数派”。为了写作《王小波传》，我曾经采访过“王小波走狗”系列图书和活动的发起者，却发现很多人的文坛境遇很差，有的则已转行干别的，比如写武侠小说，有的则不再喜欢王小波了。当然，这也很正常，人的年龄和环境变化了，心态自然也就变了，你不能强求所有人都喜欢王小波。但是，我坚信的一点是，王小波所秉承和坚持的文学理想和文学形态，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依然有巨大的“标示”作用，研究他的生平和创作，将之纳入学理范畴，有利于作家的经典化，也有利于王小波的理念被更多的，一代代的中国青年所接受，塑造他们正面的人生观和价值形态。不要把王小波简化为某种情绪的代言人腾讯文化：伴随着对王小波的祭奠和网络媒体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对于体制和传统文学创作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假设王小波活到今天的话，会怎样看待？房伟：这种对立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又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话语。这里有中国文学发育的自然呼声，也有媒体话语权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我不赞成一味地对立。因为盲目的对立，会让我们人为地树立“话语的藩篱”，夸大某些事实，歪曲某些真相，并将王小波的研究和传承，停留在情绪化的水平阶段。比如说，相对而言，王小波活着的时候，文坛对他的认可度并不是非常高，但王小波之所以在1992年—1997年几年间迅速崛起，离不开很多著名作家、编辑和文化人的推崇、鼓励，例如，作家刘心武，批评家陈晓明、张颐武，《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花城》的编辑文能，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导演张元等。而王小波一生都在推崇“宽容”：真正的宽容，并不是一味地将体制内的都看作犬儒，体制外的都是斗士，而是要树立这样一种信念：以公正宽恕的善良之心，以坚忍不拔的自我坚守，以智慧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外界的人和事，也以此来对待自己。也可以说，真正的宽容，并不是要求你和我一样，而且不管你如何去做，我都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同时能够在我的原则范围内，不干涉别人的选择。王小波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人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就该区别对待。这是掩饰我们思想中的一些“不体面”的东西。因为人都是一样的。”而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一味地将王小波与体制和文坛对立，也是一些“不体面”的想法，因为这样会把王小波简化为某种情绪的代言人，从而掩饰自己内心的软弱无力和自由理念的匮乏。我想，王小波先生如果活在今天，也不会对这种简单的对立盲目赞同。秦晖“误读”了王小波腾讯文化：秦晖在评价王小波的文学成就之时，指出其对现实的批判似乎有“慢一拍”的遗憾，您是否认同这一看法？房伟：我个人觉得，这里还似乎有着某种“误读”。王小波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并仅仅是地针对现实的批判，也是树立一种价值标高，审美理想，为中国当代文学树立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另一种不同的风景。他对现实的影响，是慢慢地渗透到人的生活和情感中来的，这也就是说，作为70后的中年人，我没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但看着《黄金时代》也非常感动震撼，因为小说揭示的问题，现在也存在。虽然现实问题改变了，从文革年代的人性压抑，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下的人性彷徨，再到新世纪盛世中国景观下的两极分化，但自由、智慧、个体的生命尊严，依然都是这些问题之下的“潜在问题”。因此，王小波既反映了现实，又是超越了现实的。17年了，人间再无王小波腾讯文化：在各方纪念中，有观点认为体制对纪念活动持沉默实际上是许可的态度，这是否代表着体制对这位生前一直处于文坛边缘的作家的接纳？对比17年前后的文坛，对王小波类的“写作天才”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房伟：文学在发展，体制也是在变化的，对王小波纪念活动的默认，也并不代表着一定就会接纳。一个作家要被经典化，他会有两道障碍，一道是社会环境，另一道是文学环境。虽然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存在着很多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社会的宽容度和开放程度，比之九十年代，也有很大的进步。而说到文学环境，王小波实际已经被文坛所认可了，比如很多版本的文学史，对王小波都有相当比重的关注，但他尚未被经典化。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王小波的研究还是非常不足的。比如，要将一个作家经典化，就一定要将他的传记经典化，比如，我们想起现代文学大家鲁迅、沈从文，就会想起王晓明先生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等，但说到当代作家，大多是评传，包括诗人海子，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我们很少有人愿意去做枯燥的资料工作和传记研究，而更愿意跟着潮流做批评，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17年前，“王小波式”的写作，依然有着相当的发表难度和认可难度。可惜的是，王小波死得太早，他的文学形态，并未在当代文坛形成“文学思潮式”的冲击力。我们目前的主流文坛，还是延续九十年代的主旋律文学与纯文学话语的二元格局，尽管网络文学的兴起，也对主流文坛形成了冲击，但这种冲击主要还是经济层面的，在价值层面，网络文学还不足以对主流文坛形成有力挑战。

