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初探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7
ISBN:9787505700260
作者:黄维樑
页数:303页页

内容概要

黃維樑（1947年－），原籍中國廣東省汕頭市澄海縣東湖鄉，1955年全家移民英屬香港。香港顯理中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在美國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回港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書多年，曾到美國、台灣客座，現離港在台灣佛光大學（位於宜蘭縣礁溪鄉）專任教授。

他的著作超過15部，主編書超過10部。

其妹西茜凰為香港著名作家。

作者简介

20年前，1985年的5月，香港華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推出黃維樑博士的《香港文學初探》一書(該書1987年12月又由北京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了內地的簡體字版)，這是有史以來港內外乃至兩岸三地乃至全球最早出版的一本香港新文學的評論專著，它開創了香港新文學研究的歷史新階段，是一個標誌性的成果。

香港的新文學，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萌生以來，幾乎極少得到專門的研究，有些人更視香港為“文化沙漠”或“水泥島”。“文化”已成沙漠，何談“文學”?對於這一惡名、污名，黃維樑深自痛之、惡之之馀，從大學二年級開始,乃有心細察“在地”的文學，頗多心得，發而為文，乃有《香港文學初探》。“初探”既成，還有後續：又出版了《香港文學再探》一書，他數十年如一日，熱心推介香港文學，尤其是廣為聯絡港內外有識之士，共襄盛舉，曾主持或參予過不少在香港舉辦的重大或重要的文學活動，兩岸三地學界同仁有目共睹，有口皆碑。黃維樑鍾情於香港文學，是推介、研究香港文學的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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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黄维樑多年来为“香港文学”这个范畴奔走呼告，汗水墨水有目共睹。这第一本总揽“香港文学”之专著，拓荒之功自然不必废话。《初探》写于1985年。用今天的文学观念来看，当中不少批评观点可谓相当“落后”。（比如执着于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但是，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不可能超越其所在的时代。1985年，金庸、梁羽生、亦舒、卫斯理如日中天，而刘以鬯、西西还在挣扎求存，钟晓阳初出茅庐，董启章、黄碧云等等还未出道，更遑论韩丽珠和麦树坚。所以，黄维樑的批评无法处理85年后的一众新人新作恰恰表明香港作家在创作上的突破。当然，我们不能关公战秦琼，相信黄维樑先生也会懂得与时俱进。但另一方面的批评观念却不是与时俱进可以解决的。比如他在书中对科幻文学和言情小说的介绍，明褒暗贬，评头品足之间执着于自家标准，完全不理会“那个圈子”的独特生态。如此批评，好似三姑六婆对情侣指手划脚，才子佳人当然不为所动。比如书中竟然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和卫斯理的科幻小说相提并论，指出卫斯理探讨人类罪恶不够深刻云云。从作家到读者尤其是粉丝，看到这样的“文学史”相信都会愤愤不平。如果说是用张爱玲批评黄碧云是“门当户对”，那么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卫斯理就是“贴错门神”，甚至比这个更恶劣，有点像往香蕉里放醋或者往烧卖里酿苦瓜。黄维樑这部初探，其实由很多小评论文章连缀而成，不但有“赞”，也有“弹”，不但批评，还给出修改建议，可谓尽忠职守。从对材料的掌握来看，作者能轻易地如数家珍，可见资深。作品横向的征引、对比也不少，济慈、杜甫等等古今中外诗人常挂嘴边，可见根正苗红。