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与中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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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集叙事、抒情、政论于一体的长诗。诗人始终站在读者的面前，向我们娓娓地叙述，热烈地抒情。长诗分为12个章节，以诗人在国外访问的所见所闻和一系列联想构成了作品的内容，故事情节虽然散布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美国、白俄罗斯，但总的线索是围绕着叶夫图申科的家族：妈妈、爸爸、祖父、外祖父、加娜婆婆等。长诗从描写妈妈当年穿过的皮夹克开始，引出她的革命斗争的经历。这件皮夹克已经破旧了，满是褶皱，但它异常珍贵，因为它是妈妈参加卫国战争这一非凡经历的见证和标志。当年妈妈是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共青团员，总是朝气蓬勃，英姿飒爽。卫国战争时期她以出色的歌喉在战地慰问，在卡车上，在坦克上，在行军路上，到处回荡着她嘹亮、美妙的歌声。后来妈妈得了伤寒，头发脱落了，嗓子也损坏了。虽然妈妈失去了歌喉，但她已自豪地为卫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战后妈妈在莫斯科游艺场当儿童部的负责人。如今她已退休拿养老金了。虽然她年逾70，可她仍是闲不住，她还在报亭出售报刊、杂志，与各行各业的顾客交上了朋友，顾客中间有卖菜的、卖肉的、卖牛奶的。他们感兴趣的是《体育报》、《健康报》、《美国画报》。爸爸是位颇具个性、风度翩翩的地质学家。他在学校时，因为系上“资产阶级派头”的领带，险些彼开除学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70年代，爸爸又因为没有系上“有派头”的领带而被拒斥在“苏维埃”餐厅的大门之外。我把长诗《布拉茨克水电站》的手稿给妈妈看时，妈妈激动得哭了，她又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年华相当初的美好理想。她从自己珍藏的小盒子里取出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照片的背面留有爸爸的题字：“在未来的美丽的布拉茨克水电站上。1932年。”妈妈指着照片对我说：“就在这篝火旁……我怀上了你。”妈妈低下了头，象个小姑娘似地脸红了。父亲结过两次婚，我爱父亲所有的妻子。我爱所有爱过我父亲的女人，包括那个喜欢戴饰有缎带的黑帽子的女人。她已有50多岁了，现任全苏运河设计局局长。我的妈妈当然不欣赏我对这些女人的感情，有时她指责我：“跟你父亲一模一样。”我从父亲最后一位妻子那里得知，他如何被送进医院，抢救无效而死去。当时医院里病床紧张，爸爸被安置在穿堂凤很厉害的走廊里，值班医生不耐烦地嚷着：“反正没救了，在哪儿还不一样！”祖父汉格努斯是位学者。30年代肃反时期对他的著书立说，宣布为替拉脱维亚效劳，结果被远远流放。只因为我姓汉格努斯，小学体育老师便视找为异己，离间挑拨我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我回家问祖母：“难道我是德国人？”祖母问清了事情的原委，怒不可遏，她冲进学校，对那个体育教员厉声质问：“即使真是德国人又怎么样？在你看来，难道贝多芬是乌兹别克人吗？！”外祖父是位得过乔治十字勋章的将军，有自己的专用小卧车。可有一次他突然彼另一种小汽车拉走了，从此一去不返，杏无音讯。听妈妈说，她从未到过自己的老家——白俄罗斯的穷乡僻壤霍米契村，那里有她的两个姑姑——叶夫佳和加娜。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性的战争灾难正威胁着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此时每个人都会关心和惦念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孩子和所有的亲人们。我并不是担心人们会忘记我，而优虑的是人们会失去对残酷战争的记忆。正由于如此，我才决定到白俄罗斯家乡去作一次探访。我乘直升飞机来到了霍米契村。我刚到村里时。妇女和儿童都下地挖上豆去了，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没有上锁。我在收土豆的地里见到了加娜婆婆。等我回到村里时，屋子里大约有60多个老老少少的叶夫图申科，这时我才知道这里有个不小的叶夫图申科家族。加娜婆婆在卫国战争时期为掩护游击队员，被法西斯匪徒在胸部残忍地烙下了永不消失的伤痕。她还掀起衣服让我看到那痛苦的印记。我还知道在战争中每4个白俄罗斯人就有1个死去。而在未来的战争中又有多少人会死去呢？我由此想到，原子弹和中子弹会让世界不再存在任何生命，不会再有成年人，也不会有儿童。当然亲爱的妈妈也不会留在人世间了。全球将变成一片废墟，死寂会笼罩着一切。只有“原子的凤”狂暴施虐。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加娜婆婆先后饮了5杯“苦酒”，每一杯都引出一段生活经历，每一杯都唤起悲与喜的无限感慨，她告诉我：叶夫图申科家族的人都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她问我：你在国外见过别的叶夫图申科吗？当她见我迷惑不解的样子时，又连忙说：“不是指血统，而是指心灵。”长诗的结尾呈示了一个象征性的场景：托尔斯泰、耶稣、爱因斯坦和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原子量子理论奠基人尼里斯·鲍尔手托着加娜在人类和世纪的上空庄严地行进着。加娜婆婆不愿把原子弹“蘑菇”收进自己的柳条篮子里。而她的后面是白色、黑色、黄色和棕色人种的儿孙们。加娜婆婆觉得他们都是叶夫图申科家族的人。而妈妈正在出售“后天的报纸”，上面醒目地印着：“从今以后永远取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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