真实的荒谬

小波生于1952年，我生于1992年，四十年的时间，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俩的人生经验。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他已然退了学，去了云南。并直到26岁才重新回到了校园。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同样是我的母校，因此当我在看这部的传记时，总有一种穿越感，仿佛小波就出现在我上学时长走的路上，仿佛我们就是同学。这不是简单的四十年，一个国家在这四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小波，则是这种变化的受害者。他如此地热爱智慧，却只能依靠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来进行思考，而相比之下，我，却可以阅读几乎整个中文世界的图书。这种对比在我阅读本书时不停出现，我总不自觉的在想，当小波在。。。，我在。。。这种思考使我意识到小波的生命是建立在何等的荒谬之上，他又如何痛苦，痛苦于只能看着这一切。好在，他的身边还有一支笔，文字的作用很多，其中有一种，我认为，就是可以让人超越现实。坦白地说，我看不懂小波的绝大多数小说作品，“不知所云”是我最直接的感受。但我喜欢他的杂文，我喜欢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未来需要有两种人——“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和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小波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孤独的战士，当他在漫漫长夜中行走，当他在人生的孤寂、失落中徘徊。他从没想过去改变自己，迎合什么。而是走向了更深的孤独里。他直到近四十岁才决定做职业撰稿人。他的小说生前无人问津。我无法想象，当他骑着破自行车，带着一捆书，在北京的寒风中前进的时候在想什么。但我知道，倘若是我在那样的困境中，可能就不会有坚持的勇气，也不会有前进的动力。但小波没有退却。他终生清醒地活在铁屋子里，并终生试图打破它，而不是成为它的一部分。小波在我们的时代有什么价值？作者似乎并不乐观，他认为小波的时代局限性已经出现，他的作品未必会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喜欢。在我看来，小波的价值就在于他终生保持的姿态之中。一种决然的，无所畏惧的坚持真理的姿态。为了保持这样的姿态，他付出了代价，一生都在荆棘之中度过，但正是这种姿态，是小波最宝贵的遗产。确实，时代变化很快，但世界上总该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而这些东西在小波身上，在小波终身的坚守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智慧，善良，真诚，美。真正的精英是确定标准的人。从小波身上，我找到了我人生的规范，这是小波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王小波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特立独行的一位文学大家，他的诗歌、散文尤其是小说的创作带给人们不同的审美感受和独特的生活理解。他被誉为是中国最有创造性的作家之一。近来，人们对王小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解析了王小波这个不一样的“坏孩子”，带给读者不同的思想感受，深入挖掘了人物的本真，非常有深度，值得一读！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此前读过一部分作者写作的关于王小波的传记。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本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将王小波这个特例独行侠描写的淋漓尽致，值得一看。