但有些批评和建议让人不敢苟同。比如批评余光中的《苦热》，认为“乱蛙稚气地叫嚣”中“乱”和“叫嚣”惹人讨厌，说末节的调子应该轻快喜悦，所以应该改为“群蛙稚气的鸣叫”这类中性的文字。“乱”“稚气”“叫嚣”都是青蛙无拘无束的表现，是一种天然，一种原始的野性。黄一改，变得书卷气十足，诗人欢快跳脱的心情就被涂改了。第二个批评认为“摄出惊愕失色的树色”一句，用了两个色字，败笔。的确，诗歌最好不要重复用字。这是古典诗歌的基本法则，无奈，新诗在这些规矩上，尤其是形式的规矩上，是可以豁免的。废名说过，古诗在形式上是诗，在内容上是散文；而新诗在形式上是散文，在内容上是诗。“惊愕失色”用的是拟人手法，于是“树色”隐喻“脸色”，意象上并没有破绽。所以只能说，黄先生太迂腐了，怎奈他自己还出版了一本《怎样读新诗》，或许在他看来，新诗与古诗的关系，乃继承多于断裂，这一点偏见从他对现代诗一再咬牙切齿地称“晦涩”可见一斑。第三个批评认为，第二节写南极的冰风雪景，似有偷工减料之嫌，以致未能和第一节造成旗鼓相当的对比。这一点看似批评得很中肯，第二节的“功夫”的确比第一节浅。但如果我们从整首诗来看，三四节还讲到下雨驱走暑热，这不也是降温？所以纵观全诗，冷热其实是平衡的。其实就算如黄所言，细心经营第二段也是不妥的。第二段写作者通过进入书中所写的斯考特探索南极，想象置身冰天雪地。如果写到和第一段旗鼓相当，岂不是庄周梦蝶，不能自拔？实际情况是，幻想终究不敌身体的基本感觉。（否则就不是心静自然凉，而是彻彻底底的精神胜利法了）想象而不沉溺，抒情但不滥情，正是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第四个批评认为，余光中此诗最大的败笔在于一个“自相矛盾”。黄认为“之零零落落剩几架电扇，零七级夜以继昼在围城里巷战”讲有空调和风扇降温，那后面说热得像“煎鱼”就说不通。可是，除非用考据的心态仔细推究，否则读者在欣赏的时候，怎么可能发现这样的矛盾？况且我也可以说，就是热得连空调风扇都不管用了，哪有什么矛盾？可见，黄对余诗四点批评，都可商榷甚至推翻。在他对黄国彬等诗人的批评评论中，这些问题依然一再出现。 如果说对卫斯理、亦舒的批评是由于不熟悉所造成的，还能“不知者不罪”，那么，对熟悉的诗人诗作还如此失策，就难辞其咎了。文学批评不应该是文学规训。之所以用规训，当然是在援引福柯。理想的批评不应该是中学老师的“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在我看来，黄维樑之所以失败，就失败在把文学批评理解为文学规训。规训永远是从批评主体的标准出发的一种评头品足。批评者没有天然的不正自明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所以任何批评者和任何权力机关一样，其实都不存在规训他人的权力。所以，一切规训都是暴力。这点和苏珊桑格塔的结论不谋而合：“我们是在用智力报复艺术”。如果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与规训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甚至是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应该反思文学批评应有的姿态和方式，如同我们反省如何在无处不在的隐形权力网络中获得自由。这种反思是关于批评家与作家在“创作-批评”这个领域里应该分别扮演何种角色及如何扮演的反思。黄维樑本义是想为香港文学“正名”，拿出李小龙的腿法劈断“文化沙漠”的耻辱牌匾，但他处处搬出老师嘴脸，让“香港文学初探”变成了“香港作文批改”。需要批改作文的只有中学生，岂是什么作家？于是，香港作家的在黄维樑的批评之前还保留几分神秘，在他以后，就直接名誉扫地了。呜呼，哀哉。这到底是客观的“杰作少，陋作多”还是黄维樑的“偏见”之过？我想两者皆有。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     拓荒者。
  •     八十年代的香港三宝：金庸，倪匡，亦舒，还有二怪：余光中和董桥； 亦舒的想象力，董桥的比喻。里面负载的一些当时的评论让人记住历史
  •     也就是初探吧，眼光还是太迂腐
  •     自有其闪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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