被革命英雄主义想象的王小波

王小波在当代的名声是如雷贯耳，主要是其思想之独立和文风之不羁，在文坛普遍压抑人性的年代，王小波开辟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光荣之路。让人们用“高手在民间”的美誉来称赞他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了王小波在民间阅读中的盛行。王小波作品的接受史、传播史，是民间沉默的大多数自发推动传播的历史，是沉默的大多数借助其作品宣泄对人性、时代、社会情绪的过程史。因此，其作品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当代文坛无人出其右。即使拿得了诺奖的莫言来比，即使莫言作品销量不俗，但剔除官方对其作品的收购和支持外，其作品的受众面实际上不如完全靠民间阅读推动的王小波作品，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王小波作品始终热爱有加。忘了是那个作家说过，如今这个年代，读一本严肃的书已经很稀有，如果一本严肃的书能读两遍，那是更为稀少的事情了。其意思无非是指责目下人们的文化生活，阅读大部分功能都被聚焦在消遣，流行读物、浅读物大肆泛滥，而主题严肃的作品却难以被认可。这种两分法就不包括王小波的作品，因为，王小波的作品在好读、好玩的同时却往往揭示异常深刻的人生感悟和社会批判。正因为此，王小波的作品才会反复被人们所阅读。房伟通过学术研究和口述资料收集，试图还原王小波一生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轨迹，让读者发现一个真实的王小波。实际上，一个作家的传记是十分难写的，其间既交杂着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同时也免不了揭示作家的隐私而隐含着作家对呈现自身生平的抗拒，还必然涉及到一些现实中错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快意情仇、是非恩怨。钱钟书先生曾说过，鸡蛋吃着好，就不用去找母鸡。但同样的道理，作品写得好，是作品本身的魅力，就没必要去深究作者的生平了。但作家与读者想的不一样。正如一个人美名在外了，道听途书者必然有一睹风采的自然冲动。因此，在作家之外，便衍生出传记作家。这就难怪许多文学研究者喜欢去挖掘、呈现作家的生平，一来以此佐证自身的实证研究能力、揭示一些与众不同的解读方式，二来同时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因此，我将传记写作称为个人史料（包括个人作品）的疏爬过程，而传记写的好或坏，关键就在于对作家个人史料的占有及使用程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房伟的王小波传属于王小波个人生命经历、思想变化、文学创作、主题阐释等方面的全图式的开创性著作。如今，要写好一篇关于王小波作品的具有原创性的论文已经非常不易。关于王小波作品的解读，无论是学院派还是民间派、语言风格分析还是主题思想分析、现实主义还是解构主义、前现代还是后现代，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解读的文字已经远远超过本源作品的文字。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常读常新，不同的生命阅历、不同的人生阶段读起来都有不同的新收获，文学研究、文学解读自然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追逐与思考的过程。房伟的王小波传，站在这样一个过度研究的高度，不仅对王小波生平进行了细致梳理，更对王小波作品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从中立的视角来审视王小波研究史的是非曲折，反思一些学术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症结，也颇有趣味。不仅是了解王小波个人生平的读物，也是研究王小波作品的指南。呈现一个作家的生平，并不是为了简单回顾他的生存过程，而是要通过回顾其生存状态去揭示其写作的起源、生发和指向。房伟在全书第一章，即通过大篇幅叙述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来表明研究王小波整个生命过程中，地理环境的变动、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少年、青年时期王小波心灵、思想的触动、含蕴、积聚、表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的主线是清晰明了的，作者一下子就把所有采访收集到的素材来用起来，串起一个鲜活的王小波的青少年生命历程。比如说，王小波在1952出生时，父亲母亲定居北京，且其时父亲王方名因发表了不同于政治主流的言论而受到开除党籍处理。身居政治中心地理位置和饱受严峻的政治斗争压抑的家庭，直接或间接地逼迫到了王小波的成长过程中，对王小波自主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青少年时代继而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到云南再到山东，这一连串政治气候与地理环境的交替变更，在王小波生命长河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生存困境，开启了他对命运的思索、对社会的反思和对主流的存疑，生发出自己独立的呐喊。这就是房伟所叙述的传记的主线“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的建构性想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房伟很赞同的观点，就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政治不仅极大地左右了人的命运，而且极大地塑造着人的生活和想象，王小波概莫能外。但这种政治的压抑并不是直接就在王小波的个体中得到反弹，而是慢慢地浸入他的生命，政治与个人生命慢慢融合，以致难解难分，直到在政治氛围再次变化之时，才给了王小波一个审视的空间。当然，王小波的作品温情很多，并非赤裸裸地直接展示政治对人性的控制、扭曲，也没有赤裸裸的控诉，王小波采取的是幽默地反讽。这在房伟对其早期作品《黑铁时代》的解读中，就可以看出王小波浓烈的黑色幽默风格。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政治影响，一直成为王小波终身去抵抗的假想敌，在步入中年后开始写的大量散文中，才集中地爆发出王小波对这种政治对人性的控制、扭曲的抽丝剥茧式的批判。本书另一条主线，乃是依照王小波创作的历程及作品的原型进行个人史料的挖掘。比如说对《黄金时代》的创作，房伟不断从其生命经历中寻找云南插队的景象和“陈清扬”的原型，这就使得传记的叙事与文学作品的叙事合二为一，增加了传记的可靠性和可读性。这是一个把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再次稀释还原到生活的日常场景中，从而用文学作品的艺术体验融入到对作家个人生命历程中，有种“我注六书”或“六书注我”的味道。这原是传记写作的技法之一，但因王小波离世未久，许多当事人仍在，这种作品解读加当事人口述的传记，实际上是对作品背景的探索、解读，最终还是取决于作品必须成功，并拥有了广泛阅读的受众，才可能形成王小波生命中被不断叙述的一部分。在比如对王小波创作坎坷历程的描述，这件事情就涵盖了王小波青年到中年时期的大部分生命经历。王小波的艰难成名在文学研究界早已耳熟能详，房伟通过多视角地、生动地展现王小波从尝试写作、学习写作到从事写作的艰难过程，因其忠实于“有趣有性有智”的创作原则而对健康的性的描写而迎来了出版社的退稿和“流氓”的骂声，但也因其文字中蕴含的有趣、真性和智慧，让其带着独特风格的文字最终得到文化出版界有识之士的赏识，在九十年代中期依靠自由撰稿而生存下来，并开始俘获了读者的心，打开了当代文学另一篇天空，迅速在社会中完成了集体借王小波文字狂欢的历程。许多人热爱王小波，其原因刻在传记中找到缘由，那就是王小波让社会回归了真实，回到了常识。这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单靠一己之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说，王小波的“伟大”，正在于其在许多常识受到遮蔽的时代靠个人孤独的抗争而发出了最重回常识的启蒙之声。厌倦之余，总是要为王小波的艰难成名和英年早逝而感慨。这完全可以归责于时代的悲剧，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个时代启蒙者的受难。房伟说，王小波生平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拍摄于英国莎士比亚故居的一张个人照，他站在阳光底下，还是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但从他内心深处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萧伯纳的共鸣和对王道乾、穆旦译笔诗歌的热爱看出王小波内心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这正是王小波作品中最为感动我们的地方。应该说，房伟成功塑造了王小波反革命主义情怀的一面，但对王小波人文主义情怀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轨迹却着笔不多，成为美中之不足。但正如前文说到的，文学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在于常读常新，房伟的遗憾，也正给了后来阅读者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因此，对王小波的阅读，永远在路上。

再见，小波

我读书慢，一是因为我反应慢，很多字句都要慢慢经过大脑，我才能明白它们的意思；二是我更喜欢有点难读的东西。还有就是我几乎没有读过所谓人物传记，总觉得个人传记是和励志成功学之类联系在一起的，而我觉得自己很普通，也远远不想成功。能记起的就是在读研的时候读过《蒋经国传》，读的原因是偶然知道了作者因写此书而被买凶杀害，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好像其中并没有我觉得值得因此丧命的秘闻。于是当我三天就读完了三百页的《王小波传》时，想想还是写点什么吧。之所以想了想，因为作者在书里已经列举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是有关王小波的著作、论文和期刊上的文章，这也让我知道自己只是凑个热闹而已。在这本书里，作者把王小波的生命历程分成不同的阶段：童年、少年、云南插队、山东插队、人大求学、海外求学、回国写作、逝后，非常详尽的记述了王小波的整个生命经历。读间，我就在想，如果把我一生中所有的经历，甚至是那些我自己都并没在意，早已忘记的事情写成书，会不会有三百页 。而当一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人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对我的了解，与我本人之间，又会有多大的距离呢？我觉得，相较于那些推崇王小波和贬损王小波的人，作者对王小波的记述还是比较客观的，但也同样有些过誉的赞美。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我差不多都读过，小说里最喜欢的是《绿毛水怪》。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多年不如意的现实环境中，把读书当作与现实对抗的手段，然后以几乎没有修饰的天然才气，写的真诚又无比浪漫的故事，怎能不叫人喜爱。也有说法，这是王小波一次失恋后的作品。《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巅峰之作，这可能也是王小波一再修改，精益求精的一部作品，而此后他再也没能超越，不知是否那过早流露的才华也并非取之不竭吧。当然，王小波小说中的想象力与真诚给人很深的印象，但其中也一直有股涓涓怨念，自始至终，从未消失。王小波自称欣赏罗素，追求理性，不过至死也没有找到和这个环境的理性的平衡妥协点，依然是那个乖戾愤怒、五大三粗，放在哪里也显得很不协调的大孩子。我很疑惑当他经历了少年青年时代备受束缚的环境挣扎之后，终于能够有机会在更加文明开放的美国安顿时，却和妻子选择了回国。即使是因为当时他在美国混的不好，但可以预见的是他回国后也不会的混的有所起色。他仍旧执拗的固守己念，与周围对抗着，也许只有和一心促他成功的妻子在一起时，和那些认同他才华的欣赏者、崇拜者在一起时，他才有些许快乐吧。他的小说杂文里有很多美轮美奂、充满诗意的句子，但在无情时间的风化之后，那些美妙无比的诗句，仍然在鼓舞着一代代不断长大、初次见识时间残酷的青年人，但对于王小波来说，都落得和随处标语同样的境地，因为他自己离那些诗意已经渐行渐远，不断“受锤”。当书中作者说如果王小波没有死，也许能成为一个文学巨匠时，我并不认同。我想如果没有那意外的离世，王小波还是会继续执拗，继续愤怒，可能会成为一个并不著名的文化批评者，开一个博客，也许能和方舟子在网上对战。也许最为人所道的身份，是著名性学研究大师李银河女士的丈夫。至于能不能再写出伟大的小说，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即使把他的生命延长二十年，他也不会收获多少人生的快了吧。 不过，王小波死了。那样对他来说那么痛苦，对活着的人却那么浪漫的死去。这也给了王小波一个机会，让已经难以避免受锤衰老的王小波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即使他自己已经无法感知，但至少让多年来一直渴望他成功的妻子得偿所愿。王小波成了一个能代表很多很多的标志，成了这个话语环境下又一个被塑造成的典型。但这也许不是王小波吧，类似的我知道，雷锋不是“雷锋”。我觉得如果王小波没死，他肯定不屑于让人拍一张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的照片，这种事王小波干不出，但他妻子我就不担保了。当王小波生前用过的电脑也可以被拿来展览的时候，我想起《大话西游》里刘镇伟说，“这就是五百年前孙悟空打死牛魔王的地方“。我宁愿王小波是我某个同学的同学的远房亲戚，辗转拿到他写在大笔记本上的《绿毛水怪》的复印件，然后在偶然看到他的照片时，说声”真丑“。我曾经写过，理想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这样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王小波那些洋溢着爱恋与诗意的情书，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不过现在我觉得他们的爱情虽然难得，但也只是年少爱恋美好青春的一味寻常草药，王小波那些洋溢激情的情书是他青春热情地证明，是他才华显露的途径，而某种程度上，这也来自王小波心中不易察觉的自卑。毫无疑问他们的爱情真诚热烈，但这世上本就没有纯美之物。而在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后，在已过不惑的年纪，非要把年少时的情书拿来公之于众，也许是种现实的考虑吧。无论如何，我是偏爱王小波的，他真诚、幽默、多才，也敏感、执拗、压抑，曾经我觉得他很伟大，现在我觉得他很平凡。就像我离开了村上春树，我也要向王小波说声再见了，再见不是意味与他告别，因为即使现在阴阳相隔，从浩瀚的宇宙来看，几十年的时光不过一瞬。告别的是王小波陪伴我的曾经的青春，曾经的岁月，曾经的想法，我希望，这不止是老去，其间也有点成熟吧。不忘初心，勿执初心。

向王小波致敬

房伟对王小波作品的喜爱由来已久，从懵懂的普通读者到如今自成一格的优秀批评家，房伟的研究之路在不断拓宽和加深。但在此过程中，无论领略了多少奇特的文学风景，他对王小波作品的热情始终如一。这本王小波传的写作建基于作者十几年对王小波的研究之上，既有对王小波生平的梳理与还原，又有对其作品内涵和精神思想的剖析与解读。这是一部真正走进王小波“内心”的书，作者以巨大的努力和真诚“重塑”和“还原”了王小波这一“人物形象”，是一部有“重量”的研究之作。同时，作者优美的文笔又为这本传记增加了浪漫性和可读性，徜徉其间，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向“偶像”致敬的赤子之心。

王小波传

房伟的《王小波传》以批评家的严谨和作家的文笔，全面而深刻，具体不失生动的向读者介绍了王小波之生平及创作经历，真实还原了王小波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同时旁征博引，整部传记显出宏大的知识性与丰富的趣味性，暗合了王小波本人要求智慧、理性与有趣的思想。王小波其人具有典型性，其文学创作与研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大而独特的贡献，《王小波传》对于王小波的了解与研究有着重大价值，值得研读。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作者以不露声色的笔触，写出一个思想者的生命之迹。人的命运与其背后的历史，真切可感。无趣时代的有趣之人，艰难选择中的苦乐之音，指示着人性的深和生命的真。了解王小波，这是入门的向导，其间无尽之思与无边之想，漫于词语内外，让人遥思旧迹，近怀幽情，得教益于信史，受滋润于笔端。——孙郁

评论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每每读完房老师的文章，都感受到一种铁球砸地的痛。他一方面毫无畏惧地撕裂历史的面具，另一方面又实现了“文字”的轻盈……他的文字打碎了很多既有的结论，并在这些被打破的碎片之中重新寻找丰富的细节。他是我学会“认知当下”的启蒙老师，也是益友，他的文字比他随意的谈吐更显露出他内心的真实：他应是一个社会的关怀者，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在脚踏实地地做；别人不敢写的他义无反顾。他是一个真正可以为学术而长期承受孤独的学者，好小说家，也是一个真正关爱学生的教师。《王小波转》的出版是一个惊喜，崭新的封面画满了”长途跋涉“的足迹和无数的艰辛，一定要去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